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与民生指向

 

今年经济工作的基调主要突出两点，第一就是稳中求进，第二就是民生指向。稳中求进表现在调整保八的经济目标，民生指向表现在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后我们再谈谈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决策的目的和依据

稳中求进，这个“进”在今年两会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把讨论了几年的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决策付诸了实践。应该说，保证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的这个目标从1997、1998年金融危机提出至今已经有十几年时间了，是相当深入人心的一个目标。外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是这么描述这个目标的：这简直是已经成了中国政府一个图腾式的标志。但是，今年把保八的目标改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是7.5%，那调整中国经济增长率目标这项决策的目的和依据是什么？

首先，我们确定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想要达到的基本目的是什么？一个基本目的就是确保新增劳动人口就业。当初为什么提出保八的目标？因为经过那几年的实践和核算，推算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否则就不能够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这是我们公开宣称的要保证就业的目标。还有一个没有明确说出来的目标、但实际上是更加重要的目标，即要保证我国经济增长率横向比较要高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要高于与我们国家竞争相当激烈的一些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实现我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飞跃的目标。这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实现自己目标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时候，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说：“社会主义（实际上指苏式赶超战略）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称呼，即“赶超战略”。所谓“赶超战略”，如果没有横向比较的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那么“赶超”两个字就完全落空了。

这是我们确定经济增长率目标的两个基本目的，另外还有一个补充的目的就是，如果在经济社会遇到重大冲击的时候，经济增长率目标还应该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凝聚社会共识，从而克服危机。在1997、1998年整个市场上人心动摇的时候，保八的口号和目标的提出确确实实在当时充分发挥了凝聚人心、稳定市场预期、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

当初，保八目标的提出也充分考虑到了它的可行性。

我们看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实际。从1953年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到2011年，总共是59年的时间，其间我们经历了朝鲜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越南战争、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大跃进和文革政治运动的干扰、89年政治风波的冲击等。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干扰，但按不变价格计算，这59年里面我们实际GDP增长率只有23年低于8%，其余36年全部都超过8%。1978年到2011年的34年时间里面，中国有一半年份也就是17年的实际GDP增长率达到或超过了10%，有7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在9%和10%之间，有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在8%到9%之间，只有7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低于8%，分别是1979到1981年“洋冒进”失败的3年、1988年到1989年是由于经济过热、彻底整顿及政治风波造成的，以及东亚金融危机冲击后遗症的1998年到1999年。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9%，而且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9%到10%之间。新世纪以来的12年中国实际GDP增长率除了2000年和2001年之外都超过了9%，而且还有6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

既然当时制订保八的目标是有坚实的可行性的，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要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

第一个原因，从我们原来制订经济增长率目标的目的来看，制订经济增长率目标的首要目的是要保证就业，恰恰是在就业问题上，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增劳动力减少，即使我们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也足以创造足够多的新增就业机会。

我们先来看看城镇登记失业数据。目前从增量上面看，城镇登记失业数据还不算太少。1978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是530万人，失业率5.3%，2011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继续保持在4.1%，还比较高，但好像和1978年的数字相差不是太多。这种账面数据比较是有可能误导人的，因为上世纪90年代及以前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没有考虑众多的隐性失业以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而且当时就业比较难，就业者中挑剔工作条件和薪酬的人比较少，登记失业者都是实实在在难以找到任何就业机会的人。现在隐性失业者和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了。而且现在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摩擦性失业，是因为季节性或技术性的原因，或对工作条件和薪酬不满意而引起的失业。所以，从账面上看2011年城镇登记失业仅比1978年低1.2%的百分点，这是相当误导人的。这一点，我们从珠三角、长三角一直蔓延到内地的民工荒就可以看出来了。去年年底我们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1%，今年提出的目标是控制在4.6%以内，在这个目标值以内是能够保证社会比较稳定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用追求太高的经济增长率。

同时，我们的人口结构问题也在降低继续全力保八的必要性。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走向枯竭。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人口红利带来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世界主要大国里一直是最好的，也就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而且这个比例与其他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推广、普及了基础教育。正是这种人口红利保证了这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对中国奇迹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随着非农产业部门吸收了农业部门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耗竭，所谓“刘易斯拐点”必然是会到来的。而且实行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会加快这个拐点的到来。

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中，来自于农业部门转移的新增劳动力作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很多中部地区的农村里，成片成片的都找不到青壮年劳动力。曾经有部门在河南、安徽、湖北等几个省连片的一千多个村庄走访、调研，调查者形容那里好像是经历过战争一样，走了上千个村庄几乎见不到19岁到40岁的男人，一般只有经过战争以后才会有这种状况。但这是和平年代，那个年龄段的男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看，中国新增的劳动力数量最近这几年可能就要见底儿了。沿海地区的工厂原来用工人非常挑剔，招男工人只要19岁到40岁之间的，超出40岁的就不要，这两年开始调整了，40—50岁的也招了，要不然就招聘不到人。

另外，从各级学校招生人数看。由于我国基础教育入学率是100%，从各级学校招生人数的走向，可以判断新增的劳动力是增多还是减少。我们看到，近几年各级学校的招生人数开始减缓。首先是小学，普通小学的招生人数1980年是2943.3万，1994年是2537.0万，然后连年下降，2009年只有1637.8万，比1994年差不多少了1/3。而普通中学招生人数，1980年是1934.3万，2003年达到最高峰是2947.4万，2009年已经下降到2616.7万。入学招生人数减少的趋势，首先是小学，然后是中学，几年前高考的人数也在减少。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预示着中国新增劳动力见顶的情况正在到来，这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那么高的经济增长率也能为新增的劳动力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个原因，中国GDP增长率的国际横向比较优势非常显著，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GDP的增长率优势也不会根本改变。而且新世纪初世界经济迅速增长时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段比较长的萧条时期。

在比较中国GDP横向比较优势的时候，可以从1992年到2001年平均增长率和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实际来看，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率都是全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多到3倍多，最多年份是全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4倍。

 

在这20年里，中国年经济增长率最低也有美国同年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最高的年份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同年美国经济增长率的24倍，而且也领先于其他热门的新兴市场。热门的新兴市场有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除了中国以外，近几年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就是印度，而印度赶超中国的情结是最为强烈的。即便如此，从印度独立以来到现在这么多年，没有一年经济增长率能够赶上中国。应该说，印度建立近代工业比中国要早得多，中国在太平军和清军厮杀的时候，印度民族资本家开始为印度民族工业、现代制造业奠基。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新中国建立，那时候印度十几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最少的也是我们的好几倍，多的达到我们的10倍以上。建国初的时候，毛主席会见外宾时明确地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比印度还要落后。那个时候为什么西藏藏独势力那么猖獗？为什么宁肯投靠印度也不愿意亲近中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印度要差一大截。到上世纪70年代，我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就全面超过了印度。80年代以来，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印度超出许多。2008、2009年的中国GDP规模已经是印度的4—5倍。最近这几年，印度一直想达到像中国一样10%的经济增长率。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印度从总理到财政部长一度非常热烈地讨论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在2011年争取破10，而且中国经济增长率在减速，减到10以内，2011年是印度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的第一年。经过我们估算，2010年是印度经济增长率最接近中国的一年，那一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比印度高出1.2个百分点。去年印度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较高，第二季度开始一路下滑，到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已经落到了6.1%，全年估计在7%左右，印度想在2011年超越中国的梦想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经济增长率目标稍微降低一点，7.5%的增长率仍然可以保证我们比其他的主要大国经济增长率要快，而且比想要赶超我们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快得多。

特别是从外部环境来看，目前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将进入比较长的萧条时期。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这20年是世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年份，1993年到2002年世界经济实际GDP年均增长率是3.3%，新世纪头十年有好几年，世界经济实际GDP增长率超过了5%。但经过这场次贷危机后，整个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时期，可能进入了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很可能在未来10到20年里，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达不到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十年的水平。在这种环境下面，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这样，即使我们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仍然可以确保我们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国家，确保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继续提升。我们今年经济增长率目标是7.5%，但预计美国经济增长情况好的话也只能达到2%，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还差不多是美国的3倍。

尽管我们下调了经济增长率的目标，但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有可能超过8%的。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制订年度经济增长率目标的一贯做法是留有余地。除了大跃进等特殊时期的少数几年以外，其他都是这样做的。这个做法吸取苏联专业化的经验和斯大林的建议，目的是避免因为无法达到太高的目标挫伤国民士气和信心。

我们需要强调一点是，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值要避免“自废武功”的非理性反GDP主义思潮。片面追求GDP增长，为此不顾一切，确实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反对追求GDP增长也带来一个负面的作用，一些爱走极端的、而且是占据着一定话语权的人，往往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再强调降低经济增长率。一有个什么投资、建设，就说“除了增长GDP，对老百姓没有什么用处”之类的话。但GDP不增长，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改善呀。所以，我们仍然要理直气壮追求经济增长，而且保持足够的动员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启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什么是必要的时候呢？如果与我们竞争的国家实现了非常快速增长，以至于与我国实力对比发生倾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要降低经济增长率，那就是“自废武功”。

改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切实改善民生

这个部分讲五个问题。

第一问题，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与希腊式分光吃净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同。分光吃净的社会福利制度会毁灭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但合理的平等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是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管是在微观层次还是在宏观层次都是如此。

在微观层次，从生产环节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可以激励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而不是仅仅激发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积极性。在宏观层次，从消费和需求的环节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对后发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可持续发展作用更为显著。一方面是在总量方面，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国家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的总量。另一方面是在结构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它更有利于把有效需求集中在国内产业部门，而不是国外产业部门，从而让有限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拉动国内产业的发展。

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增进有效需求呢？首先是扩大有效需求的总量。因为高收入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也就是说，高收入者的新增收入中，只会拿出较小的部分用于消费；但中低消费群体的新增收入中，会拿出一个较大的部分来用于消费。在整个社会总国民收入增长既定的情况下，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能让消费需求占的份额更大一些。其次是调整需求结构。因为一个后发的国家如果能够实现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那么它的购买力将更多的集中投向国内产品，而不是比较昂贵的进口品。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就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是迅速爆炸式的膨胀开来。这样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是很快强化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第二是使得国内企业比外企占据一定的优势。为什么国内企业比外企有优势呢？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相比，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优势是资金实力更雄厚，技术水平更高；内资企业的优势有决策环节少、更了解本土市场等。如果国内消费品市场增长速度比较慢，内资企业技术和资金实力比不上跨国公司的企业，决策环节少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如果国内消费需求膨胀得非常快，那么内资企业决策环节少，应变快的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了。为什么中国家电企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那么迅速的膨胀过程，从最初的杂乱无序很快到世界最大家电生产国、最大的家电出口国？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收入分配格局相当平均，对那几大件家电的需求一旦出现，膨胀就非常快。而当时外资企业跟不上这么快的需求增长速度。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认为国内家电业的著名企业家们的个人才智确实非常突出，但如果没有当时平均主义的遗产的话，他们即使崭露头角也很有可能是以买办的身份，而不太容易具有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反过来就是说，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会对经济持续增长产生较大的损害。

第二个问题，为何我们要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恶化世界福利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做了充分描述：1980年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导向改革已经造成大多数国家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恶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最显著的是前苏联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都加剧了。

由于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在社会福利各个方面都出现一系列恶化的征兆。

首先，上世纪90年代以来健康领域的进步开始减缓。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世界平均寿命提高了6年，但在接下来苏联解体的这20年里，世界平均寿命仅仅提高了4年。为什么提高的少了？有些国家在这20年里平均寿命增长还是比较多的，但有一系列的国家在这段时间里平均寿命出现了倒退，以至于大大地拖了全世界平均寿命的后腿。其中有9个国家居民预期寿命甚至低于其1970年的水平，有6个非洲国家，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南非、斯威斯兰、赞比亚、津巴布韦；还有3个是前苏联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是俄罗斯联邦的男性预期寿命在1989—1994年间锐减7年之多。

 

社会福利下降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经历了国家解体的前苏联国家，就是中国这个“优等生”在社会福利的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下降。比如，197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名列全球第一，但在改善教育、健康方面，中国在135个国家中排名第79，这与经济增长率的排名相差太远。而且在列举的135个国家里，只有10个国家现在的毛入学率低于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很遗憾的是，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健康和教育支出有所下降，1990—2006年发展中国家健康和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额平均提高了16%和19%，但1990—2005年，104个发展中国家中健康或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份额下降的国家竟然多达75个。像印度，近10年号称“印度大放光芒”，但就是这10年里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1997—1998年度是174公斤，2003—2004年度降低到151公斤，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印度最低的水平，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没有太大的改变，以至于印度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甚至比GDP不如它的越南等国还要高。这种情况警示我们要花更大的精力和投入来改善民生、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第三个问题，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遏制利益集团孳生壮大的治本之道。

利益集团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的情况都相当多。

在发展中国家，举个例子，这几年“货币战争”这个词非常流行。按照一般情况来说，“货币战争”是这样的：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降低本地汇率以促进出口，这是各个国家常用的手段。但加纳和秘鲁两个国家的政府曾经为了促进出口和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采用货币贬值的手段，却使得这两个国家的政权发生了非正常的更迭。既然货币贬值是促进出口、带动产业发展一条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而且加纳和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小国，不像中国会有美国等其他的国家盯着，对它群起而攻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两个国家国内的高收入群体、利益集团，基本上不消费国货，都是消费比较贵的从西方进口的消费品。本地的汇率贬值，就意味着他们的消费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触犯了他们的个人消费利益，于是，本来这个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手段，却造成了这两个国家政府被颠覆的结果。这是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权的极端的例子。

在发达国家，利益集团攻击政权的事情一点都不少见。奥巴马想改革一下华尔街，结果给他招来了很多攻击。他在2010年9月的一次公开演讲时明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主导着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他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像在谈一条狗一样。”他说这些话可能是很委屈、很悲愤，但我建议他为此感到恼火的时候，不妨读一读罗斯福的传记，因为罗斯福在新政的时候，遭受的攻击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罗斯福上台的时候推行新政，他的一个朋友说，如果他不能成功的话，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也就是最后一个总统任期，以后政治前途就没有了。罗斯福说：“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 罗斯福新政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美国的大资产阶级。但经济稳定下来之后，那些大资产阶级就猛烈围攻丑化罗斯福。那些名流在一些公开场合上，对罗斯福的攻击丑化非常超越底线，甚至一个书店老板说，罗斯福演讲集的封面只有用他自己的皮当封面来装订，本店才能代卖。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和领袖的攻击和绑架，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国家一些利益集团的发展，也让社会凝聚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应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没有及时同步，这样对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已经造成了裂痕。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奢靡铺张似乎日益成为值得大张旗鼓炫耀的东西，以致于妨碍奢靡铺张生活方式被某些人理直气壮地抨击为罪过。这种思维方式的人要是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那社会最终不出问题才怪！

所以，为了我们的长治久安，为了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利益集团的问题，而且要兵不血刃地消解利益集团的挑战，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与掌握强大经济、政治力量的利益集团直接对抗，往往要付出社会动荡的重大代价。但如果通过种种方式分化原本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削弱其政治经济力量根基，便可以消除挑战于无形。假如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某些当前掌握着巨大经济资源的利益集团完全有可能运用这些资源招揽群众，对抗国家政权。如果大力推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原来有可能为利益集团所用的群众绝大多数便会依托这些中央政策要求取得更合理的收入和财富份额。这样一来，利益集团招揽群众对抗政权的能力就会大幅度瓦解。如果收入分配格局改善之后，当前利益集团掌握的经济资源份额就会大大下降，更不可能和政权对抗了。

第四个问题，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不等于“仇富”。（略）

第五个问题，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可持续途径。

第一点，防止走上希腊式分光吃净的福利覆辙。因此首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2012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在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部分，强调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改革，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在劳动的过程中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而不是追求过度福利。追求过度福利，只是消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活力的方式。

第二点，通过财税制度改革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实施结构性减税。这对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减轻税负是非常有意义的。

财税制度改革，要避免优先减轻高收入者税负。这两年，社会上面减税的呼声比较高，这些主张不一定都是合理的。有些减税呼声的主张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初衷是南辕北辙的，这些主张不但没有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里面的份额，反而是提高高收入者群体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其中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减税的主张所占的比重太高了。比如，关于奢侈品减税的话题。这个话题炒得非常热，对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不是说完全不能减税，但要求那么大的减税幅度，还打着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旗号，这完全是胡闹。

比如，有一次某周刊一篇关于减税的报道，采访了歌手安又琪。安又琪说，她前段时间光买化妆品就花了2万多元。她不想知道国家到底从这些瓶瓶罐罐里收走了多少钱，只想问一个问题，“这是每个女人脸上都要涂的东西，凭什么你说是奢侈品就是奢侈品，你说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既然两万多元化妆品是“每个女人脸上都要涂的东西”，我就开玩笑地总结归纳出了一条“安又琪定理”——脸上没搽两万元化妆品的不是女人。但是把这条“安又琪定理”与中国收入分配和消费水平对比一下，就觉得这“定理”太荒唐了。根据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情况基本调查，平均每人每年总收入是21000多块钱，平均每人每年总支出是18258块钱。按五等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是19000多块钱，其中低收入户是7600多块钱，高收入户是4万多块钱；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性支出是13000多元，其中低收入户是6400多块，高收入户是26000多元。那么，按照“安又琪定理”来说，这两万多块钱化妆品相当于什么呢？它相当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2009年平均每人全部可支配收入，超过了2009年城镇居民高收入户全年消费性支出，相当于2009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全年杂项商品与服务性支出的14.4倍以上。把这么高标准的消费要求说成是有利于大众的消费需要，这是不是太过头了。

第三点，在扩大社会保障、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过程中，要防止那种吃光分净的“懒汉”思维方式的蔓延。最近有一个报道，报道了贵州一户“活愚公”，一户人家的家长带着全家人和整个村子的村民，修路17年，自己修出连接村子和外面的路。这“活愚公”是好样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奋、奋发图强的精神。我很欣赏，就在微博上面转发了，大部分人都说这是好样的中国人。但一个上海的小伙，学历比较高，他说这应该是政府做的事情，不应该夸这个人，而应该批评政府。我回复他说，“谢天谢地，中国像你这样思维的人，总算不是多数，所以中国还不是希腊。”他也不想一想，再怎么搞“村村通公路”的工程，至少有一个先来后到的顺序，能一下子都建完吗？更不用说，他们17年前开始修公路的时候，有村村通工程吗？如果人人都想着让政府来做，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完全没有希望了。我只能说国内一些人的思维方式，说的好听是懒汉思维方式，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流氓无产者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流氓无产者思维方式在瓜分外汇储备、国有资产均分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如果这种思维方式蔓延开来成为主流的话，我们中国的发展前途才是真的堪忧啊！

多视角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民生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住房安居政策等，放在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节里，也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更多的是从民生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从多视角下来探讨中国房地产市场，可以看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房地产资产市场泡沫及其经济社会后果；第二，解决的出路；第三，避免房价问题上的极端思想误区。

 

第一，房地产资产市场泡沫及其经济社会后果。

这几年房地产资产市场的泡沫已经相当严重，而且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后果。一是加大了企业经营的成本；二是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三是造成了隐蔽的区域转移支付；四是财源不可持续和未来的潜在财政压力。

从企业经营方面来看，房地产成本过高，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也使得太多的资本不是致力于从事实业经营，而是流入房地产领域去追逐房地产的高利润。

在居民生活方面也带来了很多麻烦。太多的生活必要设施已经承担不起目前的房地产成本。不要说一些像九门小吃等小吃，就是像味千拉面这样利润率较高的企业也承受不起房租的价格，很多店面都关门了。原来，居民下楼走不了几步就可以找到吃饭的地儿，现在要吃个便餐，要走出一大截路，这对居民生活福利到底是好是坏？我想这不难理解。

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形成了一种隐蔽的区域转移支付，这等于是把底下的收入集中到中心城市，通过房地产价格给中心城市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去了。而对于地方财政来说，这又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财政来源，还给未来造成了潜在的财政压力。

目前房地产泡沫也在推动自己走向死结。因为快速高涨的房价使拆迁户的要求越来越高，也使得部分失地的农民和拆迁户特别是郊区拆迁户不劳而获，从社会财富中取得了过大的份额，以致于造成新的社会不平和腐化堕落，这样的风险和矛盾正在显著上升。有很多地方，特别是一线城市，拆迁户能拿到几千万的补偿款，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是要商品房购房者、企业、城市新移民来买单的。如此不依靠辛勤劳动，而依靠拆迁得到的巨额横财，使得不少拆迁户迅速养成了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甚至是走向彻头彻尾的腐化堕落。在上世纪90年代珠三角工业快速发展的时候，当地的居民中就已经出现了一大批靠拆迁征地坐收渔翁之利的居民，这样的居民的子弟堕落比例特别高，而现在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在2010年、2011年做了一个调查，北京一年进口的豪车有一半以上是被拆迁户买走的。有些卖汽车的经销商就专门盯着哪个地方拆迁，马上上门去推销豪车。这么搞下去，第一对所谓的受益者并不是什么好事；第二也会让拆迁以后的城市自己发展不下去。

 

第二，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在现在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出路有这样几个：一是限购，这是目前必须延续的权宜之计，最终是一定要退出的。二是加速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加大供给。三是实施物业税以遏制投资性需求，并为政府开辟可持续财源。四是从长期解决办法来看，还是要改善区域发展失衡。否则，过多的人口和资源集中在少数的中心城市，想要避免房地产泡沫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三，避免房价问题上的极端思想误区。

这几年我们探讨房地产、房价问题很火爆，吸引了社会很多的关注。实话说，房地产是在中国所有合法经营的产业中，社会声望最糟糕的产业。我赞成抑制房价，对总理说的房价还没有跌够的判断，我也是赞成的。但在房价问题上面，我们也要避免极端的思想误区，有一些学术界朋友在房价问题上的一些主张深得人心，很受人拥护，但我觉得这些主张是不可行的，缺乏经济和社会的合理性。为什么呢？第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来说，且不说房地产价格过低，只会使得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注意节约用地，而浪费稀缺的土地资源。第二，适度高位的人口密度和房地产价格有助于购买力和创新集中于可贸易品的部门。对中国来说，制造业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立足的基础，而促进制造业发展需要推动购买力和创新集中在制造业的可贸易品部门。由于我们人口密度高于美欧发达国家，只要我们国家能够保证房地产价格不至于高得失控，我们的制造业和贸易部门将因此获得额外的优势。因为房地产属于非贸易品，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把太多的收入和精力用于消费非贸易品，那么可贸易品的产品得到的购买力和研究开发动力就会削弱。由于我国人口密度较大，不可能在住房面积方面、消费方面达到欧美的水平，那么我国的居民在适度满足了住房需求之后，必然对可贸易品投入更多的购买力和精力，就会推动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发展。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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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天翼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501/77352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