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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职业教育“工士学位”值得探索
2014年07月07日 13:43
【关注教育】
【事件介绍】
国内出现首个工士学位 相当于副学士
6月20日,湖北职业技术学院2014届毕业生工士学位(试点)授予仪式上,身穿导师服的特邀嘉宾、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向毕业生授予“工士”学位证书。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典礼添了一道新风景:今天,1103名应届毕业生穿着学校统一定制的新学位服,按照正规的学位授予仪式,依次从院长和导师手里接过相当于本科副学士学位的“工士”学位证书。据悉,这是国内首所高职院校试水为高职高专层次的学生授予学位。
建立“工士”学位制度(试点)是湖北职院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的改革探索。它紧密结合目前高职教育生源多元化及学校实际,借鉴了国外和中国香港地区学位制度中设立第4层次学位即副学士学位的做法,为将来构建“工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做准备。
设立“工士”学位的提出者、从事中外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设计与比较研究的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李梦卿说,武汉城市圈是省部共建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有先行先试的条件和政策,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率先颁发“工士”学位的试点,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探索提供了样本、开创了先例。“我们不能否认,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同样也需要被测量和奖励学生的学习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应当有自己的学位”。
该院教务处处长李佳圣说,首批获得学位的学生要求达到“三证”、“四合格”的标准。“三证”即在校期间获得执业资格证或技能资格证(中级)、英语等级证(三级)和计算机等级证。“四合格”是指思想道德素质合格、学业成绩平均在70分以上、毕业设计或调查报告合格、跟岗实习合格。学院成立了有别于本科院校的学术委员会,由包括行业专家在内的双师型教师组成,目的是在学位审核上不仅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同时强调学生的技术技能。
此次获“工士”学位的同学占今年毕业生总数的22%。在学位授予现场,当满面笑容的院长万由祥为汽车学院学生罗章“拨穗”时,罗章激动地说:“院长,我能和你拥抱一下吗?”
李梦卿表示会跟踪这批工士学位毕业生,希望能为国家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建设提供样本。
湖北一职业学院1103人获“工士”学位 教育部回应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6月22日表示,这项试点是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自己的行为,而且其向毕业生颁发的“工士”是荣誉称号,而非学位,更不代表我国学位序列中已经有了“工士”这一学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分别为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设立、授予和管理都是国家层面的行为,任何单位不能独立进行。
6月22日,一则湖北某高职院校向毕业生授予“工士学位”的报道引起关注。这是否意味我国在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学位?北京青年报记者从教育部得到证实,我国学位序列中尚没有“工士”这个学位,这所高职院校向毕业生颁发的“工士”是一个称号而非学位。但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教育部正在加快推进“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
20日,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向1103位应届毕业生授予了“工士学位”证书,报道一出就引起高度关注。报道称,这是国内第一所高职院校向高职高专层次的学生授予学位。校方表示,这是该校探索高职改革的一项试点,也是一个突破口,目的是使高职生有机会进入学位通道。其颁发的“工士学位”相当于本科副学士学位,是借鉴国外和香港地区副学士学位制度中第四层次学位的做法。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有别于本科院校的学术委员会,由行业专家、本院教师组成,目的是在学位审核中不仅关注学生学业成绩,还强调看重学生的实践技能。该校首批获得“工士学位”的毕业生占今年毕业生总数的22%,发证的条件是毕业生拥有“三证四合格”,包括在学期间获得执业资格证或技能资格证(中级)、英语等级证(三级)、计算机等级证以及思想道德素质合格,学业成绩平均在70分以上,毕业设计或调查报告合格,跟岗实习合格。
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告诉记者,这项试点是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自己的行为,而且其向毕业生颁发的“工士”是荣誉称号,而非学位,更不代表我国学位序列中已经有了“工士”这一学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分别为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设立、授予和管理都是国家层面的行为,任何单位不能独立进行。其中学士学位是由国务院授权高校授予的,未经授权的高校不能授予学士学位。但续梅也表示,国务院昨天公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教育部已经会同有关部门,就这项工作加快推进。
所谓副学士(Associate'sDegree),是一种源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学位等级,介于学士学位和专科之间,授予完成高职教育、达到一定专业学识和应用能力水平的高职毕业生。今年除了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华厦职业学院近日也向千余名毕业生授予了“专业副学士”称号并颁发证书。
针对湖北高职学校向学生试点授予工士学位,北京市教委22日表示,北京市高职院校包括北京市教委所属高职、中央部委所属高职和其他委办局所属高职,目前北京市教委所属高职中没有这样的试点。
“工士”要学位更要地位
职业教育有了自己的学位,当然是一种进步。首先,它从学位的角度,可以建立起与大学学历教育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学位体系中有了与学士、硕士、博士并列的一席之地,有利于破除职业教育“二等公民”的尴尬,增强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
其次,学位不同于学历,是对学业水平与能力的考核与认定,如授予学士的条件,课程平均成绩及毕业论文均达到优良、外语通过考试达标等等。同样的,职业教育也需要对学生的学业与能力进行评定,引入学位的意义在于如何将职业教育质量得到显现化,并建立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建立自己的体系与特色。
换言之,湖北职业技术学院试点的“工士”学位并不只是一个外在的称号。首批获得学位的学生要求达到“三证”“四合格”的标准。“三证”即在校期间获得执业资格证或技能资格证(中级)、英语等级证(三级)和计算机等级证。“四合格”是指思想道德素质合格、学业成绩平均在70分以上、毕业设计或调查报告合格、跟岗实习合格。符合这些条件,被授予学位的仅占毕业生的22%。这意味着该校将“工士”注脚为“全格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迈出探索职业教育“标准化”重要一步。
当然,职业教育有了“工士”学位,“叫好”并不等于“叫座”。在如何定位“工士”学位时,被解释为“相当于本科的副学士”。这个解释可以有多种解读,如“工士”在学位中的等级高低。当然,也有“工士”学位低学历教育学位一等的味道。并且,所借鉴的“副学士”本身不是针对职业教育的,多是大学专科教育的“准学位”。这里面固然有摸石头过河的无奈,同时,又未尝没有借学历教育的学位标注职业教育价值的况味。
其实,作为职业教育的学位,“工士”就是“工士”,它需要纳入学位体系,但是更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它的社会价值不需要拿学历教育作标杆,而是需要社会对其应有价值予以“赋值”。也就是说,“工士”作为学位体系的一员应当成为就业、入户、保障的“平权”敲门砖,如有“工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报考技术类岗位公务员,可以当管理人员等等,让其成为职业教育获取社会资源的一张“通用粮票”。职业教育学位试点,不能仅停留在教育试点的“一纸证书”,“工士”学位更需要社会地位,长期“唯学历论”一元人才观背后的诸多制度的樊篱,要为之打开一道缺口,并逐步拆除,使职业教育成为共同选择的风向标。
“工士学位”与职业教育都需要正名
首批工士学位诞生,其实早有迹象可循。一是有人大代表于数年前就建议在高职院校中设立此学位。二是,工士学位所借鉴的国外副学士学位制度,其实已经在个别学校试水:2011年,厦门华夏职业技术学院引进“专业副学士”,当年获批达1100多名。在某种意义上,工士学位只是“专业副学士”的一种更明确与细分的产物。
在虚假文凭、学历崇拜流行的社会大背景下,增设工士学位还是不免引发种种疑虑:是否会助长新的学位与文凭泡沫?能否真正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特别是工士学位所要求的“三证”、“四合格”,又令人担心是否会偏离职业教育重实用性的技能培训的目标,给“动手能力强”的学生设置不必要的学历门槛。类似的审慎态度确实不乏针对性,但必须正视的是,仅仅将职业教育视为是纯技能培训的社会观念,早已过时,且这种过度功利与单一的培养模式也被实践证明难以跟上社会发展与产业转型的需要。更何况,“动手能力强”与综合素质的培养,并不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至于社会性的文凭崇拜,更有多种成因,将之归于学位制度本身,并未切中肯絮。
随着全球化产业升级的到来,对于技术工人与专业人才的衡量标准正在不断刷新。故而,那种将读职业教育视为是考不上大学的次优选择的观念,也应该被重新审视。说到底,职业教育的发展只是社会分工向更精细层面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人文高等教育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而设立工士学位,恰好在职业技能培训之外,增加了人文素养的培养要求,不仅利于职业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同时也随之增加了一定的筛选机制与淘汰效应,将在无形中激发职业教育内部的升级动力。
设立工士学位,还有利于消除长期以来职业教育所承受的社会性偏见。近年来职业教育之所以难以跟上产业升级的需要,与将职业教育视为“低人一等”的观念误区不无关系。职业教育中缺少一定的学位认证机制,本身就说明其被排斥在既有的学术体系之外,不但会影响到年轻人的择校、择业观念,也给职业教育者的继续深造带来现实困难。以此而言,工士学位的设立,对于职业教育的自我发展而言,将起到一定的正名之效。
所以,真正要担心的是,工士的评定沦为学士的“降格以求”。众所周知,任何学位的设立都是极其严肃之事,学位认定也必须具备独立而科学的评选标准,而非仅仅是增设一纸文凭。因此,在现实中要严格区分工士学位与学士学位的评价标准,更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鉴于此,对于尚处于试水阶段的工士学位来说,尽快建立与完善评选标准与体系,促进传统职教体系的转型,重新构建契合学位定位的培养模式,才是目前的重中之重,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必须防止随意授予等违规行为。殊不知,虽然在学历上被视为是副学士学位,但任何学位的评定在程序上,应该有着平等而严肃的标准。如此,工士学位也才能名副其实。
归根结底,工士学位诞生于职业教育的转型期,它是助力职业教育向更专业发展的一个产物;但工士学位要想实现此一制度性初衷,更离不开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如办学模式、培养体系与标准的更新等。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只有认清此点,才能对于这个新事物有着更为客观与公允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看,两者都需要一场自我正名。
首个“工士学位”,意义远超一纸文凭
在“硕士满街走”的当下,一个相当于副学士级别的“工士学位”究竟有多大价值,不少网友表示怀疑。然而,在笔者看来,作为国内出现的首个“工士学位”,其意义远远超过一纸文凭本身,有望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我国现有高等教育学位体系是不完整的,有博士、硕士、学士,但高等职业教育没有学位,导致技术技能型人才上升通道狭窄。职教只是条“断头路”,这种体制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上职业学校沦为学生考不上高中和本科的“退路”,严重影响了生源质量和人才培养。如今,“工士学位”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让构建“工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成为可期。这势必能够吸引更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报考高职院校,通过不断深造提升自我,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高级蓝领。
同时,设立“工士学位”有利于提高各级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看做一个层次而非一种类型,一些地方往往把主要精力用在打造综合型大学,对于职业教育缺乏重视。数据显示,2012年,国内院校本科生均拨款大都达到或接近1.2万元,高职生均拨款却只有4000到8000元。设立“工士学位”,将高职教育明确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有助于端正政府理念,加大财政投入,让高职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一样享受到“国民待遇”。
此外,“工士学位”对于纠正社会观念、消除职教歧视也大有裨益。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观念影响,职业教育在国内备受歧视,一些用人单位甚至将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与“差生”划上等号。反观国外,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职业资格证书和普通教育证书等值等效的制度,其职业资格证书与普通学院教育文凭在地位上有对等关系,如英国职业资格证书NVQ4级大体相当于学士学位,5级大体相当于硕士学位,且可以互相转换。如今,湖北职院在借鉴国外和中国香港地区学位制度的基础上,试点建立“工士学位”,有利于提高高职院校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营造全社会尊重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
诚然,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学历文凭的贬值已是不争事实。但这种贬值只是相对的,并不意味着处于体系低层次的“工士学位”就必然缺乏竞争力。有为才有位,近年来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持续超过普通本科院校,就体现了社会对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认可。同样,坚持“宽进严出”,严把学位关,能够大大提高“工士学位”的含金量,成为毕业生走向社会的有力筹码。就此而言,湖北职院坚持获得学位的学生必须达到“三证”、“四合格”标准,学业成绩和技术技能兼备,这一严格尺度也为国家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建设提供范本。
【启示与思考】
授予职业学院的毕业生“工士”学位,在我国还是新鲜事,对此赞弹皆有,赞成者认为,这有助于提高职业学院的地位,并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流通渠道,而质疑者则认为,授予高职毕业生“工士”意义并不大,有谁会在乎这个“学位”头衔呢?何况,目前只是由学校授予,并没有纳入国家学位授予体系。
授予职业学院毕业生“工士”学位,当然不会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不过,这却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教育学生的学历层次的必要步骤,也让高职毕业的学生有一种学术的荣誉感。在发达国家,职业教育走向职业性与学术性并重,早已是趋势。
在美国,社区学院的毕业生通常被授予副学士学位,这种做法,有利于社区学院与普通高等院校流通、学分互认,不少社区学院就和名校签有转学协议。我国近年来在发展职业教育时,一直提到要建立“立交桥”,但学生的流通渠道并没有真正建立,授予“工士”学位即副学士学位,是有价值的探索,有助于改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形象。
当然,让职业教育不再“低人一等”,所需做的还有很多。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还需着力解决两方面问题。
首先,政府部门要努力为职业学院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清理导致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教育管理制度和人才评价体系,包括在大学招生录取时,把学校分为一本、二本、三本、高职高专,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招聘时,设置学历门槛。
其次,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由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设置课程、自主开展教育、自主授予学位,政府只负责投入保障和依法监管学校依法办学,把办学质量的办学质量评价交给受教育者和社会。职业院校办学质量提升了,其授予的学位自然就有含金量。
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也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兴盛的人力资源根基。而且,很多职业教育毕业的学生工资收入并不低。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固然需要人们改变观念,也需要多一些“工士”这样的教育创新,大胆推动职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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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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