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我想给大家谈谈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一是2013年国际热点，二是2013年国际形势的特点，三是未来十年国际形势的八大趋势，四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交特点。

2013年国际热点

第一，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外交方面非常主动，开局宏大,特别活跃。但这对未来可能形成一个挑战。因为开局大，人家会有反弹的，中场能不能守住，这就是一个挑战。

第二，朝鲜半岛不太平静。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爆。之后，安理会对其进行更为严厉的制裁，朝鲜态度强硬，言辞十分激烈。中国与朝鲜进行了沟通，也有一定的制裁。朝鲜上半年“折腾”国际，下半年就“整顿”家里。12月8日处死了张成泽。这种极端行动，短期会有寒蝉效应，但长期来讲，会导致民众对他们的做法产生怀疑。张成泽事件可能会对朝鲜内部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对朝鲜内部有一点担心。中国真诚希望朝鲜内部稳定。所以，我们是不希望看到张泽成事件的。但是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只能进行劝告，用经济手段表示一下我们的态度。朝鲜半岛始终是一个问题。

第三，斯诺登。斯诺登事件是2013年的一件大事。新华社评出的2013年十大新闻、《时代周刊》评出的年度十大新闻都有他的身影。由于美国政府不仅希望在现实世界保持霸权，还希望在网络空间也保持绝对优势。所以，美国政府在2006年就成立“网络战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在军队内部有4万雇员，但还觉得监控力度不够。于是，美国国防部和100多个网络公司签约，由他们帮助监控。这100多个公司共雇了18万雇员，而斯诺登就是某个签约公司的一个雇员。斯诺登工作以后，发现美国政府一方面宣传自己是因特网自由的保护者，并指责别国监控因特网，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长期监视自己的公民。他接受不了，就逃到香港，并通过英国《卫报》，陆陆续续抛出他掌握的部分材料。对于斯诺登的看法，美国民众的态度是分裂的。美国40%的民众认为他是保护个人权利的英雄。《Time》杂志评选年度人物，斯诺登得票仅次于教皇，位居第二位。另外，40%的人认为他是国家叛徒，没有职业道德。还有20%的人不表态。但美国的精英层一致谴责他，要把他缉捕归案，否则第一个斯诺登逃脱，就会有第二个斯诺登、第三个斯诺登，并试图阻止其他国家收容斯诺登。现在，各国都不敢接受他的避难，俄国顶多也只给了一年期的临时避难权。这个事件现在没有结果，估计他在2014年还会不断地抛出材料。

斯诺登事件产生了几个影响:第一，美国的形象受损。如，美国的双重标准在这个事件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对于别国他们就说人权高于主权，对于自己国家就是主权高于人权。第二，一些美国公司受到损失。美国九大网络运营商都与美国政府有合作，其中最活跃的是谷歌。谷歌进中国时，有一个口号是Never do evil（绝不作恶），也就是要保护公民自由，绝不把资料给政府。结果斯诺登告诉大家，在这方面贡献得最多的就是谷歌。让谷歌迷们情何以堪？斯诺登事件对美国的道德信仰有所冲击。第三，在美国盟友间产生裂痕。斯诺登披露，美国人监控德国总理、西班牙首相、意大利总理等美国盟国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得知消息后，当天就打电话给奥巴马质问美国情报机构是否监视她的通信。然而，奥巴马的回答很微妙：美方“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做这种事。美国对德国监控的力度是最大的，每个月要监听五亿次电话。所以，德国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反应是最强烈的。让美国盟国愤怒的是美国把其盟国分为三六九等，他最亲信的盟友还是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英语国家），像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监听是和对方打了招呼，并联手监听的。至于别的国家，美国直接越过他们政府进行监听。第四，斯诺登事件还影响了美俄关系、中美关系。斯诺登事件对我们是有利的。一是斯诺登提醒了我们很多事，中国应该拿到一些材料。二是过去中美一开会，美国就指责中国利用网络窃取商业机密、国防机密，现在美国不说了。对于斯诺登，中国有三种处理办法，一是像俄国那样把他留下来，隔一天透露一个材料，20万个材料慢慢地透露，但如果那样，中美关系会受到影响，在战略上对我们不利。二是把斯诺登送回美国，我们也不能那么做。最后，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送走，让他到别的地方。斯诺登有一个古巴签证，就到莫斯科转机，到了莫斯科，古巴航空公司说他的签证是假的，他就在俄国机场待了五个礼拜，最后获得了有限期为一年的俄罗斯临时难民身份。这使美俄关系受影响。奥巴马总统马上宣布，要取消G20会议之后由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那次访问。斯诺登事件说明：今后各国在网络上的竞争会加剧。

第四，中美峰会。2013年中美关系比前几年好，实现了两次峰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得不错，军队之间的交往比以前多，在朝核问题上合作比以前好。

 

第五，中日关系紧张。2013年中日围绕着钓鱼岛，剑拔弩张，关系紧张。特别是11月23日，我国设立防空识别区，日本反应强烈。日本划定的“防空识别区”特别霸道，离我国浙江只有130公里，还跨越日本自己主张的东海中间线。关于东海的划界，中日各有主张。中国主张东海大陆架划界应遵循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中国在东海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即以冲绳海槽为界，以西部分为中国海域，以东部分为日本海域。而日本主张以等距离“中间线”。中国此次公布的防空识别区，与日本防空识别区有部分重叠，就是要在法理上占据主动。另外，钓鱼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第六，美俄关系紧张。一方面，双方在努力缓和关系，另一方面，美俄关系处理得并不好，常有争端。

第七，中东仍处在多事之秋。埃及发生政变，“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伊朗核问题一波三折。

第八，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美国制定的一套新的贸易规则。对此，我们的报道不太多，但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TPP与TTIP（Transatlantic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是美国准备用来限制我国下一步发展的两个手段。美国把TPP和TTIP称为WTO-Plus，也就是WTO再附加一些东西，主要是加上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在服务业领域，美国比较强，尤其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另外，美国给我们的传统制造业加了一点限制。比如，提高劳工标准。根据TPP，美国要求我们能够组织自由工会，还对国营企业、劳工、环境等方面有新要求，等等。总之，美国现在的新打法之一就是用一些规则来限制你。所以，美国现在积极地推动TPP、TTIP，然后形成一个圈套，让你钻进去。这也是未来博弈的一个大的话题。

2013年国际形势的特点

2013年国际形势的特点，我从五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世界经济形势。

首先，前几年我们认为的“东升西降”的趋势不存在了。从2008年美国遇到了金融危机开始，大家看到的情况是：美欧日三个发达经济体日子不太好过；相形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BRICS（金砖五国）表现得较好。曾经，大家一度以为世界的潮流是“东升西降”。但是，从2013年来看，发现这个判断是线性的，太简单了。2013年，美国经济明显比2012年好；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之下，也比2012年好；欧洲没有实现正增长，但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往下坠。相反，金砖国家现在不行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行，但是增速放缓，在7%左右；印度从7%降到4%；俄罗斯从6%降到1.9%；而巴西和南非都是负增长。所以，2001年提出BRICS这个名词的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认为，目前仅中国称得上金砖国家。以前我们以为可以持续下去的“东升西降”的潮流已经不存在了。

其次，世界经济整体动力不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虽然美国、日本经济明显比2012年好，但增长缓慢。美、日还处于大病初愈的状态，说不上健康。

再次，中美在各自的俱乐部里比较突出。在西方俱乐部中，美国的表现还是最好的；在金砖俱乐部里，中国的表现最好。所以，发达国家、新兴国家这对矛盾实际上集中在中美身上。

第二，安全形势。从安全角度看，世界上最乱的是三个地区：中东、非洲、东亚。

在中东，埃及政变、叙利亚内战和化武风云、伊朗核问题都是大事。中东越乱，对美国牵制越大。

在非洲，2013年非洲恐怖事件频发。恐怖主义在欧洲、亚洲受到打击，恐怖分子就往非洲跑。非洲恐怖主义重灾区国家大多国力虚弱，无力反恐，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一个潜在的世界问题。加上利比亚动乱后武器泛滥，非洲的反恐形势堪忧。非洲恐怖主义形势恶化，对中美来讲是一个合作机会。恐怖分子向非洲云集，对美国是个潜在的安全挑战。对中国也是这样。一是因为中国在非洲投资非常多。过去十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非洲的投资超过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非洲开发银行三家之和。二是因为现在有一百多万中国人遍布非洲各地。出于我们同胞的安全和投资的安全，中国也很关注非洲的恐怖主义。所以，我估计，在非洲的反恐合作将是中美合作的一个点。

在东亚地区，朝鲜半岛不稳定，中日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三个不稳的地区，其中一个在我们旁边，这是比较麻烦的。

第三，大国竞争正在从传统的有形空间（陆海空）向未来的无形空间（天电网）扩展。传统的陆、海、空竞争还在，但大国竞争向太空、电子、网络无线空间扩展。

第四，大国矛盾。2013年世界大国之间，中日矛盾上升，美俄矛盾上升，但中美关系是改善的。

第五，大国态势。

2013年各大国的态势，从整体来讲，中国外交非常有进取心，美国有一点疲倦。俄罗斯战略网站讲“超级大国累了”，先是叙利亚，美国临阵不打了；然后伊朗，美国妥协。其他大国的情况都较活跃。2013年俄罗斯非常活跃，普京外交非常出彩。故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13年度“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中，普京击败奥巴马，排名第一位。不过，虽然俄罗斯外交特别活跃，而且是有成绩的，但因为国力不行，所以美国人不看重他，很多人不看重他，但中国人很看重俄罗斯。

日本的外交在2013年也非常活跃，安倍足迹遍布全球，称为“地球仪外交”。但日本的问题在于太狭隘了，整个外交的焦点就是中国，到哪儿都告状，说中国人欺负他了，有点像祥林嫂。在生活中，我们会碰到一种人，他们老跟别人讲抱怨，心理学上把这种人叫做垃圾人，因为他永远是负面地看问题，充满了心理垃圾。安倍现在就有点“垃圾人”的劲儿，到哪儿都是抱怨，不带来正能量，所以，他虽然很积极，但对提升日本国际地位却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另外，有个国家在外交上比较低调，但值得大家重视，那就是德国。德国成功地把欧洲变成三个欧洲。欧盟28国现在实际上分三个层次，一个是欧元区欧洲，以德国为中心，成员之间非常团结，经济不错。一个是依附性欧洲，主要是东欧的十个新国家，他们听德国的。另一个就是英国。英国现在被德国人成功地赶出了欧陆。在欧陆内部，德国把法国压了下去。所以欧洲安全问题的核心是德国。欧洲人用过三个办法来对付德国。第一个办法是黎塞留（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的宰相）的办法。黎塞留对付德国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德国分成200个国家。法国的崛起是以德国牺牲为代价的。第二个办法是奥地利前首相梅特涅的办法。他把200个公国合并成30个公国，再让30个公国组成一个泛德联盟（Pan-German League），他认为这样使德国足够强，让法国不能随便欺负他，但又足够松散，他又不能欺负别人。这个办法施行了半个世纪，直到俾斯麦统一了德国。“二战”后，欧洲人对付德国的办法就是把德国欧洲化。这是由法国学者让·莫内提出来的，然后由时任法国外长的舒曼把它变成了一种政策，称为舒曼计划。他们二人被称为“欧盟之父”。有意思的是，成立欧盟动机之一就是压制德国，换一个角度就是把德国欧洲化，而现在欧洲正在发生的是欧洲德国化。

未来十年国际局势八大趋势

第一，未来十年，全球治理需求上升、供给下降，存在着管理赤字。

在“冷战”刚结束的时候，人类只有十亿多一点的工业人口，其中欧、美、日有七亿人，苏东集团五亿人中一半是工业人口，加上亚洲四小龙等，也就是十亿多一点。20年之后，情况有所不同。首先原有的这些国家工业人口壮大了，欧、美、日加起来九亿人，苏东集团都进入现代化进程，有七八亿人。然后，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人口大国也加入现代化进程。因此，现在世界的工业人口超过30个亿，是20年前的三倍，而且以后还将继续快速增加。以中国为例，现在中国住在城里的人口实际上超过50%了，只不过有一些人没有身份，下面20年就要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还有新的城市化，我估计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国将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不仅中国如此，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亦如此。

工业人口增加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资源消耗增加。一个城里人一天消耗的水是一个农村人的十倍。消耗增加的另外一面就是环境破坏增加。然后是社会管理复杂化。人们离开古老的乡村，来到新兴的城市，由农民变市民了，管理就变得复杂了。农民一定是住在一个个自然村，也就是一个Community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村可能存在了几百年了，归属感很强，只要把这个Community稳住，大部分社会问题就稳住了。但到了城市就不一样了，城市人是Lonely crowd（孤独的人群），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1955年写过一书，叫《the Lonely Crowd》，专门讲城市现象。城市里的人是孤独的人群，原子化的个人，看上去很热闹，其实心和心很远，没有归属感。那么，这种农民转市民的新的生存状态，意味着政府管理是复杂的，市民又骄气又脆弱，既要政府管很多事，然后又要监督政府，挑政府的毛病。放在全球来看，就是全球治理的需求会上升，但原来全球治理的两个提供者——欧洲和美国都有点累了，所以供给下降。大家希望中国在其间发挥作用，但坦率地讲，中国在短期内没准备好。中国主观上愿意参与全球治理，但能力上还要一点时间，起码要有个学习过程。

第二，世界经济周期将会进入一个下行周期。

在世界经济学说里有一个理论叫做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也就是根据科技生产的频率，会出现40年左右的周期：前20年，以前积累的科技技术成熟了，可以市场化，新产品很多，投资也很容易成功，投资增加，就业繁荣。但再过一段时间，成熟的技术没了，新的技术跟不上，市场里都是老产品。这个时候，大家不愿意购买产品。那么，投资就没了去向，或者投资容易失败，大家不投资，不投资就没有就业，就进入一个萧条期。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最新的周期是这样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上行周期，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长达20年的超长期繁荣。然后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2030年，应该是一个下行周期。如果这样，未来十年当然在下行周期里面，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基本面不太好。这也就意味着，像中国这种比较依赖外贸的国家需要加速内部调整，把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转向国内。

第三，在世界经济的周期往下走的时候，世界政治动荡的周期往上走。

按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说法，现在全球正在经历“全球政治觉醒”（global political awakening)。这个说法背后的逻辑是全球各个地方正在发生四件事：一是城市化。农村的年轻人都往城里跑，尽管城里不尽如人意，他们也不愿意走往回走。这是个全球现象，但就产生了政治后果，带来了政治上的压力。二是教育普及。教育普及是个好事，但是在政治上，识字的人的政治要求一定比不识字的高。三是中产阶级出现。城市化迅速进展、工业人口增加，中产阶级数量上升，而中产阶级从无产阶级变过来，他们有一点小资产，保护资产的权利意识特别强。四是网络。网络的出现导致政治觉悟的上升和政治要求的提高。网络是一个新现象，它形成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也给管理带来了很多挑战。总之，这四件事合在一块使人们的政治要求提高，如果政府没有能力应对这些要求，就会倒台。“阿拉伯之春”后面的历史逻辑就是这个。2013年土耳其、巴西、瑞典等地发生骚乱，我国群体性事件增加，都与此相关。

第四，主要大国内向化。世界上大概除了中国和俄国，其他国家主要领导在国内都很弱势，不能调动国内资源支持他们对外，因此在外交上都不太愿意承担责任，它们实际上都会成为内向化的国家。

第五，中等强国群体崛起。主要大国有点疲弱，因此有些中等强国就起来了，比如说韩国、伊朗、沙特、哈萨克斯坦等中等强国变得非常活跃。中等强国群体崛起，长期来讲，不是个坏事，会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但短期内会有点问题。这些中等强国会导致整个国际局面更不可预测。这些中等强国没有管理过全球事务，起码一段时间里搞不清自己在干什么。

第六，美国的全球战略东移到亚太。这也带来了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心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对于这个过程，我们中国是欢迎的。从欧洲人角度来看，是不受欢迎的。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中心的转变，在欧洲人看来，可以叫做500年未有之大变局。欧洲人一定是不高兴的，不高兴就会抵抗。而且欧洲有一个殖民体系的，中东、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也会一起抵御这个进程。

 

第七，意识形态分歧。20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人认为他的意识形态可以一统天下了，然后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他认为人作为生物还存在，但是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现在情况不同了。首先，泛伊斯兰主义正在兴起。泛伊斯兰主义是完全反西方的。第二，拉美左翼化。委内瑞拉新总统马杜罗继承前任查韦斯的遗志反美。另外，俄国、中国走自己的路，不走西方道路。今天的意识形态状态比20年前复杂，未来还将继续复杂下去。特别中国不断发展，我们强调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我们的成功对西方形成压力。

西方工业化很成功，这是事实。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工业化。工业化成功以后，必然有一个后果：在军事上有绝对优势。欧洲工业化后带来坚船利炮，在物理上占领了世界的很多地方。接着是心灵占领。这两百年来，西方的学术发展了一套逻辑，告诉人们现代化是必由之路，而且只能选择西方这条路进行现代化，把一个多元的世界文明就搞成西方文明一元论。中国的崛起破解了西方文明一元论。中国真是走自己的路走出来的，对它的冲击特别大。以后世界上实际上就是两个文明的较量，一个是北欧的新教文明，一个是东方的儒家文明。原来是儒家文明的边缘地带的工业化很成功，一个日本，一个是亚洲四小龙。但那个时候美欧不怕，美欧对付日本和四小龙，一是利益分享，让他们进发达国家俱乐部；二是战略控制，你可以成功但必须听我的；三是观念上必须接受我。实际上日本和四小龙的挑战都被美国成功地用软硬两个方式给化解了。所以，在中国崛起以前，虽然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提出了一点小挑战，但美国人把它化解了，完全没有真正影响到西方一元论。中国现在某种意义上，又是骄傲，又是悲剧，我们走不了别人的路，只好走自己的路，结果中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提供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对很多国家是有吸引力的。这就对西方形成了根本挑战。这是未来世界的大趋势。

第八，IT革命正临近尾声，要寻找新的增长点。我认为到现在有三次工业革命：一是蒸汽机的使用，二是电力使用，第三次是IT革命。人类要寻找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发生在什么领域？现在还不知道。可能是纳米。如果纳米技术成熟，人类可以重组所有的材料。可能是新能源，比如核聚变。可能是基因，基因技术最终成熟，人类可以重塑生命。也可能是太空物理工程、海洋物理工程、地球物理工程……有很多可能性。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大国。我认为主要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中美未来十年的竞争有两个领域。第一个是国内。看谁能够把国内的问题解决好。第二是工业革命。看谁能够在这个方面领先。

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交特点

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外交上开局十分积极，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总结新领导集体在的外交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新领导集体对外交非常重视。我们的交接班是两步走的，第一步是2012年11月的十八大，实现了党内权力交接，第二步是2013年3月的全国“两会”，实现了国家权力交接。权力交接全部完成是3月15日。2012年11月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国际舆论预测，新班子应该先内政、后外交。实际上，新领导集体内政外交同时推动，对外交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具体有两个表现，一个就是新领导集体对外交提出的要求非常高。习主席提出，把世界的机遇变成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的机遇，这是非常高的要求。另一个是投入多。据统计，从 2013年3月中旬到9月中旬，新班子执政半年，出访了43个国家，接待外宾70多人，元首活动110次，在所有大国中最频繁，投入非常多，愿意花时间，说明很重视。

第二，在战略上，新领导集体头脑清醒，延续邓小平的战略方针，韬光养晦坚持和平发展战略。

第三，在战术层面上，新班子积极有所作为，非常地主动、有活力。我总结了一下，有四个战术上的特点。

一是以我为主，主动出击。过去我们的外交是一种防守型的外交，外界称为反应式外交，也就是哪有问题就往哪反应。如果按照反应式外交的逻辑，那就找问题。当前中国外交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美国不信任我们，一个是与周边国家关系。按照反应式外交，新班子应该先解决这两个问题。但实际上，新班子不是直接反应这些问题，而是间接反应。我总结过这九个月，新班子的外交的战术是先外围，后内线，先谈友谊，再解决问题。具体时间的分配是这样的：三四五这三个月跑外围，先是习近平主席到俄罗斯、非洲走了一圈，然后李克强总理去了南亚和欧洲，然后李源潮副主席访问拉美。先与外围国家谈友谊。然后开始集中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和周边问题。六月份的中美峰会，效果很好，中国谈判地位增强。九、十月份集中处理周边外交。

二是全方位外交。首先从内容上看更加丰富，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公共外交，参与全球治理。比如习主席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不仅谈亚洲问题，还涉及非洲和拉美。然后从地理上看，这半年来，领导人的出访范围延伸到了加勒比海，到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到了哥斯达黎加，范围非常广。

三是底线原则。习主席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别的国家也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不允许任何人损害我们的核心利益，任何时候都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四是个性原则。习主席和李总理二人体现了很强的个人色彩，展现出一种平和务实的外交风格。

中国未来有所作为的方向是什么？周边。2013年10月，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七位常委出席了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头一次。表明未来中国外交架势很足，要大干一场，但重点在周边。

最后，我要说的是，现在我们外交开局很大，以后面临的挑战也很多，因此需要加强协调，这就需要机制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为了确保外交的协调、战略操作。我个人认为国安会的工作主要是这么四块：一是特别重大问题的直接决策；二是一般的情况下，对各个部委的政策进行协调；三是战略谋划；四是危机管理。我个人期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它会有助于我们外交政策的协调、有助于我们决策质量的改进，最终是有助于国家利益的。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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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201/7736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