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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
2012年06月01日 13:01
读书是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今天我从三个方面再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一、毛泽东的读书历程;二、毛泽东的读书特点;三、“书为媒”成为毛泽东独特的政治领导风格。
下面,让我们沿着毛泽东的生活历程,看看伴随他走过的读书生涯。希望通过这种近乎写实的叙述,使大家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别样风采。
毛泽东的读书历程
(一)早年学生时期。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毛泽东早年读书的时候,特别崇拜一位翻译过来名叫“毛奇”的德国元帅,因此,同学们称他为毛奇;还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经常给同学们讲的一句话是,“读书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可见,当时毛泽东的人生目标是做名奇男子,怎样才能创造奇事?要交奇友。怎样可以交到奇友?读奇书。毛泽东把为天下奇作为他读书的一个动力,作为以后能够干出大事业的一个前提。学生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了“修学储能”,就是通过修炼学问,储备能力,为将来使用。此后,他认为,读书是为了找“大本大源”,最后要找到“主义”,这也成为了毛泽东在学生时期阅读的动力。
对毛泽东学生时期影响比较大的有四类书,包括:传统文史典籍、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这里我澄清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毛泽东读中国的书多,放眼世界阅读的少,或者说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书读得少。其实不然。毛泽东从小就是思想上的追星族,但凡有新观点、新思想,他都要吸收。毛泽东年轻时候渴望了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阅读和研究西方著作的热情,不亚于我们今天热衷和酷爱西学的人。
毛泽东离开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以后,开始了一段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的经历。在图书馆的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每天经过时,毛泽东都要停下来细看一阵。应该说,这时的毛泽东已大开眼界,惊诧天地万物之辽阔,开始懂得用开阔的视野审视全世界的风云变幻。毛泽东当时集中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陶德密尔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还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传奇)、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籍混合起来读。后来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本德国哲学家鲍尔森著、蔡元培翻译的《人力学原理》,这本书11万字左右,专门研究人力学,人生价值观、良心、义务、平等、自由、宗教、信仰等。毛泽东借来读了之后,留下12780多字的批注。毛泽东早年读书,包括读外国的书,做了好多批注。参加革命以后,把早年在长沙读过的书,写的批注、读书笔记之类的东西,带回老家韶山。后来因为他在外面搞革命的名声越来越大,国民党军阀到韶山搜查他做过的东西。附近的乡亲怕受牵连,就把他早年存到家乡的阅读笔记烧了。《人力学原理》这本书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毛泽东借给了一位同学。那位同学忘了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发现这本书的主人是当今的开国领袖,于是便写了封信,随书一并寄给了毛泽东。
(二)青年时期。对毛泽东青年时期影响比较大的书,包括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作,还有《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由此奠定了毛泽东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知识背景。
“五四”时期开始以后,毛泽东正是通过大量阅读、学习,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毛泽东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比较。最早的时候,毛泽东相信拿破仑、克林威尔、华盛顿这些人,他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人。后来他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暴力革命”,亦称“炸弹革命”,就是搞暗杀。那时,他觉得要改变中国,一定要把一些坏人给干掉。因此,信奉过辛亥革命搞的刺杀。他又信奉过“新村主义”,觉得国家要搞好,要改变社会、改造中国,就要找个地方,把一群一群的人先训练好,使他们成为新人。人改造好了,然后才能改造好国家。因此,当时毛泽东跑到岳麓山去看地,看好一大片土地,就想把这片土地包下来,然后组织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这里耕种、盖房、学习。为此,他还写了计划书。之后,毛泽东信仰过胡适提倡的“实用主义”,托尔斯泰的“左翼主义”,还有拉美“工联主义”等等。青年毛泽东通过阅读,不断地了解各种社会思潮,在甄别中不断选择自己的思想驿站。后来,毛泽东在表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时,谈到:“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十个字,形象地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苦涩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那一代人正是通过阅读、比较、研究确立起了自己的信仰。那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着实具有洞穿力和感染力。《共产党宣言》开篇讲到,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然后告诉你,资产阶级在创造他自己的时候,也创造了他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还告诉大家,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还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青年人读到这些词句,多受感染啊!倘若今天我们的政治理论书籍,写得也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这种具有鼓舞力、感染力、说服力,就不愁别人不自觉地读。毛泽东那一代人正是因为读了这样的书籍,奠定了自己的理想。有了理想的认知基础和情感基础,共产主义事业真是可以一干到底。
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那一代人的时候,好多人常常会熟视无睹地将其比作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毛泽东那一代的革命跟旧式农民起义根本是两回事。如果你去考察这支队伍,你会发现,这支队伍很洋气。这是一支靠文化、靠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凝聚起来的队伍。在参加长征的队伍中,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和文化人中,留过学的有52人,他们懂外语。每到宿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特的文化景观:有人用德语朗诵《共产党宣言》;有人用法语唱马赛曲;有人跳苏联的水军舞。这种文化,这种氛围,这种胸怀,哪里是传统农民起义所能比拟的。这些人思想文化的凝聚是哪儿里来的?是学习。由此,奠定了党的文化背景,进而又转化成了革命党人的信念。所以,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这支队伍打不垮。中国共产党90年经历那么大的曲折,怎么走过来的?说到底,靠的就是信仰。
(三)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的阅读就比较困难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办报纸、办《政治周报》,当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去编书。成天忙于演讲、编书办报,脑子很难入静,没时间阅读。土地革命时期,因为躲避敌人,打游击,有时间了,但是,没有书可读。于是,他给中央几次写信说,我的知识饥荒到十分,望得书报,如饥如渴。1933年,打下福建漳州,毛泽东从图书馆内找到了列宁写的两本书:一是《两种策略》;二是《“左派”幼稚病》。读完列宁的《两种策略》以后,毛泽东非常高兴。马上给彭德怀写了一段话,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了,就不会犯那些幼稚的错误。读《左派幼稚病》后,毛泽东又写,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可见,读书对毛泽东的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判断、政策的制定,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具有直接的作用。由此,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获得书报如饥如渴。
(四)延安时期。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读书,并倡导大家都来读书。1938年毛泽东开始写日记,日记中写的第一段话,就是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可见,毛泽东写日记的动力,不在于记载每天干什么,而是要督促自己研究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一种读书日记。从日记中可以看到,1938年2月、3月间,毛泽东读了李达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上下卷,还有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1938年1年1月,当时被称为当代中国大儒的梁漱溟访问延安,梁漱溟送给毛泽东自己刚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上下两卷。毛泽东连着几个晚上把上下两大卷书的《乡村建设理论》读完。之后,又与梁漱溟进行探讨。后来,梁漱溟在晚年对此有所回忆说,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不是潦草地读,上面有很多的圈划和批注。
毛泽东到了延安以后,自己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且号召全党读书,有两个客观原因和一个主观原因。其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农村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这中间将近十来年的时间,曲曲折折,是是非非,党内有很多的争论。毛泽东是党内争论的受害者,他经常遭到打击、排挤。那么,怎么总结这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国革命到底怎么干,怎么搞,才能够走出一条顺当的道路?由此,需要我们总结十年的经验教训,这是毛泽东到延安以后,一心读书,倡导读书的一个客观原因。其二,到了延安以后,全民族的抗战爆发了,新的形势到来了。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适应新形势,能不能转换思维,怎样推出新的政治策略或者政治战略?怎样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系列的新问题摆在了共产党面前。因此要学习,这是第二个客观原因。其三,也就是主观原因。从莫斯科回来的教条主义者,认为毛泽东没有马列主义知识,这对毛泽东伤害很大。当时,王明到了苏区,批判毛泽东,给他扣了三顶帽子:右倾、富农路线、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就是说,你这个钻山沟的哪有什么马列主义啊。因此,毛泽东到了延安以后,发奋读书,精读马列原著,他是想真正地创造点进步的理论。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学习列宁主义政治学,还有文史经典。在读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又有创造。在军事上,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在政治上,写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还有《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写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哲学上,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毛泽东写出这一大批著作以后,全党特别是领导层才真正意识到我们党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以军事领袖身份复出;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毛泽东成为党的政治领袖;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实现了由政治领袖到精神领袖的跨越。
(五)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此期间,毛泽东读的书就更多、更广,也更宽泛了,阅读也从容了。读书对他的实际工作产生的影响也更鲜明了。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亲自开出了一个指明要带走的书单子。其中,直接写出书名的书籍有:19种马列著作,包括《资本论》;15种中国古代哲学、佛学著作,包括《荀子》、《六祖坛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有十余种中外近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包括普列汉诺夫的、米丁的、艾思奇的等;还有17种中国古代文史著作,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另外,他点出书名作者的有:王夫之、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杨献珍等人的书。其中一本关于老子的书,他要了十几种。在这次带走的书当中,还有意想不到的书,其中就有一本书叫做《怎样造锅炉》。可见,建国后,毛泽东阅读之广博,而且采用了边实践、边阅读的方法。毛泽东外出考察工作,一上专列就读书。为了方便毛泽东阅读,工作人员专门给做了两个大木书箱。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工作人员请示完后,把书装满备好的两个大木箱子,带上火车。走到哪儿,毛泽东想找当地领导谈话了,就让专列停下来,请当地领导上专列,了解情况。这就是一种调查研究。然后又走,又读。这是毛泽东独创的一种工作方式。毛泽东将读书、实践、考察、决策、调查,融为一体。
(六)晚年时期。毛泽东晚年的阅读,主要是指1972年以后的阅读。1966年,他还曾经跑去游泳,觉得自己还像年轻时一样指点江山。1972年由于心肺病发作,突然休克了一次。他意识到自己来日不多。抢救过来后,工作人员跟主席说,刚才把我们吓坏了。毛泽东应声道,当时我到马克思那儿去了一趟,想报到。马克思问我,小毛啊,你那个党有多少人?我跟马克思汇报了有多少人。他说,你们这么大的党,国家有多少钢啊?我跟马克思汇报了有多少钢、多少煤、多少粮食。马克思一听不满意地说,你还不合格,你先回去。什么时候合格了以后再来。于是我又回来了。我觉得这是毛泽东开的一个苦涩的玩笑。从1972年以后,毛泽东有意识地阅读了一批古籍、古代文史著作。期间,他选了86篇古代文史著作,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到1973年7月,主要读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主要是读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1974年5月到1976年6月,主要读诗词曲赋。
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医生唐由之给毛泽东做完手术后,按医学惯例把毛泽东的眼睛蒙起来,以防感染。蒙了一天,毛泽东觉得难受,想拆开纱布。唐由之没办法,就给他打开了。打开完了以后,又按照惯例,伸出几个手指头,问毛泽东能否看得见?毛泽东说,看见了,三个。唐由之回忆说,毛泽东能看见我的手指头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从此以后,我又可以读书了。当晚,唐由之在外面值班,毛泽东在里面休息。十一二点的时候,突然从里屋传出一阵嚎啕大哭。唐由之想,屋里只有主席一个人,也没放电视。赶快跑去看,毛主席靠在沙发上,两个手捶打着沙发的扶手在哭。见状,唐由之吓坏了,赶快劝道,主席你可不敢这么哭,眼睛要是感染了,就麻烦了。说着将毛泽东扶到床上,安顿下来。唐由之在收拾沙发的时候,发现沙发下边掉了一本大字本的书,是南宋爱国主义诗人张元干写的《贺新郎》:“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以“天意从来高难问”统领的悲壮诗句,触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发展的忧患。另外,南朝庾信写的《枯树赋》也是一首令毛泽东爱不释手,反复阅读的作品。毛泽东曾专门考证过《枯树赋》里面的词句,比较各种注解,每当读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总是老泪纵横。毛泽东读这些作品与他晚年的思绪、心境有关。诗、词、曲、赋中关于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的描写,亦真亦幻、美妙绝伦,在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中掀起了巨大波澜,也许毛泽东能够从中寻求到一丝心志的勉励与抚慰。
毛泽东终生读书,活到老读到老,甚至是读到死,而且,他读的书广博并且偏深。更令人钦佩的是,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政治家当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在我们党内乃至世界其他政党的领袖人物当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接下来,我们共同领略一下毛泽东的读书之道。
毛泽东的读书特点
特点一:反复研读、比较对照。毛泽东对于诸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红楼梦》等认为是经典书籍或是重要的书,都要反复去读。他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1940年初,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对于《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读,建国后也读。后来中文版读的不过瘾了,就找英文版来读。中文《共产党宣言》最早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后来有德文翻译版,俄文翻译版。毛泽东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一是要看看英文版怎么来翻译、介绍、表达《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二是由此练习英语。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毛泽东笔下第一次出现《红楼梦》是在1913年,那年他20岁。当时是作为课堂笔记,记下《红楼梦》的有关话语。据推测,很可能在这之前,毛泽东就读到过《红楼梦》。后来,他就不断地读《红楼梦》,甚至在井冈山艰苦的战斗岁月里,他和贺子珍还一块读《红楼梦》。1954年春,毛泽东带领一些人到杭州起草《宪法》。闲下来爬山的过程中,他问及一位叫徐涛的随行医生:你读过《红楼梦》吗?徐涛说,读过。毛泽东问,读了《红楼梦》,你最大的感受和体会是什么?徐涛回答,我读《红楼梦》,最大的体会是大观园里的人,特别地讲究卫生。可见,徐涛是职业化地阅读了《红楼梦》。在与这位医生的对话中,毛泽东考虑到党内有同志读书不求甚解的现象。因此,毛泽东宣传《红楼梦》这本书要读,起码要读五遍。毛泽东为什么向人推荐一部经典要读五遍,而且反复读?实际上,毛泽东介绍的是一种读书的方法。对于好书,对于经典著作,每读一遍,收获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毛泽东那么重视《红楼梦》?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里面反映了阶级关系、土地所有制关系、经济关系、宗法关系、贵族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等等。
毛泽东读《拿破仑传》时,把英国人写的、苏联人写的、法国人写的同时借来,对照起来反复研读。毛泽东谈到的、有文字记载的“拿破仑”共有47次。毛泽东最早接触拿破仑是在青年时期,在郑观应《盛世危言》里面知道拿破仑其人,一直到晚年,把各种版本的《拿破仑传》对照起来反复读。毛泽东对拿破仑的一些体会,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参加革命以前,毛泽东把拿破仑当做自己的偶像。后来思想稍微成熟了,就把袁世凯这些搞专制的人比作拿破仑。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又专门研究了拿坡仑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把拿破仑的土地政策和我们的土改放在一起来评论。到了晚年,毛泽东又研究拿破仑的国际战略等,从中不断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智慧。
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讲,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够光读唯物主义的东西,唯心主义的东西也要读。不读唯心主义的东西,就不明白唯物主义的奥妙在哪里。不读反面的书,就不知道正面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在哪儿。所以,毛泽东在1957年专门说过,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读些反面的东西,去讲正确的话,可能更有穿透力、说服力。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专门让人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后来他又指示编辑了《赫鲁晓夫言论集》等。
特点二:注重讨论式阅读。读书不光要自己闷头读,读完后还要与别人讨论,边读边议。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上学的时候,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每天晚上到老师家里读一会儿书,讨论问题。在延安,毛泽东专门组织了哲学读书小组。为了读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专门组织了“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十多页,然后大家各自谈看法。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了专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读书小组。1959年12月,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离开北京,带着胡绳、田家英、邓力群、陈伯达等几个人,住在杭州西湖边上的丁家山。传说丁家山上有一间屋子,那是康有为曾经读书的地方。毛泽东一行在那儿,一读就是一个多月。一个人念一段,大家讨论评议,很是认真。这是在研究问题啊!邓力群把这次读书期间毛泽东关于这本书的所有谈话,记了下来。经过整理,两大厚本。今天再来看,里面蕴含了许多先进的思想。比如,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叫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起码要有一百年。后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的源头就在这儿。为什么小平同志讲,一百年不动摇,这一百年的概念,就是从这儿来的。包括四个现代化,也是在这个读书谈话里面说到的。原来说的“四个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毛泽东对这样的表述是有所疑虑的。工业要现代化、农业要现代化、国防要现代化没有问题。但只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行吗?没有文化的现代化行吗?因此,毛泽东把第四个现代化表述为科学文化现代化。这些好的思想正是在这种讨论式的阅读当中获得的。
特点三: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结合实践,根据现实需要去读书。不是为读而读,更不是读死书,死读书。毛泽东提出要打通阅读、知识、智慧、实践、总结的逻辑环。认为这才是有文化、有水平的阅读。毛泽东反对那种只停留在简单理解书本词句的单向阅读。认为这样的阅读,读得越多越坏事,这就是“本本主义”。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对学校死抠书本的教育深恶痛绝。应该说,毛泽东是教育改革的先锋。毛泽东在1915年读了两年师范以后,感觉这种读书就是老师在那儿讲,学生们被动地听,考试就是把老师的讲稿拿过来背。由此,他曾经跟一些朋友商量,要退学,去长沙岳麓书院。他特别向往古代的书院制度。就是一个大学者带一些弟子,生活在一起,一块讲书、探讨。他向往的是这种教学方式,想把书读活,读出创造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我们的教育也是有所反感的。一天,他的孩子李讷从学校回来,嘴厥得老高,不高兴。毛泽东就问她,怎么了?李讷说,考试没考好。当时是5分制,毛泽东问她考了多少分?她说,3分。毛泽东说,3分挺好的,及格了。多一分都多余。后来,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有些偏激,教育改革走得偏了些。但是他所强调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1930年,攻打长沙的时候,由于敌人火力很强,红军战士一冲到前面,就被扫射倒了。有时候,红军战士冲到了敌人阵地的跟前,由于敌人有电网,结果被电死了。时任前线指挥官的林彪琢磨,怎么才能够把这座城市打下来?突然,他想到自己读过的一本叫《火牛阵》的连环画。于是效仿古代火牛阵的做法,从附近老百姓那里搞来几十条水牛,把牛尾巴绑上石棉,泼上煤油。一划着,牛尾巴着火了,疼得水牛往敌人阵地上冲。快冲到的时候,敌人一扫射,有的牛倒下了。冲到跟前的牛被电网弹得很高,掉下来。后面的牛一看,就往回跑。结果把我们自己的阵地给冲垮了。这个时候,林彪跟毛泽东讨论,咱们使用的火牛队伍怎么不管用?毛泽东跟他说,这就是读书不求甚解。牛也怕死,受疼了,它就掉过头来跑。古代火牛阵为了防止这样,《左传》讲到,把四条牛分成一组,由一条大木杠子将其脖子拴在一块。这个时候,点着牛尾巴,它注定只往前冲。因为被拴在一起的牛拐不了弯。这就是对于书本的理解,要吃透精神,领会要义。
建国后50年代,毛泽东读到一本苏联农学家威廉斯写的《土壤学》,由此引发他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改良土壤,提高农业产量的方法。同时,毛泽东在读《土壤学》的时候,还结合实践不断总结,提出了一部《农业八字宪法》。总结出农业生产的八个环节:土、肥、水、种、密、保、管、工。1964年,毛泽东与气候学家竺可桢面谈说,你是搞气候的,我觉得搞农业还要把气候因素考虑进去,要根据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因此,应该再加上“气”与“光”,这两个要素。
“书为媒”成为毛泽东独特的政治领导风格
毛泽东长期以来的读书学习,形成了令他终生受益的两个思想方法和一项根本主张。即:实事求是和对立统一,这两个思想方法。还有就是延安时期提出并实践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根本主张。可以说,毛泽东的读书实现了对毛泽东个人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具有历史意义的跨越,即完成了由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进而到精神领袖的跨越。并且在实践中成为指导毛泽东工作的有效法宝。
毛泽东是位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者身份的结合,自然形成了他“书为媒”的独特政治领导风格。
(一)“读书人”形象的毛泽东。毛泽东能够成就那么大的事业,创造那么丰富的思想,与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直接相关。从先前的叙述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毛泽东卓越的“读书人”形象。在此,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比照的方法进一步感受毛泽东的“读书人”形象。这里,我为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三位伟人创设一种文化寓言。假设有一天,上帝对他们三人说,你们都不要再工作了。这时,我们看看他们三人将会如何度过自己的休闲时间?毛泽东会选择读书,而且他习惯于晚上睡得很晚,早晨起得很晚,起来以后,甚至可能在床上读一整天的书。周恩来会选择和一些朋友一起度过一天。比如把一些文艺家邀请到家里来,快快乐乐地度过一天。邓小平干什么都行,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和家人在一块。从这三种选择里面,反映出伟人们不同的的文化个性。一个沉湎于书本的人,往往是上天入地、大悲大欢,求索人类、社会、人生终极价值的人;是站在此岸,构想彼岸的人;是一个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来营造自己事业的人。这就是毛泽东。一旦有闲暇,愿意和朋友们在一起,快快乐乐地度过一天的人,透露出他习惯于并且乐于还善于在集体主义的氛围当中,寻找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文化个性。这就是周恩来。一旦有闲暇,就要和家人在一块,追求像老百姓那样平稳、务实地过日子,简单且快乐着。展现出他务实的文化个性。这就是邓小平。在我们创设的这个文化寓言里面,感觉到三位伟人不同的地方。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善于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推动自己的事业。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读书是获取未知知识,提升思想境界的过程。凡是未知的知识,对他都有诱惑力。而思想的提升是没有止境的。同时,读书对毛泽东来说,又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思想交流。在这种无声的对话交流当中,除了实现思想境界的提升外,还会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意寻求或是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与审美满足。同时,毛泽东读书的治学历程,生发并折射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1939年,一位美国记者跟毛泽东在窑洞里谈了一个晚上。出来后,这位记者说了一句话,我看到了一个走在时间前面50年的人。毛泽东晚年,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女婿戴维在1975年12月31日晚上,时钟敲过12点以后,进中南海拜访毛泽东。拜访过程中,他们二人远远地看见一位老人,坐在沙发上……。朱丽回忆说,我想进去,趁着向主席转达我父亲捎给他信件的机会,仔细地看看毛泽东的脸。当她走到毛泽东面前时,他幽默地说,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戴维和朱莉在结束对毛泽东的会见之后,乘着红旗牌轿车沿着中南海奔驰,戴维默默地坐着。朱莉问他,你对毛泽东有什么印象? 戴维足足有五分钟没有开口。来到长安街,戴维说,十里之外,就可呼吸到他的个性。
一个说,他看见了一位走在时间前面50年的人,这是纵向时间感;一个说,在十里之外都可以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这是横向空间感。毛泽东的这种人格魅力就是来自于读书,读书让他的胸中如同日月般的明亮。
(二)建国前,毛泽东“书为媒”领导风格范例。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指导农民运动,编了《农民运动丛书》。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编了《六大以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前身,或者我们党内文献事业的发端,可以说是从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初编《六大以来》等书开始的。
毛泽东经常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推荐书。目的是倡导或是纠正某种风气。有的时候,毛泽东也在私下里,针对个人的一些具体情况,向个人推荐书,希望他能从所见之书当中有所领悟。1969年“九大”以后,李德生第一次到中南海见毛主席,毛泽东给他推荐了《读史方舆纪要》。因为李德生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于是毛泽东特别交代他,要看这本书的华北地理部分。
1942年整风学习期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逐条讲解斯大林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的这篇谈话提出了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的12个基本条件。毛泽东的这次讲解成为了相当深入的党性党风教育。
(三)建国后,毛泽东“书为媒”领导风格事例。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不仅著书立说留下雄文一卷卷,而且下大力气亲自编辑了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指导意义书籍。20世纪50年代编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其中之一。该书有“中国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之称,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历史的重要文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评价道:“它的出版,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此外,毛泽东也编一些闲书。1958年3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让会议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同时,让外地干部多了解一些四川的情况。于是,编了《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或词)》与《诗词若干首(明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两本书,并且印发给与会者,这令参会人员瞠目结舌。毛泽东讲,我们的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说粮食产量,也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相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也要花一点时间谈谈哲学,谈谈文学。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反华喧嚣与国内困难,毛泽东还指导编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目的是要提倡一种不怕“鬼”的精神。
可见,毛泽东一生的读书与他的政治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毛泽东那个时候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发表的有关评论,我们很难一一追寻,也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去效仿。但是,毛泽东的读书精神与读书方法,值得我们永远景仰与学习。从毛泽东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不只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责任。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编辑: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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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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