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关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中国改革的问题，我想谈一点个人的认识，主要讲四个问题：一是现在面临的新机遇，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机遇；二是面临的新挑战；三是当前经济增长出现的新问题；四是解决问题的新出路。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三中全会提到了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机遇。

从总量上看，预计2013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56万亿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大概提高了25倍。按照现在的汇率换算成美元约是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将接近12%，排在世界的第2位。而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中国GDP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8%，排在世界第10位。

从人均GDP的水平来看，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在8.7%，考虑到在这期间我国人口增长的绝对量，8.7%的增长速度也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上的一个奇迹。按照这年均8.7%的增速预计，2013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4万人民币，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8倍，折算成美元，将超过6000美元。

超过6000美元意味着什么？按照2012年6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按人均GDP来划分发展阶段的标准，当代世界人均GDP如果是在12475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现在有70个；如果人均GDP是在4000美元以上、12475美元以下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有54个；人均GDP在1200美元以上、4500美元以下是下中等收入国家，目前也是54个；人均1200美元以下则是低收入国家，有36个，把这4种国家加在一起，世界银行现在统计的国家样本总数是214个。在这214个国家里，2012年中国人均GDP排名大概在第114名。这个排序并不高，处于中间水平。但是，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在世界银行当时统计的196个国家中，按人均国民收入排序，我国与扎伊尔并列世界第189位。从大的阶段上看，我们超过了6000美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也就是说，从人均GDP的水平看，这30多年我们完成了两个穿越：一个是穿越了贫困（低收入阶段），一个是穿越了温饱（下中等收入阶段）。虽然在世界范围比较起来，收入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我们提升的速度还是非常显著的。

我们目前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穿越了贫困、跨越了温饱，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也就是在新的起点上，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新机遇？对于这个机遇我们要怎么样把握？十八大报告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后，也就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另外一个节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前后，也就是本世纪中叶2050年前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里,我从经济方面来简单解读一下这两个时间节点。

第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经济方面来看，有两类指标：经济数量指标和经济质量指标。

经济数量指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总量，一个是人均。对于总量，我们提的指标是，GDP的总量到2020年按不变的价格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GDP的总量接近45万亿元，翻一番就是接近90万亿，约合15到1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现在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到2020年能实现经济增长比2010年翻一番的倍增计划，GDP的总量按现在的汇率和现在的价格折算，我们大概能达到美国现在的经济总量。要实现这个目标不难，要求2010到2020这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2%左右。目前，中国理论上的潜在自然增长率是在8%左右；在实践中，2011年增速是9.2%，2012年是7.8%，2013年达到7.7%，都高于7.2%。况且，这几年是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几年。另外，人均的指标是人均GDP翻一番。在2010年人均GDP大概是3.4万元，翻一番大概为6.8万元，按照现在的汇率折算，约为12500美元。要实现这个目标也不难，如果我们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之下，实现这个目标就问题不大。如果能够在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一番，就意味着中国在2010年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后，用10年时间实现从上中等收入的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穿越。从横向比较来看，目前70多个国家实现从上中等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的穿越，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时间，其中有20个人口大国（人口超过1000万人以上），平均用了11年零9个月。也就是大国经济起动慢，一旦起飞，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加速的冲击力比小国要大，所以时间会短一点。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能不能用10年或10年略多一点的时间，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历史穿越，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机遇。

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质量指标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这四个方面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扩张，而是国民经济结构的提升、改变，更关乎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本质。

农业现代化。主要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经济越发达，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越低。70个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10%多一点，美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2%左右。当代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5%左右。而最穷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72%；下中等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54%；上中等收入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是30%。我国的情况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70.5%。2012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降到了36%，基本上接近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年平均下降2.4%。按照这个速度，到202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有可能降到15%上下，比较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当然，这个变化会带来很多发展问题，会释放出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将带来一系列问题。

新型工业化。十七大报告明确了中国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十八大又强调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按照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份公布的中国目前工业化实现程度，已经达到国际社会标准工业化国家66%的水平，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和广东5个省市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辽宁、山东、浙江和福建4个省达到了90%的水平。这9个省市都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水平比较低的主要是西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但是这些地方工业化水平较低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这些地方要不要以工业化为发展目标？实际上这是可以讨论的，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不一样，主体功能不一样，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地位是不一样，不一定每个省都千篇一律地以实现现代工业化为发展目标。另一方面，现在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省市基本上都在东部，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高，加权平均一计算，虽然个别地区比较低，但全国的水平已经完成了2/3的历史进程，按目前的速度，我们不担心中国到2020年实现工业化，而要担心的是实现工业化的代价。因此，十八大报告没有改变时间表，还是2020年实现工业化，但加了两个字，成为“新型工业化”，主要是讲工业化的道路、方式，以及为此要付的代价要更经济，社会比较和谐。

 

城镇化。按照国际统计口径，我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是52.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按户籍统计，我国城市化率为35%。不管按哪个口径统计，一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率在30%到70%之间，为城镇化加速期。按照国际统计口径，按每年城镇化率提高两个百分点计算，我们到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70%的问题不大。我们不太担心速度，担心的是质量以及后续的发展问题。按所谓国际口径统计，这里含了2.3亿民工。要把这2亿多民工市民化，让他们有同样的社会保障、就业机会以及社会福利，这才叫城镇化的质量，否则就是泡沫。如果这些人长期没有市民化的话，他们会在城市里形成和城市市民的对立，一旦出现类似巴西、菲律宾的贫民窟，这个问题就非常大了。而且这2.3亿人里有5000万人是举家进城，根本不存在再回去的问题，只能让城市接纳他们，否则一定会形成激烈冲突。所以，到2020年我们要解决大概1亿举家进城的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信息化。信息化主要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改善国民经济的状况，也就是把“三化”和信息化同步，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和信息化能够更好地融合。在融合过程中，一方面,提高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质量以及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信息化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特别是现代信息所支撑的是现代服务业。在速度上我们也不担心，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在加速，农业现代化在加速，它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肯定也会加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在加速，它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肯定会加速；一个国家的市场化在深入，围绕市场交易体制的银行、商业、物流、结算、金融、律师、会计等现代服务业肯定会加速发展。所以，对中国的信息化的速度、信息服务业以及整个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的提高，我们并不是很担心，要思考的是究竟哪些是现代服务，需要我们大力推进；哪些是属于什么传统服务，需要改造。

第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现代化，就是人均水平赶上当代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机会就是，大概再给中国7、8年时间，到2020年，我们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目标；给中国大概17、18年，到2030年以前经济总量有望回到世界第一；给中国大概37、38年，到2050年可能赶上当代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成为当代现代化国家中的一个。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新中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建设，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距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社会的发展，特别在经济发展方面，很多条件发生了变化，如果沿用过去的发展方式去推动发展，就没有竞争力或者没有可持续性，经济也就既不均衡也不稳定，而且难以持续，这就需要对发展方式做出调整，这就是一个新的挑战。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在两个方面出现较为突出的变化。

第一个方面，生产条件变了。优势转变了。过去我们主要的竞争力是要素便宜，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能源、原材料便宜，环境便宜。在这种核心竞争力条件下，最简单的一种增长方式就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这些要素不再便宜了。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方式要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变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上来。如果成本上升得快，效率提高得慢，消化不掉的成本就跑到价格里去了，就叫做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是非常难治理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以及西亚、北非危机，但凡现在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国家或地区有一个共同点是长期通货膨胀率非常高，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得慢。但凡成功从上中等收入穿越到高收入阶段的，像联邦德国、战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它们的共同点是物价的波动长期以来都是温和的，不是这些国家对物价管理得好，而是增长方式转变得快。

第二个方面，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市场需求是旺盛的，经济是短缺经济。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势就逆转为需求疲软。第一个原因是经济规模扩大，供给增加了。第二个原因是体制也变了。过去是无偿分配、平均主义，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经济是不是短缺，不光取决于生产东西的多少，还取决于分配制度。这些年市场发育，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伴随着市场约束力度的增大，也会出现相对过剩的问题。

第三个原因是需求本身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内需一块是投资，一块是消费。

投资需求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可能出现疲软。这看起来似乎矛盾。因为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收入提高了，居民存款增加了，银行可以把更多的钱变成贷款形成投资，为什么投资需求这个时候还疲软？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在市场上能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这取决于一个社会的自主研发和独立创新的能力。过去发达国家按照比较成本的原理，往穷国转移生产和投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要素不便宜了，发达国家不再转移新产品、新技术了，如果自主研发和独立创新能力弱，银行拿着大把的钱在资本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新项目。如果在原来的产品结构不变、技术结构不变的基础上，扩大投资规模，那就是低水平的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就是经济泡沫。战后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在长时期里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一是教育，一是健康，就是公民的健康卫生投入。反过来，成功穿越的国家和地区，都是长时期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伴随着收入的增长，创新能力相应提高。这样，一方面，收入增长；一方面，新的投资机会被不断挖掘和创造出来，投资需求能够保持持续旺盛。否则的话，投资需求就会出现疲软。

内需不足的另一个方面是消费需求。过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担心出现早熟消费。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问题变化了，不是消费饥渴，不是早熟消费，而是消费疲软。国民收入虽然提高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处大部分给了少数有钱人，大部分社会成员积累的是贫困，那就很糟糕。越有钱的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小、倾向越低；大部分社会成员没有钱，穷人即使想消费却没有钱，对未来越没有信心，就越不敢花钱，宁愿把钱存在银行，因此消费就成了问题。所以，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停滞的国家和地区的一个共同点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成功穿越过去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努力构造“橄榄型社会”，努力把中产阶级做大做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使得消费需求长期疲软，经济增长的动力严重不足。如果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内需严重不足，再加上世界经济周期性危机，出口再受挫，总需求疲软，这个时候就遇到了新问题。政府从宏观上能不能从应对短缺转变为应对过剩，企业从微观上能不能从主要关心生产转变为主要关心市场？如果适应不了，就有麻烦。需求疲软将导致经济增长长期乏力，经济严重停滞，再加上成本上升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社会就会进入滞胀。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经济衰退就意味着失业率居高不下。

像上面说的供求方面的变化，我国现在都存在，有的情况还很严重，我们能不能适应这些变化，就是我们面临的经济发展上的新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新问题

在新的起点上，在新的挑战面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新的失衡、新的矛盾。我简单分析一下失衡的特点以及它产生的原因。

宏观经济失衡，主要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总供给是一年时间里一个国家能生产出多少东西供人们使用。总需求是一个国家，在一年时间里有多少购买力在市场上去买东西。在市场条件下，二者大体要均衡。如果失衡的话，那就有问题。比如，需求严重大于供给，过多的货币追逐不足的商品，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需求小于供给，过多的商品追逐不足的货币，结果是销售不畅，企业不景气，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就有提升，经济发展慢。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让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大体平衡。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的情况，分为三个阶段。

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的时间，除了个别年份之外，主要是需求大于供给，也就是通货膨胀，所以在这20年里我们的宏观政策长期以反通胀为首要目标，宏观政策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适度紧缩。即使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过三次大的通胀，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第一次是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市民担心物价上涨，去抢购了几个月，持续到1985年春节；第二次是1988年夏秋之际，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决定价格闯关也就是价格改革，老百姓担心物价上涨开始抢购，后来中央宣布这次价格改革失败，停止价格闯关；第三次是1994年，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十四大召开，全国形成一个投资需求膨胀的热潮，1994年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994年，银行存款的保值储蓄率高点曾达到了25%，当年通货膨胀率是24.1%。三次抢购具体原因不同，但是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的年代，稍有风吹草动，老百姓就去抢购，社会和政府对于通货膨胀过于担心。

从1998年下半年一直到2010年年底这一段时间，除了个别年份之外，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疲软。内需疲软，过去由出口支撑着，还可以得到缓解。但从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经济，使中国的出口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与内需不足纠缠在一起，就形成了这12年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威胁：内需疲软、经济增长乏力、增长速度下滑。在这个时期中国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增长，宏观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扩大内需，而不是适度紧缩。

从2010年年底到现在，中国宏观经济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双重风险并存，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但从统计数据上看，“双重风险”好像是个伪命题。

先看通胀问题。这些年中国通货膨胀率不高，最高的一年是2011年，达到5.4%，经济增长率是9.2%，这很合乎经济的正常的内在逻辑。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是7.8%，但通胀率更低，是2.6%。一些月份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以下。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如果是2%以下，应该要警惕“通缩”。2013年经济增长大概为7.7%，通胀率也在3%以下。

从数据上看，这些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很温和。但为什么中国总担心通货膨胀的指数会高？为什么物价指数公布的比较低，但是大家感受比较高？最重要的还是目前中国经济内在的一些矛盾使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

这次通胀的第一个特点是，顶着为前些年反危机的政策措施买单的代价。为了反危机刺激内需，大量的钱投入到市场当中，刺激市场需求，活跃经济带动经济增长。按照经验，流通中的货币存量比GDP的规模超出20%，比较适中。2012年年底流通中的货币存量是103万亿，而当年GDP总量是51.9万亿，二者的比例是2:1。这些货币进入市场后，有的不马上冲击物价，它有一个时间差，过一段时间才传导到物价上去。正常情况下，欧美国家的时间差一般是6个月到18个月，中国前些年的数据是7个月到24个月。而危机来的时候，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拉长，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反危机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越往后拖，我们越担心这笔钱什么时候出来，从哪出来，怎么去冲击，担心它冲击虚拟经济（如股市）、冲击楼盘。大家都知道，前些年我们出现了一些怪现象，今天去炒大蒜，明天去炒绿豆，农产品金融符号化。

这次通胀第二个的特点是，过去的通胀都是需求拉上型，这次通胀有成本推动因素。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种成本迅速上升，有些成本是不可逆的，比如说工资、福利、市民化。所以，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需求拉上与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时代。我们对于治理需求拉上的通胀有办法，但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没有办法，因为这要靠降低企业成本，政府有力发不上。政府出台政策收紧银根，压低通胀，可越收紧银根，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越是推波助澜。一收紧银根，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在资金市场上资金价格上升，供给减少了，价格上升，利率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了，企业融资成本是计入企业财务费用的，最后摊到产品成本里去，反而加剧通胀。

这次通胀的第三个特点是，有一个开放的背景，即国际输入。这是过去我们没有想象到的。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很多国际市场涨价的因素，通过贸易就进入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成本。再加上，美国为了提振经济，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经济从2009年开始进入技术性衰退，欧洲央行放弃了一贯谨慎的货币态度，开始加印欧元，刺激经济；日本安倍上台后人为的制造了一轮通货膨胀。国际市场三大主要货币，欧元、日元、美元都在加印，意味着国际市场的价格要上升。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上升的价格最后会进入到中国国民经济成本中来。我们对此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次通胀的第四个特点是，和我国国际收支失衡联系在一起。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长期是收大于支。中国的外汇储备一月月地往上涨。2013年第三个季度末外汇储备增至3.66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越多，就意味着国家结汇的时候买进来的外汇越多，意味着国家给出去的人民币越多。这些外汇占款给了企业和居民，就等于这些货币投入到流通当中去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越大，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压力越大。现在中国流通当中的货币量之所以多，首要的因素就是结汇。那么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是减少出口，但是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都在保护自己的出口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自己争夺国际市场，争饭碗、争就业，中国能够打击自己的出口商吗？于是，就要争取出口，出口就创汇，创汇回来就结汇，结汇就得给人民币，给人民币通货膨胀压力就上来了。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希望出口创汇后，用赚的外汇在外面买东西回来。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想买的人家不卖、人家想卖的我们不想买。

因此，虽然通胀水平不高，但需求拉上的严重滞后、对成本推动没有办法、对国际输入没有经验、对国际收支失衡两难，令我们对通胀问题非常担心，

再看经济下行问题。从数据看，经济下行也是一个伪命题。我国2010年经济增长10.3%，2011年9.2%，2012年7.8%，2013年7.7%，在世界范围，谁能说这样的增长乏力，但我们主要担心增长的动力能不能持续。

首先是需求。

内需，包括投资、消费。从投资来看，从2008年到现在，连续5年中国固定资产年投资需求增长速度平均在20%以上。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投。目前形成这样一个局面，技术创新力不够，大企业即使有钱也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在原有产品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是扩大投资规模的话，就是重复建设，就导致产能过剩，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已经从一般的工业消费品过剩，深入到投资品过剩；制度创新不够，特别是金融市场化不够深入，小企业即使想投资但没有钱投。整个企业的市场投资需求不活跃，这就把政府高度套牢。2010年10月，政府开始从刺激需求的投资轨道中退出。这一退出，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的第三季度，连着7个季度21个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上次增速下降是2008年以后的连续5个季度15个月。这就是政府退出，而企业却没有相应地跟进，导致投资需求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没有办法，2012年第四季度政府又悄悄回去往经济中注了点水，否则2012第四季度不会回到7.9%的速度上来。然而，政府投资能持续吗？中央政府投资靠财政赤字，但赤字也是有边界的。欧盟的标准是，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我国现在财政赤字已经很高了，2009年9500亿元达到GDP的2.8%，2013年是1.2万亿元。地方政府投资更麻烦。这几年，地方政府是带着地方经济走的火车头，是最大的一个投资主体，但它不能印钱，只好举债。组建了很多融资平台，用政府财政担保，特别是用预算外的土地专项收入做担保，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去贷款，贷款之后进行地方的建设和发展。根据最新披露的数据，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了20.7万亿元，地方债务风险非常值得关注。而且由于不是独立预算，中国不存在地方政府破产的问题，最后还要甩给国家。所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做法，无论是中央和地方都不可持续，而且风险越来越大，关键是怎么调动企业的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出深化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消费需求看，数据显示，连续多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4%左右。我们为什么担心消费需求疲软？因为我们担心消费需求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之处有很多方面，短期解决不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势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所以，我们担心消费倾向的降低问题。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从源头上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是不合理的。

 

一是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中分配，就是初次分配，政府是财政收入，企业是资本盈余，居民是居民收入。这些年，这三个数增长最快的就是财政收入，35年平均增长14.6%以上；增长最慢的是居民收入，比GDP慢1/3。所以，“十二五”规划要求“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的增速和GDP保持同步。政府、企业、居民拿到钱之后，用于消费的是居民，而居民收入增长慢，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低，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不匹配、不协调。一般来说，国际上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有7个百分点是消费需求增长带动的，有3个百分点是投资需求增长带动的，而我国经济增长10个点，差不多有7个点是投资需求带动的，3个略多一点是消费需求带动的，和国际一般趋势刚好相反。所以，我们要深刻检讨，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么高，虽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改善的程度和经济增长的程度不相适应。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为投资而投资，在投资里边自我循环带动了GDP的增长，没有更多地把经济增长体现在人民的消费增长上，人民生活水平的丰富、质量的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同步。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变现状？政府、企业、居民这三份，动哪份都很麻烦。动企业的，增加一点税负收回来，使老百姓的消费上去或转移支付上去？中国企业面临的税负环境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糟糕的。《福布斯》杂志2012年公布的世界上66个税负痛苦指数比较高的国家中，中国排第二，近几年一直在前5名。动政府的，财政是政府的经济基础，它的调整一定是和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联在一起的。如果只是简单动其中的财政，恐怕要出新的问题，所以政府的那份短期内也动不了。可是不动，消费就上不去，所以这是一大问题。

二是中观层面上，就是结构之间的问题。比如说产业结构，农业产值占GDP比重9.8%，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占了36%，意味着我们现在是36%的农业劳动力在分9.8%的GDP，非农产业劳动力是64%，而非农产业（第二和第三产业）所创造的GDP占90%以上。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就拉大了。中国城乡差距这么大，很重要的就是产业结构的差距。这个差距要缩小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是要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

三是微观层面上，无论是城市内部还是农村内部，还是各个产业内部，中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近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所谓基尼系数，就是一个国家最富的20%的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如果最富的20%的人，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占的比重超过40%，一般就认为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了。而我国最近10年都在40%以上，最高的一年到达49%。之前说过，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既影响公平也影响效率，整个社会消费倾向都降低了，消费需求疲软。

所以，中国消费需求疲软问题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的原因，现在调整起来，有体制问题、有政策问题，更有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是短期能够一蹴而就的。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面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大和经济下行的威胁严重的双重风险，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及其原因。

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所遇问题的新出路

当前中国经济问题靠宏观政策，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短期调整解决不了，中国经济失衡、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的根子在结构失衡。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中国要通过结构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结构升级首先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基在于制度创新。也就是“制度重于技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就是制度创新。没有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入的制度创新，焕发出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聪明才智，要提高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技术创新的能力不太可能。没有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这两个车轮的承载和推动，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真正的改变也是不太可能，那么也就意味着转变不了发展方式。

对于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多新意，全面系统地布置了新时期的任务。首先是一个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解决什么问题？实际上治理，在经济学上过去叫治理结构，有公司治理、企业治理。但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微观层面的，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权力、责任、利益这三者的统一协调。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毫无疑问是权力的再分配、利益的再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权力的转移、利益的转移以及责任的转移这三者要协调同步，就是当你把权力从一个主体分解到另一个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在制度安排上把相应的约束这份权力的责任安排到位；责任转移的同时，你在制度安排上对责任主体的利益刺激要同时到位。国家治理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六个方面权、责、利的调整中应当是合理、和谐的，是相互衔接的。否则，一部分人光有权力而无责任，造就了一批疯子，同时有一部分人光有责任而无利益，造就了一批傻子。如果一个社会是一群疯子领导着一群傻子，那将既没有效率也没有秩序。因此，我们这次改革的总目标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一定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具体到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更系统、更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就是首先要解决市场该干什么，然后再来考虑政府该干什么。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该市场办的事由政府去办，这就会出现寻租，权钱交易让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而按照腐败指数配置。这对于国民经济效率是一个根本性的打击。这会让一个社会既无经济上的效率，也无政治上的公平。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权钱交易、腐败现象都非常严重，由此带来政治上的高度腐败和经济上的极端低效。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资源配置是微观问题，涉及到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上，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而不是让政府决定生产者的行为规则，决定消费者的选择。三中全会《决定》有专门篇幅谈到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消费者选择的自主性，这一部分一定要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的原则最要紧的就是两个：一个事先的机会均等，二是事后的效率第一，以公平竞争为出发点，以效率第一为归属。

三中全会是抓住了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核心问题，还提出了要素市场、市场秩序等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全面部署和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来推动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创新的驱动下，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中国的长期发展和均衡增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凌洁）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201/7736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