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和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一起在历史上是让人羡慕的文明大国。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文明也处于鼎盛时期，当时中国是汉朝，中西方的交流虽然不太多，但根据学者研究，那时中西方的文明水平大约相互可以比拟。罗马帝国以后，西方世界就进入到所谓黑暗时期。中国从汉朝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文化还是不断在发展，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大概在18世纪以前也就是清朝初期以前，中国的文明是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急剧下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中国沦落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70多年时间里，一直在探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国内、国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曾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就必须彻底铲除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迎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我是研究经济的，从经济角度看，在1978年，按照当时的美元计算，我国人均收入只有182美元，这相当于现在我们认为的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收入平均数的1/3，当时那些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是500多美元。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32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长，这么高的速度、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的增长成果，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经过这32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时候达到4376美元，跨过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我们虽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在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我们是高中等收入国家，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这段时间里，我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同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30多年间，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很大提高，我个人有不少切身体验。1987年我从芝加哥回国，当时为了吸引留学海外人才回国，国家有不少优惠政策，我记得很清楚，我可以带“8大件”，一般人出国后从国外回来只能带“3大件”，出国时间长一些的可以带“6大件”。当时我带回来的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些都是当时国内非常紧俏的东西，我还带了热水器以及电风扇，那时可不敢想象每个房间都装空调。此外，我还带了一辆汽车，这是免税的，当时进口汽车的关税是215%。1988年两会期间，我去拿行车证的时候，北京市交通部门的领导告诉我，我那辆车是整个北京市第二辆私人拥有的小轿车。我的同事都非常羡慕，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在他们这一辈子里，也可以跟我一样拥有一辆小轿车。

并不只是城里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根据世界银行划定的世界贫困线，在过去这32年当中，我国有6亿人摆脱了贫困，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联合国有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希望在2015年的时候，全世界的贫困人口比1990年的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由于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这个目标在几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仅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对世界经济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我们迅速采取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个季度就开始复苏了，而且是9%、10%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这一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经济复苏的最重要的驱动力，这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是超乎很多人意料的，因为国外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就一直在预期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崩溃，2001年的时候，全世界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中国崩溃论》，在国外飞机场的书摊上，这本书都是排在最前面的位置。但1978年到2000年，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只有9.6%，而从1978年到2010年是9.9%，这就说明2001年以后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10%，甚至于还高一点点，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发展得更好。

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预想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是中国经济20年翻两番，当时我在北大读研究生，花了半天时间算了一下，要实现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当时作为学生，我认为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自然经济增长理论，而且有历史经验的实证，一个国家除了在战后和自然灾害破坏以后的经济复苏可以达到7%，或者高一点点，这样的速度可以持续几年，但不可能长期以每年超过7%的速度增长，20年是不可能的。现在看起来，7.2%的增长速度还是太保守了。

 

中国经济何以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快速发展

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有同样的成就。很多人都认为是因为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要讲，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也都进行了在本质上跟我们一样的改革开放，可是它们没有取得我们这么好的成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对于我们来讲，这么快速的经济增长能够维持多久？我国现在成为一个高中等收入的国家，人均收入也不过就4500美元，美国现在是5万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不过就是美国的20%，跟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是文化决定的，比如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有工业化、资本主义、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的新教伦理，这实际上是文化决定论的一种观点。国内学界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认为，中国以儒家为基础的文明属于黄色文明，西方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文明属于蓝色文明，中国要富强就必须舍弃掉原来保守落后的黄色文明，改成西方先进的蓝色文明。我就想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够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能够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

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能够持续32年平均9.9%的增长。高速增长是一个现代经济才出现的新的文明现象。按照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麦迪森的研究，这也是一个研究经济史的共识。18世纪以前，西方世界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只有0.05%，这意味着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够翻一番，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进入到19世纪以后，突然间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增加了20倍，人均收入每年增长1%，这样7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进入到20世纪以后，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又增加了1倍，变成每年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要的时间就减为35年。从1400年变成35年，这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什么进入到18世纪以后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还在加速？实际上是在18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导致技术发明、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也不断从附加价值低的农业进入到制造业、工业、后工业化的服务业。这样的技术转变、产业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人均收入提高的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以后的技术变迁，是让人类进入到现代文明的最主要的驱动力。发展中国家在18世纪之前还领先于世界，但很快，100年时间不到，中国就从世界上最鼎盛的国家变成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其实并不是中国退步了，只不过人家进步得太快。工业革命以后，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而中国还停留在前工业化时代。

产业升级、技术变迁用经济学的话叫创新，但是发明、创新投入非常大，成功概率非常低。根据一些研究显示，通常是投入100项，到最后大约有5项技术能过关，在技术过关又能申请专利的这些技术中，真正有商业价值的，10项中也就只有1项。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技术、产业结构是在世界前沿之内的，跟发达国家有一个差距，这个差距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也就是说，采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进入的产业比现在产业的附加价值高，就是创新。但创新不见得就是最新的发明，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这些已经成熟的技术，其成本是非常低的，很多是过了专利保护期的，不仅成本低，而且风险小。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话，那么它创新的成本跟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少得多、快得多。根据一些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共有13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充分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取得了每年7%或更高的增长，持续了25年或更长时间的增长。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是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快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在工业革命以后的19世纪、20世纪初、20世纪中、改革开放前，后发优势一直都存在，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取得这样的成长？这实际上跟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认识到没有军事工业就没有国防产业，没有国防产业就要挨打，而军事工业是重工业。所以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提出了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思路，希望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现代的先进的重工业体系。这个目标当然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首先，当时的重工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一般都有专利保护，专利费很高，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想付专利费，人家都不见得愿意给，因为它跟国防安全有关，因此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搞研发。

其次，这些产业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我国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资本相对稀缺，而这些先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果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我国重工业中的很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谓自生能力，就是说不需要国家扶持，自己就能够生存、发展。这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因此它们需要靠国家投资，而它的持续经营需要国家的保护补贴，所以很多保护补贴是打这来的。当时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大部分的财富是在农村创造的，但是农村的剩余也很少，只有把农村非常少、非常分散的剩余动员起来，才能支持这种资金投入非常大、需要不断保护补贴的重工业企业。

这样的发展战略当然有它的成绩，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试爆原子弹，70年代卫星就可以上天。但是实行这样的发展战略也付出了不少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资源配置严重错位。当时中国劳动力非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我们有比较优势、有竞争力的产业，但是这样的产业得不到资金的配置，因此民生日用产品非常短缺，农民、工人各个领域的人们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经济发展的绩效就非常差。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改变了发展战略，让那些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以发展起来，所以我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变成全世界的工厂。有比较优势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可以创造利润，有利润就可以搞投资，投资可以使我们的资本增加，于是我们的要素禀赋就变化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变化了，逐渐从劳动力密集变成资本越来越密集。

为什么其他的转型中国家，像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国家、非洲的很多国家不能取得同样的成绩呢？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推行斯大林模式，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用相对落后的机制去发展现代的产业。

“二战”以后，即使资本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也同样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上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的，当时发展经济学只看到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差距，发达国家是先进的重工业，发展中国家是落后的农业，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可以说就是为发展中国家而建立的。当时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是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产品，可是发展经济学却建议他们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回顾一下1960年到1980年以及1980年到2000年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转型中国家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后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前20年还慢，不仅平均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波动更大、风险更大。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连续32年的快速增长，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机不断、危机的频率更高了呢？这实际上跟他们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有关。华盛顿共识是建议发展中国家都去推行发达国家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只是理想当中的市场经济体系。当时的建议就是全盘私有化，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然后开放贸易，全部市场化，政府不再补贴重工业企业。如果把那些补贴一下子都取消的话，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全部要垮掉，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没有稳定当然不能发展。

绝大多数推行华盛顿共识转型的国家，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出现前面讲的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同样这些产业都被认为是先进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产业，因此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和社会群众都不想让它们垮掉，因此在推行了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又引进了很多其他保护和补贴，而那些其他隐性的保护和补贴所要花的钱比原来的保护和补贴花得还要多。比如俄国，原来的重工业绝大多数是公有的，现在变成8个寡头集团掌握，全部私有了，很多研究显示，现在给那8个寡头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比原来还没有推行上世纪90年代初转型之前的还多，因为私有的老板不会为了国家的强盛而自己掏腰包来补贴，他们正好以此为借口和理由跟国家要保护和补贴。当它还是国有的时候，拿了补贴以后是不能随便放在口袋里的，而变成私有了以后，要得越多就能放在口袋里越多。

中国为什么避免了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危机，既保持了稳定，又能快速增长？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采取了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对于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工业部门继续给它们保护和补贴，引进一些提高积极性的方式，比如利润留成、包干制、股份制等。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另外鼓励民营经济、三资经济进驻到一些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

这都是过去的成就，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快速增长还能够维持多久。从前面的分析看，我们的潜力有多大，就要看我们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有多大。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发展方式跟东亚经济是一样的，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是9.2%，台湾地区从1975年到1995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是8.3%，韩国从1977连到1997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是7.6%。我想，中国大陆在2008年或者2010年以后，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存在的。

经过20年的快速增长，1971年日本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从美国的21%变成美国的65.6%；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在1975年是美国的21%，到1995年就变成美国的54.2%；1997年韩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美国的50%。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维持每年8%的增长，到203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应该至少可以达到美国的50%。当然，跟美国还有一定差距，但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我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到2030年我们的年人均收入是美国的一半的话，那我们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2倍，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按照市场汇率来计算，可能会低一点，这要看人民币升值多少，但至少到2030年。按照目前官方汇率、市场汇率跟购买力平价计算，大概是现在的两倍，至少要跟美国相当。

到2030年以后，我们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维持在相对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当然，到时候我国很多产业已经达到世界最前沿了，我们就要开始多一点自主研发，从引进到研发不断地过渡和转型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必要内涵。

 

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否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

要谈文化的复兴，首先就必须给文化一个定义。根据汉语大辞典，文化是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跟马克思主义给出的文化的定义，除了更强调可代代相传之外，其本质是一样的。

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宗师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个定义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也一样，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虽然学者分析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文化内涵是一样的。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当生产力水平很低时，公社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共有共享的伦理价值则有利于克服因为生产力水平低、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这种组织方式、价值伦理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铁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则演进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共有变为私有，这种演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

文化复兴必然跟两个概念相关，一是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一个文化原来是先进的文化，后来落后了，希望它再变成先进；二是这个文化必须是绵延不断的。那么判断先进文化、落后文化的标准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这个标准是生产力水平、生产工具的先进程度。因为从伦理、价值的角度看，很难说哪个比较好。原始共产社会强调公有共享，农业社会强调私有，到底是公有比较好还是私有比较好？应该说是各有利弊。公有有利于负担风险，但不利于提高积极性；私有有利于提高积极性，但不利于分担风险，效率当然是需要的，但风险也必须规避。

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以儒家的“仁”为基础，西方现有的文化是基督教，基督教强调“爱”或者“博爱”，“仁”跟“爱”其实有共同的地方，都是对于人的关心。基督教的“爱”跟中国的“仁”比哪一个比较好？我个人认为不分上下，基督教的“爱”是以神为纽带，信仰基督的都是神的子民，在神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他们要像兄弟一样地爱，但这样的博爱仅限于基督这个圈子里面。它有教徒跟非教徒之分，它的爱不包括非教徒，所以才会有十字军东征，才有现在所谓文明的冲突。甚至在教徒里面，还有教派之分。而中国的“仁”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就是感同身受，我们当然要爱自己，对于别人发生的事情，只要能感觉得到，也会有悲欢。但它是以血缘为纽带，因为有血缘关系，感受就会强烈一点，血缘越远的感受的越少，所以就有亲疏远近之分。到底“仁”和“爱”哪一个比较好？我不能说哪一个绝对好，但我可以清楚看出它们的区别。因此判断一个文化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不是根据它的伦理、价值，而是根据它的器物、生产力水平。那么我们讲现在的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文化，甚至是强势的文化。

文化复兴还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是绵延不断的文化。千百年来绵延不断的文化里面，有什么是绵延不断的呢？当然是它的伦理、价值绵延不断，因为工具和组织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从文化三个层次中的经济基础来看，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普遍同意在宋朝曾经有一段技术发展相对快速的时期，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为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从组织的层次看，周朝时为井田制，为近似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秦汉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组织与生产关系，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因此，中华文化绵延不断所指应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从没有变过。

同理，西方社会经济上从原来的封建地主制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政治上从君权神授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让西方作为文化实体继续存在的则是八九世纪脱胎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以来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那么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呢？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第一，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

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低，外国很多著名大公司的主要骨干科研人员是中国人。

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

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说，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知道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

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的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即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

如果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

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就是说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围人的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

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

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

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尤其是我们的文化事业不能用说教的方式，而是要在我们的小说、电影等文艺活动中，把我们5000年来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用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延续中华文化命脉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天翼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301/7733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