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今天我结合两会精神谈一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方面的问题，具体讲四个方面：一、中国面临的机遇；二、中国面临的挑战；三、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矛盾；四、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中国面临的机遇

首先，要明确中国当前处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判断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有两类指标：一是经济数量指标；二是经济质量指标。经济数量指标，主要指GDP规模，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包括GDP总量、GDP人均水平、GDP增长速度，以及本国GDP和世界各方面比较的相对水平等。这一系列的指标通常被看做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数量、规模方面的指标。它主要从量的方面体现一国经济所达到的状况。经济质量指标，主要指经济结构指标，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等。它反映一国经济发展质态方面的提升。从这两方面大体上可以判断出一国经济发展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一）中国经济数量指标分析。第一，GDP规模。《政府工作报告》公布，我国到去年年底完成的国内生产总值达47.2万亿。按不变价格计算，47万多亿的国内生产总值比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的GDP水平提高了20倍。就是说，中国人现在15天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可见，从总量来看，中国经济的提升速度还是很快的。按照最近三年大概1：6.5的平均汇率计算，47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达7万多亿美元，占到全球GDP比重超过7%，接近8%。如果在世界排序，位居世界第二。美国去年GDP总量接近1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20% 以上，居于首位。因此，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是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大国；第二，GDP人均水平。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达到13.4亿，因此我国的人均GDP为32000多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它比1980年人均GDP提高了16倍。换句话说，中国人现在20天生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见，速度也是挺快的。但是我们在世界的排序情况不太好。把32000元人均GDP换算成美元，中国人均GDP是4800美元。全球2010年70亿人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8700多美元。在世界银行2010年公布的213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排序当中，中国位居第124位。按照2011年统计出的4800美元的中国人均GDP水平计算，预期今年年底我们有可能提升到世界第122位，或者第121位的水平。可见，中国人均GDP水平在世界排序中是比较靠后的。我们这个水平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接近的。当前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现在是4400多美元，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仍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二）中国经济质量指标分析。除了GDP数量方面，判断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在于其经济质量，也就是它的经济结构。结构的变化、结构的提升真正反映一国经济实质性的进步。19世纪初的1820年，我国GDP总量占全球GDP的36%。1820年中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什么从1820年到1840年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原本是世界经济大国的中国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鱼肉呢？从经济上看，1820年中国GDP占全球比重最大，比当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GDP占世界比重都大。但是，当时支撑中国GDP的产业结构是传统农业，诸如稻谷、牛羊、土布。英国、法国的GDP规模没有中国大，可是支撑他们的产业结构是现代产业结构，诸如钢铁、煤炭、蒸汽机、工业动力。可见，中国的经济质态层次较低，整个经济的竞争力比他们落后。当时中国还处在传统经济社会，而他们已经进入到了近代经济社会。

中国这些年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是比较深刻的，这里我给大家分析几个比较突出的指标：

第一，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是70%以上，接近80%。在当代，最穷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是72%；解决了温饱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是54%；小康社会，即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是40%；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即全面小康社会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是25%；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即新兴经济国，也就是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改造的发展中国家，其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是9%。如果一个国家的传统农业就业比重降到了一位数，那么，可以说这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了现代社会。当代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大体在5%左右，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1%多一点。总之，经济越发达，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反映在就业结构上就越低。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78%，比当时最穷国家72%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还要高。根据两会报告的数据，当前我国劳动力就业比重是37%稍微多一点，比起改革开放初期下降了41%。中国劳动力总量是7亿多人，41%的劳动力就业比重就是两亿八千多万人。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发展成就，就是使两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当中转移了出来。这个结构表明中国现在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工业化率。按照当代国际标准，中国工业化按照区域划分，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直辖市的工业化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即完成了工业化；东部沿海省份属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工业化完成了70%以上，到了工业化后期；地处中部和西部交通要道、资源条件比较好、原有工业基础相对比较扎实的省市，其工业化达到了50%到70%之间，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西部少数民族聚集的落后地区，工业化率大体上是 50%以下，有的甚至在30%以下，诸如贵州、青海等。如果按照各个地方经济比重加权平均的话，总体上我们现在的工业化率达到70%左右。按照当代标准，我国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那么，中国什么时候基本实现工业化呢？十七大报告开出了一个时间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在经济结构上基本实现工业化。现在我们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其特征在于：一是工业化没有完成，尚处在工业化过程；二是工业化水平到了从一般制造加工业向重工、重化工结构转型阶段，进入了工业化的加速期。我国工业化水平也表明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城市化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化率是百分之十几到20%以下。两会报告讲，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了51%。从世界范围来看，2009年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城市人口超过了50%。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全球平均水平还要落后，更不要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但是我们和自己比，速度还是很快的。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一国城市化率达到30%到70%之间，是这个国家城市化的加速时期。因此，中国城市化正处在城市化加速期。同时，城市化加速期的到来，与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又是休戚相关的。因为，没有农业就业结构的大幅度下降，就没有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的进展状况来看，也是处在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阶段。

第四，消费结构，即恩格尔系数。联合国根据恩格尔定律对当代各国的生活水平画出一个标准参数，就是如果一国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当中，食品支出比重占到60%以上，称之为赤贫，即温饱没有解决；食品支出比重占到50%以上，称之为温饱；食品支出比重占到40%，称之为小康；食品支出比重占到30%，称之为相对富裕，按照我们的说法又叫全面小康；食品支出比重占到20%，称之为富裕；食品支出比重占到20%以下，称之为极其富裕。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的时候，城乡恩格尔系数平均是61%以上，其中农村约为63%，城市约为58%，也属于温饱没有解决的赤贫状态。

我国于1984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当时我们的粮食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人均达到500斤。中国真正解决温饱问题是以1993年全国取消粮票作为制度性标志的。十七大报告讲，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是2亿5千多万人，现在不到两千万。当前我国农村恩格尔系数约为41%，城市约为36%。城乡平均恩格尔系数是40%左右，刚好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向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转型的消费结构。由此，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另一显著成就，就是使中国两亿多人口脱离了贫困。它反映在消费结构上，就是从贫困状况的消费结构转变为现在小康状况的消费结构。

进入21世纪，我们怎么从小康社会成为发达国家呢？即用五十年的时间实现第三步跨越。为此，按十年一段，我们做出了阶段性目标的分解：第一个十年，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水平比2000年翻一番，就是增长一倍。达到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第二个十年，到2020年，GDP水平再翻一番。按不变价格计算，2020年GDP水平比2000年增长四倍，翻两番。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我们叫做全面小康的社会；第三个十年，到203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水平比2000年增长十倍。达到当代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就是当代新兴经济国。其含义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上的新型，主要指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方面的发展指标；二是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市场化、国际化的经济社会。

 

实现第三步战略的必要条件：一是政治要稳定，不能有动乱；二是不能有把我们卷进去的战争；三是不能有大的疫情。就是不能有连续多年大面积的自然灾害，特别是传染性的瘟疫。在这三个必要条件满足的基础上，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7.2%，我们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现在的实际结果是，第一个十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1%，明显高出了7.2%的增速。只要达到7.2%的年增长率，十年间GDP就可以翻一番。因此，我们在2007年，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一个十年的翻番计划。“十二五规划”的年增长速度是7%。从中国目前的基础来看，如果年增长速度为6%，到2020年就能够实现原来预订的再翻一番的计划。从中国的实际经验来看，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要高于规划速度。“十一五”规划速度是8%，我们实际做下来的速度，剔除价格因素，完成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0.6%，明显高出我们规划的速度，这就意味着，再翻一番的时间表肯定能提前。保守的估计，提前两年没有问题。第一个十年翻一番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十年翻一番又提前了两年。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五年完成，刚好是2015年。从2015年到2030年，我们每年的增长速度不低于5%，就能够实现2030年比2000年经济扩展十倍的目标，成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换言之，我们可以提前五年，即到2025年，达到当代现代化的门槛 。

所以，去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出两个目标。一个近期目标，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实现全面小康。现在来看，就经济目标来说，肯定能提前。另一个是中长期目标，20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当年小平同志提出的达到当代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按照上面的估算，这个时间表有可能提前。当然要实现这些有些要求，例如不能有战争。对此，我们估计至少15年左右的时间里，局部战争会有，但是全面战争，尤其是把中国拖进去的战争在15年时间里打不起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会变。从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中国大概还有15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机遇期，也就是到2025年我们可以实现现代化意义上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以及体制意义上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如果我们2030年之前事实地达到了新兴经济国水平，那就为中国在21世纪中叶即2050年前后，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中国的机遇。由此，中国近现代史上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强国梦，就有可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成现实。

中国面临的挑战

机会是一种可能，是一种或然，要把它变成现实，还要做出艰苦的努力，要不断地应对各种挑战。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实现发展目标最根本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由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来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穿越贫困，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便会出现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现象，套用中国的一句老话，就是所谓“小富即安”。各种矛盾因此不断积累，经济不发展、社会停滞、矛盾加深。这就意味着，该国解决矛盾的能力每况愈下，资源越来越匮乏，最后导致全面危机的爆发。就此，把本来面临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错了过去，或者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一推再推。

（一）归纳起来，历史上比较典型的，受中等收入困扰比较深的有三拨国家。第一拨是“拉美陷阱”。第二拨是“东亚泡沫”。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这“亚洲四小龙”纷纷崛起，成为现代化俱乐部成员。跟着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这“亚洲四小虎”也纷至沓来地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他们没有像“亚洲四小龙”从中等收入阶段穿越过去，而是驻足不前。各种矛盾不断滋生、累积，加之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搞一大堆技术含量低的重复建设项目。在世界经济繁荣、世界市场销路比较畅通的时候，靠低成本可以维持生存。一旦世界经济陷入危机，世界市场需求萎缩的时候，这些低水平、低技术含量、重复建设的经济，遭受到了致命打击。到今天，这些国家仍然没有穿越中等收入，没有成为现代化的社会。第三拨是“中东、西亚、北非危机”。卷入“中东、西亚、北非危机”的国家包括有利比亚、叙利亚、埃及、也门、突尼斯等国。比照周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前些年社会是安定的、经济发展是快速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显著的。但是他们也是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长期穿越不过去。长期不能实现有效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衰退。各种矛盾在这个时间不断加深、危机四伏，结果一旦爆发危机，其速度之快、蔓延之广是当局者所想不到的，甚至是一些旁观者始料不及的。

（二）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探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根本原因：

原因一，内需不足。需求就是市场购买力，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需求一旦疲软，企业就会销路不畅。这样，企业资金的周转就会出现问题。进而导致企业应收未收款项的增大，就是三角债务增多。企业收不回来钱意味着企业偿债能力下降。如果企业欠银行的钱到期还不了，就会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一旦增加，意味着社会失业率提高，形成高失业状态。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失业，远远超过7%的失业警戒线。一般地，一国在贫困阶段出现高失业，相对要好一点。因为，贫困阶段，农民比重大，因此失业的多是农民。农民群体没有组织，他们孤立、分散，不易滋生事件。一国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就很麻烦了。因为在中等收入阶段，社会成员普遍受教育水平提高，在高失业人群里面有高学历人士，就是出现了精英失业。精英失业就很麻烦，因为他们懂外语、懂电脑、懂网络联通，往往可以很快地组织起来。在高失业里面，精英失业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什么导致需求不足？一方面，创新能力弱，投资需求上不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前一段高速增长的十几年中，投资增长很活跃、投资增长需求很快。为什么呢？发达国家根据比较成本原理，把一些在本国生产高成本的产业、产品和技术，转移到穷国。因此，这些穷国投资需求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建立在自主研发基础之上的，而是靠发达国家产品、技术的转移。由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该国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这个时候土地不便宜了、劳动力不便宜了。换句话说，世界上还有更穷的、成本更低的国家，发达国家就不再往这里转移产品与技术了，而是转移到更穷的国家。这时，增长了的国民收入能否转化为投资？增长了的国民储蓄能否转化为积累，去扩大再生产？这就取决于自主研发能力了。如果自主研发能力强，就可以把这些钱转化为投资。如果自主研发能力弱、创新力弱，有钱但投不出去。投的话，只能是在原有技术、原有产品的基础上扩大产能，其结果就是重复建设。这样，一旦有经济危机冲击，就会出现产能过剩、产品过剩，这就是泡沫。所以，一国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比贫困的时候有钱了，居民收入增多了，储蓄提高了，从直观来讲，投资需求能力应当比原来强了。但是，因为研发和创新能力弱，反而会使投资需求降下来。这时，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转移又在放慢，甚至是停止。由此，形成内外交困的局面。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扭曲，消费需求上不去。消费需求为什么会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疲软呢？经济提高了，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了，消费能力应当上去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国民收入高速增长，要看国民收入分配合理不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很严重，大量的钱分配给了少数高收入阶层，而大多数社会成员收入增长严重迟缓，增长的福利更多地握在了有钱人的手里，消费就很难増长。越有钱的人，他们的消费绝对比别人要多，但是消费所占的比重很低。因此，整个社会消费水平、消费需求长期疲软。

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共同的特点在于：第一，不重视研发，不重视人力资本开发，不重视教育。一旦国际社会撤出资金，技术停止转移，他光有钱，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这样，他的投资需求上不去。第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在带来别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需求疲软。这两个方面就构成了内需疲软，进而导致高失业，引发社会剧烈振荡。

 

原因二，成本攀升。一国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土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比贫穷阶段都提高了。尤其是劳动力价格获得了显著提高。这时候，老百姓有理由分享发展带来的好处，诸如提高工资水平、社会保障以及福利水平。由此，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就会提高。成本提高后，如果发展方式转变迟缓，实现不了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量扩大，转变到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竞争优势从主要依靠低成本，转变到主要依靠核心竞争力、创新力的上升，那么这种增长一定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消化不掉的成本就进入了产品的价格，变成一种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是高通胀。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存在发展方式转变迟缓、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靠拼成本、拼投入进行着不可持续的发展。由此引发很可怕的社会现象：一方面，高失业，内需疲软；另一方面，高物价，高通胀。

原因三，市场化改造、制度创新滞后。这些国家的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控制在政府权力部门，甚至是少数独裁者手里，而不是通过市场去配置资源。因此，企业、老百姓、投资者很难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投资、获得土地、获得项目、获得机会进入。市场主体要想获得这些项目、资源、机会，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要和政府谈判。在当代社会，与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恐怕就是行贿。就是说，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按照市场效率的原则，而是按照腐败指数分配。市场化滞后一定意味着这个社会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法制化滞后，进而意味着对公共权力的民主监督和法制约束的制度力度不够。因此，权钱交易肆虐，形成高腐败、低效率的局面。

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战后的联邦德国、战后的日本，以及我们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所有这些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共同的特点在于：一是重视教育、重视创新、善于学习。因此，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些国家具有充分的创新与自主研发能力；二是加强市场化，推动民主和法制，反腐败。对于造成停滞的内需不足、成本攀升、市场化滞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都有较强的针对措施。上述国家和地区虽然成功穿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也非常大。日本20世纪50到60年代的腐败很严重；香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腐败也是令人触目惊心；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腐败也是非常严重。但是他们毕竟总体上都越过了中等收入阶段，到了发达国家的成长阶段。而我们刚才讲的那三拨，虽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穿越过去。因此，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一国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前面提到的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三方面原因，在现阶段的中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而且有些方面还很严重。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增长矛盾主要是宏观方面的，所以，我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宏观经济失衡。宏观经济失衡在我国当前主要面临两个严峻的现实：一是供需失衡的困扰多，并且成因复杂；二是经济下行的威胁大，而且短期难以解决。

（一）供需失衡的困扰多，并且成因复杂。供需失衡有两种最典型的现象：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造成严重通胀；另一种是总需求显著小于总供给，形成通缩。

第一，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是过多的货币追逐不足的商品。通俗地讲，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了。过度的货币追逐不足的商品，带来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什么呢？通货膨胀看起来是一种货币现象，实际上它是一个税，是政府利用发钞权向社会强行征收的一种税。这个税是个坏税。它是政府通过拥有的发钞特权，把老百姓拿到口袋里的钱抢回来。举例来说，今年国民经济生产了100个产品，我们发出了100元钞票，分别发给了政府、企业、居民三方。政府通过税收从这100元钞票里面拿了30元；企业通过市场经营从这100元里赚了30元；老百姓通过打工劳动从这100元挣得40元。假定没有借债、没有储蓄，我们拿了钱都去花，货币周转一次。那么，一个产品的单价是一元，就是平均一块钱一个东西。现在政府收了30元的税，它可以买回30个东西。但是，政府发现买回30个东西不够用，怎么办呢？政府运用它的印钞权，再印100元。这再印的100元就不是谁劳动、谁提供产品给谁，而是直接给了财政部，财政部就直接支出了。于是，财政部的账目上就出现了财政收入是30元，财政支出是130元的账单。这就有了100元的财政赤字。引发的问题是，原来流通中的票子是100元，现在流通当中是200元了。原来平均一个产品是一块钱，现在平均一个产品就是两块钱，这样老百姓辛辛苦苦挣得的那40元，只能买20个东西。因此，通货膨胀坏就坏在让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所以，任何一个对社会、对百姓负责任的政府都要反通胀。要反通胀在宏观上就要控制总需求，使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大体均衡，不能出现总需求严重的大于总供给的局面，而要控制总需求就要管住货币、管住财政赤字、管住印钞。

第二，总需求显著小于总供给，就是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需求不足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卖不动产品，企业怎么办？只有降价。如果企业普遍降价意味着物价通缩，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胀坏在，它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通缩坏在，它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钱。通缩使物价出现负增长，这并不是出于商家的良心发现，而是商家迫不得已的行为。这样，企业资金周转就会出现问题，这意味着增加破产、停产的企业，引发失业率增加。从这个意义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它造成了高失业，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没有稳定的收入，这种状况对劳动人口多的国家威胁更大。所以，现代社会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宏观目标，就是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就业。

因此，宏观调控就是要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大体均衡，即使有失衡也要控制在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程度之内。去年我们的通货膨胀率是5.4%，《政府工作报告》原来设定的通货膨胀率是3%。通盘分析的话，5.4%的通货膨胀率并不可怕。因为《政府工作报告》设定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是8%，对应3%的通胀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对应5.4%的通胀率，从总体来看，这是符合经济增长正常逻辑的。一般来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会相应的提高。

今年我们把通胀率控制在4%的水平，相对于7%的增长率而言也不是很高。我们担心通胀问题，或者对于通胀问题给予足够重视，主要并不是因为这次通胀表现出来的水平，而是通胀背后的原因。通胀背后的原因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对于这些新特点，我们目前的政策缺少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

特点一：具有滞后性的需求拉上特点。2008年7月，我国开始采取一揽子措施，就是出重拳、出组合拳反危机。当时称之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增速达到了27%。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更加积极的财政，导致流通中的钞票非常多，这是我们政策目标作用的结果。其目的是反危机、反萧条，保增长、保就业。这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8年世界经济发生严重危机，同期中国经济增长高达9%；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第一次出现负增长的年份是在2009年，这一年，中国经济增长了8.7%，这个速度相当高；2010年我们反危机的措施进一步发挥作用，经济增长突破了两位数，高达10.3%；2011年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2%。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能够保持这么高的增速，这与我们采取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这些钱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需求活跃把物价拉了上来，刺激了通货膨胀。经过一段时间，它会传导到CPI上，这个传导时间的滞后性，在欧美国家通常是6到18个月的时间，在中国通常是在7到24个月的时间里传递出来。这种滞后性的特点使得我们现在即使采取政策都来不及。因为，这个压力早在两年前就种下了，现在表现出来的通胀压力是前两年政策的一个必然代价。换言之，我们现在通胀压力之所以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前两年反危机的政策在买单。现在即便采取措施，要起作用也要等到两年以后。

特点二：带有成本推动的特点。社科院有关部门做过一个测试，这次通胀涨一块钱，里面四毛多是成本推动的结果。就是40%以上的因素来自成本提高形成的通胀。我国现在成本提高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关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问题，早晚是要回答、要面对的。包括现在出现的民工荒，根本原因就是发给民工的钱少了，福利低。农民进城是他对城镇预期收入与在乡下实际收入比较的结果。这个比较之差越大，他进城的动力越大。现在乡下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两者之差逐渐地在缩小。由此，农民进城的动力不足，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人们有理由要求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更多好处。面对这样的现实，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由此把提高的成本消化掉。

通常紧缩需求的传统政策对于需求拉上的通胀管用，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不仅不管用，还起负作用。目前这次通胀带有浓厚的成本推动色彩。如果采取紧缩需求的传统办法，就需要收紧银根。由此，企业的融资成本会提高。企业进而会将提高的融资成本计入到物价里面，这就更麻烦了。

特点三：具有国际输入的特点。过去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打交道不多，所以，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影响不大。现在中国经济开放度提高了，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已经非常大了，所以，国际市场的变化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包括通胀。这次国际市场众的几个产品成本的提高加剧了我国通胀水平：一是石油。中国每年消耗的石油大概5亿吨，我们自己生产2亿多吨，中国石油的进口依赖度超过55%，并且中国石油进口以每年8%的速度在递增。2003年之前每桶油十几美元，不到20美元，几天时间就到了30美元，又几天，再翻一番，70美元。跟着几天又翻一番，140美元。这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二是铁矿砂。现在国际市场每年贸易量60%到70%的铁矿砂是我国一国买进的。中国工业化在加速，城市化在加速，需要大量的钢铁。中国国民经济人均钢铁拥有程度是很低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中国钢铁的需要量还要上升。所以，我们在国际市场对于铁矿石、铁矿砂的购进量是非常大的。由此，国际市场抬上来的价格需要我们自己消化。三是农产品。我国农产品总体上是能够均衡的，就是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在结构上有问题。我们主要出口大米，主要进口大豆、玉米，特别是对于大豆进口的依赖度非常高。然而国际市场这几年，大米没怎么涨，大豆、玉米涨得很是疯狂。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每涨一块钱，中国国内市场大豆价格涨八毛三。CPI一共有八大类指标，涉及吃穿用住行以及服务、教育等等，每一类里面又分一些子项，加在一起共八大类262个子项。这次通胀从目前情况来看，食品类的涨价占这次通货膨胀的70%以上。就是5.4%的通货膨胀率中，差不多3%以上是来自食品涨价。而食品涨价首当其冲的就在于肉禽蛋。这是因为饲料涨得猛。饲料为什么涨得猛呢？因为国际市场上的大豆、玉米原材料涨得猛。国内政策对国际输入通胀治理的效果非常有限，并且很被动。

特点四：国际收支失衡加剧了通胀。长期以来，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特点在于收大于支。截止到今年二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接近3.2万亿美金。外汇储备是一国的国民，包括企业和居民，给外国人生产产品或者做工，从人家那里挣的钱。这些外汇拿回来以后，在国内是不能直接流通的。不用时，把这些外汇存在指定银行，这个存款叫国民外汇储蓄，即外汇存款。需要用这些外汇时，要将其换成本币提出来。我们把这个环节叫做结汇。结汇等于把外汇卖给了国家。国家把买回来的外汇，放到国库，这叫国家的外汇储备。因此，我们外汇储备越多，说明结汇时候付出的人民币量越多。这个量我们叫做外汇账款，也就是为了维持外汇储备结汇所占用的人民币。占用的人民币给谁了呢？给了所有和你结汇的企业和居民。他们拿到流通领域当中去，要么投资、要么消费。总之，他们拿钱之后，进入了市场，经由这个通道，流进市场。在我国流通当中，如果有一块钱是银行贷款出去的，同时就有一块两毛钱是外汇结汇时出去的。可见，外汇结汇导致外汇账款放出去的人民币已经是目前我国流通中最主要的货币供给量。

这次中国通胀压力之所以大，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结汇时候出去的票子增加了通胀压力。这时如果收紧银根，紧缩贷款，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由此加剧成本推动通胀的压力。而流通中的票子却并没有因此减少多少。为什么呢？外汇结汇通道出去的票子比银行下去的票子多。怎么办呢？降低出口。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敢打压出口吗？出口企业本身压力很大，内需本来不足，再把外需的出口部分打下来。结果使总需求进一步疲软，跟着失业进一步上升，萧条程度进一步加紧。我们面临这样两难的选择。

（二）经济下行的威胁大，而且短期难以解决。经济下行有内外原因。从外部原因来看，世界经济的复苏没有原来预计的那么乐观。我们预计去年美国经济增长恢复到3%，实际美国去年的经济增长不到2%；欧洲经济方面，欧债问题控制不住，欧洲经济能够在零增长的速度就不错了；日本经济是负增长。发达国家的三大经济体，其增长恢复的都比较迟缓。所以，他们要扩展国外市场，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这对中国出口很不利。因此，今年提出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0%，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实上，我们的内需问题更大。

第一，我国投资需求分析。从反危机来看，中国投资需求这几年波动特别大。2008年，中国固定资产需求投资增长15.8%；2009年，由于反危机措施的采取，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一下子蹦到33.3%，比2008年几乎翻了一番；2010年，猛然落下来了，低于20%；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16.8%。我说的这是剔除价格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么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说明什么？说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在危机中的增长主要是政府行为，不是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往往分散决策，不会这么猛、这么集中。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投资需求疲软，政府可以从中央到地方动员，一下就上去了。但是政府的这种投资行为没有通过市场竞争，效率相对较低。在爆发危机的时候，为了扩大投资，把“十一五”规划淘汰的、没有列上去的项目几乎全部拿出来重新补报。因为市场不投资、企业不投资，意味着需求疲软，进而意味着失业。没有办法，政府就来投吧，即便是低效率，也要投。正如凯恩斯讲到的，既然市场不投，需求疲软，高失业，那就政府去投。政府也不知道投什么。怎么办？政府拿钱就好了。拿钱干什么？请老百姓到海德公园去挖坑，之后填坑，然后给老百姓发钱。这虽然没有效率，但是只要有事干，就不会闹事。老百姓拿了钱，到商场去买东西，买什么就刺激什么，由此带动经济增长。

政府代替市场投资衍生出来的问题是：第一，政府代替市场投资通常效率低；第二，政府代替市场投资往往不可持续。我国政府投资，这几年基本上就是基础设施这一块，包括铁路、公路、机场。这一块是没有后续性的。它对整个经济后续的增长、就业的带动比较有限。这几年，支撑渡过危机的投资扩张，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政府，市场力量没有起来，也就是中国的企业没有起来。

大企业创新力弱，有钱投不出去。大企业特别国有大企业，总体资金困难不是特别大，尤其是央企。更严峻的困难在于创新力弱。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没有结构升级的空间。即使有钱，投不出去，不敢投。或者在现有产品基础上扩大投资，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在危机的情况下肯定就是泡沫。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条是稳增长；第二条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的核心就是要提高创新力。如果研发创新上不去的话，就是有钱，也是投不出去的。这是“中等收入陷阱”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小企业想投，没有匹配的金融市场。在国有垄断的金融体制下，小企业想投，也获得不了公平、正常的金融市场支持。怎么办呢？自己去融资，我们称之为非正规民间融资。非正规体制的民间融资是高利贷，成本极其高。所以，对于小企业，借钱是死，不借钱也是死。前一阶段出现了温州七十几个老板逃跑事件，就是高利贷到期，风险加剧。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局面。

按《政府工作报告》规划，今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要保证16%。如果投资需求达到16%的话，大概能拉动今年经济增长3到4个百分点，这恐怕还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如果政府要退出的话，16%主要靠市场。现在我们对小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诸如提高金融宽容度、扶持小型微型企业，为它提供金融服务、税收支持等。而更要紧的是大企业，大企业主要是创新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升级。否则，投资需求市场振作不起来，终将导致经济下行。

第二，我国消费需求分析。消费需求说到底是收入分配问题。宏观上，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在三个领域：政府、企业和居民。多年来，增长最快的部分是政府财政收入。“十一五”规划期间，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1%；企业收入主要反映在GDP的增速上，平均每年增长将近11%，比财政收入慢了一倍；最慢的就是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比GDP慢三分之一。所以，这次“十二五”规划专门提出，力争“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和GDP增速保持同步。那么，政府、企业、居民，谁的钱主要用于消费呢？显然是居民的钱。居民拿的钱少了，在宏观格局上就和国民经济增长不相匹配。我国现在的状况是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

另外，国民收入还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就是中观问题。我国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尤其是城乡差别，大概三个农民的纯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四个农民的消费支出相当于一个市民的消费支出。我们现在启动农村市场，诸如送家电下乡、送汽车下乡等扩大农村消费。但是，最根本的不是送什么东西下去，最根本的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内部差距在扩大，差距一扩大，消费倾向就降低。所以中国现在消费需求疲软，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分配在宏观、中观到微观这三个层面都有扭曲。怎么办？这恐怕也是很难办的事情。投资需求上不去，特别市场性投资需求上不去；消费需求在短期扭转不了。由此，我们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国际经济复苏又不尽人意，外需又不能弥补内需不足。我们的经济总需求不足，面临经济萧条。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目标，在通胀和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就要考虑不同宏观目标之间的均衡。

2010年10月我国开始从全面刺激经济增长，开始转向重点防范通货膨胀。由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两年来法定准备金率连续提高了六次。到2011年10月底，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到21.5%；中小型机构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到19.5%。这在当代世界是高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高的。然后，连续三次贷款利率加息。这些货币政策的出台都表明我国收紧银根的姿态，目的就是要控制通货膨胀。紧缩下来之后，发现经济下行的威胁很大。2011年年底，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出席G20峰会讲到，我们现在经济上的首要责任是反萧条、反危机、保增长、反失业。就是我们宏观调控目标从先前首要的反通胀，转变为同时考虑反萧条。

我们现在是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威胁同时存在，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政策要求又是相反的。因此，我们在具体操作中很难选择政策。然而，从学理来讲，也很简单，就是把问题罗列出来，先排个序，哪个是当务之急，就先解决哪个。对此，我在去年下半年给中央部委领导、地方干部、企业界讲课时，问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现在既有通胀压力又有衰退的威胁，你们认为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哪一个？结果，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意见高度一致，认为现在资金收得太紧，企业已经很困难了，再这么紧下去可不行。所以，要反萧条、反失业、保增长。中央部委的领导一致认为反通胀是主要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宏观决策方式要保证民主化。使各方面包括企业、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等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公平、及时、充分地反映到决策机制当中。要应对中国的复杂局面，宏观决策民主化、法制化、程序化、公开化到了非要提高的程度不可。

面对中国当前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威胁同时并存的政策两难抉择，最后怎么办呢？中国人有自己的智慧。既不像过去那样提出保增长是首要的，也没有说反通胀是首要的。我们提出，努力实现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均衡。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政策扩张的方向不会变，但是财政政策本身风险的控制可能会加强，特别是地方债务这一块。就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方向不变的同时，要关注财政风险，降低财政赤字。我国地方债务加上国债占GDP的40%以上。地方债有凭证的大概接近11万亿，还有好多没有凭证的，没有凭证的到底有多少，现在没有数。加上中央政府的国债，我们债务水平接近德国。

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紧缩的方向不变，力度可能会调整。紧缩货币是为了防止通胀，但是还要考虑经济增长，考虑到经济下行的威胁。所以恐怕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要放松，并且信号已经出来了。例如，法定准备金率的下调，还有其他一些银根松动的措施已经出台。

在汇率政策方面，要保出口，人民币就要贬值；要反通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一般要升值。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下降。即使出口不下降，如果人民币升值，结汇的时候，同样的外汇进来，相应换汇的人民币就少了。这等于从结汇这个通道减少了流通的货币，通胀的压力就下来了。所以，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虽然有国际社会的压力，但汇率政策是一个主权问题，主要还是取决于宏观调控首要的目标是什么。若以反通胀为主，原则上人民币要升值；若以反萧条为主，原则上人民币要贬值。我们现在既不是反通胀为首要，也不是反萧条为首要。因此，我们既不好让人民币升值，又不好让人民币贬值。怎么办？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人民币汇率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因为要兼顾不同目标。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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