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从安倍的 “安保三支箭”看日本政治战略走向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CSCAP China）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日本问题，东北亚地区安全。代表论文《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常化”走向探析》等。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各位下午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日本政治战略走向，这里面本身就有一个要解读的概念，我们一般讲日本的政治走向和日本的战略走向，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大家可以慢慢体会，我们今天把政治走向和战略走向放到一起讲。

一、日本全面正常国家化的起源和进程

我们在谈日本的政治战略走向的时候，有一个重点，我们知道，大家学习也好或者是了解一个事情也好，总是厚今薄古，所以说对前面的历史要有所了解，了解过往，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更透彻地理解今天。所以我们今天了解当前日本政治战略走向，目前正在台上的安倍内阁，其全面正常化路线及其前景，先要弄清楚它的过往，它的来龙去脉，它的起源是什么？

首先要追溯一下二十多年前，我们知道，二十多年前的1991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应该说是一个过程，冷战结束就意味着二战后国际格局的重要变化，当时的格局重要特点是美苏两极对峙，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峙，在经济上老死不相往来，井水不犯河水，斯大林曾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过“两个平行市场”，当时在经济上东西方阵营是相互隔绝的。这样的冷战结束意味着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彻底结束了，美国不战而胜，苏联不战而败，冷战的结束给各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包括今天讲的日本，以及在那之后日本的政治和战略动向。

这个影响归结为四个方面，透过这四个方面促成了一个最终的结果，也就是日本启动了它的正常化的进程，正常化完整来讲应该叫正常国家化，我们一般的可以省略成正常化。有这样几个变化，一个是在冷战结束之际，日本的综合实力空前增长，水平高、规模大，在冷战结束前后，日本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60%，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统计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和进行国际比较还不是用今天的GDP，而是用当时的GNP。大家知道，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NP是国民生产总值，中间差一个字，一个D，一个N。当时按GNP算，日本大概是美国的60%，这个水平是空前的。我们知道，日本在战后采取了一个基本路线，也就是所谓的吉田茂主义，以经济恢复和发展为中心，在六十年代超越了联邦德国，也就是当时西方世界经济的第二位。

这里面有的媒体，甚至研究者会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说六十年代末日本成为了世界老二，这是不严谨的，从西方来讲是仅次于美国的老二，但是从全球来讲还有苏联，当时的苏联。大家有没有印象，日本最终有没有超越苏联，在苏联解体之前，如果超越了苏联，在经济总量上，大约是在什么时候？大家能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吗？我相信我们一般的人都没有看到过一个准确的说法和准确的年份，为什么呢？这恰恰是由于刚才我说的那个时代背景造成的，当时东西方阵营，美国牵头一个，苏联牵头一个，双方在政治、军事上是对峙的，当然在意识形态上也是针锋相对的，而在经济上是相互隔绝的，它们各自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不同的，所以经济统计方面，怎么样折算，怎么把不可比变成可比，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看到的什么时候超过的，至少有两种说法，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日本超过了苏联，一个是1983年，还有一个是1987年，这就差了四年，这是统计学家们统计的结果或者说是他们经过折算、换算得出的结果，没有办法，体制不一样，所以缺乏可比性。总之，是在八十年代日本超越了当时的苏联，确实它的经济总量GNP跃居全球第二。

另外，我们知道，在冷战结束之际，也就是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日本的对外经济扩张势头也是非常猛的，背景就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注：1985年9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通过这个“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度升值，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日本的国民更多地到海外旅游，因为它的本币值钱了，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从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来说，更多地到海外去投资，也是因为本币升值了，更倾向于拿本币到国外去，无论直接投资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证券投资，总之这方面变得非常活跃。当然，也有不好的影响，比如说它的本币升值了，和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美国之间的贸易出口就会受到影响，因为本来在日元比较便宜的情况下，它的一瓶矿泉水卖到美国去是5毛钱，但是因为日元升值了，也许就变成6毛钱、7毛钱，甚至一块钱，影响它在美国市场的出口，造成对美国出口不利。

日元升值确实促进了日本对外经济扩张。这种经济实力的扩张，对于日本的战略心理期待，对于未来的设计都是有直接影响的。

第二个是日美矛盾激化，战后日本的发展和美国的扶植是分不开的，大家都了解二战，咱们从战史和军事迷的角度对太平洋海战的战役或者兵器都比较了解，应该是比较感兴趣的。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初，对日本的政策非常严厉，甚至在1941年12月份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的时候，美国国内的主流媒体就有这样的提法，应该让日本人这个种族在地球上永远消失，甚至出现过这样极端的说法。

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对于日本的政策仍然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后来形势出现了变化，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出现了180度的转弯，这个变化说的最简单一点就是远东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亚太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需要找一个地方做支点，来和苏联打冷战，本来寄希望于中国大陆，但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实在是不给力，到1947年秋季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国共内战的战场上，大局已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美国看靠不住了，就退而求其次，找了日本，所以对日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严厉削弱打压束缚，变成扶持。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的宪法是1946年美国帮助日本制定，所以现在宪法对日本规定是比较严格的，特别宪法第九条中较为著名的一条，主要内容是“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

1947年以后，美国开始扶植日本，仅就经济而言，从三个方面对日本进行了扶植，资金的提供，市场的开发以及技术的转让。你要发展经济，我可以帮助你，各个方面的帮助是无微不至的。我们知道，战后初期的美国在欧洲有一个马歇尔援助计划，在亚太地区也有它的援助计划，发展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开始出现，最早是比较低端的产品，比如说纺织品，到八九十年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后的时候，日美的经济贸易摩擦白热化了。我们刚才说到日本扩大对外投资，其中也包括在美国买房置地，比如说像好莱坞，也被日本买下来了一部分，更不用说日本汽车对于美国市场的占领。所以美国人把日本看成了继苏联之后的下一个对手，美日矛盾空前激化。恰恰在这个时候，日本政治发生了变化，日本自民党倒台了，1994年2月，有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历史性会谈，也就是日本1955年后第一个非自民党的首相细川护熙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会谈，克林顿说你们的贸易黑字太大了，出超太多了，我们的赤字太大了，根源在于你的经济结构有问题，你们要调整结构，进行结构改革。这个首相不是美国扶植起来的，不是自民党，他是日本新党，是当时“七党一派”，通称八党派联合政府的首相，他自己所属的派系是日本新党，祖上是熊本县地方大名，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诸侯后代，也是自视颇高，当面提出来异议，反驳说我们日本的经济结构没有问题，是你们美国有问题，这在战后美日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一个日本领导人敢在双边首脑会谈的场合当面反对美方的意见，也是美日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个是国际形势刺激，这里面的内容就非常多了，我们只能择其要者，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周边的，还有一个是中东地区的。从周边来讲，冷战的结束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于全球化的普及，对于各方面带来的好处居多，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负产品，主流是好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或者说始料未及的结果。比如说，两极格局结束了，两个阵营当中各自的老大，对于他原来的这些小兄弟们的约束就变得不像过去那么强有力了，如果在过去就分成两大阵营，因为大敌当前，有外来威胁，向心力比较强，现在外部威胁不存在了，内部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彼此之间的矛盾就出来了，大家用常识都可以推断出来。所以在日本所处的东亚地区也是这个情况，日本和韩国之间有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第一次朝核危机，就是朝鲜半岛核问题危机，这个大家都了解，目前朝核危机仍然没有解除警报，而且朝鲜已经进行了三次核试验，这次危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是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最后的结局是在1994年10月美国与朝鲜在日内瓦签署了一项关于朝核问题的《朝美核框架协议》，朝鲜冻结其核设施，美国牵头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负责为朝鲜建造轻水反应堆并提供重油，以弥补朝鲜停止核能计划造成的电力损失。第一次朝核危机暂告平息，但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这在当时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日本、朝鲜半岛、中国，这三角关系在历史上非常的复杂，盘根错节。朝鲜半岛和日本是有宿怨的，因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三十几年，当时大家知道统治朝鲜半岛的主要是日本的陆军，陆军在日本的各个兵种当中观念和作风是最为落后野蛮的，像我们这个年龄人的中国人都看过朝鲜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影片，像《卖花姑娘》等，非常残忍的一个做法是创世改姓，在文化上把根断掉，这点是最残忍的，强迫朝鲜人不能姓自己过去的姓，要姓松下、铃木，这是朝鲜人最不可忍受的。

第二个例子就是在1991年1月17日爆发的海湾战争，老布什打伊拉克，打萨达姆·侯赛因，那次日本出资了上百亿美元，但是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在媒体上刊登广告，感谢帮过他的那些国家的时候，日本没有名列其中，为什么是科威特呢？因为海湾战争的起源就是1990年，在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出兵占领了科威特，因为科威特是一个富产石油的国家，到第二年1月17日，以老布什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攻打伊拉克，日本做出很大的贡献，这对日本国内的战略精英来说是很大的刺激，他们似乎感悟到了一个事情，要真正拥有国际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光出钱还不行，还得要出人，还得要流血、流汗，真的到现场干才可以。所以在那之后，日本很快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即PKO法案。这是国际形势的一些变化或者一些安全的事件，对于日本造成的一些刺激。

最后一个是日本国内的政治思潮出现了变化，日本要复兴，日本要走向大国化这种思潮的涌现。在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国内兴起了一股新的民族主义思潮，你说日本今天不是也处在民族主义的思潮当中呢？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当时和今天相比有所不同，今天我管它叫悲情的民族主义，总觉得自己委屈，总觉得没有得到正面评价，没有得到合理的肯定，自己做的好事没有被肯定，没有被注意到，而自己曾经做过的坏事老是被人盯着，这样一种心态，再加上日本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里发展都不太好，这种民族主义的底色，就好像一部片子或者说一张照片，它的背景是比较灰暗的，所以叫悲情的民族主义。但是在那个时候，倒退二十几年，当时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高亢的民族主义，亢奋的民族主义，是因为日本发展得好，日本人认为自己很牛了，要求日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思潮在日本国内渐渐成势。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国内形势的一些变化，也可以说从历史的纵向来看，日本从那个时候开始启动了正常化的进程。

 

启动正常化的进程事例有两个，第一个事例是日本外务省有一份杂志《外交论坛》，在1990年5月号的第一篇稿子，叫卷首语，就是紧接着扉页出现的第一篇稿子，是在目录之前的，说明这篇稿子是这一期的一个重头文章，登了一篇当时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的文章，《动荡的九十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副标题是为了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而付出积极贡献。

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背景，在当时的日本体制之下，外务省事务次官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有一个概念，它的政和官是分开的，政治家和官僚这不是一码事，我们在分析日本内务的时候，会用到一些词，不搞日本研究的人听起来就会觉得很迷惑，比如说党高政低。那么，怎么样区分政和官呢？最简单的办法，看他的头衔是怎么来的，如果是经过民意选举，大家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这就属于政治家，所谓政治家就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当中产生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内阁官僚，也就是阁僚，日本是间接选举制度，老百姓分选区，先选议员，在议员当中产生首相，首相再任命阁僚。官，就是官僚，首先官僚这个词在日语当中没有贬义，官僚在日本属于高级公务员的概念。

这里面顺便说一个事情，中日关系非常复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关系过于密切而造成的，就好像人际关系一样，打交道的时间长了，难免就会有一些纠葛，中日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沟通桥梁就是汉字，不仅是对日本，在古代的华夷秩序之下，这种文明的渗透、文化的普及对整个地区的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就某一个特定的汉字词而言，当初中日这两个国家分享这个词的时候，对它的理解是一样的，但是后来由于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国家命运，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难免就对某一个特定的词在理解上产生歧义，这种现象在中日历史上最为常见，也是我认为最为突出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日本向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在历史上中国反过来也向日本学习过，特别是在清朝中后期，在进行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一个思路就是通过东洋学西洋，欧洲相距万里，又看不懂文字，美国当时通过了排华法案，不欢迎中国人，为这个事情前几年美国国会还专门向中国道歉，这是题外话，而日本有汉字，能猜出个大概意思，而且日本当时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又是亚洲当时学习西洋最快的国家，是走在最前列的，所以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我们当时翻译了大量的日本文章典籍。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引进了大量的日语中的汉字词，究竟当时引进了多少汉字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无从考证，我曾经听到一位领导讲过一个数字，我认为是比较靠谱的，是800个左右，我觉得比较靠谱，这800多个汉字词是中国从日本拿过来用的。

今天我们会看到的很多这样的词，比如说物理、化学、社会、干部、官僚、科学、民主，这都是从日本来的。在汉字的科学、民主引用来之前，我们国内写文章，管科学、民主叫德先生、赛先生，分别用这两个词的英文头字母拼出来的，一个Democracy，一个Science，是日本人把这两个英文词翻译成汉字，我们又从他们那里拿过来用。但是一两百年过去了，双方对于同一个汉字词的理解就产生了分歧，因为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走过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国家命运。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处境，我们是当今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当中唯一没有对外进行过殖民统治，也没有经历过帝国主义阶段的国家，而日本没有经过革命，大家想想它总是在改良，在维新，所以中日两国对很多词的理解已经不尽相同了。

比如说像干部，如果把日语里的干部直接抄过来，写成中文的干部就不对了，日文中的干部是指领导干部，甚至就是前面那几把手。比如说官僚，首先不是官僚主义的官僚，指的就是政府官员、公务员，而且指公务员当中比较高级的公务员。所以恰恰是因为我们国内翻译日本的文章往往让人感到不明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译者太多照抄了原文的汉字词，如果是英文或者其他的外文，就必须要绞尽脑汁想一个能够体现其原意的词翻译出来，对于日文就有抄近道的便利，反而容易造成一些误解。

在当时的体制下，像外务省事务次官也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这个副部长是负责业务的副部长，他是日本的官僚体系当中位阶最高的，不去参加竞选，你做公务员最多只能做到副部长，当然他是最高官衔的，但他还不是地位最高的老大，应该是内阁官房副长官，体制不同不好比，硬要比的话，也就是相当于国办副主任，也是副部级，他是所有副部级别的官僚当中地位最高，最有实权的。而以当时日本的外交决策体制来讲，外务省事务次官的言行对于日本的外交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言论反映了当时日本决策层内的主流想法，所以他的这篇文章被作为标志性的日本政策宣示，多少年来写文章，做分析都是以此为蓝本，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5：5：3，这个比例非常有意思，他是这样说的“当今世界20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美欧各占5万亿美元，日本为3万亿美元……这也是共同分担国际责任的结构比例，要建立国际新秩序，就离不开5∶5∶3的合作。”意思是要建立一个美欧日的领导体制，由这三家合作来领导管理整个世界，这是在1990年的时候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因为日本的经济实力摆在这里了，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土面积只有37.8万平方公里，能够占到美国的五分之三，占到欧洲的五分之三，是很给力的，这个领导层当中应该有我的一席之地。

熟悉历史的同志都知道，当大家看到5：5：3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个事情，还有1922年的事情，在历史上，曾经日本和美国、英国相比出现过一次5：5：3的比例，就是一战之后，由于对一战的处理埋了一些隐患，所以一战之后，列强之间马上就开始了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主要是海上军备竞赛，于是就要限制，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限制海军军备问题，最后用什么办法限制各国的军备竞赛呢？限制总吨位，各国争吵得很激烈，最后主要在五国之间达成了协议，就是5：5：3：1.75：1.75，当时代表3的就是日本，两个5是美国和英国，两个1.75是法国和意大利，法国是欧洲大国，蛋海上力量一直不强，只和意大利一样占了1.75。当时的背景是，在一战之后，世界上形成了新的五强，在一战之前也存在着五强，那个五强是欧洲五强，一战爆发后打出来世界五强，欧洲的五强少了两强，还剩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剩下两强是美洲的美国和亚洲的日本，日本开始跻身世界列强的最早的光辉记录。

若干年之后，再次提出来5：5：3，让世人，特别是让日本的邻国感到非常警觉，唯一的不同就是把过去的英国换成了今天的欧洲，把军事力量换成了今天的经济力量，但是你要主导世界、称霸世界的野心没有任何变化吗？当时各国是这样的一种警觉的心态。

第二个例子是在1993年的时候，有一个政治人物小泽一郎出版了一本书叫《日本改造计划》，他提出来为日本将来朝哪个方向发展？目标是什么？怎样实现这个目标？一套关乎日本未来的国家设计，讲得非常系统，非常清楚，应该说在那之后到现在二十多年，再没有一个日本政治家能提出像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里所阐述的这样，把日本未来走向说得那么清楚，基本上都是从《日本改造计划》当中演变发展而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新的日本领导人上台，提出来一个口号，好像跟前面没有什么关系，其实都跟《日本改造计划》有很深的关系，但是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必须要改头换面，用一个新的提法显示这一任是有思路的，有创新的，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要理解今后日本要走的战略方向，抓住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只有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才有出路，真正的国际国家就是成为普通国家。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普通国家，“普通国家”这四个字是小泽一郎在这本书当中所写的原文，但是我个人历来主张不要翻译成普通国家，第一点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中国人翻日语，不能照搬原来的汉字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原因，从小泽一郎表达的意思来看，这个普通国家不普通，不是一般的国家，并不是说一般般的国家，日本人说话非常委婉谦虚，可能在言词上表现得很谦虚，但是他所谓的普通国家，从内涵来看，有一个意思，就是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着的国际影响力和政治地位来看，有不正常的地方，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我现在校正这种畸形，修正它，使它变得正常，翻译成“正常国家”更好。

我记得1994年专门为这个事情在报纸上写过评论，我主张这个概念应该用“正常国家”，后来也不少同行开始用“正常国家”，而不用“普通国家”，普通国家确实容易给我们中国人造成误导。所谓正常国家，它的两个条件，小泽一郎是这样给定义的，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要做哪些事情，发展成什么样，才能称得上是正常了，开始变得正常了，有这样一些内容。“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实行”，这句话里面就有所深意，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也要视为理所当然，去尽责实现，尽责就是履行你的职责，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混淆，因为战后的日本被美国加上了很多的政治约束，有些事情别的国家可以做，日本不可以做，比如说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一款，“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就是说日本永远放弃以国家名义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以军事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就是不拥有武装力量，第二款实际上早已是名存实亡了，因为日本有自卫队，自卫队不是武装力量是什么，是很明确的如假包换的军事力量，而且在东亚地区是很强的。关键是第一条作为指导思想上，现在也遭到了要修改它的冲击。从这句话来说，就是要打破这一条，要做别的国家能做的事情，我日本过去不能做的事情今天要变得能做。接下来更具体化一些，“在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领域做出国际贡献”，“日本与欧洲、美国并立，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这是对三年前栗山尚一所说的5：5:3的具体化，栗山把话说了一半，分担国际责任的结构比例是5:5:3，小泽就说，既然是5:5:3，那么在客观上就存在着三个极，客观上是并列的关系。“日本的一举一动已影响到世界各处”，“不管他喜欢不喜欢，都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责任。”在发挥安全作用的同时，日本还要“对努力创造丰富稳定生活的国家以及地球环境等全人类共同的课题做出最大的合作。”这样一些内容构成了小泽一郎所谓的正常国家的概念。

 

我们这里讲的这两个条件，仅仅是就日本的对外战略来说，小泽一郎这本书里还提到了对内的国内政治的改革。但是，日本的正常化进程并不是直接展开的，在日本国内和国际都受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反对，其实从小泽一郎提出来正常化国家这样一个思路以来的二十年日本推进正常化的速度有时快，有时慢，从一个进程来看是思想渗透的过程，正常国家化的思想不断地向日本社会的各阶层进行宣传，让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它、赞同它、支持它，与此同时与日本的国内政治形势有直接关系，当然跟国际因素也有关系，但因为国际的因素参与变量太过复杂，我们仅看国内的因素。

日本国内的政治稳定度总是呈现一个波浪式的起伏，一个周期性的状态。大家看，发展到今天，从冷战结束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而这四个阶段是稳定与不稳定交替呈现的。首先，比如从1991年11月到2001年4月，这是不稳定时期，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日本经历了七任首相，从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到森喜朗，这里面有各个不同派系的，比如说自民党，有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等等，但是也都没做长久，包括宫泽喜一。这十年是不稳定的十年，十年七相。

接下来进入一个稳定期，就是小泉纯一郎，从2001年4月开始干了五年零五个月，他在台上的五年五个月参拜靖国神社六次，不到一年就一次。总之，前面是七个人干了十年，而他一个人就干了五年零五个月，他在任内对推进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相对详细的介绍。

再接下来又是一个不稳定期，那就是从2006年9月份到2012年的12月份，6月零3个月的时间经历了六任首相，自民党三个人，民主党三个人。所以又是一个不稳定期。

现在处在第四个阶段，安倍晋三的第二个首相任期，是从2012年12月26号组阁的，现在干了一年多，一般认为他能够再干一段时间。总之，这样的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对于他推进正常国家化的进程是具有正相关的效果，当他稳定的时候推进得快一些，当他政局混乱的时候，所谓年年有选举，一岁一枯荣，他是横向盘整，而不是纵向推进的。

我们再回顾一下小泉纯一郎时代，他在五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做了哪些事情对推进正常国家化方面起了实际的作用？他的一个方式就是有事法制体系的构建，这又是一个日文词，我经常强调，我们同行之间，我们不要说那么多日语直译过来的词，确实说完之后会让很多非专业研究的人感到迷惑。比如说这里的“有事法制”，法制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有事”是什么意思呢？“有事”指“日本遭到来自外部的武力攻击之事态”和“事态紧迫、可以预测将受到武力攻击的事态”。这里面日本人就扩大了“有事”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日本受到攻击的“事实”，而且包括“有被攻击之危险”，据此日本就可出动自卫队进行作战。由于日本政府可以单方面做出“危险”的“预测”，因此“有事”范围可能被无限扩大。

他在台上五年多的时间，先后通过了十个相关的立法，回答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当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或者说受到安全威胁，日本自己判断可能发生被武力攻击的时候，日本应该怎么办？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2003年通过了三个，第一个是《武力攻击事态法》，第二是《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这是一个修改法，第三个是《自卫队法修正案》，这里面要注意的是，法案和法是两个概念，当一个法案被提到国会去审议的时候，它叫法案，当它被通过了之后，这个“案”字就要去掉，就变成法了，日语当中法案和法是不同的概念，通过了就不能叫法案，而叫法。

2004年的七个有事法制，这里面更细了一些，这七项法案分别是《支援美军活动法案》、《利用特定公共设施法案》、《限制海上运送军用品法案》、《国民保护法案》、《处罚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法案》、《对待俘虏法案》和《修改自卫队法法案》。比如说这个《利用特定公共设施法案》反映了一种国家主义的思想，就是限制公民的个人权利，也就是私权，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私权要为公权服务，这个思想脉络被今天的安倍所继承。我们知道日本存在修改宪法的问题，但是并不是说今天在日本支持修改宪法的人，都和安倍想的是一样的，有一部分人甚至在支持修宪的人当中占据比例比较多的人，认为宪法应该更符合今天的时代潮流和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是从这个角度来支持修改宪法。因为从1946年到现在，日本宪法已经颁布了六十八年，实行了六十七年，从1947年开始实行的，经历了六十多年形势变化太大了。比如说，今天非常重要的隐私权，在当时就不突出，1946年、1947年跟今天没法比，那个时候信息化也没有今天程度那么高，不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手机诈骗的问题，网上人肉搜索的问题，那个时候保护个人隐私的问题不太突出，今天就变得非常突出了。再比如说环境权，在1946年、194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环境、大气、饮水等等这些没有今天问题这么突出，现在就突出了，不光是中国突出，全球范围内都突出，所以环境权受到了重视，就是作为公民，应该能够拥有一个清洁的、健康的生存环境的基本权利，这些过去就没有。所以这些人跟安倍想的就不一样，他们是希望这些新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保护，而安倍以及他所领导的自民党，修宪的指导思想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特定公共设施法》，就是规定如果发生了战争，一些民用设施要为国家行为，为战争、备战或者军事调动服务，这是日本老百姓非常难以接受的。总而言之，在小泉这个时代通过有事法制这样一种方式，对推进正常国家化产生了实际的作用，往前推进了一步。

 

二、安倍内阁的安保“三支箭”

大家看2006年9月份小泉下台，一直到2012年12月份安倍上台，这六年多的时间，日本其实在正常国家化方面的进展并不是很大，说白一点就是内部在折腾，从正常化本身来说处在横向盘整阶段，但是没有往前迈进。所以再次上台的安倍，他的路线在原来正常化的基础之上，我概括了一个新词叫全面正常化，说全了就是全面正常国家化，这是他的一个路线，而且支撑这个路线的思想观念是从来没有变过的，他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现在是依然故我。

我们从刚才讲的可以看得出来，日本自冷战后以来开始走向正常国家，但是这里也不是不存在分歧和争论的，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正常国家究竟指的是什么？什么叫正常国家？日本应该在国际社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小泽一郎说的是在安全领域也发挥作用，但是也有人主张认为日本应该严格遵守发展路线，日本不成为军事大国，而成为民生大国。还有一种说法日本在国际社会不应该大国化，没必要去做那些大国做的事情，从本身基本的资源禀赋或者国家规模来说，日本只要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就可以了。第四种说法，日本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小”日本，虽然小但是有它的长处，有人专门为此写过一本书，就是在1993年自民党倒台之后，联合政权混乱期内，有一个参与执政党，叫新党魁党，我们国内也有人翻译成先驱新党，这个党的党首叫武村正义，现在应该有80岁左右，他长期做一件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知道以后觉得挺感慨，长期和日本志愿者一起在中国西北种树，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也不是学术著作，就是杂记式的书，描述他们当时在西北的时候，当地的农民用水是多么节俭，他是为中国的环境治理，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实事的这样一个老人家。他就日本的未来发展方向写过一本书，叫《小而闪光的日本》，国家小，没关系，但是你有亮光，你有自己的过人之处，这也是一种思路。所以日本究竟什么样才叫正常国家，本身概念上是有分歧的。

第二个重要的分歧，日本要想正常国家化，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能够采取的战略路径是什么？目标在那里，通过什么方式朝这个目标迈进，去实现这个目标。比如说，你是必须要遵守和平发展路线，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吗？还是说你不惜以非和平的方式也要达到这个目标？这个争论当然是非常大的。在1998年的时候日本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这个人原来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他的夫人更厉害，在小泉时代做过驻日内瓦的财政大臣，也做过阁僚，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当时他说，目前的日本就一点而言不存在分歧的，那就是日本要在国际社会赢得体面的地位，也就是受人尊重，被人肯定的地位，就此而言，日本国内不存在分歧，但是要是问以何种方式赢得这种地位，则其说纷纭，意见分歧就出来了，以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特别是是不是可以不排除军事的非和平的方式。

安倍很明确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或者说政治大国化，也包括着军事大国化，军事大国是政治大国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二点，日本实现这个目标，要用各种手段，其中不排除使用非和平手段，这是他两点非常关键的回答。这也是我们提出全面正常化概念的理由依据，如果说在安倍之前的保守派政治家，包括小泽一郎，包括小泉纯一郎对于刚才的两个问题都躲躲闪闪，不敢提或者说还心有顾虑的话，安倍是很明确的。这是一点，安倍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还有一点是日本这个国家思路的变化，也就是要走向正常化方向的思路，那么有什么变化呢？我刚才说过冷战结束，日本就开始进入了正常化的进程，在1994年的时候，日本开始公开提一个目标，这个被看成是他追求正常国家化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日本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大家都知道，联合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又是什么样的地位，日本要成为其中的一员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日本这个目标提出来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一直没有实现，相反受挫很严重，特别是日本所在的东亚地区不少国家反对，也就是他给大家的印象很差的结果，特别是在跟他离得近的这些国家当中，人缘很次，所以屡战屡挫。另外一个，他想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因为联合国宪章到现在还有一些敌国条款，敌国主要是指德、意、日为首的法西斯轴心国家，条款中说得很清楚，用通俗的话说，如果这些二战的战败国再想卷土重来，重新发动军事挑衅，其他国家揍他白揍。日本一直想把这条删掉，想入常，但是这些很难实现，一直没有实现，已经二十年了。所以他的思路似乎有些调整，既然我要入常，你们不让我入，既然我想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也不让我删除，那么我求人不如求己，我无力改变联合国安理会的结构和联合国宪章，我先改变自己，自我放行，自我松绑，自我突破，过去那些条条框框全部宣布作废，进行这样的思路上的调整。所以我们说安倍对军事、防务、安全等方面不再回避，是不是把这些可以作为谋求正常化的政策路径，也不再否认。政治大国是否包含军事大国，他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所追求的正常化是全面的正常化，是没有任何死角的正常化。

那么，我把他的正常化归纳了六大特色，第一，是以右倾化为价值理念基础，并以此统一政府治理体系，进而扩散到包括舆论传媒在内的社会各界层。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管理体制内都必须要用这种价值理念来统一思想，不仅如此，还要向体制外来扩散。比如说，媒体、舆论宣传等，他在去年任命了日本国营电视台NHK的运作委员会成员，被他任命的成员就任之后无一例外的宣传右翼保守主义的理念，否认或美化缺略战争的历史，尽管日本宪法规定言论是自由的，NHK在业务的运营方面也是独立的，但是它的运营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却是由政府来任命的，所以是要受安倍的思想影响。

第二，采取国家主义、集权主义式的领导与管理体制机制，强化首相官邸一元化决策能力与动员能力。安倍这个人很有意思，从外面看安倍是民族主义的，而且可以称得上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而从日本国内，从一个普通的日本老百姓的角度看他，他又是国家主义、集权主义的，明确一点，就是搞独裁，从在他当初组阁的时候，他的人事安排看得非常清楚，特别外相和防相的人事安排，用意非常清楚。还有从整个政府决策机制来看，他是要强化他所主导的官邸，也就是首相府的一元化决策能力和社会、政治动员能力。

第三，把军事大国化纳入到正常国家化的指标体系，使正常国家的概念更为完整彻底，并且把这个强军精武作为重点，来追求全面正常化目标。

第四，强化对外战略政策与行为模式的两个特点，一个是主张型，一个是进攻型。这里面说到，主张型就是过去日本外交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美国怎么说日本怎么做，有例外，但是不多，例外往往是在个案上，比如说，日本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就不一样，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因为犹太人在美国国内很有权势，对美国的外交决策有影响，但是日本要顾及和阿拉伯产油国关系，特别在两次石油危机以后，他必须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搞平衡，不能过分追随美国得罪阿拉伯国家，这是一点不同。再比如说我们周边的缅甸，当欧美国家对缅甸军政府进行制裁的时候，日本仍然和他保持很多的联系，2003年1月份安倍内阁的副首相麻生太郎去缅甸访问的时候，宣布免除缅甸多少亿日元的债务，再重新提供多少亿日元的债务，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免除那么多债务至少说明当时曾经借给他那么多，才谈得上免除的问题，也就说明在八十年代缅甸军政府出现以后，日本几乎没有断过和缅甸的各方面的联系，这是美国不同于日本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讲，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这个基本特征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他要自我主张，我要拿主意，这就是所谓的主张型。还有就是进攻型，进攻型主要是体现在外交以及安全战略上，这是刚才说专守防卫在慢慢淡化，逐渐向另外一端，也就是先发制人在过渡。他将军事手段也列入了维护经济安全利益的基本手段范围内，他不是说上来就使用军事手段，但是不排斥使用军事手段。

第五，强化对日美同盟的战略工具性利用，在加大对美借助力度的同时谋求更多的政治安全自主权，强化独立行为能力，拓展国际战略空间。媒体经常说，日本在强化美日同盟，这个话是对的，美日同盟的强化现在已经进入到微观战术的层面了，不像过去那样喊喊口号，而是实打实的了，比如说军事一体化，美国向日本提供F35战斗机，日本把它作为自己的新一代主力战机，而F35同时也是美国的主力战机之一。在武器装备的相互补充、调配、维修等系统技术层面也开始有更多的非常具体的合作，所以我们叫美日强化在朝着军事一体化这个方向在走，但是日本的主导思想有很重要的变化，这个主导思想的变化和我们刚才讲的主张型、进攻型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核心就是要强化独立行为能力，要突出它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过去日本人的指导思想是日美同盟之下的日本战略，而现在的指导思想是日本战略之下的日美同盟，就是我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我有我自己的一套目标、战略、思路，日美同盟是为我的总的战略服务的，不应该向过去那样，我为同盟服务，所以这种战略攻击性利用的是侧面越来越强的。

第六，对外战略以中国为头号课题，锁定中国，现在日本的对外战略，包括外交、安全、经济等等，中国的占比是越来越重的，中日两国的反差是很明显的，因为中国外交面非常广，内涵非常丰富，日本在我们对外战略中的占比是不低的，但是不如中国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占比那么高，他几乎就是绑定中国，锁定中国，中国走到哪儿，他就关注到哪儿，大家还记得前几年关于俄罗斯远东石油管道的争端，他一定要来搅局，就像“盯人战术”一样，如影随形。这是第六点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关于中国，是把中国威胁作为一种口实来推动日本的正常化进程，日本这个国家在战略文化上有一个传统，非常注意利用外来因素，所谓的外压，就是外面有这样的变化，我们要根据这个变化采取相应的调整，中国威胁就是目前最大的外部因素，借口中国威胁来推动他的军事正常化，减少日本实现大国梦的政治阻力，这是安倍上台以后尤其明显的一条。

除了六大特点以外，还有三大支柱，第一个是以右倾化为价值理念，这里面有鸡和蛋的问题，日本政治右倾化也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情，安倍上台之前就有了，安倍上台和日本政治右倾化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在专业研究日本问题的人当中经常议论，结论也是和鸡与蛋的关系差不多，很难说究竟谁是因和果。只能说在一方面，安倍政权确实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一个果，但是另外一方面，更是右倾化扩散走强的因，他的上台对右倾化的扩散走强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还有一个概念是需要澄清的，我们现在讲右倾化有些过于混乱，好像右倾化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大家要注意，我们谈日本政治的时候所讲的右倾化和我们国内政治上所用的右倾化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甚至和第三方，和国际上，比如说我们讲欧洲政治史的时候，用的右倾化或者是左派、右派，又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严格区别。从结论来看，我们讨论日本的政治右倾化问题，大概从政策层面来说，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个是修改日本国宪法，也就是所谓的和平宪法，修改宪法意味着要摒弃战后的和平发展路线，第二个是否认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第三是在政治上自我松绑，主导安全战略从消极和平主义走向积极和平主义。

第二个支柱，以战略性外交拓展国际空间，安倍上台以来的日本外交是复合型的外交，将地缘政治的考量，市场资源的目的，牵制中国，甚至叫包围中国的战略意图是相互捆绑，统筹推动的，当然他能否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第三个支柱，积极和平主义引领安全蜕变，对于和平，我们作为一般的市民，对它的理解也是在变化，在战争年代，我们所讲的和平就是停止战争了，不打仗了，这就是和平，但是后来人们对于和平的期待提高了，没有战争还不行，还要和谐，还要融洽，这才叫和平。所以国际政治学上一直有关于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的定义，消极和平就是没有战争状态，积极和平是不仅没有战争，也包括消除了贫困、剥削、歧视等结构性暴力的状态。

但是安倍在2003年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将此作为主导思想来推动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变，但是这里面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这个积极和平主义，他的定义跟一般的定义是差别很大的，咱们从英文来看，原本的积极和平主义是Positive pacifism，但是去年9月，他到联合国大会去发言，他是用英文发言的，他没有用Positive pacifism，用的另外一个词，这个词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的积极和平主义或者积极的和平，用的是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Proactive在军事学上都有一个含义就是先发制人。所以他这个概念不是说消除了贫困、剥削、歧视等结构性暴力的这种积极和平主义，而是说不排除军事介入的和平。所以安倍对于积极和平主义概念的利用，有一个篡改，把过去积极和平主义所重视的和平的最理想的状态，对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定义转变成为了手段的使用，为了实现和平，我可以不惜行使武力，他的重点是在这里的，为日本行使武力做一个铺垫，这就是区别。所以我们在搞研究，包括在国内媒体宣传介绍这些事情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应该把这个事情说透，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受众能够理解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反对他，而不只是流于喊口号，没有说服力，在国际场合也是苍白无力的。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日本安倍内阁在安保上是非常有作为的，具体措施还包括了所谓的安保三支箭，《国家安全战略》，还有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为了落实新的防卫计划大纲通过了《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4-2018）》。日本近年来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的频率越来越高，首先《防卫计划大纲》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在1969年美国一个新总统上台，是尼克松，他面临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要从越南撤军，怎么样从越南体面的撤军，当时美国长期陷于越战泥潭不能自拔，国内反战呼声异常高涨，所以他决心要从越南撤出来，他在关岛发表了一个讲话，一个核心的意思是美国将从东亚进行战略收缩，东亚地区内的美国的各个盟国们，以后你们自己的日常防务事务自己多上点心，我不管了，除了收到了核国家的核打击，我会出手相助，但是一般的防务你们自己操心去吧。这样的方针，后来就被尼克松政府扩大到了，包括对北约，变成全球的政策了，最初是针对东亚提出来的。这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跟今天有可比性，今天美国在喊着重返亚太，但是在有些方面他却力所不逮，比如说，他的军费预算要削减，他说要重返，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跟当时相似的是在客观上，给日本留下了空间，也给日本造成了压力，美国从冲绳撤军往关岛方向撤，现在已经撤了一半了，剩下的空白，日本人感到很不安全，这是一个压力，但同时又是一个机遇，你撤出去，我填充这个空白。所以日本第一本的年度《防卫白皮书》和第一份《防卫计划大纲》都是尼克松讲话发表后出的，一个是1974，一个是1976年，今天的形势和那时候是相似的。1976年通过了第一份《防卫计划大纲》之后，到1995年才修改，再一次修改就是2004年，这是9年，又经过了6年，2010年又修改，到去年3月份又修改，这样的事例印证了今天讲的观点，日本的正常国家化目前主要的着力点是在安全领域，所以它的安全战略和政策调整如此之频繁，节奏不断加快，看得非常清楚。这是安保三支箭。

另外，他这三支箭要实施，还得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所以专门配置了两大护法，一个是NSC日本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特定秘密保护法》，这个《特定秘密保护法》在日本国内是最不得人心的。我们知道日本军国主义形成过程当中，对外扩大侵略，同时在日本国内对老百姓全社会是采取高压政策的，当时秘密警察横行，所以战后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尽管美国后来想转向扶植日本，但是当时开始的民主化的进程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战后的日本民众是受民主思想和平主义影响根深蒂固的，所以当他们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包括所谓的秘密保护，影响他个人权利的时候，他会反应非常敏感。所以《特定秘密保护法》在国会通过之后，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下降了十个点，这些事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因为决定一个政权的稳定与否，执政能力强弱，关键在国内的社会民众基础，而不在于外交，因为是要靠那些人投票决定他的去留，这是我们搞外交非常重要的着眼点。

 

三、日本全面正常化将面临的前景

下面再讲一下日本全面正常化在2014年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从安倍的基本政策来说不会有变化，包括刚才讲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在历史观和安全政策两方面。虽然最近有一些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一个是3月14日安倍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进行答辩时表示：“安倍内阁整体继承了历代内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立场。”他声称，“安倍内阁无意修改河野谈话”。所谓“河野谈话”，是指1993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代表日本政府做出的道歉和反省。这就说明在慰安妇问题上安倍政府的表态有所进步，大家知道，1993年8月，宫泽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谈话，作为官方表态，首次承认带走慰安妇行为具有强制性和日军当局参与其中，并表示“道歉和反省”。2007年3月，第一届安倍内阁表示继承河野谈话，但同时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一份书面答辩，称“找不到直接显示军人或官吏强行带走慰安妇的记述”，说这件事儿查无实据。因此，2007年4月，他访问美国之前，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一个议案谴责安倍，要求安倍纠正错误，这是在2007年的时候，现在他在改口。3月25日安倍内阁又通过一份答辩书，正式表明将“完全继承历代内阁对于历史认识所持的立场”，以后本届内阁的成员在国会接受国会议员们质询的时候，关于历史问题就按照这张纸的口径进行答辩，可以说这个答辩书规定了安倍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看上好像是在改好，在变乖，但是一个人的改变会这么容易吗？他是3月14日讲这个话的，距离他去年4月23日在同一个地方，也是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讲那句话不到11个月时间，就是“侵略没有统一定义”，他当时说侵略不侵略要看你站在哪个国家的立场来说，目前侵略这个词无论是在国际关系还是在学术界都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后来就被媒体归纳为统一未定义论，不到11个月他的认识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很显然这是为了政治和外交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是战术性的变化，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去年12月26日他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在国际上，更不用说在亚洲，陷入孤立，美国政府对他的不满有所上升，希望他改善邻国关系，特别是改善与美国的另一个盟国——韩国的关系，甚至是希望在核安全峰会期间能够实现美国、日本、韩国三边的首脑会议，后来实现了。所以安倍需要为改变形象，摆脱孤立，不辜负美国或者说让美国更满意而努力。所以在3月14日他说那番话之前，当天上午日本的外交部门分别向美国、韩国告知这件事，也就是向他们发出信号，特别向韩国发出信号，我们在历史问题上是有所改善的，所以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

另一方面，执政环境会更严峻，正常国家化面临更大的阻力，第一点，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专题，大家可以去看数据，安倍经济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日本宏观经济在2013年增长了1.5%，而从四个季度来说，是递减的，增长率是递减的，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效果也是在递减的。2014年比去年可能还要差一些，一个背景就是日本从4月1日开始，要提高消费税，从5%到8%，10月份再决定明年是否再次提税，因为这是当时民主党定下来的事情，分两个阶段提高税。今年10月份安倍内阁不得不将做出很苦涩的决定，明年还要不要提税，按照原来的计划，从减轻日本财政危机的角度来说是需要继续提的，这也是当时在台下的自民党和在台上的民主党达成的协议，但是如果提的话，必然会打击日本的内需，而内需在日本宏观经济增长当中占六成，所以2014年日本经济形势甚至比2013年还要艰难一些。6

第二点，国家主义、集权主义倾向下出现的施政缺陷，引发的国内反弹将持续发酵。安倍全面正常化路线有一个要件，必须要美化历史、否认历史，因为要借美化历史唤起日本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唤起日本社会对历史上所谓帝国辉煌的怀念，我们曾经如此辉煌过，我们是很能干的民族，需要调动这个思想才能制造一个跟着他走他想走的路线的氛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为什么非得参拜靖国神社，首先他背后有一群拥趸的人，右倾保守势力拥趸，还一个是他要在日本社会面前来强调他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包括修改历史教科书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这样的一个重要事件，必然会引发冲突，一个是引发日本国内的分裂和对立，还有一个是引发和国际上，特别和邻国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矛盾。

安倍有一点是一直没有变的，他这个人从个人的志趣，他一贯是在他的执政理念当中，重政治、重安全，轻经济、轻民生的，他第一个任期就是这样，也是因此而黯然下台的，现在又当上首相了还走这个路子，他在政治安全方面提出了很多的政策，在经济民生方面也提出了安倍经济学，但是安倍经济学说白了就是靠提振企业的信心，提振老百姓的信心，虚多实少，靠忽悠，所以是不可持续的。他的主要精力也没有放在经济和民生上，这也是他施政缺陷之一。

第三点，内生性矛盾会加剧各方摩擦。其一，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会加剧国内政治分裂对立，激化与国际社会的矛盾。其二，对美国的战略攻击性利用会加剧美日之间的矛盾，因为美国看得很清楚，你是在利用我，最后咱俩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其实美日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没有今天的中国，如果没有后来的中国崛起，美日今天说不定已经分道扬镳了，只是在美日同盟之外存在着中国崛起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因素，促使他们相互抱团抱得更紧。在1994年的时候，日本的一份政策咨询机构的报告，就已经提出来要加强国际协调与多边安全合作来维护日本的安全，那是在冷战结束后三年，把强化日本同盟放在了第二条，这样的政策建议对美国来说形成很大的刺激，日本有这样的一种冲动，内心也有这样的渴望，希望能够摆脱美国，实现政治、安全方面的独立自主，但是后来中国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加速发展，使美日之间反而抱得更紧。

第四点，他这一套战略有一个前提，就是中美抗衡，利用中美矛盾，利用美国对于中国的多边牵制战略，因为美国要多边牵制中国，所以需要一系列的帮手，而日本是他在亚太地区盟友当中最给力的一个，所以日本地位由此提高了。因此，日本的战略前提就是利用美国的重视多干点自己的事情。但是他的这套战略设计和展开，有一个前提，就是中美关系永远是以相互对抗为主导的，可以说这个前提有点虚幻，这是一种战略投机性，这种战略投机性决定了这条战略的设计和展开，以及效果是带有不确定性的，如果中美关系一直保持一个相对平稳健康的发展，甚至是朝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迈出比较明显的进展的话，日本这套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失灵，安倍的这套设计和实施在很多程度上失效。所以他的全面正常化路线设计从假设前提这个环节上就出错了。我们说从2014年的前景来看，他的政权本身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他的全面正常化的前景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压力。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杨婧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722/7759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