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雪侠：再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岳雪侠，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发表《今天我们如何走群众路线》在《党建研究（内参）》2013年第3期，同时发人民网理论频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得基层党建思想》发在人民网理论频道；《从“心得体会”入手  转变作风》、《联系群众得都能打开话匣子》、《转作风要敢于落实群众的监督权》发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群众路线网、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从<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发表在《青春岁月》2014年第5期。另有多篇文章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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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这句话，指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社会转型后，中国人前行的方向。今天，循着伟人足迹，再温著名论断，科学把握其内涵，对于践行群众路线，实现中国梦大有裨益。

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不均更不是社会主义

1978年访朝归国途中，邓小平视察了东三省以及唐山、天津，他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我们要加速发展生产力。”

1982年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的途中，谈道：“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84年6月9日，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意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以上三段小平同志的论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科学回答。也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继续分析小平同志对此论断的更多阐述，论断的另一个方面，现阶段应引起我们更多重视。

1977年9月，在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邓小平同客人谈到：“即使我们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不能相差太多......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不鼓励劳动有贡献的人，不让他们多收入一点儿，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收入差别不能太大。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谈到中国的前途问题时说：“我们要增加国民收入，使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好起来。但是，决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产生新的剥削制度。”

1979年11月，在面对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中国搞改革采用一些市场经济的办法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疑问时，邓小平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第二，我们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有责任帮助落后地区也发展起来。”在这里邓小平把先富帮后富视作一种责无旁贷，而且认为不会、也不应该出现两极分化。 在这里，小平同志提出了效率和公平要兼顾，可以理解为既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苦乐不均的社会主义。

 

1986年9月，在回答美国记者华莱士关于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让资本主义国家很多然感到意外这一尖锐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我们讲的‘致富’，是指共同富裕，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与资本主义不同。”

1987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一论断告诉我们，生产力持续发展才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才有利于国家政局的稳定。三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

1988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时谈到：“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同年，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他提出了改革与发展要有“两个大局”思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不久，他更明确的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1992年春，邓小平和盘托出了他的大思路。他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综上我们看到，邓小平既强调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在各种场合明确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的手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不均更不是社会主义。只看一面而忽视另一面，是对小平同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理解的偏差。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因。既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所在，也彰显了小平同志伟大的改革气魄和非凡的理论勇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同时也把中国由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变成了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的国家。贫富不均、特别是一些人不正当致富后造成的较大收入差距，以及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等，给许多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的普通民众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失衡。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最尖端的课题。不解决社会公平分配的问题，不解决人民群众收入问题，密切联系群众就会成为空话。

贫穷不能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贫富不均更难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不均更不是社会主义。这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把握，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考量。藏富于民，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我们走好群众路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

 

二、物质匮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困更不是社会主义    

1975年，邓小平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会谈时，指出：“只要一个民族是团结的，有坚定地信心和明确的方向，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他们屈服。”

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提到：“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1983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这是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即席作的一次讲话中的内容。十八大报告中的“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可说是对此论断的继承与发展。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崇高的理想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坚定、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个人成长发展、共产党员自身价值实现和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发展，不可或缺的造血干细胞。

 

1986年11月，当再次来访的中曾根康弘问起邓小平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时，邓小平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再加上坚定的信念，我指的是共同的、万众一心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在‘四有’中，我们最强调的，是要有理想。......人的因素很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有坚定信念的人。

198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时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薄弱了。......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人是难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1992年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既包括物的因素，更包括人的因素。人区别与动物最大的特点是人有意识、会思考。人的精神因素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梳理谈话内容不难看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既指物质匮乏不是社会主义，更指精神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上，更要表现在精神文明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物质财富相对丰硕之时，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加上阅读的欠缺、信仰的缺失、教育的滞后、文化的偏离，使一部分人背弃了做人的起码良知和准则，更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道德滑坡、精神萎靡，这些无一不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影响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久动力。

物质匮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困更不是社会主义。是基于对唯物史观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的考量。在重视物质第一性的同时，充分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只有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的社会意识，才能将社会不断推向前进。

 

三、制度缺失不是社会主义，法制难彰更不是社会主义

1979年5月，在回答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考虑不考虑在中国实行“自由化”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从来都提民主集中制，现在这样提，以后也是这样提。过去民主缺乏，民主不够，以后要着重发扬民主，因为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很好地集中，但不能够搞无政府主义。民主集中制和发扬民主不矛盾。......我们要发扬民主，也要加强法制。”同年6月，在会见以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邓小平强调：“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980年8月3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年11月，在接受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费尔的提问时，邓小平强调：“要改革我们某些不好的制度。不好的制度不改革，就不能保证政策的执行和政策的延续性。”当被问道官僚主义是不是会阻挠中国的现代化时，邓小平答道：“是有这个问题。还有特权思想，不尊重科学，过分集权，还有其他。这些我们都指出来了，要逐步改革。”“我们要强调民主集中制。只要搞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正确解决的。”

1985年10月，在回答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提出的，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现象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

1986年，邓小平曾应中曾根康弘的要求，介绍了有关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他说：“我们设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朝着下述三个目标进行。第一，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要克服官僚主义和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也要善于领导。第三，要调动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努力实现管理民主化。”

同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谈到：“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太困难，......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1989年2月，邓小平对应邀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说到：“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这里，邓小平同志指出了民主的内容与形式要统一。要落实真正的民主。

1992年，也是《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综上，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面对党内出现的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官僚主义、过分集权等问题，小平同志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对策理论。今天，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制度漏洞让一些人投机钻营，有恃无恐；民主集中制的不健全，使人民当家做主还停留在表面或口头上；新的行业领域无法可依、某些党员干部以权代法、有法不依，特权导致的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在一些部门、行业和地区还十分突出。这让群众很难充分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损害群众利益，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难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相匹配的。制度缺失不是社会主义，法制难彰更不是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论断内涵义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制度缺失不是社会主义，法制难彰更不是社会主义，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辩证思考。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我们不能因此而放任人的自然性。属性和自然欲求无所谓好坏，但脱离了制度和法律约束的欲望不遏则滔天。

“要承认自己落后，承认现在很少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要承认这一点，并且找出适当的方法。”“允许有不同意见，让不同的意见讲出来，这才真正是稳定的表现、有信心的表现。”小平同志对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和友好人士斯蒂尔提出的相关问题做出的回答，应该是我们今天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依然坚持的理念和原则，这样更有助于我们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走好群众路线，实现中国梦。

责任编辑：周艳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715/7750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