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分析

 

首先做一个声明，我今天所讲的内容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与财政部无关，与财政部经济分析组也无关。

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关于国际经济形势，我讲几点。

第一，欧元区的经济。

欧债危机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第二阶段是企业的融资危机，也就是金融市场危机。现在处于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企业为了获得融资，欧洲央行宽松发放货币后，可能引发的欧元货币危机。欧洲央行已经深刻感受到了危机来临的危险。欧洲央行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减少货币发行量，努力扩张企业利用美元、日元融资的有效途径。

尽管欧元区经济出现了负增长，个别国家如希腊、西班牙，失业率已经超过了24%，但它内在的稳定机制还在，欧洲央行的理智还在。欧洲央行跟美联储签订了一个美元流动性货币互换协议。这个互换协议的利率只有0.5%。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欧洲的央行不为欧洲企业提供相应的融资，而改由美联储来提供美元融资，等将来经济复苏以后不会对欧洲市场的货币存量带来过大的影响。由此看来，欧洲央行还是很清醒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欧洲总体经济形势有望在明年年初稳定下来，明年下半年中国对欧出口有可能会进入扩张的轨道。

第二，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从1991年开始进入到“失去的20年”，这期间日本的平均经济年增速只有0.2%。但到了2010年，日本的经济增长实现了2.2%的增速，日本朝野上下对2011年寄予厚望。然而，“3·11大地震”改变了一切。“3·11大地震”导致了日本2011年经济增速急剧萎缩，但在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开始出现复苏。从今年的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复苏的效果比较好。

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跟日本正面临着钓鱼岛的争端。两个大国如果发生了战争的话，那肯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开始打的是武器，战争背后打的是财力。从现状来看，日本的财力没有中国高。去年两个国家的财力相差大约55亿美元。从财政的动员能力来讲，日本就更不行了。日本现在的国债占GDP的比重是230%，而中国所有的政府债加在一起大致占50%左右，也就是我们的财政动员能力要比日本强。这就有一个问题，日本如果财政动员能力不足，那么接下来就可能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在“3·11大地震”期间日本已经过度发行了55万亿货币。换句话说，日本今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很小，那么日本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出售自己手里的美元资产。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提高会带来美国整个金融市场上的利率的上升。美国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波及，美国断然启动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第三，美国经济。

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美国经济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12个季度正增长，而且增速比较好。从今年1月1号开始，奥巴马政府解除了煤炭出口禁令，开启了美国国内煤炭生产。美国开始解除国内煤炭出口禁令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出现了页岩油和页岩气的革命。美国在页岩油的开采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突破，从而使得页岩油和页岩气的开采和利用成本仅仅是现在石油成本的80%、天然气成本的90%。这个新能源的出现，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替代基本上是100%的。学过经济学的同志就知道，如果能源成本出现下降，会带来整个总供给曲线的向右推动，换句话说，会出现一个正向的供给冲击。这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经济下一轮保持较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所以，我们也高度关注美国的页岩油和页岩气的革命。中国其实也存在大量页岩油和页岩气的储存，我们的阜新、抚顺、广东茂名都有大量的储存，但我们的开采成本过高。

美国的实体经济状况还是很不错的，失业率只有8.2%，通胀率只有1.8%，同时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有效的复苏，而且美国家庭的负债率从55%下降到11%。这一系列的数字都代表，美国不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整体风险水平在大幅度下降。

美联储为什么在这个阶段率先启动QE3？有人解释是因为年底有一个财政悬崖。因为小布什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减税和奥巴马政府对中产阶级的减税都将在年底到期。那么,减税到期以后就会带来中小企业的成本上升，会降低中产阶级购买商品的消费需求。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给它一个货币支撑，降低有效的利率，就还能维持美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但是现在距离年底还有4个月的时间，美国为什么悍然动用QE3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防止中日之间过度抛售美元资产。所以,大家看到QE3方案是每个月上限400亿美元，并不是说每个月都要支出400亿美元，你们不抛我也不支，大家取得一个动态化的平衡。所以,不要像看待前两轮量化宽松一样去看待美国这一轮的QE3。

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简单介绍一下国际的经济形势，我们重点看国内经济形势。

（一）GDP数据。

首先是GDP的增速。

中国GDP的增速在2010年第一季度超过12%，从此不断下滑，一直下滑到今年六月末的7.6%。面对今年GDP的形势，其实我们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就早有准备。去年年末，世界银行给了中国一个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说，中国2010年和2011年两年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不是要素量的扩张，也不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是货币估值因素。货币估值因素占了这两年经济增长的55%，

什么是货币估值？假设我们这个演播厅，1998年一平米的面积产生的GDP是2000块钱。如果到了2010年我们新建这个演播厅，一平米的面积带来的GDP增长是20000块钱。其实我们的实体产出没有任何改变，都是一平米，但在GDP的统计上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后者是前者的10倍。

在这种情况下，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假设世界银行是对的，去年增长的55%是由于货币估值带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形式那么好，统计局给出来的是9.2%，修正后达到9.3%，而每一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都觉得经营非常困难的问题。企业经营的困难看什么？看实际产出扩张的速度，如果实际产出的扩张速度很快，就认为经营形势很好；如果实际产出的扩张速度慢，就认为经营形势不好。把这9.2%当中的55%拿掉，大约剩了4.5%。换句话说，去年落在实体经济上的扩张只有4.5%的空间，其中还包括房地产市场的扩张。所以，去年企业对经济环境的感觉非常苦，而国家在宏观层面感觉还不错。这背后不完全是统计局的原因，有内在的规律性在里面。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不可能始终保持这样的情况。如果始终保持这样一个情况，会使大量的资源集中到一些无效率的资产中去，所以必须要对资产市场进行调整。于是，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以实体经济发展作为我们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那么，资产经济向实体经济过渡，话说起来容易，但中间有巨大的风险。比方说房地产价格下降，是在这一个月中全国所有房地产产出的价格水平同时下降。对GDP来讲，跌掉的是一块矩形面积。

而实体经济增长要面临几个步骤：首先，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其次进行融资；然后进行采购设备，购买原材料，组织工人，安排生产；产出后，产生库存、销售。整个环节是一个逐次提高的过程。它给GDP带来的面积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也许这个三角形的面积会超过刚才的矩形面积，但在变化的初期肯定是替代不了的，一定会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下降。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经济增速下降如此之快。

然后是GDP的构成。

第一，消费的情况。从去年到现在逐月消费增速线来看，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是非常稳定的，大约保持在17%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消费？

方案一是提高消费者的收入。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

方案二是城市化。市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差距是很大的。每一百块钱拿多少出来消费，两者大约相差30%。

方案三是改善消费环境。改善消费环境的最大问题就是信用环境。中国的信用消费不发达。人民银行从2000年以后极力推进信用消费发展。中国的信用卡是全世界最优惠的信用卡，办信用卡送礼品，刷几次后还免第二年的服务年费。经过几轮的扩张，到2009年底，我国信用卡的刷卡量大致在8000亿元左右。两年以后，2011年信用卡刷卡量是2.4万亿元。导致如此巨大信用卡刷卡量的提升，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网络购物的发展；第二个是通货膨胀率不断高企的影响，导致许多居民把消费提前化。不论怎么说，我们现在的信用消费环境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我们还可能面临下一轮风险：违约风险。如此多公民使用信用卡来进行消费，未必每一位都具有偿还能力，所以未来信用卡的还款风险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银行零售方面的风险。

方案四是提供消费时间。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假日办联合搞了一个“国民休闲计划”。“国民休闲计划”定位有三个：一是让你能休闲，二是让你懂休闲，三是让你会休闲。能休闲，是要给你一个带薪假期，让你有钱的时候还有时间。懂休闲，是要进行健康休闲的引导和教育。会休闲，推出了一系列的补贴。比如说，现在奖励优秀员工一个旅游的职工福利，这钱是要纳税的。在“国民休闲计划”推广以后，这就很有可能转入到单位的经营成本里去，是不需要纳税的。再比方说银发旅游。老年人也拥有旅游的权利，在设计养老金的制度时候要把银发旅游的参数设计进去。再比方说修学旅游。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对外面的求知欲是很强的，就给有孩子的人的工资里注入一块供孩子进行感受、感知科学和自然的资金。像这样的一些举措都有可能在“国民休闲计划”中一一得到落实，但这个计划本身到目前为止还只是草案，目标是在“十二五”时期推出，大家也可以关注这个计划。

 

方案五是提升消费结构。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非耐用消费品消费转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第二层含义是从无品牌无保障的消费品转向有品牌有保障的消费品的消费，比方从集贸市场中的消费转变到农超对接的超市消费中去。这样一系列举措也在缓步推进。从非耐用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的转变，中国搞了一系列的消费补贴，耳熟能详的是家电下乡，补贴率13%；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率是10%；汽车摩托车下乡等。这系列家电补贴大大提升了中国家电的消费，但这些家电补贴都已经退出或者即将退出。然而，我们的消费补贴政策一退出，市场马上给政府以颜色，消费增速急速下滑，而且是在春节期间急速下滑。这个情况出现了以后，就必须启动新一轮家电消费补贴。

为什么要退出原补贴？原补贴退出的最主要原因是，家电产业的竞争关键是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而我们要搞家电补贴，比如说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呢？第一，技术非常可靠；第二，使用起来非常简单；第三，一旦发生问题，售后维修非常容易。但这种产品往往是一些标准化的技术产品，而不是新技术和新产品。那么这种情况对家电企业的生产带来了扭曲。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老百姓得了实惠，但家电企业没有得到什么实惠，整个家电企业把自己的生产重心全部放到成熟产品、标准化产品的生产中去了，在全世界我们的家电产品竞争力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退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退出第一轮的家电补贴。

怎么启动第二轮的家电补贴？道理很简单，第二轮家电补贴应该与家电产业的选择是在一起的，也应该启动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补贴。但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外观表现、内在构成是千差万别的。如果推出一个政策在执行层面根本无法执行，那这个政策的效力也就大打折扣。所以不能简单依靠某一个技术标准推出新的家电补贴。所以，选了一个节能补贴。节能往往是新家电或者是家电新技术的重要表现，以节能为代表启动新的家电补贴。启动家电补贴，包括节能家电265个亿，节能汽车60个亿，节能照明22个亿和节能电机16个亿。这个补贴是补贴给消费者的，不是补贴给生产者的。生产者的节能补贴中央财政另有安排，规模超过一千个亿，要比给消费者的补贴还要大得多。

第二，投资的情况。房地产投资是第二产业投资重要的组织部分。判断投资结构优化与否，主要是看房地产投资增速减去第二产业增速的差，如果这个差越小，就代表投资越来越偏重于实体经济；如果这个差越大就代表越来越偏重房地产市场。近来，二者的差迅速缩小，甚至到了今年的三月份以后开始转负了。尽管感觉上现在房地产市场还是国家投资的大头，但内在结构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第三产业投资一直不理想。第三产业投资直到六月份才开始出现一定的上升。

（二）收入分配改革。

2004年开始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进行居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整个方案设计，设计了八年，有望在十月份推出。

当前分配改革出现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是GDP的增速在2000年以后，只有在两个年份慢于居民收入的增速，剩下的年份中GDP的增速都是快于居民收入增速。GDP是一个国家一年之内创造出所有商品和劳动的总和，就是所有财富的总和。这个财富要在政府、企业、居民这三个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当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时候，代表居民在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往前推到1990年前后。1990年前后，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在57%左右。而前年的居民收入比重大致在38%左右，下降了将近20%。于是就产生了社会上广为诟病的“国富民穷”问题，也就是经济增长很快，但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并没有像经济增长表现得那么多。这种情况下，接着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居民没有钱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消费，形成不了快速的消费，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只能依靠快速扩张，而快速投资扩张以后又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产出的产品还是要卖出去。如果内需不振，就只能依赖外需，所以我们就变成了投资、出口、出口、投资的一轮一轮的循环，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大国经济色彩也相对来讲出现了弱化。

第二个问题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去年的基尼系数是0.55。而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是0.5，超过了0.5就要进入贫富差距的悬殊阶段。这个悬殊阶段表现为个人对制度对群体对别人的不满，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在这个阶段维稳成本将成为社会管理中上升最快的一个成本。中国的一些专家也提出来要求对数据进行校正的论点。有人说，一个在西安生活的人可能终生不会到北京来生活，而西安2000块钱的生活水平和北京2000元的生活水平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应该根据区域来计算基尼系数。还有人说，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也不应该放到一个水平线上来衡量。说的都有道理，接下来就请这些专家来给我们校正这个数据。校正的结果是，农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38左右，城市的基尼系数大致是0.44左右。即使是0.38和0.44在国际上也是比较高的数字。美国是非常不重视结果公平的国家，它容忍结果出现较大的差距，全社会的基尼系数只有0.37，比我们农村的基尼系数还低。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只有0.28。蒋经国的佃农改革确确实实强化了台湾收入分配的稳定性。这也是台湾社会相对平和、平稳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要衡量一些过去在传统上不可突破的指标。比如说“两低于”原则，过去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中一直强调“两低于”。一是职工工资增长的幅度要低于整个企业的利润上升幅度。理由是认为企业利润的实现是劳动和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利润不应该被劳动者全部拿走，还应该分给资本一部分。二是劳动报酬的增速应该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就是不应该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部分全部装到自己口袋里。这是我们原来定下的“两低于”原则。现在来看，这“两低于”原则都可以在特定的领域出现突破。比如说，职工的工资增速是不是一定要低于企业的利润增速呢？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资本的成本在不断下降，资本的价格在不断下降。即使我用的资本的量在上升，但价格与量的乘积未必就一定超过原来的乘积。当低于原来的乘积时，就会给劳动报酬的增长提供一个超过利润整体增长的空间。第二个“低于”，我举一个例子。把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整合到一起，你会发现一个现象：从2000年到2011年，上海的劳动报酬增速都超过了上海本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上海市政府对此的解释是：第一，上海是全球企业的总部中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体现在上海这个区域，但劳动者报酬的提高体现在上海这个区域。第二，上海是全球研发中心，生产环节已经脱离了上海，所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很难反映在研发领域，但在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是很重要的一个高端。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报酬的高端又落在上海。上海的这个解释也获得了一定范围的响应和认同。后果是出现了上海劳动报酬始终高于周边地区这样的情况，于是就导致了中国整个长三角甚至整个长江流域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向上海去集中，越发加大了整个上海人才的优势和基础。

因此，在我们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中，第一，提高“两个比重”得到体现。

第二，完善工资制度，重点是要建立工资正常的增长机制。要想建立这个机制，除了法定的内容（只能管理最低工资），还需要一个工资协商制度。工资协商制度搞了这么多年，情况不是特别好。现在国家在培养一个工资集体协商员的团队，增强他们的谈判能力、谈判技巧、法律意识，然后让他们能够代表工人跟资方进行相应的谈判，这个团队已经培养了10.3万人左右。由于要素市场的问题、工资刚性的问题和工会代表性的问题，未来这个制度要想真正落地还要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要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土地资源的出让。国家现在强令各个地方政府要从自己的土地出让净收入中再拿出10%回馈给农村，这就提升了全民共享机制。

 

第四，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改革。一个上市公司，除了正常交税以外，还要拿出一定百分比净利润进行分红。一般来讲，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在40%到50%左右。国有企业除了正常的纳税以外，它的利润过去是全留在自己手里，这就导致了正常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事实上的不公平。那么，国有企业也应该像一般上市公司那样再拿出一定的百分比回馈给自己真正的股东。央企都是全民制所有企业，就应该回馈给全民。当然国家代表全民，所以央企除了正常的交税以外，还应该向政府上缴特别收益金。这个特别收益金，我们理想的目标当然是像上市公司那样在40%左右。如果达不到，在30%左右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好多央企本身也是上市公司。但到目前为止，央企交两档特别收益金，一档是5%，一档是10%。“十二五”的目标是把这个比例再提高一下，能够提高到10%到20%就更好了。目前，阻力非常大，不仅有来自于央企的阻力，国资委的阻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特别收益金收上来以后，可以用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去。全国社保基金是应对人口高峰期以后社保资金不足出现的缺口风险的。换句话说，这个资金未来是为全民所共享的。

第五，促进居民收入的平衡。促进居民收入的平衡包括一系列的举措。第一个举措，推进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现在是分类征收的制度，未来要搞一个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制度。第二个举措，我们的改革目标最好能够实现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征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能够促进税负公平。第三个举措，西方国家的个人所得税都会有一定的扣除系数，中国也计划融入一定的扣除系数。比如说赡养系数。家庭养老一直以来是我国养老的重要构成部分。未来，双独家庭的养老负担又非常重，所以加入一定的赡养系数也是政策改革当中的重要取向。还有捐赠系数，一个家庭一个月有一定收入用来捐赠，这个收入不应该被征税，也应该在税前扣除。一般来讲，参照国外类似的一些标准，比方说美国12%，即不超过12%的部分是可以采用捐赠的方式税前扣除的。还有人会问，有没有可能像美国或香港那样把房贷系数也加到个人所得税中去？就是把偿还房贷的支出从整个个人所得税税基中扣除。一个月挣一万块钱，房贷是五千，扣除五千，剩下五千才是纳税额度。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美国和香港拥有非常完善的赠予税和遗产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你现在不交税，一旦发生赠予和遗产继承的行为，就要补交税款。我国现在还没有赠予税和遗产税，如果进行房贷系数扣除的话，就会成为一个高收入阶层逃避个人所得税的途径。所以，在财产税制度完善之前是不可能把房贷系数加入到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去的。第四个举措，现在的个人所得税是七档。上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中，月收入如果低于一万九是减税的，高于一万九是增税的。未来我们可能进一步减少级差，比方说从七档下降到五档或四档；然后把级距扩大，从现在的3000块钱左右扩张到5000到6000块钱左右。这样，既可以促进一定情况下的收入公平，同时加大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力度。

（三）物价和通货膨胀形势。

从数据上看，我们的CPI确确实实走低了，但是不是说明我们今年的通胀形势就稳定了？这个不好说。一切通货膨胀说到底都是货币问题，要想证明我们的通货膨胀真正存在不存在，那要看我们的货币情况。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的货币数据。6月末，中国的流动性M2是92.5万亿元，增长是18.5%，折合接近15万亿的美元。美国的M2是9.9万亿美元，中国流动性存量是美国流动性存量的146%，而中国的GDP是美国GDP的44%。这是我们面临的实实在在的环境。今年年初的时候，世界银行致信我国央行仍然强调，五年来中国央行总资产增长了119%，总资产达到了4.5万亿美元，是全球最有钱的央行。美联储是3万亿美元，欧洲央行是3.5万亿美元。央行的资产不外乎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债券，第二类是外汇储备，第三类是黄金等贵金属储备。央行要想形成资产的前提是要拿钱去买。我国拿什么钱去买呢？人民币去买。央行的人民币怎么来的?发行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形成了4.5万亿美元的资产，我们就向市场当注入了4.5万亿美元乘以汇率的流动性。于是，世界银行说五年来全球流动性增量，其中有48%是中国供给的。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在这个阶段也搞了两轮量化宽松，第一轮是1.7万亿美元，第二轮是6000亿美元，合计2.3万亿美元。论比例，他比我们的比例大；论规模，他也超过了我们货币增速的规模。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没事，中国有了事？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是实实在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美联储收购回来的商业银行持有的票据，向商业银行注入的流动性，商业银行没有把它转贷出去都留在自己手里，留着防范金融风险或是补充自己的资本金。而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任何问题，货币乘数大约是1比3.8，央行每发行一个基础货币，最终形成3.8单位的流动性。所以央行的基础货币迅速地被银行派生出流动性，就形成了我们当前的局面。

你可能会问我一个问题：央行为什么这么没数，发了这么多货币？最主要的原因是，2003年以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到上涨的轨道，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脱离出来进入到房地产市场。接下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实体经济融资困难，融资成本上升，这就会打压实体经济的投资，同时会加剧房地产市场的成本。于是，房地产市场要萎缩，实体经济也要萎缩。我们不愿意看到良好的增速被破坏的情况，央行就向实体经济重新注入新的流动性。但是，实体经济注入了新的流动性以后，前门进后门出，又进入到房地产市场中去了。经过几轮这样的运行以后，我们就拥有了如此庞大的流动性的存量。

流动性存量有没有办法化解？当然有办法化解。化解的渠道有三个。第一个渠道，让人民币在中国的境外流动，大幅度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是我们当前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二个渠道，启动新的资产市场形成一个货币池子，让这个货币池子能较好的容纳流动性。什么样的货币池子是一个这样的特点呢？债券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程度不高，还存在许多困难。让流动性进入到债券市场中，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选项。当然，股票市场也是一个选项。可惜的是，当前我们的股票市场启动真的非常困难。第三个渠道，古玩贵金属市场再加上未来的保障性住房市场。“十二五”期间要建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这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建完了以后可能会存在两种形式：一种像香港那样长期保存的公屋制度。另一种形式是像我们1998年推行的住房制度改革那样，到了一定阶段后把房子转化到个人手里。1992年前后，中国也有一轮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来怎么突然就没有任何压力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流动性都被那一轮房地产改革吸纳掉了。房地产价格从过去的500块钱一平方，一下涨到1500块钱一平方，每平米吸纳了一千块钱流动性。

我们再看看结构性通胀。结构性通胀是中国发明的一个名词。我们认为中国只有部分产品是通货膨胀了，价格上升了，但从总体来看还没有发生全局性的价格上升。而美国认为通货膨胀肯定是全局性的，只是表现在某几个产品层面。

中国的结构性通胀最主要的诱导因素是食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和现货市场的价格有差异是正常的。但期货市场的涨幅始终大幅度低于现实中的市场涨幅是不正常的。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差距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运费，现货市场有运费，期货市场没有运费；第二点是税费，现货市场有各种各样的税，但期货市场没有税（除印花税以外）。也就是说之所以现货扩大了涨幅，里面有不合理的物流成本的存在，也有不合理的税负成本的存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面包加工企业，我自己买了一台卡车来运送我的面包，这个卡车花了十万块钱，将交17%增值税，也就是1.7万块钱的。这个增值税就形成了面包厂未来的进项税的抵扣，也就是先把这1.7万扣完后再去交税。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交通运输企业，你买了一辆10万块钱卡车，交了1.7万块钱的税，但服务企业交的是营业税，而营业税和增值税之间不能相互抵扣。换句话说，1.7万块钱的税负就成为你的成本。那么，为了克服自己的成本影响，你只能把这1.7万块钱的成本转移到价格上，提高运费率，这就增加了粮食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空间。于是，为了平衡这个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的第一个选项就是交通运输企业。

接下来，我们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做一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今年的CPI指标失效。主要的原因是去年的CPI太高。CPI的构成因素一般两个：一个叫翘尾因素，一个叫新增的涨价因素。去年的CPI指标是5.4，翘尾因素2.9，新增的涨价因素2.5。去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际能源价格暴涨，国内的劳动力价格也暴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增的涨价因素才2.5。那么，我们今年翘尾因素下降了，比如上个月我们的CPI是2。假设上个月的翘尾因素是1，新增的涨价因素是1，如果换算成去年，相当于新增的涨价因素1加上翘尾因素2.9给消费者带来的物价感受水平。所以会出现CPI指标不断下滑，但老百姓的物价感受还在不断上升的情况。而且这两者差距越来越大，这并不完全是统计局所导致的，主要原因是在大家心中对于物价的涨幅是一个连续性的观念，而CPI的统计是一个年度性的观念。因此，不要看今年CPI的指标很低 ，但这个CPI指标反映不了大伙儿的物价感受。

第二个判断，我们现在的物价水平不可能回退到2009年以前的物价水平。理由有三个：第一，新的货币价值概念已经形成了。比如，今年两会期间有个代表用十块钱人民币买了五根黄瓜，那么十块钱的购买力就是五根黄瓜。第二，新的财富概念也已经形成了。我们曾经把成为百万富翁作为人生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但现在在北京四环以内，拥有一套70平米的住房，想不当200万元户可能都很难。百万量级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量级。第三，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收入统计，2009年年初，外来务工人员月收入是2170块钱；今年的2月份公布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月收入是4060块钱。不仅资产价格在涨，劳动力价格也在涨，要素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均衡。形成了一个新的均衡后，想让这个要素的产品价格降下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物价涨起来就是涨起来了，2011年末或2012年会成为未来多少年物价衡量的基期。

 

（四）一些金融指标。

人民币汇率走低问题。我们长期以来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困扰，但在今年的5月12号以后人民币开始进入到贬值的状态，现在进入到震荡期。人民币汇率贬值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定风险的考量：人民币资产未必像我们原来想的那样受到市场欢迎和追捧，美元资产也未必像我们原来想象的应该被市场质疑和困惑。我们在6月份即期结售汇逆差是35亿美元，远期结售汇逆差是107亿美元。从去年的第四季度一直到现在，我们资金累计流失1828亿美元。这个流失不是指流出中国国境，而是指从央行手里流失到民间或者流失到国外。月均流失203亿美元，而我们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和2009年的第一季度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时期，每个月的资金流出只有141亿美元。所以，人民币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是铁定上升的货币。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双向波动的局面。未来大家进行炒汇也好，进行外国资产投资也好，都要警醒。

股市问题。中国股市的基本面从现在来看仍然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今年新股的发行和存量股份扩大募资都要远远超过去年。资金量不行，但募资的规模更大，会导致股票市场上涨的动力不足。基本上来看股市未必会有大的好转。而且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要完善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的完善也会对股票市场起到资金分流的作用。

房地产市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双重属性的市场，既有投资属性又有居住消费属性。居住属性购买房子有一个收入比的概念，但投资属性的房地产市场是不存在房价收入比的概念。投资品的价格应该多高？不知道，只要这个投资品还能涨，价格就应该更高一些，它是没有天花板价格的。我国过去几乎在所有的政府正式文件中都不采用房价收入比的概念，直到今年全国两会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采用了房价收入比的概念，这代表着宏观调控部门对房地产市场认识的一种转变。也就是说，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居住性功能而不是投资性功能。

那么，当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居住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混杂在一起，我们怎么样进行房地产市场调控？国家提到的要求：第一个是要有序，第二个要平稳，第三个要老百姓满意，第四个要不酿成大的风险和波动。这四大要求挺难的。

怎么样实现房地产调控目标？第一，既然当前的房地产市场难分辨哪个是投资品，哪个是消费品，我就都把它看做投资品市场。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是有缺陷的：没有居住性的房地产。怎么办？由政府主导另行构建一个以居住性房地产为目标的市场，就是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大约占中国城市家庭的20%这样一个比例。这还不够，还要保持两个市场之间的单向流动，投资品市场的房子可以进入到居住性市场，但居住性市场的房子不能反向进入到投资品市场。不过，这样的单向流动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投资品市场没有压力，所以还要必须给它一个压力，让单向流动发生。怎么给压力呢？第一，持有房地产的人面临一个成本的束缚。过去持有房地产就是白持有，现在只要你持有，就要交税。所以，房地产要在保有环节开征一个税——房地产税或叫房产税扩围。第二，降低房地产市场中的炒房者的购房能力。最主要的方法是提高首付比。第三，继续加大投资品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给。这个市场不应该被封闭起来，而应该继续鼓励做大。如果这个市场被封闭，那么里面的资产价格就会进一步的上涨。供给曲线不动，需求曲线还在，自然而然需求曲线就拉动整个价格的上涨。这三条政策迫使流动早日发生，将带来居住性房地产市场价格逐渐上升，投资品市场价格有序下降，大约维持在一个相对公平和平衡的局面，就实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四个目标要求。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去年开工建设了大约1050万套到1070万套。今年计划是1000万套，但下降到700万套，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筹资困难。去年的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由三个因素带动的：一是小产权房从良，小产权房借此获得了产权；二是有一些企业私自改造老旧办公楼作为职工宿舍，借此当作保障性住房露出水面；三是当地方政府资金出现一定困难的时候，进行一些集资建房，本来是要满足无房户的住房需要，但许多单位借此搞了人手一套。西南地区有一个高校说要给无房户建房，获得批准，建了10栋34层的大楼，基本上是全校老师人手一套。这种保障性住房的存在严重削弱了保障性住房的居住功能，其实加强了投资功能，所以必须要严厉打击这些违规的保障性住房的行为。其中最容易、最明显、危害最大的就是小产权房问题，所以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先打击小产权房。第二个影响很坏的，也带来比较大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公平影响的就是职工的集资建房。所以，我们从6月份以后住建部又把职工集资建房的清理纳入工作重点。我也希望通过管理方面的改进，能够更好的搭建我们的保障性住房市场。

（五）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地方债务规模很大，达到10.7万亿元，这还是审计署给的一个数字。人民银行原来给的数字是14万亿。

地方政府债务并不完全是坏事，它有内在形成的合理性。比如说，我们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未来会有源源不断的污水处理费的收入。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必要非要等公共财政资金有了这个钱，再去建污水处理厂。我可以先借债建污水处理厂，到时候我用污水处理费逐渐偿还本息。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第一，由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大幅度降低了地方的财力。第二，1997年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2008年又一轮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不断增长。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就要想方设法的去筹钱。第一个，公共财政能给他提供多少钱这是一定的，一年之内能增长也增长不了多少；第二个，自己有资产，通过银行抵押的方式获得相应的收入和资金。

10.7万亿元的负债出现之后，许多人都说中国的地方政府破产了，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尽管10.7万亿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两倍，但我们在衡量债务时是有另外一个标准的，是债务和资产的比例关系。政府现在也在试图像企业一样编报资产负债表。中国政府的资产一共有142万亿元，政府大约有78万亿的负债，政府手里还有60多万亿的净资产。不过，大家也要注意，这60多万亿的净资产本身也是有些问题的。比如说，我们门前的街的存在有没有价值？我这个地方的房价4万块钱一平方米，这条街当然是有价值的。于是，我就按照周围相应的商住房或住宅衡量了这条路应该拥有的价值，然后我又用这个价值去银行进行贷款，然后我用贷款修了第二条路，修完了第二条路以后我又用第二条路的价值又去进行第三轮的贷款。大家注意一下，这么建起来以后就存在资产升值的问题。我建起一条路以后，两边的房地产变得值钱，那么在评估我这条路的时候，这条路所代表的土地资源也变得值钱，所以政府的链条可以相对永续的运行下去。但是这条链条不能断，一旦断裂了，整个的路就一文不值，银行拿这条路什么也不能干。所以，表面上看，我们还有60多万亿左右的净资产，但还应该再扣除大约40万亿左右。

因此，第一，当前地方债未必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是一轮债务危机，因为我们的资产还为正，债务危机可能也不会出现。第二，我们的发债空间确实不大，所以地方债继续大规模举债的空间基本不存在。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编辑：凌洁）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李天翼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2/1101/7735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