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记录

 

７月８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向加沙地带发起“护刃行动”的军事攻势，将世界的目光再次引向这块战事不断的地区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有这样一群巴勒斯坦人，数十年前，他们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被迫逃离家园，在陌生的土地上支起帐篷、繁衍生息；数十年后，帐篷早已变为混凝土房屋，他们也都儿孙满堂。但谈起儿时家园，他们会找出尘封多年的钥匙，诉说心酸的过往。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难民。

被迫逃离家园的难民

根据巴勒斯坦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截至２０１０年，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超过５００万。贫困、失业与从未停歇的冲突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下，有志的难民与命运奋力抗争，前方的希望却依然渺茫。

巴勒斯坦难民的历史与巴以冲突的历史相吻合，无怪乎难民回归被公认为解决巴以问题的主要难点之一。

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宣布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随即打响。战争的直接后果使７５万巴勒斯坦难民背井离乡，逃往当时由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以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更远的地方。１９６７年的阿以战争又使５０多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其中有将近一半人是第二次逃离家园。

听许多难民介绍说，他们离家时几乎没有时间收拾个人物品，身上所带的除了几件衣衫外就只剩下房门钥匙。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以北的贾拉宗难民营，８８岁的老人伊斯梅尔·萨菲已经在这里生活了６６年，他正是贾拉宗难民营当年的建造者之一。镜头前，老人高高举起一串硕大的铸铁钥匙，告诉记者自己的家园就在如今以色列北部的贝特·纳巴拉村。

（图片说明：８８岁的老人伊斯梅尔·萨菲高举老家钥匙。１９４８年，他被迫沦为难民，此后６６年一直生活在贾拉宗难民营。）

“这就是我家的钥匙，我父亲和他的１１个兄弟花了７年时间建造的家。”老人说，“回归一直是我们的梦想，无论生活多艰难，梦想从来没有消失过。”

一部分巴勒斯坦难民与萨菲老人一样，自从进入难民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另一部分则因为投亲靠友、自身奋斗或者机缘巧合，获得了更为体面的生活。但即便如此，家园与土地的眷恋也不曾减退一分。

扎卡利亚是巴勒斯坦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当年曾与阿拉法特一起作战的他在巴外交领域颇有威望。扎卡利亚说，他的外婆家在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南边的雅法老城。因为身份特殊，扎卡利亚可以获得以色列方面的特别许可，进入以色列境内。几年前，他曾造访过自家的老房子，这座独栋住宅目前是瑞士驻以色列使馆。

“我敲开房门，给他们讲了这栋房子的来历。”扎卡利亚说，尽管目前衣食无忧，他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雅法老家。

而在巴勒斯坦以外，约旦是接纳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国家，约有２００万。一位拥有难民身份的约旦出租司机告诉记者，他的父母曾亲眼看着自己的房屋被以军摧毁，迄今他的父亲仍保留着一捧家乡的泥土，梦想着重返家园。

 

飘渺无望的生存现状

居住环境狭小与失业是巴勒斯坦难民营面临的最大困境。以贾拉宗难民营为例，１９５０年建立时，这里收容了２５００名难民，这个数字而今已经暴涨为１．４万，但难民营的面积并未增加，这使得每个家庭的居住面积固定在６０平方米。由于巴勒斯坦人的生育率较高，２０１１年，约旦河西岸地区平均每个家庭人口为５.６个，加沙地带则为６.３个。

想要扩大居住面积，在房前屋后找空地几乎不可能。难民营内的公共面积极其狭窄，各家门前道路坡度大、弯道多，多数地区只能容一辆小汽车勉强通行，遇到两车相会，一车则必须倒退出路口。与邻居争地也是难上加难，往往一个十几平米的院落被三四家共用。为获得更大的居住面积，别无选择的巴勒斯坦难民只得向高处发展，在自家老房子楼上又盖上新房的人家随处可见。但由于地基承重有限，许多房屋已成为危房，一家人挤在一个屋檐下，勉强度日。

（图片说明：贾拉宗难民营内拥挤不堪。）

１５岁的哈立德·穆巴拉克与父母、奶奶、姑姑、堂弟和三个兄弟挤在贾拉宗难民营一栋两层小楼里。小楼底层住着奶奶和姑姑一家，顶层是他们六口人的卧室，卧室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兄弟四人甚至只能靠打地铺过夜。

如果说生活条件的恶劣让人难以忍受，失业以及与之并生的贫困则彻底打碎了难民的希望。巴勒斯坦境内难民营中的失业率普遍高于５０％，加沙地带个别地区甚至高达７０％至８０％。以色列长达七年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以及不断爆发的冲突让许多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在以色列境内打工的机会，而他们的工作往往是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

加沙地带５０岁的难民马哈茂德·阿什卡尔多年前曾在以色列打工，如今失去工作机会的他不得不向各大国际组织讨要全家的救济粮。与他们的父亲一样，马哈茂德·阿什卡尔的５个儿子均处于失业状态，美好的未来如同海市蜃楼般遥不可及。

“就像我父亲一样，加沙地带难民现在最担忧的是如何喂饱自己的孩子，如何生存下去。”１８岁的儿子艾哈迈德这样说。

 

援助工程维系难民生活

为了解决大批巴勒斯坦难民的基本生活需要，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的第一项决议，设立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署，通过国际志愿机构向巴难民提供紧急援助。一个月后，联大再次通过决议，宣布应当让希望返回家园的难民尽早返家，决定不回去的难民，应当赔偿他们的财产损失，但让难民返家的努力最终没能成功。

返家希望破灭了，联合国不得不构想更加长期的安排。时间来到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宣告成立，该组织的任务是接替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署，与地方政府合作，为难民提供粮食、住所、衣物等紧急救助。从１９５０年开始，近东救济工程处共在巴勒斯坦难民聚居区建立了５８座难民营。

（图片说明：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以北贾拉宗难民营，始建于１９５０年，如今人口为１．４万。）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改建与发展，如今的难民营已经从临时帐篷变为水泥房屋，上下水、电力、煤气、道路等基础设施逐步建设，工程处的工作也从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救助，延伸到教育、医疗、培训、甚至金融服务等社会服务领域。拥有一张巴勒斯坦难民证，意味着可以在难民营内联合国开办的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内免费就读，在联合国医院接受免费的健康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工程处还负责向特别困难的家庭定期发放粮食等生活必须品，并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近３万个工作机会。

作为联合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总部几经迁移，并从１９９６年起迁往加沙地带，表明联合国致力于推进巴以和平进程的决心。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几乎所有资金都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自愿捐款，目前最大的捐助方仍是西方国家。近几年来，该组织的亏损不断增加，严重影响运转。上世纪七十年代，近东救济工程处为每个登记难民每年花费大约２００美元。去年，该组织得到的全部捐款近６．２５亿美元，平均每个难民的年花费不到１２５美元，这相当于每天用不到３５美分为每个登记难民提供救济与服务。

时任工程处主任专员的彼得·汉森曾在一次呼吁捐助者增加援助的活动中说，由于亏损严重，工程处已陷入财政危机。他告诫说，除非能够消除亏损，“否则国际社会有可能失去中东地区一个主要稳定因素和提供经济援助的重要工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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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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