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安全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今天主要向各位介绍一下全球格局，特别是全球安全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一、战略机遇期

我认为，最近几年中央提出战略机遇期是结合国内国际两方面大局，综合考虑提出的。我这里有些数字供大家参考：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即从1949年1979年，中国公民出国总人数28万人，平均每年9千多一点，不到一万人。2006年年底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仅2006年一年出国人次就达到3420万。可能在今年或者是明年，这个数字很快就会突破4000万大关。现在，中国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总量的1/7。全世界134个国家是中国人的旅游目的地。甚至可以这样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的承包队、工程队。在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在海外实现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瓶颈、一些挑战，比如说石油，也许有可能将来我们不能用石油了，或者不敢用了，为什么呢？1993年以前中国还是一个石油输出国，从1993年开始，我们的石油不够用了，开始进口了。2006年我们所消费的石油，42%的是进口，将来这个石油肯定是越来越贵。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虽然我们的利益在海外实现得越来越多，但这种利益也越来越没法保障，从国外进口石油跟从国内油田抽取不一样，不光是价格不由你定，而且安全的风险你也不一定能够控制得了。

前几天中央外办开会，就提了一个情况，我们现在一天所接获的各种警报、各种危机比过去一年都要多。我认为，中央所说的战略机遇期不光是就国内而言，从国际角度看，这意味着你如果抓不住这个机会，过了这一村，可能就没有这一店了，过了这个机遇以后，未来发展可能就不是这么高速了。我们的机遇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过去说地大物博，那是我们的机器没有转起来，今天我们不能再说自己是地大物博了，我们的机器现在是高速运转，但我们给它提供的能量、电力、石油是无法满足这个巨大的、转得越来越快的机器。能源、矿石、木材要来自于世界各地，对这一切，我们的安全保障机制是不足的。现在我们的海外公民遇险了，我们的承包队、工程队出事了，怎么办？一般是外交部门去解决，军方、国防部门是没有办法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前一段时间在所罗门群岛发生的遇袭事件，有400多家华人的店铺受到袭击，中央的决策是南航派了两架航班，把那些华人接回来，算是没有太大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基本上没有，这已经比十多年前强多了。十多年前印尼发生骚乱的时候，我们连飞机都派不出，当时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华人在当地的利益受到冲击。基辛格曾经讲过，在国际关系中要学会微笑，但是后面一定要有钢牙铁齿。我们现在是微笑做得不错，但是缺少钢牙铁齿。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未来我们兜里的钱，有70%甚至更多的收入是来自海外的话，而这个收入又不保障，怎么办?

现在，伊朗向我们提出了特别好的条件，伸出橄榄枝说，我们希望中国人来开采我们的油田，我们可以给你机会和优惠条件，甚至伊朗副总统到中国来提出更让人心动的建议，至少对中石油、中石化老总来说非常心动，他们说可以把他们的储油放在中国，用中国废弃的一些油井。据说我们有个老总兴奋、激动得发抖，但不敢签这个字。为什么呢？有一点非常清楚，伊朗人给你这么好的经济上的诱惑，实际上是想说，如果美国人打它的时候，如果安理会要通过决议的时候，你能不能拉兄弟一把，能不能挡它一下？就我们而言，我可以说是挡不住的。如果美国真跟伊朗打仗了，你不管是签了一千多亿美元的合同，还是其他方面的长期合作，全都得作废。现在全球最有资源的地方恰恰是最动乱的地方，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地方大国容易插手，西方会干涉，而在一些类似非洲之角、在地下没有资源、地上没有水的贫瘠地方，他们却不想去管，任凭那些地方的国民死去。例如卢旺达前些时候死了1/6的人口，西方国家就是无动于衷，不去干涉。但如果是中东地区出了问题，如果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科威特出了问题，西方不会坐视不管，而且往往是先发制人。所以我们未来的发展，就是在跟大国保持战略对话和合作的情况下，使我们的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使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国的实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全球冲突的热点群

首先评估一下全球四个主要冲突点，或者说热点群。

第一个热点群是伊斯兰弧带，或者说一种反美恐怖主义正在蔓延，对全球产生严重后果的区域正在形成。这个弧带，是从非洲北部，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部分一直到中东地区、西亚，再到中亚这么一个地理上的弧形地带。它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苏丹这些地方开始，到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到西亚的伊拉克，再到中亚，就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一大批前苏联解体出来的一些小国。

 

这个地区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都是穆斯林国家，不管是神权国家像伊朗，还是世俗国家像伊拉克、土耳其，他们都信奉伊斯兰教。这个地区一方面是全球石油的主要蕴藏带，全球60%到70%的石油蕴藏在这小小的弧带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高危地带，特别是跟西方较劲的一个高危地带，历史上他们就曾经有过过节，西方人对这个地区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呢？一千多年前的时候，西方基督教民族就曾经在这个地区进行过十字军东征，当时意大利、法兰西、英国在教廷的唆使下，认为这些伊斯兰国家是邪教，是危害他们正统地位的区域，因此以正统的名义对这个地区展开了征伐，前后将近200年。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可怕的战争都出现在这个十字军东征中，其间出现了很多次屠城现象，非常残忍！因此，可以说，十字军东征在基督教民族和伊斯兰这两大民族、两大宗教、两大文明之间，带来了很深的心理上的疮疤。

我之所以重提这个历史，因为9·11以后布什把这个伤口重新刺破、挑开了，又撒了一把盐。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对塔利班进行打击，他在说完我们要为9·11死难者报仇，要讨伐塔利班这种不人道、不文明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也是一个新十字军东征！这句话，白宫发言人听了以后非常紧张，马上纠正说总统是口误，但是电波已经传向世界五大洲、四大洋了。这在伊斯兰国家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马上就想到，原来你说的打击塔利班、本拉登，去抓9·11的策划者，都是一些名目而已，实质上你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扫荡、东征，要进行十字军东征，而这个东征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为了宗教的名义，实际上是要拔掉钉子，要扫除他们所说的暴政前哨、流氓国家、邪恶中心，因为这些对美国统治的世界，对美国主宰的国际体系是威胁、是挑战、是麻烦。所以，如果伊拉克搞定了，美国可能就要针对伊朗人；伊朗搞定了，也可能是叙利亚人。

这个弧带的动荡由此就揭开谜底了：为什么动荡？为什么战争持续，此起彼伏啊？我想，未来的十年八年，大大小小的战争会不断，主要就发生在这个弧带，不仅是因为石油，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是现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主要危险。伊斯兰弧带是对西方现代秩序的一个心腹大患，反过来说，这就带来我们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课题了，之所以说国际形势动荡不定，特别是反恐议程越反越恐，原因也昭然若揭了，我们过去很少听说过有这么多的冲突，有这么多的麻烦，尤其这么多的绑架危机，这么多的人质事件，这么多的汽车爆炸，未遂阴谋。而且，这个危机已经超越了弧带本身，比如去年前年发生在美国，北美最高建筑叫西尔斯大厦，那个未遂爆炸阴谋，不久前发生在肯尼迪机场的那个未遂的爆炸阴谋，和去年发生在英国的，由一帮穆斯林策划的准备把英美航班上十来架飞机给炸掉，这些比9·11更大后果的阴谋都不是在弧带上的国家、人或者游击队干的。是什么人呢？是在美国的、英国本土出身的那些穆斯林干的。所以，英国人很痛苦地说，为什么我们这些中产阶级的后代，我们这些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们，他们会来炸掉我们的国家？要来炸毁我们的飞机？要来摧毁我们的心脏，要炸伦敦的地铁？他们中有些人是到基地、到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去洗过脑的，但是更多人不是。他们的这种行为就是心理上的一种联姻，觉得我的兄弟在那个地方受了欺负，我要报仇。这种兄弟感，我自己就听说过，也亲眼目睹过。三年多以前，在印尼巴厘岛爆炸之后不久，我应邀到这个地方去开会，说实话，会上那些信息比较一般，都是军方、反恐部门研讨一些情报，但晚上在酒店里从电视上看到的一幕幕，让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当时在审巴厘岛爆炸的策划者，看法庭审判的实况转播时，完全跟你的想像是相反的，跟国际媒体的报道是相反的，法官在那里窃窃私语，很谨慎，然后很小心地问那个巴塞尔教长，他是一个白胡子老人，他自己说他支持这个事业，他支持巴厘岛爆炸，所以拿他当元凶来审。他坐在被告席上，就像主人，神情非常安详，非常有尊严，审他的人倒好像在犯罪似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镜头一换，切到场外才知道，法院外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抗议审判，在支持巴塞尔教长，而且意思说得很明白，谁要是敢判他死刑，我们把你法院给端掉！由此可想而知，在这个地区，反美的情绪有多厉害。要知道，印尼一万多个岛，两亿四千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穆斯林，出现震惊世界的巴厘岛爆炸不是孤立的事件。

 

我说这个小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弧带的冲突愈演愈烈，温度日益上升，反恐越反越恐，它不是一种纯粹的所谓的安全现象，而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死结。随着西方的打压，随着美国人这种新十字军东征的推进，极端势力的滋生蔓延就变得日益强烈了，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的日益严重的热点群。甚至可以说，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两极对抗，就是西方的强硬势力为一极，而穆斯林的强硬势力为另外一极，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抗，我们不知道这个对抗会延续多久，会有多大后果，但我可以说，它的确是全球冲突的一个主要的集聚发生地带。

第二大热点群是苏东地区。如果说伊斯兰弧带主要是外部的打压造成温度上升的话，苏东地区更多是因为内部的矛盾在释放，原先被压抑的一些问题被挑开而引起的。这个地区是一个在不断解体裂变的地带：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是原先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榜样，现在一分为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一百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的、差异非常大的区域，裂变过程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开始或者说中途。

大家可以把2007年的世界地图跟1987年就是冷战之前的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在苏联、东欧所在的欧洲，两张地图是面目全非，出现了一大批国家。全世界在冷战后出现了四五十个国家，绝大部分产生在欧洲。六十年前的时候，全世界还只有51个国家， 1970年代初的时候，才刚过100个国家，到了苏联开始解体的时候，增加到150个左右，现在全世界有192个国家。而且，这十几年时间发生的增长和繁殖主要是在欧洲，主要是在苏联东欧这个地区。对这些地区而言，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算是一场悲剧，虽然有个别国家走得比较快，跑到前面去了，但多数国家呈现的都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局面，整个一代人是在失去中生活着。你可以说，再过二十年俄罗斯又是一条好汉，还是只北极熊，还是世界上一个很发达的国家，它有资源，幅员辽阔，但是当下来看，它起码失去了十年或者二十年。

 

第三大热点群是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一共八个国家，国家数目不多。但我去南亚，感觉南亚的人太多，多到我感觉中国人根本不算多。这个地区的土地格外的金贵，世世代代为土地，村庄与村庄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老是打个不休。像印巴边界上，特别是克什米尔一带，有人说哪天不死人那叫新闻，边界、土地、产权、领土纠纷不断。另外，种姓制度、奴隶制度、教派冲突也会引起矛盾。种姓制度很怪，比如说南亚某个地方的一个名单，三四十个人，我不用看他们的脸，一看名单，就知道什么人是高种姓，很显贵的，什么人是中种姓的，什么人是中低种姓，什么人是贱民，就是所谓的不可接触者。在生活中更会面临非常森严的等级：他们不能到一个学校去，不能在一个办公室，甚至不能上同一个厕所，不能乘同一辆公共汽车，不能通婚。如果不同种姓之间通婚了，双方都会遭殃的，高种姓的一方会丧失原先的社会地位，低种姓的一方同样觉得自己受了羞辱，家族、家长可能要把所有的亲友聚到一起，用乱石把私奔的年轻人砸死。

他们的教派冲突不是我们说的一般意义上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在南亚，如果是不同的教派到同一个庙去，就一定是对抗、吵架，甚至是水火不容。印度原先的总理叫英吉拉·甘地，是大国中间最早担任总理的女性，但在1984年，却被她的卫兵枪杀了。人们会觉得奇怪，后来一查，道理非常简单，卫兵之所以会去杀他的主人，是因为当时甘地夫人下令军队警察去隔开发生在印度一个宗教圣地叫金庙中的两大教派之间的骚乱，那是一场穆斯林教和印度教之间围绕金庙的奠基权展开的大规模的骚乱，两万多人丧生或者是自残，最后军队警察当然不能够坐视不管了，在总理命令下去介入，也动用了一些轻武器，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伤亡，总理的卫兵和总理府的副卫队长都有亲人丧生，于是他们心怀不满，合谋把主人给枪杀了。甘地夫人死了以后，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担任了总理，但没多久，在总理会上被一个假借献鲜花的妇女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同归于尽。他死了以后，他的妻子——他过去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时的同班同学索妮亚·甘地接替她的婆婆、接替她的丈夫担任了党的主席。所以我认为，不要听到说南亚经济有增长，印度成为跟中国龙一样的一个大象。在我看来，它是国际安全最关注的四大区之一。

第四大热点群是美国。虽然美国不像刚才所说的三大热点区那么充满爆发性，但美国和世界的关系造成的麻烦，可以说是国际关系领域研究中任何人都不敢忽略的因素，大家都把美国看成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为什么美国人会这样？除了苏联解体，它成为独立超级大国之外，还确实和美国独特的体制，和它超强的实力有关系。经济上，美国占了全球产值的三分之一还要强。全球总产值现在是35万亿美元左右，美国一家12万亿。军事上，美国军费占了全球军事总开支的一半，而这还只是指数量，如果算上质量可能不止一半。举个例子，德国施罗德总理下面一个分管反恐事务的高官到我们所去演讲，演讲完后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德国跟美国在军事上差距多大，他的回答连我这个做研究的专业工作者都吃了一惊。他说，不要说德国，我们欧洲国家合在一起，军事上跟美国比还差了一半。你看科索沃战争就可以很清楚，美国人打头阵，我们只能提供后援。

 

科技领域差距就更大了。有很多衡量标准，我用诺贝尔奖作为标准，就是战后六十年美国一家拿了全球诺贝尔奖的60%，有些年份美国人把全部诺贝尔奖囊括怀中，像2006年，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全被美国人拿走了。美国人为什么会成为全球的力量中心？跟它科技、学术发达有关系。我自己曾经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此前我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作过教授，有个对比：国内质量最好的大学和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一比，差距非常之大。在国内有这种情况，你即便有才能、才华，老师也很赏识你，不一定能够成才，为什么呢？有科研条件、研讨气氛的限制，还有体制的束缚。在哈佛大学给人一个感觉，我话可能说得绝对一点，只要你不弱智，只要你愿意从事学术，你一定能够干出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因为那个学术气氛，那个学术条件，那个图书资料，每天很多很多重要的学术演讲。这个差距真的是很难比的。我写了一本书介绍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流派、学派，划分出了三十多种主要的学派、流派，其中有27种竟然都是美国人创造或者美国人作为主力的。有人可能会问，中国占多少种？我看到中国在目前如果作为哈佛大学讲堂，作为理论化、系统化主要流派、学派来讲，只有一种。是什么呢？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所以，基辛格来北京的时候，他见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说，主席，我见到你非常荣幸，因为我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叫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研究。全世界不管你是非洲丛林游击队，尼泊尔的马列主义政党，还是拉美的切·格瓦拉，都把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作为顶峰，作为集大成者，从中吸取力量，吸取智慧。

在战略方面，有人称美国的战略为蝴蝶形战略。什么意思呢？蝴蝶的头部在北美，中枢神经在美国，中美、南美都是蝴蝶的躯干。在未来十年，美国人把现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从三国扩展到三十四国，而且我看是很有可能很快提前形成，一旦形成了，到2015年前后，将近全球一半的产值会在美洲自由贸易区实现。当然，龙头老大是美国。蝴蝶的左翅膀是在亚太地区。我们看，美国跟日本有《安保条约》，跟中国大陆有千丝万缕的经贸联系，跟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都有战略上的利害关系。美国和东南亚各国，包括像菲律宾、泰国都有军事合作协议，跟新加坡有港口协议，跟澳洲和新西兰有美新澳军事条约。所以，它在这个地区渗透力非常之深，覆盖非常之牢。我曾经去周边几乎所有的国家，发现他们都跟我们外交部门有相同的一个特点，老是把对美国关系作为我们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我们领导人出访最重要的也是对美，其实不是中国人亲美或者媚美，这是没办法，超级大国的辐射力导致所有周边国家都是这样。我们知道，蒙古一南一北，俄罗斯、中国两个大国把它牢牢罩住了，但是他们讲，美国是他们的第三临国。前年我去朝鲜，朝鲜的科学院长请我吃饭，说了真话，他说我们跟中国关系是不错，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合作关系，但是最希望跟美国人达成协议。所以，我们下面说，说不定它一旦跟美国人热乎起来，比跟咱们关系还要热。为什么呢？它觉得美国是它真正的安全保障，美国人不跟它签协议，不跟它建外交，它的心放不下，你中国人跟它说再多也没用。这充分证明蝴蝶的左翅膀是多么牢的覆盖住了亚太区。蝴蝶的右翅膀在大西洋区域。大西洋区域可以说美国人的渗透力、影响力比太平洋地区更强烈、更有力。因为这是它的传统区域，它通过英国这样一个特殊盟友建立起通过欧洲的桥头堡，尤其是通过北约管欧洲防务、管欧洲安全。我们可能很难想像的是，这个分管欧洲防务、欧洲安全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机器，其总司令不是欧洲人，而是美国人，欧洲人顶多是担任军区司令。这说明什么问题？美国人在欧洲的影响力包括否决权，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匹敌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这样一个全球制高点的模式，说明它所拥有的是对全球主要战区、主要力量的把握。

 

当然，美国人也有它的软肋，有它的难处。目前来看，美国有三个主要的麻烦或者说软肋。第一个是伊拉克战争。很像越南战争造成的综合症一样，伊拉克战争也在造成一个综合症，不只是军事上的，它带来美国人心理上的创伤，带来美国超级大国形象的受损，带来美国软实力的严重下降。所以，你跟美国人不能谈伊拉克战争，不管是哪个党的，是学界的，政界的，谈起来都头大，都觉得烦。越南战争曾经带给美国人将近二十年的悲伤或者心理上的阴影，一直到老布什打赢海湾战争才消解。现在伊拉克战争还能拖多长时间呢？或者打完以后还会有多长时间的阴影？我们不知道，也许没有越战那么长，但是9·11综合症给美国人的影响，包括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泥潭效应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是无疑的。

    第二是美国的霸权企图和它实际控制力之间的矛盾。你不要说它大，大它也不能什么事都做得到。它控制的范围越大，带来的制约就越多，这点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了。

第三是我们通常不太注意的，是美国现在少数白人精英立身警告的，就是美国内部正在出大麻烦，正在酝酿一些深刻危机。美国有一个大学者跟基辛格齐名，叫亨廷顿，他前些年写了一个叫文明冲突论，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更有影响的作品叫《我们是谁》。这个书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一个意思，是说美国这个堡垒很可能不是被外部人攻破的，可能是从自身被瓦解掉的。他说，从美国传统上问我们是谁，很好回答，就是uncle——山姆，山姆大叔，就是那个高鼻子的白人，欧洲移民的后代，信奉基督教。现在问我们是谁？可能很多美国人说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也可能是一个黄皮肤的孔夫子的后代，因为黄种人在美国越来越多；也可能是黑种人，黑人跟伊斯兰人有千丝万缕的精神上的联系，跟你白人只是过去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有的是悲惨记忆；也可能是红种人，我们知道红种人是属于印第安人或者南美洲的移民，皮肤偏红而已。这四种人在美国正在出现一个微妙但是重大的改变，过去84%左右是白人，剩下16%到17%是另外三种人，现在白种人只有63%左右，其他三种人已经上升到将近四成，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到本世纪中叶，白人就可能成为少数民族。一旦成为少数民族，他的结论就很可怕了，就是美国的非美国化。所谓非美国化，指的是原来白人的建国领袖，杰夫逊、富兰克林、华盛顿这批建国元勋，他们开辟了美国的制度、美国的价值、美国的文明，会被人忘记甚至抛弃，现在的价值、体制会被腐蚀，最后导致美国所谓的非美国化。或者他用一句更甚的话，叫美国的巴尔干化。巴尔干是国际上的一个典型术语，因为它的民族关系很复杂，最后导致巴尔干地区成为两次大战的导火索。他用这个比喻来形容美国，说美国有可能巴尔干化，如果美国的人种、种族构成出现逆转的话。这个短期来看有点危言耸听，但从长远来看，不能不把它设想为美国的一个心腹大患。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很注意美国白人基因，尤其像骷髅会这批人，现在提出要特别加强对移民的审查，强化美国所谓传统价值观。这是美国的一个特有的问题。

以上我们主要评估了当前的一些主要冲突点的特征、走势，这是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新挑战

 

首先，看看所谓的非传统安全。中国跟外国非常不一样。美国主要是面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和所谓的无赖国家挑战这三种威胁，他们把它称为是非传统安全。俄罗斯是另外三种，包括民族分离主义、经济转轨停滞不前，以及北约东扩带来的危险。西欧是第三种类型，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社会危机，特别是失业带来的社会危机，还有就是非法移民造成的压力，现在非法移民数量相当大，有的国家甚至高达14%到15%。所以，你看这些年，这些国家凡是出现大的动荡的时候，都跟这些问题有点关系。伊斯兰世界我前面已经提到了，主要是内部的教派争斗，社会发展缓慢以及外部的打压。非洲的主要问题是边缘化，非洲占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家数量，190多个国家它有60多个，但非洲问题就是它没有什么发言权、政治地位，各方面的影响力都比较差。

相对于以上区域，中国的非传统安全有自己的特点。根据我们研究，中央有中央的考虑，区域有区域不同的重点，比如说西北地区主要是三股恶势力，包括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对我们西部边疆的稳定、民族团结构成挑战。西南地区，云贵川，特别是靠近缅甸、老挝、泰国的那一带，主要问题是一些跨界犯罪、与金三角相关的贩毒、走私等。东北地区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于改革开放整个进程的落伍带来了东北这些年的一些问题。比如非法移民现象头绪最多，问题比较严峻，非法入境者在东北地区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也由于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缓慢，一些人偷渡到韩国、日本，成为这些国家最大的偷渡来源。还有一部分是其他地方的偷渡者，通过东北做一个出口，非法移民到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给这些地区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东南方向，就是我们沿海最发达地区，包括像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应该是国内发展最好的区域，但同时这些地区又有一些新问题，就是所谓的渔业纠纷，海上的一些纠纷。我到中山去讲课，中山市委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很头痛渔民跟海外的一些纠纷，过去渔民打鱼是比较粗放式的，渔汛到哪儿他撒网撒到哪儿，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很多国家它用精确的GPS定位，你船一过去，他就知道你是不是侵犯了他的主权、领海、大陆架或者经济区，然后跟着炮艇就来了，直升机就来了，甚至炮火就来了，轻则罚你倾家荡产，把你关起来，重则就是人员的伤亡。当然，还有两岸关系中出现的麻烦带来一些新现象。比如台湾很多地方，甚至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都有相当多的买卖大陆新娘现象，这个所谓的大陆新娘并不是真的当新娘，可能干一些非法的行业，甚至一些对妇女有损害的一些行业。

从中央来看，非传统安全近些年来有新的特点。比如金融危机，大家知道，十年前那场金融危机给人心理上一种怎样的震动，不开枪、不放炮，它能带来不亚于一场中小规模战争的损害。我们周边有些国家倒退了一二十年，甚至出现了社会动乱，政治换马，整个国家不得安生的局面。再比如非典，在座的对北京那场2003年的危机还记忆犹新。假如再延长几个月，或者假设明年奥运会之前再出现某些类似非典的这种问题，是什么后果？最可怕我觉得还不是当时死了多少人，而是来无影去无踪，你不知道病源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去防范。

在中国，传统非传统安全有时候混在一起，你也说不太清楚。像台湾问题，到底是传统威胁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是肯定的，我们军队要防范。非传统同样是存在的，包括信息、黑客这方面的，有可能造成大破坏。由于我们国家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就存在了一种不确定。很多国家关注中国的更多是非传统安全的一些挑战，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气候、环境、生态问题。

 

第二类就不同了。第二类是我们的军队首先要面对、外交部门要进行处置的主权难题。现在中国邻国的数量将近30个，其中接壤邻国14个，一半是非接壤邻国。在接壤邻国中，过去有将近10个跟中国有纠纷，现在还剩下两个，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不丹。在非接壤邻国中，比如像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跟我们有主权纠纷，各种各样的经济区、大陆架、沿海的这种纠纷。这种纠纷现在呈现上升趋势，构成对我们国家安全、主权权益的挑战。

四年前，基辛格来北京参加中美建交的一个庆祝活动，在钓鱼台安排了一次座谈。当时我问了基辛格一个问题，就是他如何看待中国崛起面对的障碍。他回答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你们邻居太多了。确实，中国跟美国很不一样，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一个大国，刚才说了，将近三十个。我们也有着最复杂的周边地理环境和条件，我们既是太平洋西岸国家，有漫长的海岸线，跟将近十个国家有主权纠纷，海上有各种麻烦，同时我们又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陆地边界，两万多公里，历史上就打过很多仗。

远的不说，50年代初第一场战争抗美援朝。60年代初打第二场战争，就是1962年中国和印度当时围绕边界问题出现了一场冲突。这个说起来很奇怪，中国和印度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印之间只有一条麦克马洪线是所谓实际的控制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留下来的，印度人不承认它，我们也不满意。在这个边界的东南方向，我们藏南一带，印度占了我们将近9万平方公里，现在达赖喇嘛就在那个地方。在这个边界的西北方向，印度说我们占了它将近4万平方公里，双方这些认知上的差异就造成了摩擦，现在谈了十几轮了，仍然没有结果。但是，双方都不希望再打仗了。解放后的第三场战争发生在中苏边界，乌苏里江一代，围绕珍宝岛，俄方叫黑瞎子岛。1968年的局势很紧张。当时如果打起来，双方各自屯兵百万，都拥有核武，对中国可以说虽然不能叫毁灭性的，起码用现在话讲要晚发展二十年。

到了70年代，我们知道主要冲突的发生是跟越南、菲律宾，跟东南亚一些国家，西沙、南沙，最后在北部湾，在中越边界。当时，中国和菲律宾的海军下层单位之间曾经发生过战斗，后来还是被高层控制住了，没有打大，没有蔓延成国家间的冲突，但当时确实双方军界都非常之紧张。

新世纪以来，我们主要矛盾的焦点是跟日本的主权纠纷，围绕东海划界问题，围绕钓鱼岛问题。

所以，大家想一想，中国有这么多的邻居，这么复杂的纠纷，哪一个事情搞得不好，对我们国内的气氛，对军事、经济的布局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延缓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这就是为什么基辛格当时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特别说的，你们的邻国太多的原因。

国际关系史上也有很好的证明。比如像德国，德国过去可不是大国强国，它是一盘散沙的。几百年前的德国曾经是由几百个诸侯和大公国来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邦，那时候德国内部的纠纷不断，周边的麻烦不断，外部包括很小的国家都能踹他一脚。直到后来，在首相俾斯麦整合了以后，德国才逐渐崛起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一极一强。德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一个国家哪怕是大国，不管面积多大，不管历史多长、资源多好，如果周边出现了麻烦，主权问题没有充分解决，就有可能被人利用，可能会延缓你的发展，甚至使你面对内部的各种威胁。台湾问题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不同意台湾独立，根本还是考虑我们国家的完整和发展。试想，如果台湾这个链条断了，这个多米诺骨牌推倒了，中国内地就会出现一个仿效，就会出现李登辉所期待的中国分成七块或者多少块的局面，什么藏独、疆独、蒙独、鲜独就会来。这些决定了中国特有的主权难题是任何大国所无法相比的。

 

第三类又不同了，前面提到了亨廷顿的《我们是谁》，但到目前为止他最有影响的还是原来写的《文明冲突论》。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文明冲突论》发表的时候，当时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听他的报告，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他的文章发表以后，给他打电话的第一个人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向他表示祝贺，说教授，你发表了一篇非常棒的战略论文。当时在大洋彼岸，我们的领导人江泽民也作了批示，大致意思就是对亨廷顿要警惕、要研究。为什么一个教授，一个学者的东西会引起政治家们这么关注呢？带着这个问题，我通过一位朋友的推荐，见了亨廷顿博士。我问他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文明冲突论》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确实让我想了很长时间。他说，按照我的《文明冲突论》，你们中国人所担心的很多事情其实大可不必，但同样按照我的《文明冲突论》，你们没有察觉的一些地方将来可能出大麻烦？我觉得很吃惊，请他做一些说明。他说了这么几个主要观点：第一，他说你要理解什么是《文明冲突论》，就是三大文明影响世界格局，具体说就是基督教的欧美，伊斯兰教阿拉伯世界，还有儒教的中国。这三种文明或者三大文明圈决定、制约、影响着人类的未来。文明冲突实际上是三大文明圈的较量。他说世界上不管有多少种亚文明、次一级的文明，这三种文明是根系最庞大、最有影响的，未来它们的关系决定着人类的未来。第二，在他看来，在《文明冲突论》这个分析框架中间，对于西方、对于美国人来说，最主要的威胁是穆斯林的势力，是那些弧带上的挑战者。在他看来，这是美国人当前最主要的挑战，如不把他们收拾了，美国的前景堪忧，美国未来霸权地位不保。布什最近有一个政治讲话，明确提出伊斯兰的极端势力是美国人的主要敌人。实际上是把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建议应用了、采纳了。第三，在亨廷顿看来，中国人包括俄罗斯人，美国人跟你们之间不是主要敌人，我们应该共同联手去对付那些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那些国家，那些势力，那些基地。我们充其量是未来可能的潜在对手。中国、俄罗斯最多是美国未来的挑战者，何去何从主要取决于我们双边如何去把握它。如果中俄把与美国的关系当成对抗关系，朝这个方向去推动，去设计，就可能真的成敌人，如果把双方看成战略伙伴去对话，去运作，去合作，也可能将来就不会打仗，就会成为某种战略伙伴，甚至朋友。他认为，朝鲜半岛的核扩散问题，台湾海峡出现的台独造成的战争问题，东南亚一带的海上海权问题等都是现在所能看到的表面上的问题，如果中国保持这样一个崛起的势头，保持强大，这些东西都会成为儒教文明圈的辐射范围，都是中国的天下。在那本书中，他用了中国孙子兵法的一句名言来说明他这个问题，叫做不战而驱人之兵。他认为这个地区由于中国的影响力在扩大，由于中国是儒教文明的发祥地，由于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将来你说的麻烦，什么台湾海峡、朝鲜半岛、东南亚一代的问题都会不费一枪一弹化解，或者矛盾化大为小，化小为无。

亨廷顿推论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西部火星多，而恰恰这个地区你没有防范，你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你的经济水平发展比较差，文化、科技、教育、文艺等各方面处在一个比较边缘的区域。你的投资比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它的整个进程是落后的。越是落后的，将来就越有可乘之机，就越会让外部这样一些势力得手。这就是他所说的“文明冲突论”及其对中国的含义。

我想了很长时间，又看了很多材料，我发现这个教授，一方面他确实高人一筹，看到了很多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发现他又很阴险，或者说他这个战略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他内心所想的，实际上是要防范这两种非西方文明，就是防范伊斯教和儒家联手去对抗他这种主导性的基督教文明。他的很多建议，充分证明了他这样一个特有的居心不良。比如说他提到要阻止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结盟，在军事上防止他们联手。我记得他报告中特别提到，要防止中国和巴基斯坦搞导弹合作，防止中国和伊朗展开重工业，特别是核重工业的合作，要防止中国和当时的萨达姆、和当时利比亚一些可疑的军事交流。他提出，发现了一定要切断。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最危险的。

他还提到了要注意日本的摇摆不定。他看到的和别人不同。他说日本实际上是一个文明分界线的国家，历史上日本是受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的影响，它的汉字都是从中国来的，进入近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它逐渐加强了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联系，成为美国战场上的一部分。在中国没崛起的情况下，日本会毫不犹豫的跟西方拴在一起，但如果中国崛起了，日本人会回头一看，哎呀，中国强大了，中国的机会这么多，中国的信息市场这么大，我们得重新选择。这十多年来中国的崛起过程，也是日本在徘徊、犹豫、重新选择的过程。而在亨廷顿看来，要防止和注意日本这种情绪，注意日本文化、文明的这种敏感性，要防止他们的老百姓。所以，建议要强化日本的安保条约，强化日本西方一员的属性等。

 

他还提出，要防备澳大利亚。他认为，澳大利亚也跟中国有关系。他用“文明冲突论”中文明这把尺子一量，澳大利亚现在处在有问题的状态，因为澳大利亚前任领导人曾经对华比较友好，而且提出一个理论叫“融入亚洲论”，意思是说亚洲在崛起，我们要学会吸收这种景气，要跟中国、亚洲经济上融为一体。亨廷顿就批他，说你融入是什么意思，你是西方文化的一员，你是基督教的后代，你是英国人在那儿建立的白人的国家，你融入亚洲，那无非就是增强儒教的影响，削弱自身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从现任首相霍华德执政10年来，他的一种转向，就是按照亨廷顿所希望的转向，就是强化美、澳、新西兰的同盟。

最后，我想用一点时间，重点谈谈我自己对中国在战略机遇期总体战略的一个分析。

我认为，中国在新时期的外交、国际战略的设计，应该在全球大需求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要重视解决好三大需求。

第一种叫发展需求。这个需求比较好理解，实际上是邓小平奠定的，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要注意一点，现在我们讲的“胡温”新时期，发展需求面对的挑战是邓小平的年代所没有完全想到、完全没有见到的。进入新时期以后，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后，出现了新的挑战，对发展需求有严峻的考验。一个是能源和原材料的充分供应能不能保证？1993年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再也不能说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了，我们这个机器转起来了，特别快，而我们现在的资源是不够用的，必须从外部吸取力量、吸取能源。人们总是希望有更大的车，有更大的房子，要更高的收入，而这一切就决定了我们能源、原材料的瓶颈是越来越严重，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度会越来越高，而且还缺少安全保障。

新时期的挑战还有就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性。过去我们说一些污染不可避免，但随着风向影响到了韩国、日本，还影响到了夏威夷，后来到了美国西海岸。现在有一些国家，比如说挪威外交部跟我们谈判的时候说他们科学家已经检测到在北极上空，有来自于中国的粉尘、颗粒，当然我们不能够同意。但是，有一点我们内部讲，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废气排放国已经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趋势了，我们仅次于美国，差不多很快就会超过美国。这不止是我们自己的城市、自己的环境受到了一些污染，我们整个后代都挺麻烦。现在对于人类生存环境来说，就面临当年基辛格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美国实际上是很浪费的，美国的汽车，人均一辆多，美国3亿人口，是世界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占了40%以上的世界能源消费，如果你们中国也按照我们美国这种很愚蠢的方式去发展去消费，再多若干个地球都不够。但现在，中国还是在追求这样一个美国化的生活方式，甚至比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现在的能源消耗更大。我们现在差不多是日本能耗的5倍。当然日本基本上都是靠进口的能源，所以很节省。现在我们的能源已经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们还这么去消耗，我们粗放的能耗型的结构还在继续吞噬着宝贵的资源，不仅是中国的，而且包括世界的矿石、煤炭、石油和名贵的木材。所以，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了以后，就成了一片废墟。中央之所以提出可持续发展，提出绿色GDP，这既是为中国，也是为世界。但是这一点在目前应当说还没有完全扭转，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发展需求还要打一个问号。

发展当然还包括政治发展，就是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在新时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我最没有把握说清楚的地方。这个就不展开说了，因为大家比较理解。

 

另外两种需求比较而言是更加新的、更加不熟悉的，但是会越来越严峻的。一种就是主权需求。主权需求包括这么几个内容。首先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主权纠纷。尤其是要使台湾逐步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而不是远离祖国。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在我看来，未来战略机遇期10年、20年，要么咱们不打仗，还有20年好日子，要打仗按照我的评估，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地点，就在台湾海峡，就是台独势力越过红线，逼得不得不战。要防范台独势力越过红线，一个很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你要有远距离的投放力量，你要有强大的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新时期从现在开始国防军事和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尽管这些年海空也有加强，尽管配备了一些杀手锏，但是非常不够。经济学有一个很著名的对子，叫做大炮与黄油不可兼得，这个矛盾在新时期越来越突出了。如果你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人民生活改善，用于公务员的工资提高，用于建设，你用于锻造杀手锏的，用于航天器、用于航母的就会相对下降，反过来向这方面投入多了，那方面就不够。现在我们离建立起强大的远距离投放力量，使得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能够承担使命，能够去防范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急事件，能够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海空军、国防力量，还有漫长的距离。我们要教育公众，使公众有一种安全的意识，有一种忧患感。关心大局，服从服务大局。

还有一种新的需求即第三种需求，是刚刚出现的，叫责任需求。它要求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对世界有更大的投入，产生大的影响力。我们已经走上世界了，你不能说没有相应的责任、义务，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责任需求包括增强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贡献，这个贡献既是钱、物，也包括其他方面，包括制度设计、倡议等。我们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大国，但说实话，含金量有限。日本人就老拿会费的事情说事，说中国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嘛，你为什么才拿2%那么少的会费啊？德国不是常任理事国，拿了9%，日本也是非常任理事国，还拿了18%，美国人是老大，拿了四分之一。这不光是钱的问题，有时候你投入不够，影响力真是跟不上去。现在联合国18个大的系统，去年以前中国没有一个是主官，去年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是一个突破，就是主要国际组织中有一个中国人。但有很多涉及安全、主权、和平，涉及全球政治的一些机构，都没有中国人当主要代表。

前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参加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的讨论，当时他们就介绍，按照我们现在的份额，实际上应该有12到15个规则由我们制定，但现在连一个都提供不了。这中间有的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语言等各方面有制约，有的可能还受到我们观念的影响。这里面还有人提到要防止台湾这个秤砣来约束中国。有一次我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喝咖啡的时候，咱们一位大使跟我说，王教授，你不要以为我们有多神气，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大国使节那么神气，替人类做很多事情。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脖子上面挂了很多秤砣，最大的秤砣是台湾问题，还有一些小秤砣，什么法轮功、人权。每天你就疲于奔命来应付这些事情，根本甩不开手脚去为人类做什么事情。提到的公海、极地、外太空，这都是关系到子孙后代、关系到全人类的幸福，在这些问题上面，在定规则、决策的时候，中国人多半不是很活跃，多半都不是一个主导的、主体的、主要的操办者。这是心有余力不足，不是中国不想为世界做贡献，而是受了太多的制约。

 

这里还要提到一点，现在很多国家，不光是西方一些国家，包括我们过去一些盟友，一些非洲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不是喊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是说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所以看这一段时间，中央加强对非的工作。比如说建立以央行为主的对非的资金，去年召开了跟48国非洲元首政府首脑的峰会，胡主席、温总理分别到非洲六国、八国出访。我想除了一些具体经济上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现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多国家觉得中国可畏而不可亲，觉得你的发展对他不是一种机遇，而是一种损害。我去年初在圣彼得堡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上一个非洲代表也做了一个报告叫《中国在非洲》。他不说是谴责中国的殖民主义什么的，他拿数字说话，这个数字我看得出是别有用心挑选的，但确是事实。比如他里面提到，根据他的调查，中国的企业在非洲绝大部分是从事那些资源掠夺型活动，比如矿藏、石油、名贵木材等，很少去投入到那些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比如财会、教育、医疗人员的培养，中国企业不感兴趣，中国的部委不感兴趣，中国的有钱人不感兴趣，他要的就是那些木材。但是你把这些木材拿走，也不给人家再种树，你把矿藏挖了以后，给当地发展留下的不是一些技术，不是一些人才，不是一些知识，让人家觉得你这是对人家未来的一种剥夺。他来列举另外一组数字，根据他的统计，在当地的跨国公司中，中国的口碑不太好。怎么不好呢？就是待遇比较差，你的劳动时间比较长，不符合国际劳动标准。另外，还列举了很多。说实话，我听了之后觉得很不舒服。这就是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用他们西方人的话讲就是尼斯湖怪，身形很庞大，来无影，去无踪，胃口极其贪婪。人家只有怕，不会觉得很可亲，因为你的发展不是别人的发展，你的进步不是别人的进步。所以后来温总理去，我听陪同同志讲，一路上含着眼泪去跟别人讲，这种做法绝对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中国自己本身就曾经身受其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多么惨重的记忆，我们希望跟非洲兄弟能够共同发展，能够双赢，就是中国的发展能够带动你们的发展，你们会觉得中国的发展是好事情，都欢欣鼓舞，那样我们才高兴。不要说我们发展了，你们难受了，你们觉得不发展了，你们后来对我们有依附了。最近央行牵头建立10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下批20亿，就是希望把这些贷款主要用于非洲最急需的那些领域，比如说他们的财会人才、各级技术专家的培养上，让这些人有大局观，维护好自身的利益。我们现在一些医疗队，一些外援，包括像袁隆平这样的，我们温总理有时候出去带他，为什么呢？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技术不是垄断的，我们想分享，希望解决世界粮食问题，解决贫困问题，解决饥荒问题，而不是我们来了，走了，带来的仅仅是钱，仅仅是市场，仅仅是把人家的东西拿走，我们拿走了以后，剩下一片废墟，让他们的子孙欲哭无泪，这不是我们的政策。但是转变这个态势不容易，我们的很多企业、很多个人，在国内就是为非作歹，就是雇佣童工，对工人不好，见利忘义，要他到国外装正人君子，他做得到吗？他愿意去投入那些看上去回报慢，投资比较长的一些所谓的可持续发展领域吗？所以，转变他们的这种观念，尤其是防止一些地方、一些个人的不良嗜好和冲动很关键。

总结一下，这三大需求之间实际上有不同的方向。发展需求是国内的增长，人民生活的改善，自身的改善；主权需求更多是一个防范的态势，是安全力量的建设；责任需求是更大的国际责任，是对人类的更多贡献。每一个方面都对其他方面形成了一些制约，对自己提了更大的要求，各自之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如何在这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而且不能说这个时期、这个需求是领先，它就永远是领先的，那个需求是相对落后的，它就是永远落后的。动态平衡意味着适时调整，随着综合国力的发展，随着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应该不断调整，而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就是我们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设计。所以，和平崛起是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需要我们所有人，不只是胡主席、温总理，或者说外长、访长，或者是我们这些做学术研究的，包括各个领域的同志，共同去思索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思索中国的国际影响，思索中国主权问题解决的方向。把它联系起来，才会对中国在新时期外交和国际战略面对的挑战，有一个更加全面、动态、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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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航舟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7/0901/77358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