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解读改革开放30年

 

对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

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讲过，我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实际上，中国这30年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的就是改革开放。所以，我想从改革的角度、发展的角度、变化的角度来谈一谈这30年。

第一，从改革的角度看改革开放30年。

我认为这3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体上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十四大召开。这一个阶段的标志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强调整个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然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来“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十四大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体制。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主要以“破”为主的阶段，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束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经济，却发现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体制不合理，所以就破除旧的体制，打破计划体制。比如，过去计划体制只允许国家发展工业，不允许农民搞工业，后来乡镇企业搞起来了。原来只允许集体种地，后来就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自己种地了。原来国有企业都是听国家的，后来有自主权了。计划体制打破之后，最终要搞成一个什么体制？经过几十年的探讨，最后明确，我们的改革最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个阶段是党的十四大之后，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立”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是十二大、十三大 、十四大，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了“破”的过程，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最终确立我们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开完了之后，十五大、十六大到十七大又是三次代表大会，十七大就宣布中国已经基本建立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已经对整个社会的资源发挥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完善这个市场体制。

所以，我认为从改革的角度来讲，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分成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两个阶段，在理论上发生了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个争论，实际上要解决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的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就是苏联模式，就是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不能有个体经济，不能有商品经济，不能有市场交换。要是小商小贩拿点东西到街上去卖，那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就要批，就要斗。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到底我们国家怎么发展？当时有两个最突出的状况：第一，经过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第二，从整个社会来讲，出现了很严重的信仰危机。经济上过不下去，又人心惶惶，这个社会就很容易乱套。因此，这时候一定要明确我们国家到底该怎么走。首先得解决一个思想问题，所以就有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的思想解放的大讨论。

小平同志讲，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如果说不清楚的话，就要首先搞经济建设，让大家有饭吃，让大家有衣穿,这个总是清楚的吧。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么多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就得让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很明确地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停止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先解决人们群众的温饱问题，先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小平同志就讲，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解放生产力，不要把人管得死死的，把人束缚得紧紧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使计划经济逐渐松动，乡镇企业起来了，外资进来了，农民实行承包了。这期间有很多标志性的事件，比如，大家都知道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小岗村偷偷开始的，最后中央默许。为什么默许？实际上搞联产承包不符合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为什么要搞呢？只要农民有积极性，只要有饭吃，那就先让农民搞，所以就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1979年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遍地开花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了三年，农村的面貌就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到1982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就承认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好的制度，是符合农民利益要求的，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实际的，要坚持下去，这个意义很大。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中央发现改革真有出路，农村穷了几百年、上千年了，农业粮食生产老是不过关，人民的温饱问题老是解决不了，农村承包责任制这么一个小小的改革，就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

联产承包解决了温饱之后，农民就开始搞商品生产，开始想着致富。致富就不能靠一家一户了，农民就开始搞乡镇企业，带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发展，这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逼着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也像毛主席领导人民打天下一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这给理论界、给中央领导带来非常大的震撼，使他们看到了改革的出路，并最终下定决心改革。大家突然发现，联产承包使农民的生产多了起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多了，有了剩余，必然就会产生商品生产。

这样一来，在1991年就开始了第二场大讨论：中国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过去计划经济管得死死的，农民在地里种地，国有企业在厂里生产，现在计划经济被打破了，这些人都活跃起来了，从另一方面看就有点乱套了，显得整个国家没有秩序，所以就得有一套体制对这种混乱进行很好的管理。什么体制？肯定不是计划体制。这个世界上就两种经济体制，一种计划体制，一种市场体制。如果不是计划体制的话，只能搞市场体制。搞市场体制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过去都认为市场体制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于是大家展开一场大讨论。

这场讨论非常激烈。当时上海有一个叫黄浦平的写作班子，他们认为，改革要继续深化，就要市场化改革。然后北京这边也请了人大、社科院的教授写文章，人大的教授讲得非常明确，中国可以搞商品经济，但不能搞市场经济，搞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要是搞了市场经济那就是资本主义。大家就觉得这很奇怪，我有一瓶水拿出去卖，这瓶水肯定成了商品，有人买这瓶水的话，商品买卖关系就出来了，买卖关系就是市场交换，市场交换就要有价格，对价格进行调节就是市场经济。怎么能搞商品经济不能搞市场经济？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所以，理论界的争论一直非常剧烈。最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在政治上做了一个结论。小平同志说，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它们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哪个手段好，我们就用哪个。小平南巡讲话后，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就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在中央党校有一个著名的“5·20”讲话。就是在那个讲话中，江泽民说，他思考了一下，中国的改革改到现在，局部的农民已经调动起来了，国有企业也调动起来了，但在总体上要有一个体制，什么体制呢？他想了半天，想了三个词：第一个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提的；第二个叫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体制，这是第二个提法。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第三个提法。然后他说，关于这三个提法，政治局还没有开会讨论，这里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比较好。当时乔石是中央党校的校长，坐在江泽民总书记旁边，他问乔石怎么看这个问题，乔石点点头。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内部讲话，最后这话一传出去，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世界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5·20”讲话之后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基本上形成一个共识：要全力以赴地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各种市场化的改革加速进行。十六大、十七大以后，市场经济带来的两个最突出问题日益明显。第一，搞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出现好多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美国有一家报纸曾经写文章说，据统计，近十年来，世界上百万富翁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第二，大家知道市场经济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强调优胜劣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造成贫富差距，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围绕着资源进行争夺，资源是稀缺的。比如，大家都知道这房子赚钱，可有的人手里只有几千块钱，根本就买不起，就抓不住这机会；而有的人手里有一百万，就买得起，甚至可以买几套，过了几年这一百万就变成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了。

私有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国有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这两条过去都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表现。于是十七大召开之前，中国又发生了第三场大争论，还是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国改革开放这条道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全国有70多个教授，其中有中央党校20多个教授参与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必须检讨，中国这条道路走错了，十七大应予以纠正。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专门讲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强调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环节。

要不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改革的结果让人满意还是不满意，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这三场争论实际上是随着改革的推进而推进的。

不管怎么说，历史不可能走回头路，我们现在总结改革的经验、成果，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是改变不了的。一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的，只能使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完善。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三是中国的法制化是不能改变的。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这三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法制经济，多种经济成份也是靠法制来保护的。法制就是要解决市场经济运行的秩序问题，多种经济成份的权利问题，等等。不管关于改革再有多少争论，至少这几个方面已经制度化了，而制度化的东西已经很难再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它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符合最广泛人民群众利益的。

贯穿改革始终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们归结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改革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弊端，但改革中确立的一些基本制度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制度可以决定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基本走向。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过去几十年改革，农村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股份制的改革，这些改革改到一定程度，如果我们认为它很好，已经取得了成绩，就得把它变成制度固定下来，这样它就不会随便动了。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取得最大成绩就是确立了几个不可动摇的制度。当然，完善这些制度还需要下很大的工夫，还要走很长的路。

第二，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30年。

我认为也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全民工业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城市化加速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小平同志讲，落后就要挨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工业化。但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封闭路线。什么叫封闭呢？第一，农民不能参与工业化，城市市民也不去搞工业化，只能国家去搞，所以国家就建立一大堆国有企业，结果这样搞工业化很慢，老百姓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它和老百姓的利益关系不大。因此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一个成就是，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卷入工业化之中，农民搞乡镇企业，城市搞个体户、专业户、私营经济。大家想想，原来只靠政府去推动的一件事变成了中国十多亿人一起去推动的一件事，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所以，中国的工业化突然有了一个爆炸式的增长，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突然有了一个巨大的提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长足进步，中国就进入加速城市化的阶段，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城市大规模开发，每一个城市开始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急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流动人口增加，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安问题增多，整个社会管理难度增加，不稳定性的因素增加。中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十七大报告讲，我们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城市化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我们现在又对外开放，还要推进市场。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大挑战。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五大挑战。关于工业化，这个过程中会使很多人转成非农业人口，他们要从事非农产业，要么在产业制造业，要么在服务业，整个就业结构、产业结构都要转移。关于城市化，怎样充分利用城市化的机遇，把自己的资源利用好，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同时又能够避免城市化带来的冲击、弊端。关于信息化，现在是网络数字化的世界，这对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关于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它们也带来很多挑战，比如说流动人口的增加，贫富差距的拉大等。

经济利益多元化以后，人际关系变得非常复杂，现在的问题比原来更加难处理。比如，北京郊区县一些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从户籍上看，他是农民；第二，他的地、房子出租了，他又是业主；第三，他又是集体成员，年年从村里分红，他以投票等方式参与集体经济决策；第四，他可能开车运货或者搞点经营，他又是小经营者。这多种身份、多种利益来源，就使得社会管理的难度很大。

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一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二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要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加。经过30年的发展，这三个方面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首先，从经济增长来讲，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GDP年均增长是9.67%，而同时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3.3%。世界上连续增长时间比较长的是日本16年和德国17年，都不到20年，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基本上就10多年。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国情，连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的。如果改革开放不符合国家的要求，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就不可能带来这样的结果。

第二，人均收入。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人均收入翻了好几番，基本上从温饱变成了小康。具体来讲，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是340多元，2006年是11760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1978年是134元，2006年是3587元。财政收入，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1100多亿人民币，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了将近4万亿人民币，2007年达到5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更不得了，1975年的时候，小平同志作为副总理带着一个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带的钱只有几百美元，每个人发了5美元。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外汇储备按照中央银行的统计是16000多亿美元，从3月份到现在，平均每个月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都达到六七百亿。所以，无论从人民收入来讲，还是从国家国力来讲，都有了巨大的提高。

 

我们再看我国产业的发展水平。我国现在有50多种产品占据了世界第一位，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现在世界所有的工业产业，中国基本上都有。中国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国，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变成一个强国。前30年我们解决了一个从无到有的问题，比如说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们基本上没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现在我国电视机产量世界第一，而且电视机的普及率也很高，电冰箱、洗衣机也都是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几乎从零开始变成了产量世界第一，计算机、航空航天产业等也都发展迅速。

我们现在的产业已经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从有到优”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经常会讲，我们是一个钢铁生产大国，但不是一个钢铁生产强国；我们是一个传播生产大国，但不是一个传播生产强国；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是一个人力资源强国。我国人口很多，但相对来讲人的素质还跟不上现代化的需要，还得提高人的素质，而且要加速提高，否则就会容易出问题。

第三，从变化的角度看改革开放30年。

我认为这30年发生的变化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谈。现在中央强调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这五大建设都有新的提法，我就从这五大建设来谈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

一是经济建设。首先，综合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这是第一个非常直接的变化。唐山地震和今年汶川大地震，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综合国力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民众财富的增加，这次很多私人、私企捐助的数额很大，甚至达到上亿元，过去唐山地震时就不可能有这样规模的捐助。由于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藏富于民，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老百姓的实力也在增加，所以老百姓才能够拿出来这么多钱来支援国家建设，帮助国家度过难关。

其次，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了，相信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再次，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中国特色的话，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特色。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最大的特色，这和传统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念不一样。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不能搞市场经济。我们既和西方国家不一样，又和传统社会主义不一样，这是中国最大的特色。而且现在让人高兴的是我们这个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现在基本上是成功的，不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因此，世界上都在谈论中国模式，就是因为中国这条路子总的来讲走得比较好。苏联、东欧也搞过改革，结果苏联变成了俄罗斯，直到今天俄罗斯也没有走出自己的路子来。前不久我看到美国一个专家写文章说，俄罗斯现在是非常危险的，它主要靠两个方面来维持，一是强人政治，靠普京的个人威信来凝聚全国，二是靠能源、原材料收入来支撑国家发展。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存在的话，俄罗斯是非常危险的，最重要的危险就是它没有一个体制，靠的是人治。小平同志讲，人治是很危险的，一旦这个人不存在了，一旦不再具有这样一个有威望的人，或者一旦这个有威望的人胡作非为了，那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我们国家现在就可以保证不再完全靠人，有一套基本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套法律体系，就能保证即使某个领导人能力差一点，这个国家总的状况也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

最后，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我国在利用两个资源、两种市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标志性事件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过去跟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方式主要是斯大林那套老死不相往来的模式，当时斯大林讲，世界上有两个体系，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两个体系是对立的，谁跟谁都不往来。实际上，一个国家只要打算跟世界交流，就必须接受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就是整个世界的市场是资本主义支配的，具体来说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支配的。所以，要开放就得接受国际惯例。国际惯例并不是天生的，并不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形成的一个惯例，它是经由发达国家形成的。加入WTO谈判的时候，我们艰难地思索，怎么样在尽可能地保护本国利益的前提下接受那些国际惯例，使我们的利益损失达到最小。最后我们想通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进去以后就有席位了，就有发言权了，我们可以在进去以后再慢慢改变一些游戏规则。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就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人由加入者变成了挑战者。中国从过去完全拒绝利用世界市场到利用世界市场，从利用世界市场到能够对世界市场施加影响、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使得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最早叫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想提高人民的精神文明素质，现在文化建设是要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最近国学很热，很多国学大师都出去讲课，这实际上就是重新塑造新的民族文化的过程。文化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仁义礼智信”摆到书面上就是文化，具体到生活中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再回到过去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塑造中国新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个方式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又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要求。现在中央强调对宗教、民俗、传统节日的认识，这些变化最终形成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文化。

要创造性地发展建立中国文化，这种中国文化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国外的文明，同时又对世界有说服力。文化建设是民族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文化不被人认可，一个民族都可能失去自信。比如，五四运动之后，就有人提出来取消方块字。这些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因为中国人写方块字，而不是像英文那样的字母，于是就有人发明出一套字母，打算替代方块字。

三是政治建设。政治建设最突出的就是民主法制建设。相对来讲，尤其是法制建设，在我们国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法制建设最核心的就是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和认可。比如说，居民有迁徙的自由，可以从农村到城市，也可以从城市到农村。居民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而且可以用这种财产获得收入。十五大就强调财产权利不可侵犯。法国《人权宣言》讲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所以在中国所有的财产权利都不可侵犯，公有财产、私有财产都不可侵犯。十六大强调财产收入是合法的，强调要素分配的合法性。经济发展，一要靠劳动创造，二要靠财产去积累，缺一个经济都发展不起来，这两条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强调财产收入的权利非常重要。十七大强调了两条，一是积极鼓励和保护人们的财产性收入，二是鼓励大家去创业。

十五大强调财产的权利，十六大强调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十七大强调可以把个人财产作为资源在市场中竞争、保值、增值。股份制根本的含义就在这个地方，把收入变成投资、财产，然后用投资、财产去获得更高的收入。中央的政策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去发展经济，积极因素按照性质来分，主要指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第一，调动劳动的积极性，也就是人的能力的积极性，获得劳动性收入。有什么本事就用什么本事。第二，调动人所能够控制资源的积极性。一套房子、100万现金、某些信息，这些都是资源，它们可以变成财产性的资源，你可以把它们调动起来去创造新的收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股份制改造强调了对财产权利的确认和对财产收入的追求。这套东西说到底，最重要的是靠法律来保护的，所以法制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基础。我认为在中国来讲，法制在经济领域最大的一个进步就在于它充分保护人们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核心的就是财产权。

 

“以人为本”最终落到实处就是充分尊重人的权利，当然，反过来讲，责任和权利是统一的，在获得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十七大提出构建公民社会，提高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公民社会最核心的就是责任和权利的统一。

四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最核心的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单一的社会变成了多元的社会，利益关系多元化了，人的身份多元化了，社会矛盾多元化了，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处理这些问题、矛盾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统筹兼顾。比如，医疗改革就存在这样的问题，照顾了医院的积极性，结果损害了患者的利益，患者的负担加重了。教育改革也是这样，照顾了学校的积极性，相对来讲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了。房地产也是如此，把房地产作为一个产业发展起来了，带动了经济增长，但住房的负担加重了。这里面有一个统筹兼顾的问题，怎么样找到各种利益的均衡点，找到各种利益的协调点是关键。都是人民群众，大家的利益都要尊重，都要维护，但这些利益是有冲突的，执政党要找到各种利益的均衡点，协调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和稀泥。

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协调和秩序维护问题，这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过去，我们党就领导一个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剩下一个知识分子还要老老实实接受工人、农民的改造，整个社会很简单，就是一元化的领导。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党正在努力使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和谐的、有秩序的社会。

五是党的建设。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地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面讲两大飞跃，第一个飞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我们革命成功了，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个飞跃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个飞跃跟党的转型密切相关，第一个飞跃时，党是一个革命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第二个飞跃时，党是一个执政党，领导人民搞现代化建设。作为一个革命党和作为一个执政党，是不一样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至少有三点不同。

一是不能再特别强调阶级立场。现在要讲执政为民，这就是说，执政党要代表全社会、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有产者、无产者、公有经济、私有经济的利益都要代表。不能像革命年代，只代表革命者的利益，反革命者的利益就不代表。作为一个革命党，首先要分清敌人和朋友，党是领导核心，党领导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下面是工农联盟，再下面是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说到底还是敌我之分。现在执政党如果再搞敌我之分，就等于把自己的执政基础削掉了，不能人为地把13亿人分成敌人和朋友。建设和谐社会，执政党不能轻易给自己树对立面，而是要尽可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二是现在要突出对执政能力的要求。过去革命党最主要是打仗，毛主席在战略战术上是非常成功的，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现在强调怎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怎样完成现代化的建设任务。老百姓很关心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一次党代会都会对人民做出许诺，比如十七大报告就是一个民生的盛宴，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这听着当然很好听，但也是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如果过了5年，开十八大的时候，民生没有明显的改善，老百姓反映最强烈一些重大的民生问题，比如医疗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没有重大的突破，那老百姓就要提意见了。作为执政党来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有没有能力解决老百姓提出的问题，不断提高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这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而且执政党的能力建设还包含一条，就是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过去主要的问题是军事上的安全，现在敌对势力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轻易地就能对我国发动军事入侵，但仍有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举动，采取很多方式使我们处于不安全状态，干扰我国的发展。比如，在政治上搞“颜色革命”，在经济上搞金融危机，在文化上搞侵蚀等。

执政党能不能有效地预见到未来的发展风险，把握住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效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这30年来，大家看到我们党基本上做得不错，比如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对汶川大地震的处理，这些都说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经受住了考验。

三是执政党制度建设。作为一个执政党，它的组织、制度和革命党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革命党，它的首要目的是保证战争的胜利，但现在作为一个执政党，私营企业主也可以入党，在党内也有发言权了，可以在党制定政策的时候发挥自己一定的影响力。这样情况下，党内各种各样利益群体的声音怎么协调？党内民主怎么搞？怎样保证党的决策合理性？怎样保证党的廉洁奉公？这些都是党建专家们特别关心的问题，这些年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总体上讲，我认为这30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变化，而是一种性质上的变化，这种质变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开始真正塑造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可以这样说，过去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摆脱旧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它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再后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所以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是摆脱过去，后来改革开放也是摆脱过去。我们现在就到了这样一个起点，真正放下了过去的历史包袱和负担，开始一点一滴的从基础做起，构建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西方国家摆脱过去，比如说英国和法国这些国家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工业革命，到最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建成，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我们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再到现在，也就几十年的时间，这是很了不起的！

支撑改革开放30年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支撑我们取得成就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两个基础，一是理论建设，二是制度建设。

第一，理论建设。

就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有了一个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实际、更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认识，所以有了这样一套理论。从一开始讲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到后来探讨中国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一直到后来中国要不要搞股份制等，这一系列理论建设的核心就是解决一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过程主要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思想路线上、认识方法上的理论建设。现在叫三句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就是一切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就是要不断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路线已经得到全党的认同，也得到了老百姓、全社会的认同。

第二个层次，是具体改革开放路线方针上的理论建设。比如说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的理论、民主法制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都有很多崭新的成果。

第三个层次，是具体操作层面上的理论和知识建设。比如说管理知识、对外开放的一些理论知识、WTO的理论知识，发展产业的理论知识等。我们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比如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里面很多的理论知识从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那里也找不到，这样一套理论知识要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中国农民有什么特点？现在中国农村有什么特点？现在中国农业发展具体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然后制定措施，再上升到政策，再上升到理论。我认为从经济学上来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贡献是非常大的。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就讲，如果哪个人能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说清楚了，他就可以得10次诺贝尔奖。

2006年，北京市政府请了21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有七个是诺贝尔奖得主，在人民大会堂搞了一个高层论坛，讲经济发展。这些经济学家无一例外的都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赞扬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二句说他们对中国的事情没有发言权，当然这是人家谦虚。通过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确实是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我们把它上升到理论，然后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因此，改革开放30年来的理论建设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每一次理论上的争论，当然有正方有反方，但是对经济发展、对社会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每一次这样的争论、讨论，最终都使得我们更加明确自己的方向、道路，对自己的问题和下一步的任务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比较突出的就是两个，一是经济体制，二是政治体制。我是经济学部的教授，所以这里我主要讲讲经济体制建设。

我认为最大的经济制度建设，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在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下面，有一系列小的制度建设，股份制就是其中的一个。那股份制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股份制的意义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看。

从宏观上看，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股份制。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是自由流动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都被政府牢牢控制住了，资源是不能随便流动的，由政府配给、调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资源都是在市场自由流动的，比如说农村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农村还有5000多万过剩的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潜在的资源可以结合起来，产生现实的经济效益，可以安排就业，给社会提供住房，增加国民收入，提高财政收入，活跃经济，使人发财致富。市场经济看着很复杂，实际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

于是投资者、土地所有者、原材料所有者组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利益集团，在这个利益结合体中，如何分配权利和责任呢？实践表明，界定权利和责任最好的方式就是股份制。不论投入的是钱是物还是人，把投入量化成股份，一股一权，你有10股，就承担10份责任，享受10份权利，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涌现出很多股份制企业、公司的原因。

我刚才讲过，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确立了财产权利、财产收入。现代人和古代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现代人的财产权利是活的，古代人的财产权利是死的。 但现代人的财产权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呢？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有财产的人不一定会经营、会赚钱，会赚钱的人不一定有财产，因此就需要结合。那怎么结合呢？如果有财产的投资人的权利不能保护，他就不会投资，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广泛性和经营的专业性要结合。

我们要分析一个国家，就要看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靠什么过日子？现在大多数老百姓有钱了，他拿着这个钱怎么过日子？那就是搞投资。搞投资就要搞股份制，所以这就是一个财富循环，这个良性循环的关键环节就是股份制公司，只有股份公司才能把大家的钱吸收进来。股份公司搞好了，才能把大家的钱变成新的财富，给大家提供更高的收入。发达国家成功就在于，它有几家经营得很好的大公司。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些好的企业、公司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要想发展得很好是很难的。

从微观上看，就是说从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讲，公司制、股份制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最主要的就是收入，一个人工作做得好，给他发奖金，那他就会想把工作做得更好。老百姓的利益源泉，无非就是两个，一是劳动收入，二是财产收入，所以要么是劳动报酬的激励，要么就是财产收入的激励。劳动报酬的激励可以通过薪酬体制来实现，比如说经营者把企业、公司经营得很好，就可以给他派股分红。财产收入的激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股份制，比如说职工入股之后，他就和这个企业、公司有利益关系了，这个企业经营得好不好就直接涉及到职工的利益了，连股连心，所以他就很愿意去监督这个企业、公司的财务，去考虑企业、公司的长远发展。

股份制是今后经济发展中一种主要的企业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是自由流动的，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需要10年、20年。所以对经济发展来讲，它要求的不是人治而是一种制度的治理，人可以换，技术可以变，怎么样给企业发展提供一个长久的制度保障呢？在政治建设上有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问题，在经济建设上也有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问题。这种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就是股份制，股份制是一个比较好的法律框架。

从企业内部的管理来看，股份制也是一套比较容易形成科学的企业内部管理的制度。

股份制的建立是一件事，运行又是另外一件事。建立之后要想让它很好地运行，还需要想很多的办法，需要有很多的制度建设，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完成股份制改制之后，怎样让股份制真正发挥好的作用。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特别强调进一步完善公司制。

总的来讲，股份制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股份制、公司制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符合现代经济发展需要、也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尤其是财产权利要求的一种比较合理的企业制度。股份制代表了今后企业发展的方向，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制度形式。

改革开放30年来比较突出的成就，简单地说就两点：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股份制。有这两个制度足够了，值得我们自豪了。市场经济解决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问题，股份制解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机制问题。

(报告人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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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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