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金融热点及展望

 

今天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二是金融运行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主要是民间资本、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这不仅是“十二五”期间我国多层次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也是与当前各个地方的金融综合改革实验试点密切相关的；三是金融发展的主要趋势和面临的长期挑战。

宏观经济面临的长期挑战

关于宏观经济面临的短期挑战我不想说太多，重点想谈一下长期挑战的问题。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影响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最主要的长期挑战，是认识当前各项经济改革的出发点。

第一个长期挑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这是国内经济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

所谓的动力问题就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拉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向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三驾马车中我们长期依靠的是其中两驾马车：一个是出口导向，一个是以政府投资所拉动的整个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

现在，之所以动力问题是个挑战，背后的原因是，过去非常强劲的这两驾马车慢慢的出现了问题。

一个是出口。出口在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前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以预期地会逐渐弱化，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和判断。一方面，自从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个国家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逐渐有所抬头。这与本世纪初的贸易自由化倾向呈现出一种反向的变化，也就是说全球的贸易环境在恶化。另外，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的发达经济体需求不振的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这是外部的两个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内部的因素。当初，中国提出出口导向，借鉴的主要是亚洲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特征。但实际上，在历史上像中国这样大型的经济体是很难长期依靠出口导向来拉动经济的。真正在出口导向上做得相对比较成功的还是一些小型的经济体。大型经济体主要靠出口的话，就会必然给它的经济结构、贸易结构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认为是重要的财富、而现在却认为是责任和问题的外汇储备问题。

另外一个是投资。投资的背后反映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顾名思义，就是现有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一个一个的城市圈和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基础设施建设、公用设施建设、房地产等投资项目的不断新建。正是这种城镇化进程拉动了投资，进而又支撑了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按照现在我们的判断，中国城镇化进程所支撑的高投资增长，很可能在未来8到10年会逐渐弱化。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城镇化可能进入一个相对饱和的状况，就像其他发达经济体一样，在整个国土上很难见到到处是工地的状态了。这个背后是什么？是投资的拉动在弱化。

因此，未来7到8年，最多10年，随着出口、投资这两驾马车必然走向弱化，经济增长动力只能依靠消费，这也是任何大型经济体所依赖的一个基本元素。消费是指国内的消费，其中的核心部分又是居民消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在“十二五”期间甚至到“十三五”初期，由于有高投资的支撑，可能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在2020年左右，假设中国经济不能够完全转向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迎来一场深刻的危机。

第二个挑战是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

这里，我想提一点和以前教科书或主流观点不同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或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这些概念这些年谈的比较多。从长期来看，过去的这种资源密集型、环境不友好的发展方式肯定会表现出巨大的弊端。换一句话说，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来改变这些状况肯定是合理的。但是值得强调的一点是，短期来看，要想不付成本地从资源密集、环境不友好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一步跨越到工业化后期阶段，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在现在谈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分强调所谓的低碳、碳排放等因素，这不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能够解决的。就西方发达国家来看，虽然他们现在更加强调资源友好、环境友好，但历史追溯到他们的工业化中期，即使具有现有的技术手段，这一阶段也是难以轻松跨越的。所以，我觉得目前谈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一分为二地看，因为一部分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是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时不可避免的。

另一个方面，我们在强调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一些行政性命令的极端。比如，有些地方为了实现能耗目标，拉闸限电，甚至影响到居民正常的生活。这同样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三个挑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经济结构优化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谈了很多年，但现在看起来相关的一些经济结构问题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一是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仍然严重不足。从上世纪末，我们就经常拿三大产业在国际上进行比较，但直到现在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发展中的比重还是远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很多省份提出跨越型发展或者叫转型发展等口号或概念。但在与地方政府官员的具体沟通交流中，我们发现他们脑海中想到的还是以大型工业项目、建设项目为主。因为对于现有的这一套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只有这种大型项目才能够在短期内为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就业等方面的利益。而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更多的是有利于居民生活、居民福利的改善，但短期内对政府的财税、对集中的大批就业，起到的作用不如一两个引进的大项目明显。

当然，在三大产业的内部也有问题，比如第二产业的内部仍然是缺乏高端产业。之前我有一个研究关注近十几年来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发现之前非常重要的用于企业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这就意味着在过去经常提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本动力里，我们过于偏重的是城镇化，而对于工业的升级改造、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关注还是相对不足的。这就导致一个产业的内部也没有实现优化升级。

二是产业结构问题。比如，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创造条件来激发农村区域的产品消费潜力。虽然现在国家采取了一些如家电下乡、财政补贴等政策，但这么庞大的一个农村区域的产品消费潜力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

三是区域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现在，东中西部在很多方面的差距都在扩大。尤其从金融数据上来看，央行每年发布的区域金融报告显示，无论在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总量指标方面，东部和中西部差距逐渐拉大，这是必须关注的。

四是城乡结构的差距问题。尤其现在处于城镇化不断加速的时期，城乡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在部分地方还在拉大。

但对于上世纪末我们经常强调的区域结构优化、城乡结构差距，这些年关注得少了，这不仅是学界，也是政策层值得思考和反思的问题。

第四个挑战就是非常现实的经济成果的分享问题。

一是从初次分配的角度来看，如何在政府部门、企业和居民之间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避免资源向某个部门的过分集中。现在所谈的减税、增加福利支出，更多的是再分配的角度来考虑，从初次分配的角度就必须强调资源分配的合理性。

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学术的研究视角，中国的政府财政预算并不能反映整个中国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源。如果说想要准确把握中国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源，要通过统计部门每年发布的资金流量表。通俗的说，资金流量表最终反映的是经济三大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手里掌握的东西究竟是有剩余还是收不抵支。通过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到，本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府部门的资金流量一直是正头寸，且在不断增加。因为财政预算反映的是财税收入，但还有很多的非税收入、预算外收入、基金性收入，从全口径角度来说并没有反映到现有的财政预算中。因此，经济成果的分享，从初次分配的角度必须要重视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之间进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从再分配的角度，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强调的减税让利，在现在这个阶段需要再次予以强调。

 

第五个挑战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这里，我想谈一个可能比较敏感但也值得思考的体制复归的问题。

体制复归就是当年的计划体制和行政体制经过多年的改革后，目前又出现了一些复归的现象。过去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动力，也带来了我们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无论是在政府的政策制定，还是在许多经济部门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体制复归现象。就我所从事的金融研究来看，货币政策在上个世纪末有一个重要的改革，要点就是去掉信贷规模控制。但2003年之后，这种信贷规模控制、计划性窗口指导又成为货币政策运用的主要方式。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目前的体制复归问题是改革所必须关注的。因为这种现象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危机，但中长期内会根本性地损害市场机制。改革，既不能只强调市场化，也不能像现在一样过度强调政府力量和政府主导，而是要根据中国这样一个“巨国经济”的特点，寻找合理的中间道路。

金融运行中的热点问题

金融运行的热点包含货币政策 、汇率政策、人民币国际化等，我今天重点围绕和民间资本、民间投资相关的几个核心要点和诸位沟通交流一下。

第一，民间资本问题。

民间资本或者叫民间投资，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以来谈论得较多。在2003年、2004年左右曾经有一段讨论高峰，然后经历了一段低谷，在2005年、2006年左右又经历了一个讨论高峰，2010年之后再次掀起了一次关于民间资本、民间投资的讨论高峰。就现阶段来看，之所以政府越来越重视民间资本，我个人归纳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归根到底是从实用性角度，或者说从服务于具体的目标出发，最主要就是为了满足地方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需要。但是，地方政府的建设资金来源，很大一块是靠土地出让收入。那么，在现有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资金已经受到了切实的影响，包括其他一些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也制约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可能考虑到要更多地动员民间资本、利用民间资本来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增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从中长期来看，任何国家的民间资本和民营资本都是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主要支撑力。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个误区和判断。由于在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出现了问题，因而被政府接管，国内一些研究和言论就认为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一种反民营化或再度国有化的浪潮。但这是一个伪命题，在西方的大型金融机构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国有化浪潮，典型的代表是美国“两房”， 房利美和房地美是住房抵押担保公司。美国政府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短期内采取了一个接管的模式，但在危机过后我们发现“两房”没有走向全盘国有化的趋势，仍然会归于市场。以国有经济为主，短期内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比如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问题，也更容易掌握一些战略要害部门，但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第三个原因，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上升。现在民营企业家普遍介入到立法机关，甚至到了政府部门，整体来看代表民营资本的影响力是不断上升的，也带来了政府对民间资本的重视。

那么，民间资本、民间投资究竟是什么？多数人在谈民间资本、民间投资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关于促进民间投资有很多政策，但政策对于民间投资也并没有非常严格的明确的解释。仅就国家统计局从统计的角度给出的表述，更多的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当中的一部分。民营企业的法人主体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这就叫做民间资本。当然，民营企业法人利用的资金来源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在谈民间资本、民间投资之前，必须把这些基本概念进一步理顺。

就民间资本的内涵来看，需要关注三个方面。

第一是民间资本的来源日益多样化。学界最开始谈民间资本的时候认为，民间资本可能是民营企业内部进行积累所形成的资金或资本盈余。现在，民间资本的来源越来越多元化，不仅有企业内部的资金盈余、积累，还有大量居民财富的积累，甚至我国的民间资本有一部分还是境外资本流入转化而成的。在这些民间资本中，有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借贷性资本；也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种股权性的资金来源。所以，民间资本并没有非常严格的边界，来源日益多样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未来想把支持民间资本，促进民间投资进一步落实，就必须把基本概念搞清楚，也就是说基本概念是落在某种资本形态上，还是某种企业形态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是民间资本的形成途径呈现“双轨制”，这是值得监管部门关注的一个问题。前些年体制内的资金，比如银行的信贷资金，有很大一部分还是通过种种方式事实的流入到市场中，并以所谓民间资本的形态存在着。我们不得不质疑有一部分民间借贷资本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信贷部门。相关的途径非常多，比如银行的某些部门成立了一些基金型产品，比较流行的类似于艺术品基金的产品。这些基金在运作过程中经常会运用投资对象，比如艺术品，通过炒作艺术品，进而到银行进行抵押融资。抵押融资以后，同样间接导致这些资金有可能会流入到房地产市场或其他领域。从专业的角度说，体制内的资本经常会流入到体制外，成为民间资本的一个构成途径，这种“双轨制”是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上世纪改革初期，解决的是商品的双轨制问题。现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解决金融双轨制的问题。只有解决了金融的双轨制，才能从根本上使得整个中国金融市场走向健康发展。当然，解决问题的背后有一些具体的因素，如利率市场化，进一步使金融市场、金融行业对民间资本放开等，都是解决金融运行存在双轨制的问题。

第三是民间投资的对象也出现双重特征。一方面，民间投资的对象是实体经济方面的，另一方面民间投资的对象是金融和股权投资。当前，我们应该鼓励的是民间资本进入实业领域，支持产业的升级换代，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不是更多的进入到金融领域进行金融投资，进行投机炒作。我们在相关的一些地方进行调研的时候，了解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有的企业生产很小的零件，就靠一个零件支撑了它的主业。这么一家企业依靠低价格在竞争中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可能它的产品正常的成本是1毛钱，但它只卖8分钱。企业为什么还能够持续下去呢？通过调研发现，这家企业通过只卖8分钱的低价把产品卖出去，就更容易从客户那里回收资金。在销售环节越早回收资金对于未来的运营是越有利的。企业把资金拿回来以后，用于民间放贷，一年的回报最起码达到20%。这样的模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效仿，实际上造成了经济空心化的状况。

第二，民间资本的发展前景。

首先，从产业的角度看，民间资本的投资路线未来可能呈现出三步特点。

第一步，按照现有的政策促进的力度和方向，民间资本最早应该会介入像铁路投资、水利工程、新能源等产业。这些工业部门以前已经有民营企业进入或发挥一定的主导作用，在未来一段时间民间资本可能会介入比较多。第二步，进入到部分垄断行业。比如公用事业、石油开采、传媒等行业。民间资本更希望进入石油、媒体等资本收益水平高的领域。像公用事业当中的燃气、水、电，虽然现在是各个地方作为促进民间资本介入的一个重要接入点，但一方面考虑到行业回报水平，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担心民间资本如果过多集中到这个领域，会影响到公用事业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或价格的波动，进而对当地居民生活产生影响。第三步是进入金融业。虽然现在对此谈论的比较多，但大批的民间资本要介入金融业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银监会出台了一个相关政策进一步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但所谓的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基本上是针对中小金融机构领域，民间资本要介入大型的金融机构，甚至控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其次，未来民间资本“走出去”的力度会不断增强。一方面，现在政府认识到国有资本“走出去”，会引起很多发达国家的担心。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概念叫国家资本主义，认为中国大型央企代表一种新兴的国家资本主义，要走到全世界去影响其他国家，去掌握他们的经济命脉，因此很多国家都开始担心，所谓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会影响全球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鼓励民间资本“走出去”，遇到的政治障碍比较少，也符合这些国家市场运行的惯例。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通胀压力比较高，经常出现民间资本炒作某些商品，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内现有资本流动性管制导致资本很难流出，大量民间资本只能在国内追求投资对象。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美国的有钱人手里的美元资产可以在全球进行资产配置，这样既可以使得美国的资本在全球输出，在全球扩大影响力，而且即使美国出现了内部的通胀压力，也可以转移到全球，由各国人民所共同承担。由于以前我们的资本流动性，特别是在流出方面，民间资本受到一定的约束和管制，容易造成国内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所以，将来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到境外投资，既支持人民币资本对外投资，也支持外汇资本的对外投资。这是未来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在现实当中，为什么促进民间投资、支持民间资本的相关政策难以落实？无论是从2005年、2006年的旧的非公“36条”，还是2010年以来的“新36条”，在现实中政策经常难以落实，难以真正使民间资本受惠。背后的原因可以总结几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直接掌握政策落实程度的各级政府部门的认识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转变。现在有一种典型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比较可靠，民间资本如果过度介入这些领域，可能会带来风险，甚至影响某些关系民生的产品的价格或是服务的供给。还有一些部门怀疑和抵触民间资本的相关促进政策，认为在现实当中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国有经济的比重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大幅度下降了，民间投资的比重已经很高了，因此不需要出台专门的促进政策。在某些领域，由于存在行业垄断和既得利益，对于向民间资本放开也有一些消极态度。

第二个原因，对于某些促进民间资本介入的行业来说，由于存在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障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行业管理体制不灵活，即使允许民间资本介入，民间资本在介入过程中也会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真正实质性介入这些行业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即使能够进入，也很难获得一个合理的竞争地位，往往会面临很多政策风险。这就使得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也不是很高。比如，一些资源类和公用事业的行业经常会有民营企业由于产业调整、行业规范等非市场因素被迫退出。像教育、医疗行业，民企被迫退出的案例非常多。现在虽然像铁路这样存在一定的管制程度的行业也谈到要大量吸引民间资本，但民间资本对进入这些透明度不太高的行业和领域也有很多担忧，另外进入还有很高的门槛，客观上还是限制了民间资本的介入。

第三个原因，缺乏有效的政策落实机制。近年来，对于民间资本，国家从政策和法律层面的相关措施已经越来越清楚了，障碍似乎是没有了，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具体的操作层面。我们在接触各个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细则落实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虽然地方政府出台了几项政策，但具体到相关的一些部门要进一步真正引入民间资本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或是积极性不高，或是缺乏行之有效的手段。现有细则还是不够务实，未来必须提出更加明晰的进入程序和途径。另外，要有效监督政策的实行，要把相关工作量化，纳入到政府部门工作的政绩考核中。否则，一些经济主管部门具体推动民间资本介入自身主管行业的积极性在现实中也不是特别高。再是，要消除很多行业的隐性壁垒，消除在政策文本之外阻碍民间投资的一些潜规则。

第四个原因，民间资本有效转化为民间的实物投资或金融投资，还需要有更多的政策保障和外部条件。民间资本的介入需要有外部的支撑，才能够最终形成现实的资本形成，或是现实的投资动力。比如，民营企业主导的投资同样需要有一定的融资来源，来扩大它的资本规模，但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民营企业都存在难度和瓶颈，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只能依靠内部积累和民间借贷，这就制约了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进一步扩大，真正进入某些实业并且有效实现资本形成，最终促进投资的过程。另外，在现有的政策中，在税收、土地使用和其他政策优惠方面，对于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还缺乏实质性的鼓励政策。

第三，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需要关注的两个改革重点。

第一方面，鼓励民间资本、促进民间投资的根本目的必须明确，应该是着眼于赋予民间资本以合理的平等待遇，进而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和转型，有利于企业部门的协调发展，还要有利于改善居民的社会福利。近年来出台民间投资促进政策的时机，往往都是经济下滑风险比较大、迫切需要刺激内需的时期，用来弥补现有的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或是投资动力不足，弥补消费和出口不足所导致的经济下滑风险。而在经济进入偏热的阶段，政策落实的积极性就会下降。这背后隐含的命题是什么？现在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功利性比较强，更多的是想通过民间投资来解决政府迫切面临的保增长的问题。比如，2011年在经济走向有些过热的情况下，落实2010年“新36条”的积极性普遍有所下降。一到2012年发现保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又重新想起促进民间投资“新36条”需要落实。按照政策周期，2011年就应该出台相关的进一步落实的细则。利用民间资本、促进民间投资的真正目的应该是着眼于长远，短期目的并不是核心的目的。

第二方面，促进民间投资也要避免走向另外的极端，不应该只为了配合国家政策，而放松对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方向、属于“两高一资”等领域的民营企业的约束。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民间资本介入某些领域的风险问题。比如，民间资本介入金融业，要注意控制民间投资主体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防止金融风险的积累。历史上如印尼、我国台湾、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银行业向民间资本进行开放的时期，也都有一些教训，比如，在银行业大量向民间资本放开的过程中会出现民间资本介入到银行，拥有控股权大量进行关系贷款，关系贷款是典型的民间资本介入金融业可能会遇到的风险。从各国发展历史看，在民间资本介入银行业、金融业过程中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往往是同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和体制，来防范或控制民间投资主体的风险问题。现在很多民间资本想介入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领域，因为它们可能转制为银行。我们在调研中感觉民营企业家集中出于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很多人感觉做实业没有比进入银行业有地位，更受人尊重。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参股未来的金融机构，使自己的企业或者关联企业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获得更多的便利。

与民间资本和民间投资密切相关的就是小企业融资问题。无论是现有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还是广东等地一些金融创新、金融实验的改革，提出的核心观点都是为了更多地激发民间资本和活力，更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之所以要考虑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是因为有很多民间资本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引导到社会经济比较需要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可能还处于一种金融资源严重缺乏的情况，其中一个代表性领域就是小企业。

小企业融资难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一是中小企业自身确实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信誉度相对比较低，内部的管理可能不太完善，因此很难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青睐。二是可用的融资方式和渠道比较少。三是缺乏信用增级平台。在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同样也是难，但它有一些如担保、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种种方式给小企业融资增加信用等级水平。四是现有的金融体系不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现有的中国的金融体系的核心是大银行、大金融机构。从根本上讲，大银行和大金融机构最优客户选择就是大企业。我一直觉得现在强调大型商业银行基于社会责任、基于满足国家政策需求来增加小企业融资是可以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缺了一环就是缺大量的小金融机构、大量的零售机构。五是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有限。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支持中小企业，但客观上没有实质性解决其融资瓶颈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对中小企业的功能和作用认知不足。

首先是促进就业。之所以很多年以来我们虽然一直强调支持中小企业，但总难落到实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的宏观政策并没有真正关注就业优先的目标。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往往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我国宏观政策最为关注的目标还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就是GDP保持增速。而现在多数国家越来越重视就业优先的目标，无论是欧洲央行还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采纳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首先考虑的是就业问题。因为就业问题直接影响到居民福利，而居民福利会对政府的权威性和政府周期产生极大的影响。去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开始越来越强调就业问题，因为就业问题关系着社会和谐问题。2012年3月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撰文指出，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可以概括为五六七八九,五是指中小企业税收贡献占整个税收的50%，六是指占GDP的60%，七是指占进出口的70%，八是指承担就业80%，九是指数量上占整个企业数量的99%。小微企业是中小企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就业方面，过去说中小企业占城镇就业的80%，其中主要是小微企业。例如：来自浙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１月底，全省小微企业56.9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7％。其中小型企业13.6万家、微型企业43.3万家。小微企业吸纳就业1178.5万人，占所有企业的55.5％。在一个市场中不断出现新的小企业，不断有旧的破产，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而大企业、垄断型企业的规模边界比较稳定，很难有大的变动，因此一个社会的劳动力的变化，就业水平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中小企业。

第二是促进创新。上个世纪40年代英国一位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进行科技考察，花费大量时间来证明世界上众多的发明创造是中国人完成的。等他证明此事后，在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对于李约瑟难题有很多解释。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从事创造和创业的草根阶层，而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离不开来自于草根阶层的创新和创业。而发展小微企业，是企业家创新创业的主要平台，是推进创新的重要力量。之前我们谈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国家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创新，关注的是大企业、大部门，对于小企业、对于来自于草根阶层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动力往往关注不够。而这种自下而上的创新动力是一个社会长期持续焕发创新活力的基本支撑。来自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截至去年年底的一个统计显示，小微企业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这说明小微企业的创新动力很足，如果进一步加强对小企业的支持，创新动力肯定会进一步迸发。微软等国际上著名的IT企业最初不就是一批毕业生在车库里做起来的吗。

第三是促进消费与改善民生。在小企业中就业的这些人基本上是属于中下水平收入人群。稳定住了小企业，就稳定住了中低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最重要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小企业发展不仅关系到就业，还关系到促进消费，关系到扩大内需，关系到结构调整。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民间资本一样不能仅仅留在过去比较空泛的讨论上，而要落到其内涵，落到实际发生的作用，落到切实有效的措施，要从这些方面着手。

现有的过于依靠大中型银行，依靠工、农、中、建、交，依靠全国性股份商业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是不现实、不客观的，也不符合各个国家促进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基本经验。解决融资难有三条思路。一是引导银行业信贷产品创新来服务中小企业。这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观点。现有银行业的信贷产品创新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小企业抵押能力比较弱的情况，给予一些不需要抵押或不需要太高的信用等级就能够获得贷款支持的模式。二是促进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创新。在现实中，有些地方推进中小企业集合信托、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还有依靠中关村代办系统推动的新三板，这些源于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创新，使得中小企业能够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获得更多融资支持。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现有的新三板类似于美国的纳斯达克，比纳斯达克再草根一点的叫做OTTBC，也就是所谓的四板。未来资本市场不断降低门槛，有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来适应不同层次的企业的需求，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关键点。三是促进金融机构的创新。一方面，必须注重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与现有的金融改革有点不吻合。中国现有的证券金融机构一说改革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完全市场化改革，但是即使在德国、美国，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这在我们的金融机构体系中有一个缺位。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就是直接为了达到政府的政策目的，运用金融手段对中小企业进行支持。另一方面，必须发展大量的中小金融机构。除了村镇银行之外，银监会现在也提出了在“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社区银行。我认为未来发展社区银行不仅仅是现有银行的分支机构，而且要注重发展独立法人的社区银行。最后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除了银行类机构，保险、担保、小额贷款公司、抵押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融资是一个间接支持。

除了民间资本、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以外，与各个地方的金融创新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热点主题词是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它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未来中国整个金融结构的发展。

之所以重视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是因为：一方面，各个地方现在越来越重视金融发展和金融竞争，最早成立金融办的地方政府是上海，大约在2002年、2003年。当时，上海成立金融办只是为了解决一部分国有金融资本的归属问题，但后来随着各个地方的政府开始在区域金融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形成现在所谓的地方金融的战国时代。各个地方都在搞金融竞争，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经济体下，各个地方的经济千差万别，各个地方的金融发展状况也是千差万别，完全由一个统一的监管体制来监管，往往很难解决各个地方不同金融风险的问题。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现在提出了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

 

正是由于有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现象，很多地方政府都积极搞金融改革实验区、金融管理实验区等。除了温州，像重庆、广东、湖北、上海、天津等进行了综合改革实验区的试点，就是希望通过更多的参与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使得地方政府在未来金融发展中得到更多的话语权。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金融权限将会进一步下放到地方，更多地由地方进行小型金融机构、地方金融机构的管理。这里需要注意到一分为二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从国家的角度看，发展多层次的金融管理体制，既有中央层次，又有地方层次，这是符合发展方向的。第二个问题，更多地发挥地方政府在金融管理和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是指发挥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作用，而是要规范地方政府以市场化的方式发挥作用。比如说地方金融办，更多的是发挥协调、服务作用，而不是增加它干预或者影响地方金融机构业务的能力。

金融面临的改革趋势与长期挑战

国内的金融发展和改革可以有几方面的基本判断趋势。

第一，金融机构综合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加快。

金融机构的综合化，就是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和综合经营。以前，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等是严格分业进行的。未来的发展趋势是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状况逐渐走向综合化经营，走向混业经营，这也是符合国际主流的发展趋势。当然，这样的改革从目前来看只能通过个案试点的方式逐渐推进，而试点最早很可能还是选择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在十八大开过以后“十二五”期间的很多改革或创新会按部就班地推进。

金融机构的国际化。之前的国际化更多强调的是金融机构的“引进来”，希望吸引国际金融机构来参与我们的金融机构，引进他们的先进经验。而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迷信，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很多问题来，比如著名的苏格兰皇家银行，作为全球顶尖的财富管理者或投资者，它在金融危机中出现了致命的投资失误。在2007年全球次贷泡沫马上破灭之前，它进行了一笔巨额投资，投资于另外一家投资机构，这次投资把它牵进了深渊。再比如，渣打银行理财产品导致国内投资者巨亏。这反映出我们要科学客观地判断国外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正是基于这种判断，现在更多强调的是“走出去”。从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到金融服务机构（中金公司）都加大了海外布点和投资的力度，未来更多地会利用海外并购的模式。

金融机构的专业化。更突出的表现在各类中小金融机构方面，尤其是面向小企业或个人的小型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社区银行、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

第二，未来的金融发展趋势是金融产品创新不断加快。

一方面，在间接金融产品方面，银行的信贷产品、理财产品和银行卡产品将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当然，理财产品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如销售中存在销售误导，一些理财产品基本信息披露不够透明等。但总体来看，银行业发展理财产品，发展信贷产品之外的工具，在未来是会成为一个重要趋势的。并且整体性的金融服务方案创新会逐步取代单一产品，这也是适应了企业和居民日益复杂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并不是某一种产品，而是满足客户需要的一系列金融服务方案。这就是经常提到的金融超市的概念。

另一方面，直接金融产品的创新会大大加快。包括在银行市场、股票市场、场外市场、期货市场等领域会出现更多的金融衍生品的创新。近期有几个趋势值得关注。一个是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的新产品不断出现。一个是证券化产品，近期在讨论是否重启证券化。而监管层也逐渐认识到中国的金融发展和创新问题与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是不一样的，如果他们的是创新过度出现了泡沫，那么我们是金融产品创新不足，金融产品还难以满足现有的企业和居民进行投资管理和风险规避的需求。

第三，金融市场创新的重点是真正实现多层次。

首先，“十二五”期间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市场的规范和统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促进债券市场现有格局的统一。债券市场有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两个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市场割裂现象。这跟历史监管等原因有关。但债券市场实现统一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二是加快场外市场体系的建设。这里面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地方。一个是现在证监会正在推广以中关村的代办系统为主，想把全国各地主要科技园区的相关企业都纳入进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新三板市场。另一个，有些地方也想成立一些所谓的四板市场。实际上有点类似上世纪90年代出现过的山东淄博的交易中心，湖北武汉著名的“汉柜”证券交易中心等，致力于以地方的产权交易所或股权代卖系统为主打造四板市场。虽然从国家层面在整顿交易系统，但很多地方对于打造地方的股权交易市场积极性特别高，四板市场比三板市场门槛更低一点，更适合地方的需求。所以，未来这种场外市场，也就是出了交易所外部的市场会更松散一些，是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三是研究建立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转板机制，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现有的机制在很多方面有割裂性，未来不同的市场之间的沟通机制也将进一步完善。

其次，民间金融市场进一步得到规范，通过有效的机制建设来推动民间金融创新，合理界定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几年之前一直停滞的法律制度改革，比如央行之前主导的放贷人条例，在未来两三年内应该推出了。

最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也将不断提高，国内市场将有更多的境外参与者，而更多的国内企业将积极到海外进行投融资活动。这是金融市场创新的未来着眼点。

第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会不断创新。

未来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重点会围绕民生金融、农村金融、中小企业金融方面。农村金融和中小企业金融就不说了。民生金融创新的核心是为了促进消费的创新。下一步，金融发展、金融创新、金融服务越来越注重服务消费，以此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模式创新。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主线一定是逐渐依靠消费拉动。

第五，金融环境领域与制度创新会有所突破。

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利率市场化，尤其是银行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在未来几年会有很大的突破和改善。另外，政府的监管自律环境、社会监督的环境等会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一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而多层次监管体系也包含地方金融管理的问题。

未来金融平稳发展面临哪些长期挑战？

第一个是认识金融平稳发展的标准。现有的一些金融运行的报告、分析，往往是列出一些数据。比如很多地方说自己金融发展比较健康，就会提到证券化率。证券化率是当地上市公司的市值在某一个时点占当地GDP的一个比重。类似的一些所谓规模性指标，往往反映的是金融业自身的一些游戏规则，很难说金融健康发展可以用哪些指标来进行判断。一个地方、一个省乃至整个国家判断金融平稳运行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不是用证券化率标准，不是M1、M2保持多少的增长，而应该设计一套更加有利于反映金融最终效率的指标来作为金融平稳发展的标准。

第二个是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二者的权衡。因为只要有创新，就必然会带来风险，二者必须要权衡。我个人有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的，而之所以金融创新不足，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推动金融创新的主体。我们知道现有的金融创新往往是金融监管部门主导的，比如银监会。但银监部门作为一个政府监管部门，它的最大政策目标应该是监管，也就是风险最小化。而银监会又作为一个推动金融创新的主体，创新必然会带来风险，风险是有可能扩大的，因此推动创新跟监管部门的主导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矛盾。所以，我一直强调未来要推动金融创新必须在现有的金融监管机制上，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或协调委员会或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对此，在中央层面也有一些实质性的探讨，但由于涉及到具体管理格局的分配，一直没有落实。

第三个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如果不服务实体经济，那么它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有的很多金融创新不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很多金融创新是为了增强这个行业的行业利益，只是为了行业的主体在其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而把风险转嫁到普通投资人身上。我们推动的金融创新最终必须落到实体经济上，落到企业融资是否得到改善、企业发展是否健康、居民的福利是否改善、居民的财富是否增长，这是衡量金融发展、金融创新是否成功的一个铁的标准。

第四个是金融服务于社会民生。第五个是金融国际化的挑战。这几个方面在前面讨论过，就不再细说了。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编辑：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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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天翼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0801/77354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