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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走势
2012年06月01日 12:59
在我国,一般在上一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出台一系列来年经济发展大的主题、大的方向。在“两会”上,更多地是出台一些当年比较具体的发展目标,比如说经济增长要达到多少。另外,“两会”也是社会各界发表自己看法与观点的一个重要场所。在“两会”上,可以听到许多观点鲜明的言论,包括这几年一些委员比较“雷人”的发言。对于经济形势,大家都比较关心,在不同场合可以听到观点各异的说法。我认为,很多人是从感觉、感情、局部利益等角度出发,看待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由此,本来就扑朔迷离的经济问题,更显得令人困扰。在此,我从理性的角度,结合今年“两会”精神,具体分析一下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2011年我国经济发展问题分析
崔永元在今年的政协会上有一个发言,他说现在自己的薪水每月过万,甚至可能会更多点,可是时常感觉到钱不够花。他觉得自己最富裕、最像百万富翁的时候是在1986年。当时大家的工资水平约80块钱左右,现在看来,这点钱很少,但那时觉得总是花不完。小崔在另外一个场合对他的这一说法做了一些注脚,现在大家挣得钱确实比以前多了,但是为什么大家不觉得多呢?因为挣钱增加的幅度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而,没有了幸福感。那么,小崔说的这番话有没有依据呢?以2011年的统计来看,2011年我国物价上涨的幅度是5.4%,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是14.1%;农民的收入增长率是17.9%。从数字上看,我国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物价上涨的幅度,是不是物价上涨与收入增幅的统计数据失真呢?我认为,物价上涨的数据还是比较可信的,收入增幅的数据可能有点问题,但问题不是高估了收入的增幅,而是低估了。
为什么我基本相信物价上涨的数据呢?世界银行、国际机构对中国主要的宏观数据,包括经济增长、价格等,都做过系统性的评估。评估结果认为,我国的数据基本是可靠的。事实上,各国的统计数据都会产生误差,这是难免的。只要其中的误差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就不足以影响我们的有效使用。另外,所有的数据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如果单独造出一个失真的数据,就会出现与别的数据不相匹配的状况。因此,在具体运用中,在现代条件下,失真数据很容易被甄别出来。在国外带有民间性质的研究中,有一个指数叫麦当劳指数。就是比较国家之间麦当劳的价格,用以分析各国经济中的一些情况。比较结果是,中国的经济数据吻合的比较好。总之,无论是从物价采集的方法看,还是从最终的数据结果看,以及从与之相关的数据匹配来看,我国经济数据的误差是有的,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准确的。
关于收入增幅的数据,我认为是低估了,而不是高估了。我国居民收入的数据来源是以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为主要调查内容的综合性的专门调查。中国人有不愿意在外露财的传统,去年一位学者在做专项调查时发现,尽管统计局在数据统计时说明,只是用于宏观调研,不涉及到个人纳税以及收入来源等隐私信息,高收入者对收入数据隐瞒的程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中低收入者提供的收入数据的真实程度比较高。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低估了而不是高估了国民收入。
通过上述对物价上涨与收入增幅数据统计的甄别与分析,崔永元现在比之80年代钱不够花的感觉,好像不太正确。但我还是相信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矛盾怎么解释呢?
2011年我国物价上涨的幅度是5.4%,它是由六百多种商品构成的一揽子加权平均的结果。由此,如果个人对于物价的感觉与统计结果是一样的话,就意味着个人的消费结构与统计使用的一揽子商品完全吻合,并且购买的份额与统计使用的一揽子的比重相一致。实际上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按照如此标准的结构去消费。另外,人们对于物价上涨的印象,更多地来源于经常消费的商品价格的变化。比如对于食品类商品的消费,我们每天都是要进行的,所以对它的价格变化往往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对于类似汽车这样的产品,可能五六年才会买一次,尽管它在我们实际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非常高,但是我们基本上不会有太深刻的印象。去年,我国食品价格上涨幅度非常高,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了16.5%。这个上涨幅度超过了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由此,令很多人产生了物价上涨快于收入增长的感觉。事实上,在物价涨得这么高、这么快的背景下,还有一些产品的价格是在下降的,比如家电、汽车,特别是通讯器材,其实际的降幅都是比较大的。由于对这种产品的购买行为不是那么频繁,所以我们常常忽略如此大幅度的降价。
对于去年价格上涨特别是农产品价格涨幅比较高的原因有种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源于商家对于某类产品的投机炒作。像“豆你玩儿”、“蒜你狠”、“盐王爷”之类的投机炒作的每年都有,只是每年炒作的商品不太一样。投机炒作的产品多是农产品,被炒作产品的市场交易量非常小,并且要具有一些特性才能炒作,比如耐储存性。曾经遭受炒作的葱、姜、蒜、绿豆,都具有较强的耐储存性。如果要把整个物价指数就是把六百多种商品累计起来的加权平均价格炒上去,那是很难的。仅就个别产品进行炒作,个别产品的价格虽然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是整体的物价水平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因此将物价上涨简单归结为投机炒作的结果是不准确的。
第二种说法,源于流通环节的紊乱。就是认为生产的中间环节涨价太多,比如高速公路收费,导致了物价上涨。事实上,中国高速公路的收费不是从去年才开始的,这种收费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并且去年高速公路收取的费用并没有涨价。用一个没有变化的因素去解释一个变化的因素,很没有说服力。我国的流通环节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正如高速公路收费一样,并不是去年新出现的问题。去年对成都农产品的生产做过一项专项调查,结果表明那里的农产品从大田、大棚直到餐桌的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获得的只是正常利润,没有暴利现象。北京卖菜的也多是农民,他们并没有乱要价。要取得暴利重要的条件是有垄断。事实上,流通环节是高度竞争的行业,因此不存在暴利问题。
第三种说法,源于多印钞票。将物价上涨归因于多印发了钞票的说法很有市场。多印钞票对于物价上涨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这个影响有多大,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去年不只是中国的物价上来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与我国发展程度差不多的金砖四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物价上涨的幅度比我国还要高。印度的价格一直以来都是两位数的增长,但他们并没有我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十万亿天价信贷”,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存在多印发钞票的因素,可是同样出现了价格上涨。所以,是不是可以将物价上涨简单归结为多印了钞票?这还是需要考虑的。
刚才说了这么多,物价上涨不是这个原因,不是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特别是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下面几个因素对我国物价上涨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作用。
第一,猪周期。猪肉的价格像过山车似的,一会猛涨,一会猛跌。事实上,不仅猪肉的价格是这样,我国很多农产品的价格都有这样周期性的波动。因为猪肉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产品,所以就援引“猪周期”指代整个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变化。猪周期与我国农业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农业还是规模化相对较小的一种生产方式,小生产者往往会跟随价格走势安排自己的劳动生产。一个东西涨价了,大家都去种它,结果这个东西很快便宜了下来。东西便宜,需要贱卖,大家又都不去种它了,导致这个东西的价格上涨。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蛛网理论”,专门解释由于小生产者对于价格的过度反应,导致生产和价格周期性的变化。
第二,气候因素。气候变化在短期内的反映,就是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像今年南方冬天的温度相对比较低,因此今年南方蔬菜的价格明显高于往年。气候因素对于食品价格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第三,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中国发展到现在,大部分的矿产资源包括能源,都必须依靠国际市场。我国对于铁矿石、原油、铝、铜等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超过了50%。靠国际进口直接的结果是国内的价格由国际市场来决定。包括最近我国汽油、成品油价格的上调,也是最近国际原油价格一直上涨的原因。
第四,国内成本上升的推动。其中最明显就是土地、工资、环境这些成本上升的推动作用。一是工资。工资的上涨对各种价格有比较强的推动作用。有统计表明,在过去几年,工资上涨最快的并不是专业人士、白领阶层,而是农民工。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超过20%,甚至有些年达到30%多。二是环境。过去我国没有很好的保护环境,在环境上面支付的费用比较低,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比较低。现在我国环境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程度。按照世卫的标准,加入PM2.5后,中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将从现在的80%下降到20%,这足以说明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昆明滇池污染以后,投了几百个亿进去,去年我到湖边一看,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水质照样很差。太湖也是,几百个亿进去了,几乎看不到什么效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去年我国价格上涨。
刚才说了很多物价方面的问题,去年的物价确实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接下来说说去年宏观调控位居第二的问题,即经济增长问题。
2009年,我国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时候,经济增长率降到6.6%。2007年二、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14%,就是说差不多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了一半。可见,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回过头来看,很多人会觉得我国当时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包括“十万亿信贷”,好像有些用药过猛。可在当时的环境来看,形势确实非常严峻。
判断经济增长合适与否有一个标准。大家普遍认为,9%—10%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国经济比较适度的增长区间。高于它,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比较大;低于它,会产生诸如失业甚至价格下降等问题。去年我国经济形势是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基本保持在一个适度的增长区间。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9.2%。尽管里面有很多问题,但还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对于经济增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包括收入的角度、生产的角度,需求或支出的角度。我国现在经济增长的统计主要是依靠生产。从生产来看,去年我国农业的增长是上升的,工业和服务业是下降的。在我国的生产当中,农业占的比重并不大,工业和服务业占的比重比较大,特别是工业,它是影响我国整个经济运行的最主要因素。从需求或支出的角度来看,一个产品生产出来以后,通常有三个用途:一是消费,比如生产出来的面包、牛奶供我们消费;二是投资,比如生产出来的钢铁、机器设备用来修建高速公路、建工厂、实验室等,其价值不会在一年或者两年就消失了,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三是出口。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指的就是消费、投资、出口。
实际经济统计中,我们主要依据的数据是生产。可是,大家从新闻里听到比较多的是投资、消费、出口。为什么它们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比较大呢?中国现在的情况,包括一些大国,大部分的市场经济体都具有生产在短期内由需求决定的特点。比如某工厂电视机的生产能力是一千台。如果有人需要,就可以接近这个生产能力,甚至在短时间内超过设计的生产能力;如果没有人需要,甚至会停工。而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发展还是由生产能力决定的。从需求角度来看,2011年,我国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的速度都有所放慢,但是放慢的程度与总体经济情况有相似之处,就是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区间里面。
总之,去年我国经济形势是在有序回落中保持在一定的增长区间内,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适宜的。物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和扭转,特别是进入今年以后,物价涨幅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另外,我国现在经济当中还是积累了不少的问题和风险,特别需要在今年的经济工作当中加以处理。
第一,政府性债务风险。欧洲债务危机对本国经济增长,乃至对全球经济增长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美国在欧盟债务危机之前也闹了一个债务危机,政府没有钱给雇员发工资,差点连门都开不了。所以,政府债务问题是一个影响很大的问题。我国政府债务问题主要不是在中央政府层面上,而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从2011年开始,有关中国经济崩溃论的说法又卷土重来。其中有一些权威的、严肃的学者,包括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克鲁德曼对中国的经济判断也是非常悲观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在2002年曾经是国际上非常响的声音,有一个海外华人写了一本名叫《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书,观点是,中国入世之后没有办法去很好地应对开放带来的冲击,会导致经济崩溃。当时他的言论非常抓眼球,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很多机构都请他去演讲。2005年以后,此人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入世以后,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迎来了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并且达到了一个黄金增长期,就是高增长、低通胀。此次中国经济崩溃论卷土重来主要源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房地产问题。
那么,究竟怎么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及其带来的风险呢?政府债务余额多少是安全的?在国际上有一个普遍公认的债务余额安全比重,即60%的比重。美国债务接近100%;希腊是200%。如果从一般的范围来看,中国只有30%左右的债务;放得更宽一点看,可能会有接近50%的债务。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还是处在比较安全的范围,并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危机。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期限错配的问题。一般地方政府的短期债务来源于银行借款,主要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科教文卫。通常这些项目的周期比较长,取得效益的时间更长。其中有些项目可以直接获得效益,比如高速公路;有些项目没有什么效益,比如市政类项目,它是要依靠城市的发展,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进而带动税收。地方政府用税偿还银行借款,这需要经过一条很长的传递链条。可从银行借的钱,到期要还本付息,否则就会形成坏账,由此需要予以清算。
另外,还要看到一些地区和行业存在局部性风险。一是地区的局部性风险。例如,江苏政府有钱,不能替安徽政府还债;江苏内部一个富裕县不会为一个贫穷县还债;二是行业的局部性风险。比如说铁路。如果铁道部的债还不了,政府也不能坐视不管。这几年铁道部的负债率上升得比较快,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付息压力很大。从银行角度来说,负债率高则信用低,银行不愿意再借钱给这样的企业,这样企业资金链就可能断裂。所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总体可控,但局部风险是存在的。去年、今年一直到明年,这几年债务需要偿还的比重是比较高的。去年恰恰赶上我国收缩银根,贷款比较紧张,由此造成比较大的债务偿还压力。
第二,体制外的金融风险上升。体制外金融说的是民间金融、民间借贷。温州的事情包括吴英集资案,与我国去年银行系统收紧银根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正规金融部门贷款难,只好去求助于民间信贷。去年以来,民间信贷在一些地方非常活跃。我昨天刚从浙江回来,在那里听说那里很少有人把钱放在银行里,放在银行一年是3.5%的利息。拆借出去获得20%的利息是很平常的,人们有点钱全部拆借出去,进行体外循环。体外循环会造成很大的风险。金融本身容易产生系统性的问题,因此各国都把金融监管放到很高的位置。银行作为一个中介,包括民间借贷,需要与很多部门打交道。如果买股票跌了是个人的钱损失了,对别人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银行的钱没有得到偿还,会导致银行出现坏账。银行有坏账就会缩减对别人的贷款,或者银行去催收别人的贷款。如此循环,银行血液流通的功能就没有了,致使整个经济活动停止。次贷危机以后,欧洲和美国实际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就是银行不贷款了,结果银行倒闭,产生系统性风险。
正规金融机构在金融监管之内还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民间借贷完全是脱离金融监管的,其最大的风险是根本不知道风险有多大。现在上亿的集资案越报越多,致使很多资金链中断。体制外的金融风险在上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过去以堵为主。事实表明,堵是堵不住的,这种体制外金融还是有现实需求在里面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在温州设立民间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决定,就是要让民间金融公开化、合法化,在阳光下运作,使我们的金融监管能够管到它。现在是一个体制转换期,体制外金融风险一方面在暴露,另一方面也在释放。只有通过这种有效释放的方式,风险才能够慢慢地得以控制。
第三,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约束。现在土地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制约。土地这么紧张,与18亿亩耕地红线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从中央的政策来说,18亿亩耕地是一个不能触碰的底线。从学者的角度,很多人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茅于轼是公开反对18亿亩红线的学者,他认为18亿亩耕地红线从经济上来说是有问题的,是要牺牲掉很大的经济利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能和世界和平相处,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外交政策,完全可以依靠粮食进口。事实上,美国、欧洲有着大量的休耕农田。我在欧洲待过,欧洲的农业是靠天吃饭,没有什么水利工程,但就是风调雨顺。我国要大兴水利工程。美国的农业生产成本很低,美国人也非常热切地要向我国出售粮食和各种农产品。18亿亩耕地作为一个不能触碰的底线,这实际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对未来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考虑。在不改变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我国在政策体制上也可以有一些改革、调整,以提高我国土地的使用效率,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环境方面,2011年我国很多地方的电力供应还是比较紧张的。通常我国对于居民的拉闸限电还是很少的。只是在“十一五”末的时候,要达到节能减排指标,有些地方拉了居民用电。一般情况下,都是拉工业用电。有些地方工业用电紧张到开二停五的程度,就是工厂开工两天,休息五天。我国电力紧张的状况一方面和发电能力有关,另一方面和我国的电价有一定的关系。我国的电价是政府管的,可是发电用的原料是在市场放开的,在我国70%依靠煤发电,所以“计划电”和“市场煤”的矛盾冲突比较大。由此形成了电厂有发电能力,但是老亏损的局面。今年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理顺煤电价格。我国去年节能减排的指标是3.5%,就是单位GDP的能耗降低3.5%,但实际上只下降了2.1%。如果真降到了3.5%的话,去年的经济增长可能连9%都不会到。节能减排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约束也越来越明显。
第四,房地产调控两难境地。今年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房地产调控的事情说得比较多。因为房地产确实是社会影响面很大的问题。为此,温总理特别讲到,政策要促进房价向合理价格回归。什么是合理房价呢?温总理回答说,合理房价就是根据居民的收入以及盖房子的成本,二者相比较,如果适度就是合理的,如果不适度就是不合理的,我们叫房价收入比。另外一个指标是房价租金比,就是把买了的房子租出去,两者收益应该是基本相当的。拿这些指标来看,我国房价确实非常高,泡沫是很严重的。再有,杠杆率也是国际上测量房价是不是有泡沫的一个指标。就是说,购买一套房要花掉多少自己的钱,这与购房首付比例有很大的关系。美国之所以出现次贷危机,就是杠杆率有问题。个人购房首付最低的时候可以为零,就是说购房者不用花钱,银行替你买下这个房子,然后再把钱慢慢地还给银行。从中国来看,杠杆率不是很高。我国购房首付大都是20%,有的达到30%。中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即便贷了款,提前还贷的比例很高。可以说,我国房价是由现实购买力支撑的。
但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房价过高,这确实导致我国社会矛盾突出。按照北京现在的房价,80%的人都买不起房子。这个问题的根在哪里?并不是说我国房地产市场本身出了多大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背景有问题,就是两极分化特别严重。如果高收入阶层的10%或者15%的人,稍微松松手多买几套房子,剩下85%的人都要被挤出这个市场。可住房又属于必需品,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就会比较激烈。那么,究竟如何调控房价?这又是令人左右为难的事情。如果政府强制干预限购,一般搞经济的人都会批评。我国经济属于投资驱动型,房地产投资在整个经济当中占20%以上的比重,房地产投资有它的上下游。钢材、玻璃、水泥等属于房地产的上游产品;家电、家具、装修等属于房地产的下游产品。所以,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如果房价真下跌了,买房人的资产就会受到损失。买房人当然不愿意承受这样的代价。另外,地方政府借债多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地方政府能借到钱主要是银行看到地方政府有土地出让收入,可以以此为担保。如果房地产市场不行了,地方政府便没有了收入来源,它的建设就会停下来,经济增长就会下来,金融机构的风险也会加大。但对于房价的上涨,如果听之任之,老百姓肯定是不干的。到底应该怎么拿捏这个尺度,是一项非常大的挑战。
此外,企业经营困难。前几天股市大跌,情况显示与企业利润增长的大幅放缓有很大关系的。我国企业经营的成本在提高,并且现在通胀又下来了。这意味着企业想涨价也涨不上去。特别是一些小微企业,他们的经营状况会更加严重一些。
去年全球经济大约增长4%,今年全球经济预期有3.3%的增长,特别是欧洲,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今年经济可能会衰退。美国和日本还有一个比较温和的复苏,虽不像2009年以后相对强劲的复苏,但从整个外部环境来看,也不会像2009年那么差。特别是第二轮希腊救助以后,全球金融市场不是那么恐慌了。美国最近的经济数据比较好。今年世界经济有望实现3%左右的增长,就是说全球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现在是降低了。
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方面。
一是通胀压力在降低。从我国经济基本面来看,通胀的压力应该是往下的,因为整个经济增长在往下走。但是,不确定性因素还要考虑。比如,现在油价出乎意料地涨到这么高的水平,这主要是世界政治方面的因素。而政治上的因素又是我们难以预计、控制的。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大。这和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是有关系的。诸如工业化、城市化、消费结构升级、收入增长,这些最基本的推动力量还都在。例如,中国这两年在铁路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投资,但是中国铁路网络水平还不到美国铁路1880年的水平。另外,在地铁建设方面。我国没有地铁的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还有80多个。比如杭州这么大、这么富裕的地区,到现在还没有一条地铁投入运行。从这个方面来看,我国在基本建设方面,尽管这两年投资比较多,但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我国的政策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我国货币政策收紧了很多,像弹簧一样,压得越多,可以放松的余地就越大。不像欧洲和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没有什么空间了。他们在财政方面是高赤字和高债务余额,在货币方面,利率已经降到零了。
(二)经济发展目标。
今年“两会”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几个目标。
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从前几年情况看,差不多每年都定在8%的增长率,今年下来了。对此,温总理讲到,是要跟“十二五”规划相衔接。“十二五”规划定的是五年增长7%,这是一个慢慢减速的过程,前面高一点,后面低一点,平均下来是7%。当然衔接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要对地方政府有一个引导作用,引导大家不要那么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要尽量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更多的是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作出努力。
二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城镇新增就业基本每年都是这个数字,2011年最终实现了1300万,明显超过了目标。
三是物价涨幅控制在4%。去年物价涨幅执行的是5.4%,如果今年物价实现4%的涨幅,物价水平就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今年物价涨幅为4%,主要还是考虑为一些资源价格改革留有一定的余地。诸如电价、水价的改革。今年可能实施阶梯电价,这肯定会对居民电价有一个推高。国外居民电价比工业电价要高,这与他们的输电成本是有关系的。大用户可以用高压输电,这样电力损耗相对较小,成本低。我国长期以来,为了保民生,把居民电价压的比工业电价低。实际上,工业用户在补贴居民用户。今后,我国资源改革的方向是要反映实际成本。只有反映实际成本才能引导消费行为到最合理的方面。
四是进出口增长目标是10%。这跟我们对世界经济环境的判断是相一致的,今年的进出口降到10%。
(三)政策方面的问题。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要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的“稳”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要稳。从前一段时间看,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在往下走。去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8.9%,今年一季度甚至8.5%都到不了。所以今年保持增长率稳定,还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工作任务。第二,物价要稳。物价去年控制在5.4%,今年提出4%的物价涨幅。尽管大的环境非常利于物价稳定,但是还有很多影响物价的不可预测的因素,在这方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第三,稳住各种风险。对于风险因素我们也需要认真地加以处理,不能让它发展成系统性的问题。
稳中求进的“进”主要说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对此,我们年年都在讲,进展确实有一些,但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今年在稳的基础上,要对这些方面加大力度。温总理也说了,尽管是任期最后一年,该办的事情还是要办,绝对不留给下一任政府。希望在这些方面有一些突破。
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采取的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事实上,去年的财政政策不是那么积极。很多政府投资的速度都下来了,所以今年在积极财政政策方面会增加一些力度。除了增加一些支出以外,还要实行一些结构性减税政策。另外,对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也是需要进一步地落实、执行。
二要保持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去年货币非常紧,信贷非常紧。今年广义货币预期增长14%,这比去年的货币增长有所提高,主要用于一些在建、续建工程。去年很多工程因为缺钱停了下来。比如哈尔滨到大连的高铁,基本上建好了,缺一点收尾的钱,结果就放在那里了。还有一些工程两头建,中间差一点,也停在那里了,很可惜。尽管有困难,今年还是要在这方面咬咬牙,早日建成,早日显现出它们的成效。同时,还要规范各类借贷行为,引导民间资本的健康发展。
另外,要采取扩大消费的政策。要着力扩大消费需求,这也是提了多年。我国经济要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消费与收入是密切联系的。要增加消费,首要的是增加收入。今年制订了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方案,确保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另外,还要扩展居民消费的范围。如果只是收入增长,消费结构、消费范围不扩大,消费也很难上去。当前,在扩大消费范围方面,还是有很大余地的。国家确实要有各种支持扩大消费的政策,但是消费者个人也是要改变一些消费观念,勇于尝试一些新的消费方式。这又回到刚开始崔永元讲的,一万元现在不够花,八十年代八十块钱觉得花不完。这确实是实话,但绝对不是说现在的工资涨到一万块钱不如八十年代的八十块钱,是我们现在消费的范围比八十年代扩大了。并且我相信,收入涨了多少,钱还是不够花。美国人均GDP差不多是中国的十倍,美国家庭的负债远远高于中国。美国十倍于我国的收入,结果美国人的钱不仅不够花,反而还要去借钱花。将来我们的人均收入涨到一万、两万,也都不够花,这会是一个常态。实际上,我们挣钱就是为了消费,挣钱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八十年代为什么八十块钱花不出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短缺,并且有很多强制储蓄。八十年代初期,票证还没有完全被取消,没有票证就没有办法去消费。崔永元的抱怨,从实质上来看,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更差了,而是表明我们的生活更好了。并且我们还应该往钱不够花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发了钱,大家都存着,那会影响国民经济增长,会影响个人真正的幸福和享受。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编辑: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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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天翼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601/7735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