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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

2012年07月01日 13:09

 

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一下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这个问题。我这里讲的都是个人观点,一家之言,就讲我认为的“真话”,不一定准确,不妥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现在世界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最好的,中国的金融业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存在一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我是从人民银行、银监会出来的,深知谁都不容易,发展中不可能不出问题,这是我讲所有问题的大前提。

我觉得当前全球最受关注的有十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第二就是政治乱局,老的像巴以问题、伊拉克、阿富汗、朝核、伊核,新的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伊朗;第三就是多国社会骚乱;第四是自然灾害频发,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洪水泛滥、台风肆虐等问题;第五是恐怖主义猖獗,从基地组织、索马里海盗、中东南亚的自杀爆炸等等;第六是民族宗教冲突加剧,特别是伊斯兰同基督教的矛盾;第七是环境气候问题严峻,到底气候是变冷还是变暖,莫衷一是;第八是贫困人口与教育问题严重;第九个问题是南中国海问题复杂化,菲律宾、越南在抢占中国的岛礁和资源,菲律宾后面有日本,越南后面有印度,菲律宾、越南、日本、印度后面又是美国,制造麻烦,想把水搅浑;最后一个我觉得是科学与宇宙之迷,克隆人、超光速、暗物质、外星人、飞碟、宇宙爆炸等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仅关系到整个人类,还关系到地球的命运问题,而且很多既是科技,又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比如克隆人问题。

    十大问题中,金融危机无疑最引人关注,同时又是引发社会动乱等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

    金融危机不是今天才有。比较典型的欧美危机有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郁金香泡沫”,那时一支郁金香能炒到20头奶牛的价;18世纪初英国的“南海泡沫”;18世纪20年代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那次危机催生了现在的美联储。

中国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最早的是北宋交子贬值,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从宋神宗到宋徽宗,为了打仗,财力不足就滥发交子,造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金融危机,要命的是仗最后又打输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就更不用说了,金圆券、银圆券泛滥。

现在的金融危机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问题是现在的世界金融危机不仅停留在金融领域,而且产生了“外溢效应”,形成世界环环相扣的三个“百慕大三角”。

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由于消费者不愿意借贷或者不具备贷款条件,银行业不愿意贷,宽松的货币不但起不到作用,还流到新兴经济体推高通胀。新兴经济体只好实行紧缩政策,这样又使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放慢,对美国也不利。所以刺激经济没刺激成,反倒弄出个通胀和滞胀。美国央行本来是防通胀的,现在却制造了通胀。美国搬起石头既砸了别人的脚,又砸了自己的脚。美联储、银行和消费者形成一个通胀、滞胀的“金融百慕大三角”。

当年银行出问题,财政通过发债救银行,寄希望于通过银行救经济、救企业来增加税收。但现在经济没有复苏、收不上税,反而造成债务危机。2008年讨论危机问题,我当时提出布什是“抱薪救火”,弄不好财政也得搭进去。果真它的财政、金融、经济形成了又一个“经济百慕大三角”。

    收不上税只好提高债务上限,这又需要国会通过,党派利益从中掣肘,产生政治危机;另一方面消减赤字,必须降低福利,又引起抗议骚乱,产生社会危机。所以经济、政治、社会这三个危机又形成一个“综合百慕大三角”。

    这三个“三角”的根源还是金融危机。

    所以我今天想讲四个问题:第一是危机的生成与演变;第二是历史的回顾与前瞻;第三是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新格局;第四是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我想先讲十句话。第一句,一个只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这是哈耶克讲的;第二句,局部正确有时会导致整体错误,这是萨缪尔森讲的。现在有一个怪现象,你说哈耶克讲的、萨缪尔森讲的,大家就说你有水平,你说是马克思讲的,大家就嘲笑你,这个不正常,我觉得应该引起重视;第三句,在政治家的商店里,最怕望远镜滞销;第四句,倘若画人首先应该画眼睛,头发画得再像也没有意义,这是鲁迅讲的;第五句,把复杂问题说简单叫“水平”,把简单问题说复杂叫“学术”;第六句,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这是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康纳利讲的;第七句,上帝让他灭亡,就先让他疯狂,这是《圣经》讲的;第八句,现在世界经济唯一能说得清的就是“说不清”;第九句,除了“变”是不变的以外,一切都是可变的;第十句,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这是尼采的话。

危机的生成与演变

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一共有五道冲击波。2007年4月份的新世纪公司破产是次贷危机的第一波;2007年年底到2008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大机构出现巨额亏损是第二波;贝尔斯登破产是第三波;“两房”是第四波;雷曼兄弟是第五波。到雷曼破产,次贷危机就正式转化为金融危机。

    现在不是讲问责制吗?我觉得对这三个人,要实行问责制:

    第一个是保尔森。市场对保尔森颇多微词,他来自高盛,要保高盛;同雷曼有过节,就踹雷曼一脚;他的指导思想是极端市场主义,几百亿不拿,最后全球信心大跌损失几十万亿。

    第二个是布什。他放任保尔森,是典型的“傲慢与偏见”。要不是之后“9·11”事件需要联中反恐,说不定还会闹出什么事来。小布什应该被问责。

    第三个就是格林斯潘。现在世界经济金融界能称得上“老”的大概不多,好像仅此一人,大家称之为“格老”。以他的特殊身份讲“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有点危言耸听。当然金融危机是很严重,但应对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和大萧条比也不完全一样,比大萧条还是轻得多。以他这个身份更不能这样讲。好像一个老大夫告诉一个癌症病人,本来这个病人还有救,他说你不行了,可能明天就死,这个人一下心理崩溃,第二天可能真的就死了。

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布什、保尔森用行动把全球信心打垮了,格林斯潘用语言把全球信心打垮了。所以,现在在债务危机面前,又到了考验西方政治家和金融家的时候了。

    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全球股市蒸发了30万亿美元,不动产损失30万亿美元,二者相加等于全球一年的GDP;道琼斯指数由2007年1.42万点跌到2009年的6800点;美国失业率接近10%,到现在还是这个程度;全球GDP大幅下滑。

    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有十个行业。一是金融业,无论是银行、证券、保险,特别是投行,都没能幸免;二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三是高档消费品行业;四是建筑业;五是制造业;六是能源业;七是旅游业;八是交通运输业;九是娱乐博彩业;十是医疗保健业。

    没受金融危机冲击甚至上升的十个行业。一是律师行业,因为官司大量增加,所以律师行业火起来了;二是典当行业,很多人要变卖资产;三是心理咨询行业,人们精神上不堪重负,所以心理咨询行业火了;四是新闻传媒资讯业,因为吸引眼球的事越来越多;五是警察保安行业,社会矛盾突出,减谁不能减警察;六是快餐行业,都上不起高档饭店了,就得吃快餐;七是黑社会,在有的国家黑社会已经成为有组织的行业了,到意大利南部去看看,基本上是半个政府了;八是公共管理行业,公务员日益抢手,但西方现在债务危机,公务员也往下减;九是殡葬行业,因为自杀的增多,精神抑郁的多;十是军工行业,由于世界矛盾加剧,局部战争不断,所以军工不受影响。

现在金融危机又发展为债务危机,许多西方国家已深陷债务危机,这些国家有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等。现在各种数据、各种分析眼花缭乱,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觉得西方债务危机本质上反映出十大矛盾。

 

一是超高福利与政治体制的矛盾。西方政治体制表面看核心是“三权分立”,真功夫是竞选。竞选靠四大功夫,第一是竞选实力,包括党派实力、资金实力,也就是广告拉票能力;第二是自身形象,包括有没有丑闻、外貌形象、亲民动作等;第三是伶牙俐齿,要有聪明头脑和高能辩才;第四是利益许诺,不管是真金白银,还是空头支票,先许诺了再说。“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实行超高福利政策,养成超高福利文化,形成超高福利习惯,并且胃口越吊越高。为了选举的需要,各参选党派就不得不竞相承诺提高福利的价码。那么“超高福利文化”的“无限性”和民主政治体制趋向的“极端性”形成尖锐矛盾。

    二是兑现竞选承诺与财政能力的矛盾。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就得提高财力;为了提高财力,就得增加税收。但是西方国家逐渐出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产业空心化收不上税。它的本质还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因为私人企业要盈利,产业必然向劳动力便宜的新兴经济体转移,这就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和失业。

    三是经济衰退与增税的矛盾。经济衰退增不上税,又要维持党派权利和争取连任,就得实行赤字财政,大肆举债。

    四是保位与欠债的矛盾。为了保位而欠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雪球越滚越大,欠债越来越多,形成了债务危机。形成债务危机就得减少赤字。减少赤字就会引发民众抗议、消费低迷,带来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反过来又导致税收下降、赤字增加。

    五是克服债务危机与社会动乱的矛盾。高债务问题自身解决不了,就要向其他国家求救。

六是救助意愿与救助代价的矛盾。德国人怎么能替希腊人埋单?最新的调查显示76%的人反对救希腊,默克尔政府不是一个党执政,而是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民党三个党联合执政,那两个党已明确反对,默克尔面临着要欧元还是要选票的问题。这也是德法等国口惠而实不至的原因,实际上也是国家意志和全民意志的一个矛盾。救助希腊可以加固德国在欧盟的老大地位,但为了这个救助计划,德国人每个人需要拿2万5千欧元。

七是欧洲央行体制与债务货币化解决方式的矛盾。德国解决不了的问题,欧洲央行能否帮助解决?让欧洲央行解决就需要搞债务货币化。这个英国可以、美国可以,他们都是自主货币国家,可以通过变相赖债来解自己的燃眉之急。比如美联储推出QE3,政府向央行发债偿还到期债务。这样一方面把通胀的祸水引向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若干年后央行可以公布免除政府债务,或者干脆再掩饰一下,拉长导火索,发它个百年长债,后人埋单。美国和英国可以做到,欧洲央行就不行,首先德国的议会就难通过,即使欧洲央行有意这么做,欧元区债务国又不止是一个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都有很大的债务问题,所以这么做就可能出现各个高债国争抢货币化额度这个乱局。

    八是高债国政府融资需求与银行融资需求的矛盾。由于目前不仅是西方高债国的融资需求高峰,也是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高峰,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和它总负债的比率基本上是30%-40%,都缺很多钱。

    上述种种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债务延期,这就产生第九个矛盾,即长痛与短痛的矛盾。短痛比如可以让高债国破产。当然破产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需要另行研究。长痛是否就能解决问题?说不定会经历更多的剧痛,最后使更多的高债国破产。

那么长痛短痛都不行,欧元区能不能再前进一步成立“欧罗巴国”?欧元是欧元区货币体制的象征,“欧罗巴国”是欧元区财政体制的象征,这个设想可行吗?这就出现第十个矛盾,欧元区货币体制的统一性和财政体制差异性的矛盾。希腊我去过,凭我的感觉,我概括为“懒、空、深”几个字。懒,人懒;空,产业空心化,除了榨橄榄油、旅游,没有什么产业;深,历史积淀深。懒到什么程度?国家都快破产了,七八月到雅典看,全民都休假去了。有钱的到海边,没钱的到乡村。休假回来再游行再示威。希腊没有什么产业,靠借债来生活,就这么一个国家。

上述十大矛盾的第一推动力仍是西方超高福利主义和政治体制的矛盾,根子还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如果西方不解决政治体制上的“极端民主化”和文化上的“超高福利主义”,这十大矛盾可以说无解,暂时解决也是饮鸩止渴。专制集权迟早要被人民推翻,而“极端民主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里有一个“国家破产”的概念,很多人不理解,国家怎么破产?这是一个虚拟概念,是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来的,是和企业类比的说法。“国家破产”有四个条件,一是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外贸赤字;二是出现大量外债;三是这个国家没有偿还外债的能力;四是没有改善国内经济状况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这个国家要破产了。实际上国家不可能像企业一样破产。目前全球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总数可能达到了28个,而且都不是一般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60%,你说这些“国家”怎么破产?但政府要承担责任。

    这里还有一个我国救不救欧元的问题。我主张不救,起码不直接救,救也要高价条件交换,比如说IMF担保,然后还得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不是一个空的概念,涉及到外贸税收的高低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呢?第一,债务危机的前景不明朗,目前看无解。第二,窟窿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可能是无底洞。第三,关键问题是欧盟都到这一步了,还打压中国,还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实际上即使他们不承认,再过三四年,到2016年我们自然就是了。现在我国加入WTO只是“准加入”,还有一些国家没有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第四,我觉得救他们也没道理,是穷人救富人。我们现在人均收入4000美元,希腊人均收入2万美元,穷人救富人也说不过去。第五,他们自己有能力救,欧洲银行的黄金储备比我们多得多。

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属于经济危机,现在从经济危机又发展到综合危机。经济、社会、政治、自然四大问题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的灵活性预示着世界很不稳定。应该说人类是自己在和自己过不去,自然灾害已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主要矛盾,人类还不理智,因此,要防止转移矛盾甚至发生战争。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新格局

第一,当今中美大格局。

当今中美又是什么格局?我讲十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中美关系的常态是“既合又斗”。中美关系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国家间关系问题上的典型反映。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美国离不开中国,又想遏制中国,因此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斗中有合,合中有斗,既难久合,亦难久斗。

    第二个观点,从历史看,美对中是“鹰派中的鸽派”。美国是八国联军之一,又是联军中的“鸽派”,地理关系决定美国对中国没有或者难有领土要求,这与俄罗斯、日本不同。庚子赔款反过来奠定了中国西式教育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是对华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不是朝鲜在半岛惹事,不会出现“抗美援朝”,两国关系也不会冰冻二十年,台湾问题或许早已解决。

第三个观点,跟高手玩才能成为高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只有跟美国“玩”,才能提高自己的技艺,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我们的金融水平。跟美国“玩”,不可能不付学费。

第四个观点,要习惯中美关系“物极必反”。中美关系如果接近“好”的边界,就要向“坏”的方向转化。如果超出好的边界,就会出现大难题;如果超出“坏”的边界,就会出现“大顺境”。元首热访,美国就要出现老三样:会见达赖、对台军售、逼人民币升值,过去还有民运和计划生育,现在这两个问题淡出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克林顿也要假模假样观看中国女足比赛。中国女足比赛值得他看吗?这些都是政客平衡内外矛盾的需要。

第五个观点,美对中的两种力量。美国的政府、企业是接近中国的力量,他们要和中国企业做买卖;议会、媒体是反对中国的力量。

    第六个观点,美为其核心利益玩大陆与台湾于股掌。美国是国家利益第一,当然中国也是。台湾是美国今天的棋子,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美国从中渔利成为最大赢家。美国表态是“不支持”台湾独立,模棱两可中偏于压台;但是它又有“对台关系法”,就是为其自身利益而挺台,核心是以其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玩大陆与台湾于股掌。

    第七个观点,朝鲜是中国的屏障,不管怎么样,朝当前之于中国就好像台湾之于美国,所以我觉得唇亡齿寒,我们应该以适当的方式挺朝。

    第八,各国对中美关系首鼠两端总体以亲美为主。对中国而言,世界上目前有六种力量,第一是俄罗斯、欧洲,是中国联合抗美的筹码;第二种力量,日本、印度、越南,是美国抗中的筹码;第三,其他周边国家多为“首鼠两端”心态,但迎合美大于亲近中;第四,金砖国家是靠不住的脆弱利益集团;第五,朝鲜、古巴、伊朗、委内瑞拉,这是美国急于打击的目标;第六,中东局势总体对美有利有弊,有利是符合美民主理念,弊是宗教等原因,也可能出现比穆巴拉克更激进的伊斯兰政权。美国扮演世界警察对中国不失为一件好事,可以转移矛盾。

    第九个观点,中美不能感情用事。中美不仅是中美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成熟的政治家懂得主动理性驾驭中美关系,不成熟的政治家也会在现实中被动地转为理性。像小布什在9·11后,也得联合中国来反恐。各国体制是历史形成的,无所谓对错,合乎国情就行。法国大革命出现共和体制,英国的光荣革命出现君主立宪制,这和两个国家历史自然没有什么关系,适应了就可以。美国体制绝不可照搬,但有渐进借鉴之处。

    第十个观点,我对美:合中备斗,斗中备合,斗而不破,以斗促合,力争多合。

    第二,当今世界大格局。

    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旧的均势被打破,一超(美国)和多强(欧洲、俄罗斯、日本、中国)的新均势形成并大体呈现三大板块和十二个支撑点的布局。美国为一个支撑点和第一板块。欧、俄、日、中呈四个支撑点并为第二板块。东北亚、东南亚(东盟)、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呈七个支撑点并为第三板块。当然上述支撑点的支撑力度各不相同。

这些板块与支撑点的形成,首先是经济利益需要。十二个支撑点可视为十二个大市场,各自在资本、技术、商品、资源、劳动力等方面进行交换,各取所需,互相利用,保持平衡。其次是地域安全、地缘利益需要。

    上述几个板块和支撑点之间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排斥,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戒备,但总体上需要、利用是主流,否则几败俱伤;排斥、戒备将永远存在。

金融领域内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有七个方面,一是目前最应关注的十个金融问题;二是中国金融业要从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三是中国金融存在十个不平衡;四是中国金融业需要解决十个问题;五是通货膨胀是当前最大风险;六是中国还有哪些金融风险,房地产、融资平台、股市、民间金融、“准金融”等;七是3.2万亿外汇储备和1万亿美债以及欧债怎么办?

    最应关注的十个金融问题。这是从我个人角度讲,我现在最关注十个问题,一是3.2万亿外储和1万亿美债怎么办;二是通胀与货币政策问题;三是欧债危机、美国经济与美联储扭转操作,是否出台新量化宽松QE3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四是银行风险IMF提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资产泡沫,所以我们的融资平台、房地产都是大问题,中小银行流动性已基本到悬崖边上了;五是农村金融,这是一个老问题;六是地方金融、准金融、非法金融,这里混着说有十种: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PE、私募股权基金、融资租赁公司、民间融资、钱庄、互助会、非法集资、民间高利贷。这些问题需要反思我们的货币政策和监管体制。我们的货币政策名义上叫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让人感觉不出稳健来。实际上要细分析,我说叫体内紧缩,流向体外,体外泛滥。刚才讲的这些非法金融、准金融都是体外泛滥,而体内紧缩。这是一种“二一添作五”似的稳健,加权平均式的稳健。温州现在有30多万小企业,有8000亿民间融资,民间借贷路线图开始都是实业,然后是炒房地产,现在是炒钱,搞高利贷。高到什么程度?说什么的都有,有的都高到一百两百了。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管得了体制内,但管不了体制外,管了总量但管不了结构。总量就是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多少点,从大局上把总量控制住了,但结构上一些中小银行就哇哇叫。中小银行又连着中小企业。中小银行要好好为当地中小企业服务,别都往北京挤,到处设机构。在监管政策方面,过去人民银行一家监管,好处是效率高,责任明确,出了事都向人民银行一家问责。问题是精力有限,管不过来。现在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好处是力度大,问题是由于分工细,协调成本高。原来人民银行自己内部协调,现在得拿到国务院协调。同时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出现了监管真空,没人管。因为银行监管法规定银监会管什么,证券法规定证监会管什么,保险法规定保监会管什么,现在出了很多金融创新,造成了谁也不管的状况。上边明确的就管,不明确的就不管。但是创新随时在出现,监管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创新的速度;七是股市,不想多讲了,传统上讲股市是经济晴雨表,在中国我不认为股市是经济晴雨表,而是市场信心的晴雨表,现在成了经济的逆向晴雨表;八是人民币国际化,2008年我有一篇文章,提出了30年两个三步走,一是从空间上讲,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二是从性质上讲,先是结算货币,然后是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实现这两个三步走;九是海外投资风险;十是监管问题。

 

    我的经验,宏观一紧,银行必出风险,不管不良率现在降到零点几了,宏观一紧银行必出风险,这叫“潮水现象”。而宏观一松,银行必大发展。银行的不良资产好比礁石,涨潮时都淹没了,船可以照样行走,退潮时礁石就都暴露出来。所以宏观形势一好,不良贷款都没了,宏观形势一糟,问题就都出来了。这是我当前最关心的十个金融问题之一。

第二,中国金融业要从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

    第三,中国金融存在十个不平衡,时间关系,也是点点题。一是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二是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三是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四是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五是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正好相反;六是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七是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八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九是中国金融实力和我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十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

第四,中国金融需要解决十个问题,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通胀又防滞胀,既防通缩又防滞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拉动,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五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七是大体用20-30年的时间实现人民币两个三步走: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九是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理型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政治、懂经济、懂其他,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十是加强金融文化建设。

时间关系,我只是点点题,其他不展开讲了,只说说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问题。根据我的经验判断,现实中国外汇储备以人均600-800美元左右为宜,总体上10000多亿美元为宜。为什么?可以算三笔帐,第一笔我们现在的外债余额是3000多亿美元,要偿还外债按照百分之百考虑3000亿就可以了。第二笔我们每年进口大体上是2万亿美元,按3个月考虑,3个月需要进口5000亿美元,合计就是8000亿。第三笔外商投资的分红,现在外商投资大体10000亿,假设按10%分红就是1000亿,三项之和再宽打一点是10000亿美元,完全可以应对国际收支周转的需要。当然这些数字都是别人提供的,不知是否完全准确,但至少说明点问题。

    第五,通货膨胀是当前最大风险。弗里德曼有一句著名的话,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句话又对又不全面。我认为首先通胀是货币现象,但它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也是货币结构现象,这就要求不同银行的准备金率有差别才行。不仅是货币结构现象,也是货币力度现象。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海南蔬菜一元一斤,到北京得卖十元二十元,一路上各种收费层层加码,这是社会管理问题。日本地震核辐射,中国抢碘盐,这就是自然现象引起的。

    第六,中国还有哪些金融风险?我个人认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融资平台、股市、地方金融、“准金融”、非法金融等方面。地方金融里的小额贷款公司、PE、担保公司不讲了,民间金融、私人高利贷,地下钱庄等也是泛滥成灾,问题到什么程度说不清楚。现在体外循环的资金在温州就有一千多亿,这个风险需要高度重视。

    第七,最后稍稍重点说一下3.2万亿外汇储备与1万亿美债怎么办?我觉得从国家利益层面,长远考虑这是最需要关切的问题。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长痛还是短痛?是采取渐进战略还是“掏心战略”。

 

现在美元真成了我们的问题了。第一,如果人民币升值,就会造成我们3.2万亿外汇储备理论上的“蒸发”。2005年汇改前汇率是1:8.2,现在1:6.3,太复杂了,取个中间值吧,假设按1:7和1.5万亿美元计算,1:8就是12万亿人民币,1:7就是10.5万亿人民币,12万亿减10.5万亿就等于1.5万亿人民币蒸发掉了。第二,升值影响我们的出口与就业,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第三,美债的前景不看好。第四,不好挑破讲,两弊相权取其轻,目前世界上比较,美债相对还是好的,其他更差。你的外汇要保值增值,不能躺着睡大觉,所以美债每年还能赚一些利息,可能有几百亿吧,但我不知道赚的利息能否抵上美元贬值的数量。

当然这都是历史形成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待。当年我们外汇储备捉襟见肘,所以大力提倡出口创汇,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加入WTO后出口大量增加,加上其他因素,形成了今天的外汇储备规模。美国确实有很多地方比我们强,美国的硬实力,不光是美元,还有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美国的软实力,体制机制、管理水平、科学教育、整体国民素质等都比我们强。但是美国的心能否允许我们强大?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美国是否就放过我们?不可能,因为国家利益至上。既然不可能,我们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选择,长痛与短痛的选择。长痛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当然选择长痛。以经济金融为例,在人民币升值、美债、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上,我们都很被动,没有办法。问题是长导火索是否解决问题,是否会带来更大的、更长的长痛,以至痛死?外汇储备慢慢蒸发、港台问题加剧内耗、周边矛盾不容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越南这边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中国,那边国家主席访问印度,让印度在和中国有争议的地方开采石油。越南、印度、日本,这些和我们打过仗的国家,民族感情伤了,好不了。更让国人感情不能接受的是,现在债权国与债务国关系本末倒置,欠债的“理直气壮”,动辄说三道四无理取闹,它的国会还通过什么决议,简直岂有此理?美国历来都是国会唱黑脸,白宫唱白脸,国会还可再以三分之二否定白宫。他们的体制就是黑脸白脸配套。长痛就面临这些问题。

    短痛就是要和中备斗,实在不和也要有斗的准备。我们能不能借力打力,将1万亿美债变包袱为利器,扳倒一个大对手,赢得未来?这些都是我个人观点。比如我们应对美贸易保护主义和拿人民币汇率说事的行为,大幅减少对美国出口,造成美国市场供应压力,对美国提出的“贸易保护主义”变被动为主动。美国70%的商品靠中国,没中国商品美国市场就大乱。我们一双袜子一元钱到美国卖10美元,他利用我们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污染我们的环境,得便宜还卖乖。我们可以敲打它一下。当然敌死三千,我伤八百,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结果有可能同美国闹僵,但实在不行教训它一下也没什么,美国向来是欺软怕硬。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两手准备。我看到《环球时报》上有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做《人民币大升值,美国将成为二流国家》。他说人民币兑美元如果升到1:1,中国近40万亿人民币的GDP将变成40万亿美元,是什么局面?第一,中国的GDP总额将是美国的三倍,占到世界的一半,一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你不是让我升值吗?当然这个事不能这么简单,这里还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等许多问题,升值不可能升到1:1,这只是作者的一个假说。第二,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负债累累的美国货币将被世界各国所淘汰。第三,作为最大的债权国货币,人民币受到全球追捧,货币供应总量大大超过国内需求,一举取代美国当年像全球央行一样的金融霸主地位。第四,升值几倍的人民币将源源不断流向海外,购置能够用货币购置的一切资源和财富,中国的海外资产将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一流。第五,全世界的生存吸引力和对中国投资的渴望将迫使中国像日本一样,以零利率贷款扶持海外投资,成千上万今天还在为外国卖苦力的打工族将带着银行贷款走向世界,成为驱使外国人打工的老板。第六,一旦美国经济强国的霸主地位风光不在,羞辱和打击将会接踵而至,美国的帝国大厦和支柱产业或将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甚至连国会大厦和白宫也难保不会被用来作抵押还债。

    当然这样也有弊。首先,整个出口产业面临严重困难。其次,靠出口产业为生的上亿劳工面临失业,因而会产生严重的产业转型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但是金融海啸带来的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已经给了中国一次演练的机会,中国不但成功转移了战场,保持了高增长,拉动了内需,还为世界各国开辟了市场。至于出口加工业,凭借着升值了几倍的人民币,可以走出国门,到世界任何一个受欢迎的地方东山再起。

    国际上通用的购买力平价,是按麦当劳指数作为一个计算标准。到底人民币应该升到多少?按照麦当劳指数差不多是1:3。如果我们一步升到这个水平,和美国GDP就对等了。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轻易这样去做,但是我们应该有多种设想和预案。而且这些不是简单的金融操作,而是政治抉择。另外我觉得必要时也得好好研究如何应对周边滋事的国家。我说的这些得再强调三遍,就是不是简单的就这样做,但是一定要认真研究,一定要有所准备。

    长痛短痛两个战略都是利弊共存。“长痛战略”既有等待机遇,使我们逐步发展的可能,也有被美拖垮的可能,关键在把握。“短痛战略”风险很大,既有鱼死网破的可能,也有大手笔取胜的可能,处理不好会造成重大损失,比如外汇储备、我们的发展速度等,但处理得好可加速我世界地位的提升。

    我的基本判断是,我们准备不足,但要有所准备;机遇来到,可以捕捉机遇。

    我的结论,我们不希望短痛,不能轻动;但也不能简单寄希望长痛能解决问题。现在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做好忍受两种痛的战略准备,慎重分析,二弊相权。关键要有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要提升全民的“软实力”,打造我们的精气神;要掌握高科技,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要有一批“真人”。特别要吸取“二战”教训,谨防铤而走险。政治是经济的继续,军事是政治的继续。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有良知、有热血的中国人都要思考这些问题,抓住这个机遇,发展我们的国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想最后用毛主席的一段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毛主席讲,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我们中国人不但要在物质上、硬实力上站起来,富起来,也一定要在精神上、软实力上站起来、富起来。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编辑: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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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701/7735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