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胡锦涛同志7·23重要讲话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可以归纳为五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灵不灵？二是科学发展观行不行？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不通？四是中华民族兴不兴？五是共产党能不能？

马克思主义灵不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一些搞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开始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胡锦涛同志在7·23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之所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即是说明我国取得的成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具有指导意义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很多的功能，诸如世界观、方法论、信仰论、认识论等功能。这里突出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功能与方法论功能。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功能。马克思主义认为，信仰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邓小平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一百年前，波兰著名作家显克维奇，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撰写了《你往何处去？》的小说，这是唯一一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小说，亦是欧洲政要案头必备书。《你往何处去？》把信仰、理想、爱情等很多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还原了基督教兴起与罗马帝国瞬间衰落的历史真相。令我们体味到信仰具有移山填海的力量。美国人亨利·D·梭罗写了一本名为《种子的信仰》的书，它主要包含完成于1861年的《种子的传播》和《野果》，这是一本继承了《瓦尔登湖》的淡泊恬静、追寻植物种子传播之旅的奇异日志。书中的每一页都闪耀着作者不知疲倦的好奇心和探索，以及细致和深入的观察。作者用诗情画意的笔触写道：“我相信种子里有强烈的信仰。相信你也同样是一颗种子，我已在期待你奇迹的发生”。梭罗发现植物的种子是有信仰的，每颗植物种子的形状、重量、成熟季节都是为了在它成熟之际能够最大限度地重新扎根到土壤里，开花结果。20世纪80年代，法国一位植物学家根据梭罗“种子是有信仰的”理论，在巴黎专门做了一项研究。他把生长在郊外的一株植物移到城市中心。五年以后，这株植物种子的重量增加了20%到30%。这是因为在城市中心几乎都是水泥地，如果种子没有达到一定的重量，风一吹来，一般不可能自然落到土壤里，会被吹落到近旁的水泥地上，从而失去了在城市重新扎根生长的机会。就是说，种子发现自己的生存环境改变了，它为了能够更好地成长而去努力增加自身的重量，或是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性。植物的种子都有信仰，更何况人呢！

那么，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是什么呢？

一是构建中国社会诚信体系最根本的基础。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我国把诚信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诚信是以信仰为基础的，中国社会要构建一个诚信社会，没有信仰体系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1904年，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考察的时候，碰到一个去教堂做洗礼的人。问他为什么去教堂做洗礼？这个人回答说，我想在这个社区开一家银行。韦伯继而问他，开银行为什么要去做洗礼呢？他说，如果我不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没有人会相信我有诚信。这就是一百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个现实情况。当然现在美国社会的发展依然也跟基督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讲，西方市场经济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换言之，西方市场经济是有信仰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资源问题、诚信问题、制度问题等，其实这些都跟我国的信仰体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考虑怎么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镶嵌到市场经济里面。

二是可以降低社会运行的制度成本。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讲，没有信仰的支持，法律体系是毫无意义的。我国的制度基本上是外部监督的制度，制度成本相当昂贵。我国出台一项《交通法》，要么有警察从早到晚看着，要么建有大量的探头，亦或双管齐下。倘若既没有警察，又没有探头，能违章就违章。为了搞垃圾分类，我国建立了八千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在欧洲发达国家，垃圾分类都是很自觉的，并且自觉地缴纳垃圾处理费。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城管，还有交通协管员，甚至连在公共汽车站排队都需要有人看着，我们还有什么事情不需要从外部监督呢？如果仅仅把制度作为工具、作为手段，失去了制度自身应有的灵魂，那么，这将是非常危险的。美国92%的人信仰上帝，美国人把民主的理想视为上帝的旨意。由此，在美国，支持美国制度的人达到了80%左右。即便是美国出现了危机，美国人还是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再看，美国总统大选制度，两百年以来就这么一个制度，其《宪法修正案》就那么几条。最令人堪忧的是那种天天发明制度，眼见不行，马上废掉。再建一个制度，还不行，又用一个制度去救济。由此而掉进制度的漩涡。如果制度成本昂贵，我国改革开放的代价就会越来越高。可见，信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念问题，核心问题是制度成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制度体系的建设其实是跟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力量，在我国制度体系建设乃至今后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功能。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最关键的就是要掌握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方法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就是把握事实的总和，而不是孤立地看事物的个案。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非常丰富的。今年出现的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群体性事件都与生态建设有关系。这时的社会问题就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了。前一段，北京一位医生发现，社会结构、城市结构、疾病三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说，做心脏搭桥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立交桥越修越多，患高血压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楼越修越高，脑血栓、心肌梗塞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天天交通拥堵。由此，这位医生说，把社会问题解决了，可能有几十万个手术就不用做了。事实上，往往我们把握清楚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那么，怎么把握清楚事物的内在联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呢？马克思主义指出三条路径。一抓最简单的事实。从最简单的事实出发分析问题。马克思分析资本，从简单的商品，具体的劳动一步步分析。结合现如今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来看。什么叫世界城市？抓最简单的事实，就是看看世界城市最外在的是什么？迄今为止，一流的世界城市都是海洋城市。北京不是海洋城市，因此北京要建设成为世界城市，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怎么办？要分析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可行性路径。比如说考虑在北京除了做“南水北调”工程，还要搞“北水南调”工程，就是从贝加尔湖引水进北京。事实上，世界很多高科技产业一定是临水而居的，比如微软。二抓最反常、病态的一组社会现象。我国社会面临的最病态的现象，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讲，我们是由鼠族、蚁族、月光族、啃老族等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是由房奴、孩奴、车奴、卡奴、婚奴组成的“奴隶制社会”。这跟我国的社会结构、分配结构都有很大的关系。只要突出地抓住这些怪异现象，突出地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就和谐了。三抓具有不断增长、普遍化的事实。就是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光辉著作中，出色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中重复出现的某些现象，其中讲到，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的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下来。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的侄子。意思是说，如果路易·波拿巴敢当皇帝，那么你叔叔的铜像肯定会被人从旺多姆圆柱顶上推倒。这是一篇马克思在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撰写的关于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文章，载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1期。时隔九个月，路易·波拿巴果然就当了皇帝。结果不到20年，1871年旺多姆圆柱顶上的拿破仑铜像被巴黎公社捣毁了。恩格斯在1887年，提前27年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恩格斯说：“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到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战争的严重后果将会遍及欧洲大陆，那时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机构将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则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这一预言基本上是后来“一战”的翻版。

方法二，时空分析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时空分析法在现在作用巨大。时间与空间是辨证的统一：马克思讲：时间是发展的空间；资本越发展，就越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时候，始终把资本放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分析。事实上，全球主要的资本交易中心都在北温带，而且都在北纬35度以上，诸如东京、伦敦、法兰克福、芝加哥。而且马克思讲，资本越发展就越力求时间更多地消灭空间，就是说，资本越发展越希望空间距离越来越短。1839年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从北京到广东禁烟。按《清史稿》的记载，广州府距京师7570里路（3785公里）。这里的“距”指的不是直线距离，而是当时的道路里程，从北京到南昌再到广州。林则徐是在公历1839年1月8日从北京出发的，于公历3月10日到达广州。林则徐走3785公里用了60天时间，平均一天走126里路（63公里），是极限速度了。而英国海军1840年从伦敦到广州附近的洋面上，行程在10000公里以上，用了53天的时间，这还包括在印度10天的补给时间，真正的航行时间是40天，每天250公里。林则徐是以农业文明、陆地文明的速度被动参与“全球化”的，其极限速度是每天60公里。而那时的英国人是用工业文明、海洋文明的速度引导“全球化”的，在19世纪中期其平均速度可以达到每天300公里以上，这是农业文明速度的5倍以上。显然，在速度面前，农业文明注定要败给工业文明。在航空航天时代，在信息化时代，全球化的速率进一步加快。从北京到广州飞行距离2000公里，飞行时间3个小时。21世纪的全球化的速率正以1000倍于19世纪、100倍于20世纪全球化的速度发生着，发生在任何一个角落的事件可能很快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还是用农业文明的速度、工业文明初期的速度和思维参与经济全球化，结果只有一个：落后就要挨打！资本无眠的景象已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了：纽交所在道琼斯指数强劲攀升中结束了一天的交易，但华尔街人的工作并没有停止。3个小时后，亚洲证券交易市场的时钟将首先在东京敲响，11个小时后，伦敦交易市场也开始沸腾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已经挣脱了时钟的束缚。这也是伦敦、纽约、东京这三大城市可以构成最顶尖的世界城市的主要原因。我国现在的发展基本上考虑的是空间维度，很少有时间维度的概念。纽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没有突破曼哈顿岛这个空间，却成为了世界城市的老大。目前我国每新增100亿GDP产值需要新增6万亩土地支撑。因此，没有时间经济，只有空间经济就是摊大饼的发展模式。为什么纽约GDP增加几十倍没有增加这么多土地面积？源于纽约的发展模式是由时间经济来配制别人的空间，纽约很多的经济都是在别的国家、别的城市完成的。华尔街的一个交易中心可以24小时运转，我国金融街最多运转8小时。前两天，我去西宁，晚上9点下飞机，感觉有些饿。可是，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就是说，这个城市夜间没有经济链。到了广州就不一样了，夜里1点钟到广州城区，还有吃夜宵的地方。广州整个的经济流量是在不停运转的。另外，很多经济业态白天的增值效果跟夜间是不一样的。比如纽约的索斯比(Sotheby's)和克里斯蒂(Christie's)拍卖行，其主要艺术品的拍卖活动基本上是夜间进行的。梵高的一幅画在白天能拍出一千万，到了夜间往往就是八千万或者一个亿以上。因此，除了用土地发展空间经济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发展时间经济，考虑分析我国城市处在什么时区位置上，跟哪些国家、哪些城市之间可以形成经济互补的形态。

 

方法三，规律分析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抓事物内在的规律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要寻求人类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在其以毕生精力撰写的科学巨著《资本论》的序言中讲：“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仅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就有30多个，如商品的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等。中国人善于总结经验，然后在经验的基础上前进；欧洲人善于总结规律。规律跟经验是有差异的。经验往往不可量化，不易发现产生经验的条件变化。从阿基米德“浮力定律”到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些都是对规律的揭示。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以后过了好几百年，中国的曹冲发现了怎么秤大象的经验。但是，我们并没有像阿基米德一样将其变成一个规律，得出事物的体积和重量之间的关系。再有，中国人在商代就开始观察哈雷彗星了，观察了3000年，对于哈雷彗星做了40几次记录。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详尽地描述了哈雷彗星来地球的形状、时间，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哈雷彗星76年来一次的规律。哈雷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得出了哈雷彗星76年来一次的规律。

具体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是要考虑怎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找到一些在一定时间内反反复复出现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

科学发展观行不行

对于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7·23讲话中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能够转换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具体来看，我认为科学发展观行就行在以下三点：

（一）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作用，习近平同志讲，邓小平理论是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承上启下之作；科学发展观是创新之作。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面临挨打、挨饿、挨骂三大问题。历史交给毛泽东最重要的历史命题就是使中国人民不再挨打。挨饿的问题，历史性地交给了邓小平。所以邓小平理论首先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要历史性地解决中国人挨饿的问题。江泽民时代要解决的是挨骂的问题。江泽民上台后不久，苏联解体了，东欧的共产党也垮台了。由此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共产党。接着90年代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包括军事威胁、能源威胁、人口威胁、水资源威胁、环境威胁等十多种的中国威胁论。所以，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回答的历史性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还行不行，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到了胡锦涛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怎么跟世界相处？为此中央提出建立和谐世界。我国国内发展之后面临的问题是贫富两级分化，这也是邓小平晚年最担忧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等，都是要解决发展的问题。因此，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同志面临并且回答的历史性命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二）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习近平同志2012年6月28日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是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的支持，党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就一事无成。因此，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和丢掉这个优势，否则党的一切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招致挫折和失败”。事实上，我们的发展是人民群众的基层创造和党总结这些创造之间有机结合的实践活动。对于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讲，我们的发明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然后我们加以总结，并且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30年前，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成为以“村民自治”为标志的中国农村体制变革的先行者。合寨村的“村民自治”，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肯定。1982年“村民自治”写进了中国宪法，1997年写入了党的“十五大”报告，成为1998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具体规定，“村民自治”从此走向全国。所以，基层的创新和顶层设计之间完美的结合弥足珍贵。为此，科学发展观一直强调，人民群众的基层创新跟党中央的顶层设计之间的有机结合。

（三）科学发展观具有一系列的科学方法。在方法论层面上，科学发展观已经形成一个以根本方法为核心的体系。这个方法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精神，又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创新；这个体系以统筹兼顾为方法论的根本要求，形成包括求真务实、规律分析、趋势分析以及调查研究等方法在内的若干具体方法。

一是统筹兼顾的方法。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发展了统筹兼顾的战略思想。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统筹“五个”发展，使各个方面的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党的“十七大”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进一步提出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兼顾的丰富内容。

二是规律分析的方法。2004年1月胡锦涛在十六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2009年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继续探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更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向前进。可见，“十六大”以来，中央努力结合我国国情规律性地把握问题。

三是善于对重大问题进行系统调查研究。所谓调查研究的方法就是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与现代信息技术加以结合，找准问题、摸准脉搏，实现科学发展。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与以往相比，我们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更多，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更复杂；影响决策的因素增多，决策时效性增强，决策风险性增大，正确决策的难度增加。调查研究是形成科学认识的前提、做出科学决策的基础。可以说，新形势下加强调查研究极端重要。这一方法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下基层了解情况，亲自下工夫对重大问题进行系统调查，亲自下力量对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做到没有开展调查研究不提出决策，没有作好调查研究不实施决策。进行调查研究，要建立相关的制度体系，要求领导干部要定期到基层调查研究，尤其是到矛盾多的地方、困难大的地方、条件差的地方，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进行调查研究，就要充分运用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各种办法，如召开座谈会、研讨会、走访调查、蹲点调查、典型调查、实地考察等；进行调查研究，还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如网络民意调查、微博社情分析、电话调查等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不通

胡锦涛同志7·23讲话中一再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四大特色。

一是鲜明的实践特色：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性实践，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层创造和党总结这些创造之间有机结合的实践活动，也就是基层创新与顶层设计完美结合的实践活动，在这一伟大实践中，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不固守某种理论教条，也从不固化某种具体制度，而是在改革开放的现实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二是厚重的理论特色：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发展和完善的，它从来没有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恩格斯曾经讲：“我们党有个很大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突出优点，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理论指导。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的，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上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而且包括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三是独特的民族特色：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立足于中华大地，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始终是为中华民族谋福祉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发展的新要求、全国各族人民的新期待来发展自身。第二，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断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之中，如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小康社会的理想、和谐理念都已经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行动。

四是丰富的时代特色：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不是封闭的发展，而是开放的，是敢于和善于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我们是在世界格局大变动大调整大变革中发展的，是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前进的。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包容中发展的，实现包容性发展，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得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一条道路，也是一条唯一能够确保我国国家主权的道路。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我们的结论。从1921年开始我国走的道路在具体方面虽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诸如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总的道路没有离开前苏联。北京很多的城市规划基本上就是斯大林在1932年给莫斯科做的规划。诸如二环、三环、四环、然后建立放射线。我们的军博、农展馆都是莫斯科苏维埃宫的缩小版。直至后来我国搞建设，发现走俄国人的路不行。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一直探索到1978年，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的，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移、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普京总统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提出，俄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历史、地缘政治、国情和法律自主地确定民主的道路。普京的这一提法被俄国舆论界解读为“主权民主”。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普京也强调捍卫国家主权的必要性。普京对当今世界的国家做了三个划分：一个霸权国家，就是美国；三个主权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剩下的全部都是依附型国家。日本叫主权国家吗？要是主权国家为什么有驻日美军。韩国叫主权国家吗？韩国也是殖民地国家，有驻韩美军在那儿。有一些国家没有美国军队驻扎，但是美国人想搞掉你，就搞掉你。像巴基斯坦没被搞掉，但是美国的无人机天天在巴基斯坦领空上飞，如入无人之境。谁捍卫主权，美国人想搞掉谁。最典型的就是利比亚七个月被轻轻松松地搞掉了。1991年美国学者福山讲，苏联解体标志着历史的终结。以后的历史就是自由民主的历史，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社会形态了。但是中国现在的发展，使福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说历史可能没有终结。但是我认为“利比亚事件”，卡扎菲被打死至少标志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终结了。不可能再有民族解放运动了。因为很多国家都不能够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独立。

一方面，美国GPS全球定位基本上削弱了你一半的主权。据说，拉登后来都不敢用手机了，试图回到原始社会，用鸡毛信。即使回到原始社会，美国无人机发现这个地方老有人进来出去的，很快就判断清楚了。所以中国坚定地发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旨在发展自己的国家主权。

另一方面，美元的金融霸权又消掉你一半的主权。卡扎菲所有卖石油的钱都换成石油美元，存在外国的银行。一打仗，所有的外国银行把你的钱冻结了。由此美元霸权一下子取消了你的金融主权。

因此，当今世界上能够捍卫主权的国家寥寥无几。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三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引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一个战略理念的设计，就是有三个一百年。一是到我国建党一百年的时候，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到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上那个理论体系，哪个政党敢提100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的百年怎么实现？首先将其变成一个中期的目标，20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若干个20年了，我们现在做的20年是从2000年到2020年，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等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以后，一定还会有2040年、2060年、2080目标。接下来是五年规划，就是编制区域发展规划、部门规划。这样由百年变成20年，20年变成5年，一个层级一个层级，逐级展开。这是我们理论体系一个很大的特点。尤其是区域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的一大创造。

其次，中国特色理论体系使我们敏锐地捕捉到重大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世界上出现的几次大的机遇中国全都抓住了，并且把这个机遇迅速地变成行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这个理论体系的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开始缓和，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是美苏两个大国在缓和，而是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革命战争变成了和平与发展。所以小平同志讲，既然主题变了，那就要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我国在1978年迅速进入改革开放，就是基于这次机遇的抓住，并转化为行动。

“911事件”发生刚刚过了16天，朱镕基在9月27日国务院第十六次党组会议上发表了题为《“911事件”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与对策》的讲话，明确指出，只要我们认识一致，团结起来，应对得当，这可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只要抓住这个机遇，中国将成为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一片投资的热土，一个世界性的工厂，一个旅游胜地，一个伟大强盛的国家。

“十六大”提出，今后20年是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所以我们紧紧抓住了这10年。但是今后这10年还是不是机遇？拉登被打死了，卡扎菲被消灭了，美国重返亚太了。加之我国周边事态频发，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但是，这不证明中国不存在战略机遇。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有美国化、有欧盟化、也有中国化。包括有全球制造的中国化，全球离不开中国的消费品。还有全球文化中国化，到今年1月我国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开设350所孔子学院，400多个孔子学堂。有近60万国外学生在学习汉语。还有全球旅游的中国化，我国今年出境旅游人数达到七千多万人次。全球并购中国化、全球论坛中国化，全球投资中国化。尤其是我国现在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吸引外资的数量。我国今年到去年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内对外直接投资三千多亿美元。我国“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地加快，这就是中国的一个趋势。在全球中国化里面我们可以抓到很多的机遇，因此，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大趋势很关键。同时，今后10年的机遇可能风险越来越大。如果说过去10年机遇大于挑战，还能分出来机遇和风险。那么，今后10年可能就很难分开了，机遇往往蕴含着风险。尽管欧债危机对我国进出口，尤其对我国出口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个大风险中蕴含着大的机遇。中国能不能像美国“二战“时期，考虑搞一个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迅速进入到欧洲南部市场，包括希腊、西班牙、葡萄牙。

 

第四，我国的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必要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要求，而且我国通过切实增强有效的制度供给，逐步建立起科学、严密、高效、动态的反腐倡廉、监督机制，能够使我国的腐败问题得到可控，不会使腐败完全蔓延开来，使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致命的影响。有些国家包括俄罗斯，腐败都不可控了。尽管我国腐败处在高发、易发时期，但是总的来讲，我国的腐败问题可控制。另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不断提出一系列新的制度要求，而中国的政治体制通过“三个跨越”，较好地满足了这些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出有利的稳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第一个跨越，是用长期自觉选择培养制度跨越了政治领导人更替的风险。第二个跨越，是用中央集体领导制度跨越个人专断的缺陷。国外学者很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中共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犯大的决策错误？其实，他们不明白，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解决了集体领导的问题，而且越是高层，这个问题解决得越好。邓小平在1986年11月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时讲：“我们实行的是集体领导，有事情大家一起商量决定，我自己只起一份作用。”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第三个跨越，是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来跨越单一票选民主的缺陷。票选民主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至于多数是否掌握真理、是否正确，票决是没有责任的。而协商民主恰恰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协商民主通过协商可以把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真理变成大多数人的共识。这几个跨越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好的决策机制，既避免了政治动荡，又避免了决策失误。

中华民族兴不兴

中华民族能不能在本世纪末实现伟大复兴取决于以下几点。

第一，能不能最短时间内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搞工业化、信息化，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发展新农村。发展新农村投入大量的钱，过不了几年，这个村子就成了空村。因为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人一走，大量的投入怎么办？另外，我们既要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又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都是高科技了，就业怎么办？我们还面临“松下扩张症”的问题，就是不要过分粗放的扩张。要解决“广式饥渴症”，就是对土地的饥渴。还有要解决“京式症”，就是PM2.5的问题。这些矛盾的解决有待于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一则关于“格林斯潘难题”的笑话，是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找到上帝问，我想让政府主导经济，又宣称我们搞市场经济，这样行不行？上帝说，不可能。接着格林斯潘问，我要降低劳动者工资，又想让他们多消费，行不行？上帝说，也不可能。然后格林斯潘问，我想扩大货币发行量，又控制通货膨胀，行不行？上帝皱了皱眉头说，孩子你需要重修经济学原理了。这时候，格林斯潘跟上帝急了，说等一等，我知道发改委可以。一则笑话隐射了我们中国人在做上帝做不到的事。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经济发展方式真能转变过来，我们就要重编经济学原理。那么，我们到底是重编经济学原理，还是重修经济学原理？这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到底能不能及时地转变过来。中华民族能不能复兴也取决于这个。

第二，能不能打造一个世界性的中国梦。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六个世界梦。最早是罗马。有“条条大道通罗马”之说。后有中国的长安，当时长安有100万人，其中10万的外国人，外籍人口占到10%，比我们现在多。现在北京外籍人口占不到1%，国际化大都市外籍人口最少占5%以上。纽约的外籍人口占30%，伦敦的外籍人口占25%。后来又出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荷兰梦。还有伦敦梦，再有就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大家向往的苏联梦，现在是第六个梦美国梦。现今的中国要达到世界性的中国梦，不光要在物质上，GDP成为老大，政治上还要有创新，并且可以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

共产党能不能

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在1926就提出过共产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问题，如果长期执政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或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尖锐，即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统治阶级，整体上生活条件低于被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的某一些分子和阶层。历史把这种前所未有的矛盾留给了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以牺牲行会利益克服这个矛盾，就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即便成为统治阶级，如果不能为了阶级的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直接利益，就不可能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其实这里说的是执政党成员的生活条件能不能低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从过去的历史看是不可能的，那么共产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在巴黎公社讲到，巴黎公社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务员的工资不能高于工人的平均工资。这就是马克思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巴黎公社失败了。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巴黎公社原则和市场经济规则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我们一切的“行不行”，关键取决于共产党能不能。由此我们要着重处理好几个关系。首先，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我们现在有8000多万党员，在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党员的质量更为关键。党员的质量就是党员的党性、党员的政治素养、党员的思想觉悟等。要使党员质量得到保证，方法之一就是对党员进行更多的锻炼。而在平时，对党员进行锻炼的关键就是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把共产主义信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紧密结合起来。其次，处理好职业与事业的关系，即处理好直接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其他阶级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执政党成员的整体生活条件和状况能不能低于广大人民群众。很多执政党之所以蜕化变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眼前的直接利益而牺牲了长远利益。我们党始终注意解决执政后党的利益与工人阶级利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不仅是我们党的本质决定的，而且是我们有效抵御各种“颜色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保证党长期执政而不变质的关键之一。再次，处理好规则与原则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巴黎公社原则一方面引领市场经济的规则，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特有的灵活性，给市场经济规则以极大的运行空间。在把巴黎公社原则与市场经济规则有机结合起来方面，我们党一直强调三点：其一，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必须始终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巴黎公社原则。其二，强调把党的最高纲领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保障物质利益同发扬无私奉献精神等方面的关系说清楚、讲明白。其三，始终坚持公务员的待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水平相适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相协调，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全体人民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很多看法都是个人的一些体会，有些方面可能是片面的或者不正确，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编辑：刘斌）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李天翼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1001/77356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