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中的强国之路与中国选择

 

在今天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更应该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的学说，特别应该注意包含列宁的学说，因为是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具有了世界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枪杆子的，不然，它就变成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童话，而不是一种政治主张。我想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我们的话题。

一、自主还是依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发展也存在“两条道路”之争

历史表明，只要存在国家间的斗争，国家财富就不主要是生产的结果而还包含分配的结果。生产创造财富，但财富多少取决于生产者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其实很多国家干得不多，拿得不少。为什么？因为国际分配体系是他们强力打下的。我们现在在外贸中，为什么拿钱少？因为我们拿的只是工钱，而且还是越来越低的工钱。然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凡事都不可过分。当劳动者及其国家在国际分配体系中连工钱都赚不到时，那这个国际体系就维持不下去了，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反抗。

但有些国家似乎是特例，像印度这个国家就没有强烈的革命传统。为什么？因为三百年殖民压迫已压得它没脾气了。印度人最自豪的，也是英国人鼓励的“反抗”是“非暴力、不合作”。对此，黑格尔哀其不幸地说：“大体上说来，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臭的扩张，那就是说，没有政治的行动”。

有人说，香港人实惠，把内地所有的崇高都给化解了：内地人说“找工作”，香港人则说“找食”；你说“相声”，香港人说“搞笑”，似乎香港人看问题都看到“本质”。我觉得这只能说明英国的“成功”，这样香港就出不了“丘吉尔”式的人物了，香港要是出现了丘吉尔，英国怎么来统治呢？英国将香港人培养得都“找食”去了。什么叫殖民文化？这就叫殖民文化。英国人不会把培养英国人的意识形态灌输给香港人。

一个人，总要给彼岸留点地方。你可以把彼岸世界叫做宗教，也可以叫理想。人的彼岸世界如果有崇高、有浪漫、有自尊、有理想，那这个人才是幸福的。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民族的彼岸世界没有了，那这个民族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民族，那将是怎样的悲哀呀！

现在中国毛泽东又热起来了，马克思又热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了经济发展上搞拉美模式的危险。毛泽东思想中有反对国家依附型发展道路，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内容。值得一说的是，毛泽东不仅反对依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反对依附苏联这样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说它是“社会帝国主义”，因为苏联想让我们走“东欧模式”，这种模式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拉美模式”。毛泽东要中国走的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当然，走这条路需要的是社会主体人口即人民的支持。

西方英美国家在初期失去了人民支持，导致其在国内由人民革命——如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及美国70、80年代的工人市民的反政府暴动和大规模示威——提出来的政权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迫使英美国家政府的东方扩张政策最后通过巨大的利润回流实现本国“工人阶级贵族化”，并由此获得了本国主体人口的重新支持。与此同时，他们却诱导后发国家走拉美道路。所以，对于没有外部扩张能力的后发国家而言，国家主体人口即人民的支持是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绝对条件。

简言之，没有独立自主，国家便没有光明的前途；没有人民支持，国家则无独立自主；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尤其是获得人民对市场经济政策的支持，对没有对外扩张能力的后发国家而言，就必须节制资本，节制精英意识，倡导“人民创造历史”，而非GDP即资本创造历史的世界观。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早期美国人的奋斗历史真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欧洲人瞧不起早期的美国人。欧洲当时整个的舆论认为北美人简直就不是正常人。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学科都歧视北美人，当时欧洲的人种学家说动物到了北美去，三代以后就变小了，如果人到北美去，三代以后也会变小。以至黑格尔都说：“美洲在物理上和心理上一向显得无力，至今还是如此。”“美洲土人体质的孱弱，实在是输送黑人到美洲的主要原因。”黑格尔还举例说一位英格兰的旅行家知道“一个北美土人，他的智力已经充分发达，他居然能够从事研究学问，但是开始不久，他就因为狂饮白兰地酒而死了”。当时欧洲人说起北美生活，就如同下了地狱。为了纠正这个偏见，杰斐逊写了《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据理反驳。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的住所请那个骂美国人的作者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他同时也带了同等人数的美国学者。先让对方大谈一通美国人种如何不行的观点后，富兰克林说“全体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那个骂美国人的作家。

这说明美国打小就是在骂声中成长的。早期美国人根本不信英国人宣扬的“自由贸易原则”。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意在告诉美国人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对当时流行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说：“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经济）恐慌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得最不严的时候。” 南北战争中，美国人硬是将亲英的南方奴隶主阶级打败了，北方民族工业资本获得胜利。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这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已经确立。美国人奋斗的结果是：曾让欧洲人最瞧不上眼的美国人，经过三百多年的奋斗，竟成了后来欧洲人的保护神。

我们再比较印度。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印度刚刚为英国完全占领。此后，印度的经济结构就失去了独立性。这对印度的发展影响至深。印度独立后，它的发展基本上是拉美模式。我查了印度1949—2003年的外贸发展状况，五十多年中只有1972—1973和1976—1977两个年度是顺差，到2000年后，印度外贸逆差就像雪崩一样。这说明印度经济基本上是靠外资拉动，除政府垄断的外，几乎没有多少自己的民族市场。印度的经济收入分配结构正好呈两个反比：人数最多部分收入最少，其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由政府保着。中间那部分人有些收入，收入最多的部分则是给了外国，印度软件人才很多是在给国外公司打工。

印度的财政比我们国家的包袱要沉重，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没有经过社会革命。尼赫鲁走的是和平取得政权的道路，虽是低成本的革命，得到的却是远比中国成本高得多的发展。很多私有权保留了下来，国家动辄就得给私有权付利。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了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调查结论表明：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这种截流导致印度经济基层萎缩性发展，导致社会基层没有强劲的投资和消费能力。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今天试想，如果美国当年也走印度这条路，那英国人就高兴了。今天美国人可以叫拉丁美洲走印度式道路，但绝不能让他们走美国式的道路。美国人宁愿在南美多出几个甘地，也不愿看到再出格瓦拉。 

但美国在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也不是没的争论的，它一开始也充满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美国独立后不久，国会就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走什么路的大讨论。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主张集中国家权力，认为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幸福，必须建立联邦制而不是松散的邦联制，为了保持联邦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他不否认政府的权力太多会导致专制，但权力太少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而两者对人民来说都是毁灭性的。财政政策的目的不应是为了增加财政的紊乱，而是为了增加国家力量。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上主张大力发展海军和实行商业扩张，他说：“如果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商业民族，或者要保持大西洋这边的安全，我们必须尽快地为有一支海军而努力。” 他警告大西洋对岸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说：“决不能忘记，我国在一个有效政府下的坚强联合，可能是不止一个欧洲国家日益妒忌的对象；而颠覆我国的计划有时会出自国外强国的阴谋，而且往往受到某些强国的煽动和赞助。”以汉密尔顿为领导形成“联邦党”，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从法国回来的“海归”杰斐逊则与汉密尔顿有很大的区别。他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马布里及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影响，相信自然权力和“天赋人权”说，认为当政府损害人民的利益时，人民有权反抗政府。杰斐逊将国家的稳定建立在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和辨别能力的改善。在权力分配上主张以州为基权，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以杰斐逊为首形成民主共和党政治集团，亦称“反联邦党”，在美国也有相当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汉密尔顿希望集中国家权力，杰斐逊则希望分散国家权力。两人都不反对共和制，但汉密尔顿则偏重于公民国家主义，而杰斐逊则偏重于民本国家主义。这场争论对美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密尔顿的国家主义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对推动国家海外商业扩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杰斐逊的民本主义国家政策导向使美国出台了维护国家利益、主权独立、反对霸权的外交政策。

杰斐逊执政期间注意到：美国商业和海运业的最大障碍就是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工业品充斥美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经济命脉，他认为，不发展本国工业，等于使美国“永远处于外国和不友好人民的附庸国的地位。”他说，英国的霸权行为“使我国普遍产生一种发展我们自己的制造业，把依赖英国货物的数目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奋发精神”。为此，1793年12月，杰斐逊曾向众议院提交一份《关于美国商业优惠和限制的报告》，郑重提出英国对美国贸易的不平等，要求与英国谈判缔约，以保护美国的商业，并适当对英国进行报复。1801年12月，杰斐逊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提出美国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巨大计划。他将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列为“国家繁荣的四大支柱”。1806年4月18日，美国颁布《禁止输入法》，宣布自当年11月1日起禁止某些英国产品进口，除非在此期间两国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1809年1月9日，美国国会又通过《强制执行法》，进一步实行禁运。禁运的结果，尽管美国自己也遭受了很大经济损失，但在政治上它维护了美国的独立和主权尊严。1809年3月1日，杰斐逊卸任前签署撤销禁运法令，但国会针对英法的经济霸权另行一项《停止通商法》（即《断绝贸易法》），继续与英法断绝贸易。但如果英法之中任何一国首先废除其损害美国的商业法令，美国即与之恢复通商关系。

在美国不畏强权的斗争下，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英法霸权的阴影。这一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中国一些人提出的“与国际全面接轨”的道路形成鲜明对比。昨天美国人拒绝与英国“全面接轨”，而今我们一些人则不知疲倦地要与美国“全面接轨”，其中风险，令人不寒而栗。今天我们已加入了WTO，开始参与全球化。但一开始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规则，以为只要自己融入全球化发展就可以了，我们也和18世纪末的法国一样，以为只要我们加入资本中心体系，就可发大财。现在才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这不仅是由于我们的发展不是靠密集自主型技术产品，而是靠密集劳动力资源和矿产资源，更是由于中国技术面临的准入门坎是人家西方人设立的，实在太高；它向中国要的“买路钱”也实在太高。这对资源极丰富的后发国家而言，也没什么，我们看，俄国资源太丰富了，好像有上帝支持一样。问题是我们中国与许多后发国家一样，与俄国不能相比，我们的资源太有限了，所以我们与目前的国际资本体系中的分配体制的矛盾要来得深刻。

 

二、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强国之路

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从世界政治背景下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包括列宁主义。正是列宁主义才使马克思主义跨越西方来到了东方，并造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民主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世界意义。没有列宁主义，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主义应当是理解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联系的关节点。

列宁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核心问题即枪杆子在谁手里的问题，这也是他和伯恩斯坦之间最重要的分水岭所在。在列宁主义影响下，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因此，在中国否定列宁主义，就会否定毛泽东思想，接踵而至的就是否定中国革命，从而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在当今的情况下，还应该注重和宣传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中国政治道路的选择问题。

 

今天我们中国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我们卷入了资本全球化，另一方面中国在得了市场经济的好处的同时，又受到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冲击。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在卷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这样的矛盾：要么是效益，要么是公平，如国家政府没有力量，这两者很难调和。严格地说，公平是资本发展的前提，但资本的发展往往又破坏公平。公平被破坏，社会就难得和谐，国内就会出现两极分化，严重的话，接踵而至的就是政治危机。实际上，列宁主义学说就是在欧洲资本冲击俄国民族市场并在俄国国内产生严重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与马克思学说也是在英国资本最初冲击西欧国家并在那里造成严重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产生的道理一样。所以，资本走到哪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就飘扬到哪里，结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全世界劳动者的，当然更是当今真正共产党人的理论武器和思想信仰。

资本的世界就像两个正反倒置重叠在一起三角形，倒三角是资本，正三角是劳动力、资源等。资本份额最少的地方，劳动力最多；劳动力最少的地方资本份额最大。少数人占据着资本份额的大部分，而多数人，尤其提供体力的劳动者和提供原材料的后发国家，在国内国际资本分配中得到的资本配额却是最少的，也就是说，原材料和资本技术交换时总处在弱势。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世界市场提供的劳动量很大而所得甚少的原因。目前我们国际交换体系中拿的只是工钱而非利润。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其实国际斗争的焦点并不在劳动权，而在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分配权。你在国际分配体系中不占上端，那你所赚的钱最多只够糊口而不能发展，除非你是在透支性“发展”。而在国际分配体系上端的国家，本质上并不是靠提供的劳动量，而是靠政治强力参与国际分配规则并在其中获得重要位置的国家。分配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历史上多是强力而不是劳动的结果。这就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斗争、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斗争产生的原因。

我们现在常用“经济全球化”概念。全球化在今天本质上就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现象，它已经过了好几拨的发展，也经过好几拨抵制。它的源头发生在英国。英国是随工业革命崛起的，并由此成了对未来世界影响深远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的策源地。

英国资本冲击影响最大的第一个大陆国家就是法国。法国那个时候就没有意识到资本对后发国家的负面影响。法国大革命的前三年即1786年，法国和英国签订了《伊甸条约》，法国人对《伊甸条约》就很像我们今天对进入WTO的认识一样，“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百分之十二），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 当时法国在与英国交换链环中处于技术下端弱势，而当时的法国许多人并不了解这样的知识。开始法国人用初级产品同英国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进行交换，结果吃了大亏，其中，最吃亏的是法国农民。因为法国农产品和技术含量高的英国工业品交换在价格上是有“剪刀差”的。英国资本打入法国，法国小土地农民就被解体了。法国农民解体后，就立刻进城。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大家记住，在小农业国度，小农民最经不起大资本的冲击。后来出了著名的《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主要保护的是在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的法国失地农民的利益。正因此，拿破仑获得法国农民的拥护。

现在咱们中国也出现了农民解体的情况。说农民没土地？也不对，地当然是有的。有的同志说，农民不能失去土地。这当然没错，但问题是目前农民手中的农作物因为没有国家垄断性的保护不仅不赚钱，反而成为农民养不起的负担，种地收入还不足以补偿投入，结果其土地只能被房地产吞并。为什么？不断赔钱还不如一次性回收一笔钱。在这种条件下农民失地就是必然的，而且是自觉的。农民失去地以后，他往哪里去呢？他只有进城。现在青壮劳力都大量涌进城，但城市却接受不了这样庞大的劳动力压力，结果就造成劳动力价格低得出奇。但如果劳动力价格低到保不住生存线的同时，仍还有人源源不断进城务工的话，那留下的结局就是“法国的1789”。俾斯麦回忆法国大革命时说：“假如我们德国也被卷入这种法国式的演变的旋涡中去，我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幸。” 对未来中国而言，假如也被卷入“这种法国式的演变旋涡”，无疑也是极大的不幸。

法国当时就面临这样的情况：农民前赴后继地涌进城，没工作，怎么办？就闹革命，于是法国大革命就在1789年开始了。从战争本质上来说，这是第一次抵御资本全球化并在抵御中实现民族国家从农业国家向近代工业国家转型的战争。资本冲击使法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农民因为贫穷都争着进城，进了城，还是贫穷，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以为是腐败造成的，于是都讲反腐败，越反越厉害，最后没办法，就杀人。法国大革命中出现我们现在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吹破天的《人权宣言》，这导致一种误解，以为法国大革命是人权革命。在拿破仑之前法国如此混乱以至《人权宣言》和断头台同时并存。为什么两个极端会都在法国出现？因为解决不了问题。开始的时候，说大家不注重人权，于是大家都提倡人权。人权解放了以后还是不解决问题，尤其是大量农民进城带来的问题。大家又认为是“腐败”，随后就开始杀“贪官”，当时把大商人和大官僚丹东都杀了，罗伯斯庇尔是反腐铁腕人物，最后也被杀了。杀到最后还不行，那怎么办？于是拿破仑出来了。拿破仑找出问题的根源，他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为什么？因为你处于资本链条中的下游。如果你像英国那样处于上游，你当然可以进入与英国平等竞争；你弱，就不能将“自由竞争”当拜物教来搞。你还真以为与狼可以共舞，真以为舞完就可以变为狼，没有几十代人的牺牲代价，那是不可能的。兔子和狼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怎么起舞啊？与狼共舞的结果必被狼吃掉，你没看见动物园里，虎笼中的活鸡舞不了几下就被吃掉了。所以，弱者要自我保护。结果法国出了保护“弱势群体”即失地农民的拿破仑。拿破仑痛斥当时的极端自由主义学者说：打败法国的不是利剑而是墨水。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法国瞎忽悠，将国家搞成这副模样。据说拿破仑喜欢卢梭的著作，自己也有幸扮演了一位卢梭所说的“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的“最高首领”。

拿破仑上台后先将一部分农民放回去了，让他们有土地。另一方面就是限制外国资本，最后转动和发展法国民族资本。富余的农民怎么办呢？就去打仗，为法国资本打市场。在入侵意大利前，拿破仑作了极富煽动力的讲演，他告诉他的士兵：士兵们！你们既饥饿又贫穷。共和国亏欠你们的太多，但她也无力偿付她的债务。我是来领导你们进入阳光普照下最丰饶的平原的。富有的省份，富裕的城镇，都将任你们处置。士兵们！如此一个远景，你们怎么能失去勇气与信心？

就这样，拿破仑带领他的士兵打遍了欧洲。把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的农民全解放了，这就给法国的资本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劳动力市场。同时他也用军事手段将英国资本封锁在欧洲之外，形成一个法国独享的“大欧洲共荣圈”即独家垄断市场，净赚欧洲的钱。几十年后，俾斯麦也说：“在科隆大教堂中可以找到珍宝，占有这批珍宝，就能够结束法国革命，并巩固那里当权者的地位，即法兰西皇冠……” 日本人后来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打遍亚洲各国，将英法逐出亚洲之外，使亚洲各国成了服务于日本的外围地区。拿破仑的法国尽管最后被打败了，但法国由此形成了自主性的国家生产力，并挤进了当时还只有英国一家的资本中心。这真叫“不打不相识”。法国大革命只是英国资本对欧洲冲击的先声，接踵而来的便是1848年整个欧洲发生的大动荡。这便是我们常说的“欧洲1848年大革命”，其间产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宣言，这就是马克思写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宣告：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他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后来的事实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当时资本主义的丧钟确实是敲响了，而且敲响了好几遍，但资本主义却至今没有被送终；英国“工人阶级”确实是失去了锁链，但这条锁链却从英国工人阶级脚上被转移到当时是殖民地，现在是南方国家人民的脚上了。不同的只是，这条曾是血渍的锁链，现在则镀了层“与国际接轨”的金粉，好看了一些而已。

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都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至国内生产因人民消费力萎缩而不可持续。为此，英国资本只有向外扩张。19世纪40年代时先到欧洲，拿欧洲的钱来养英国，结果又造成了欧洲的两极分化。欧洲在抵御英国资本冲击崛起后，便与英国资本一起向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张，这些地区的高额利润为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提供了巨量的原始积累，其结果几乎是整个毁掉了这些资本外围地区。这个过程表面上似乎是一个自由贸易的牧歌似的过程，但实际上则是伴随着极血腥的暴力掠夺：英国资本先掠夺欧洲，然后英国与欧洲资本联合起来再掠夺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后在19世纪中期便来到亚洲。1840年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印度战争，这几场战争把亚洲的两个大帝国打垮了。此后，大量财富就从东方流向了欧洲。这些财富使欧洲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欧洲的两极分化问题也逐渐缓解，与此相应，此后欧洲的密谋革命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大家注意到后来欧洲出现了伯恩斯坦主义，没有革命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有钱了，家里有钱自然就不打架了。这都是很实际的考虑。要是没钱的话，穷人就多，革命就会多。所以后来马克思主义随资本全球化来到了东方，来到了列宁的故乡。

欧洲人正是用不断制造资本外围的方式，拿其他地区的钱来养活欧洲人：法国是高利贷资本主义；英国是工业资本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也出现了“和平与发展时代”，那时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其间各国和平外长频繁亮相，都是温文尔雅，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之乎者也。为什么？有钱。有钱人说话多是那样；没钱人说话都直截了当。为什么？着急啊。现在的欧洲斯文气质就是这么来的。与“第二国际”的和平主义者进行过最激烈斗争的列宁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养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又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具有最浓厚的行会狭隘性以及小市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偏见。他们是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真正的社会“支柱”，而目前他们几乎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的社会支柱。

 

欧洲各国内部两极分化问题缓解后，欧洲人团结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压迫民族。原来的国内阶级矛盾演化成国际的民族矛盾，这样就出现了列宁主义。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说：“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与此相对立，在压迫民族那里则有资本主义的帮闲理论，这就是只能用于平衡富人良心而不能解放被压迫阶级命运的伯恩斯坦主义。

欧洲人征服亚洲后，几乎全世界的财富就转移到欧洲，在此基础之上才形成了欧洲所谓的“中产阶级”。即使有这样的中产阶级，英国到了19世纪40年代，两极分化还是很严重的。大家看看恩格斯1845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章，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均有深刻的揭露：一方面是“朱门酒肉臭”，另一方面则是“路有冻死骨”，如果“冻死骨”达到白骨累累的程度，那这个社会就会出现革命的意识形态。所以说，只要有资本，就会有两极分化；哪里有两极分化，哪里就有社会主义的正义要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进入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只要看看俄国革命前工人阶级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阶级的状况，就不难理解是资本点燃了劳动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是资本全球化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而列宁主义的出现则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这个成果便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部立论基础。

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所以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小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犯了继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之后的第三次战略性错误。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百慕大三角”，来者基本无回。美国人阅历还浅，二战中发了财，在欧洲有“马歇尔计划”，但在远东地区却不知如何花钱，结果在朝鲜和越南作了赔本的买卖；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又燃起“舍我其谁”的万丈雄心，小布什劳师征远，驱兵深入中亚，2001年在阿富汗打了胜仗，做了历史上所有霸主没有做成的事，结果不想两年后却栽在表面看来最不经打的伊拉克。事实上小布什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初就已陷入无解的逻辑悖论之中，即控制伊拉克则必须控制伊朗；而控制伊朗则必须控制俄罗斯。如果说前一目标使后一目标成为严肃，那么后一目标则使前一目标成为滑稽。现在可以明白地说，如果小布什若再不知深浅地进入伊朗或朝鲜，那美国就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伊朗或朝鲜完成了从“一鼓作气”到“再而衰”再到“三而竭”经典过程。

小布什的中东政策已破坏了以往有利于美国地缘政治“均势”结构。20世纪90年代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老布什发起海湾战争，但他熟稔“均势”制衡之道，帮助了科威特的同时又保留了萨达姆，利用两伊相互牵制及科威特对伊拉克的抵制，保证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而小布什把伊拉克、伊朗，甚至叙利亚全都纳入“敌人”范畴，结果是在打破了中东国家力量平衡的同时也失去了老布什留下的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令小布什万万没想到的是被他“解放”的人民现在却拿起枪来反对留在中东的美国大兵。

不仅如此，更令小布什外交雪上加霜的还有远东朝鲜核试验。朝鲜半岛的巨响打破了核不扩散体制。这怪谁呢？2001年12月11日，在阿富汗战争进行到尾声时，布什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这种单方面破坏战略武器平衡的做法，自然也会被其他国家效仿。另外，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查出大规模杀伤武器并在联合国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向伊拉克开战，结果将萨达姆关进并吊死在美国人控制的牢房；这样有人就不得不问，与其弃核而死，为何不有核而生？2006年，备受关注的朝鲜与伊朗核问题，使核不扩散体系面临考验，使“核均势”面临危机，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美国国力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衰退，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承认世界的“五极”格局，被迫承认世界的多元性，此后美国外交从单边主义转入多边主义，利用世界均势制衡，使美国得以解困。当然，现在美国人已意识到小布什政策的危害，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并试图扭转小布什外交方向。正如美国在朝鲜战场撤换麦克阿瑟、在越南战场上麦克纳马拉辞职的道理一样，前两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下台就透露出美国中东政策将作战略收缩性调整的信息，现在小布什已明确提出美国从伊拉克的撤军计划，由此而产生的必然后果是，类似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主义”将会在中东出现。这将出现巨大的战略拓展空间。看谁能抓得住，利用好。

此外，世界文明的轴心在新世纪也出现从西方向东方换位的趋势。

西方的全球化在历史上已遭到过几次抵制。第一次是拿破仑战争，它是对已登陆欧洲大陆的英国资本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19世纪40年代，欧洲大革命，是对英国资本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抵制。这两次抵制产生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前者是用于抵制资本的消极方面，后者则是资本反封建的产物。当资本主义打败封建主义并调头压迫曾经的同路人——工人阶级时，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并在资本向东方的扩张催动下，产生了列宁主义。在此前提下，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整整将西方资本全球化进程又阻挡了半个世纪。苏联解体后，资本全球化波澜又起，气势汹汹，但从“9·11”始，资本全球化已开始面临困境。

西方文明在可持续性发展方面不如东方文明。你看伊拉克战争，美国就是拿成吨的黄金砸苍蝇，显然不行。我们东方文明重简轻繁，重智慧轻力量，重功能而轻形式，在方法上讲究四两拨千斤的巧道。比如中国饭菜很丰盛，但只用一双筷子，西方是饭菜简单但餐具很多。绘画用料上，中国尚简，西方尚繁。服装上说，我们重功能，我们传统的大襟衣服双层保护容易着凉的前腹，实用；美国的西服华而不实，其前身可能就是田间腰间扎绳束衣的变种，不同的只是束身用的绳结换成扣子而已。

论改革，邓小平的方法就是东方的号脉方法，但隔段时间号号脉，有阴调阴，有阳调阳，照顾平衡，看似没理论，但非常辩证，其实就是科学发展观。戈尔巴乔夫改革用西医，作大手术，本来苏联只是病人，病也不重，但一进病房就一步到位，被送进手术室，硬在手术台上折腾死了。

东方的思维当然有也弊端，就是解决问题比较缓慢。西方的形而上学和所谓的“科学”思维也有其长处，它使所有变的事物都固化为不变的符号，并将这些不变的符号都被编入程序。这就是由数理逻辑完成的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而电脑就是这次技术革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最伟大的进步。我们知道，只有不变的事物才能编入程序并被进行高速运算，反言之，运算程序的有效性决定运算速度，而运算速度又基于运算内容的固化程度。不确定事物若被纳入运算程序，其结果是不可想像的。所以说，形而上学的固化思维也是对辩证法思维不足的矫正形式。

但运动毕竟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事物本质上是永远不确定和变化的，其中最不能确定的就是人脑思维。因此，不变的电脑还是要接受人脑命令的。电脑本身不能变，要变就得由人来升级，而东方的思维优点恰恰就在于制作“命令”方面。美国人信形而上学，所以小布什的思维不能升级，一根筋，不能变，没办法。

但我们也还是要向西方学习的，因为他们打败过我们。昨天的欧洲非常勤于学习中华文明，那今天对于能打败中国的人难道只有怨恨而不知学习吗？当然不行。有时候中国外交“之乎者也”讲得多，西方人听不懂，觉得是“莫名其妙”；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也满口世界形势“无非是三种可能”，结果是“机遇挑战并存”，“但如处理不好，也有出现意外的可能”，这些话别说小布什听不懂，就是黑格尔也听不懂。谁不知道，小孩长大前，不摔几跤，不打几次架，人家是不认你的；我们要同北方七国对话，不跟人家掰几次手腕，人家也不认你。

经过南联盟使馆被炸、东海撞机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国人对国际问题认识的能力及基于这种能力的中国国家战略能力也随之提高了。大家可以看看这几年的外交布局，北、西、南三个方向都相对缓和，这就为我们对付“台独”提供了更加从容的条件。

在台湾统一这件事情上，仅仅靠软实力是不够的。你看普京来到中国，直奔少林寺，意在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得靠扳手腕。胡锦涛同志上任第一件事是到西柏坡，这是在告诉全党本届中央要干什么；然后再去英雄纪念碑，告诉全国人民，本届政府要干什么。

目前的中国还受着霸权主义的影响，霸权主义还在阻挠台海统一。真正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只能是台湾回归以后的事。但我们完全可以在战术上重视的同时，在战略上蔑视霸权主义。可以断定，未来美国在台湾所用的资源绝不会大于“朝战”，更不会大过“越战”。况且台湾就在我们家门口，我们耗得过外部介入力量。台湾是我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但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非核心利益就不会用无限手段。况且美国有那么多的全球问题要处理。从这个意义上我说，对美国而言，台湾只是用于北御日本，西阻中国的“虚子”。之所以如此，这是由于美国的有效力量到不了台湾。正因此，陈水扁到美国是没有地位的，总挨训，让他少惹事生非。美国要的只是关岛、菲律宾、冲绳一线，要保护的是美国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运输线，台湾是这一线的“编外人员”。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平的，只要我们不要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核心利益，国际霸权主义者是打不垮我们的。最后让我们再次重温并借用毛泽东同志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青年人的。今天的中国，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人身上。

（报告人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此报告是张教授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演讲，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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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08/0901/77366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