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构建更加协调的新型权力秩序

如何配置权力、约束权力，是历代思想家、法学家苦苦思索的问题

喻中的《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提出通过文化来理解权力的命题，我认为对当前的法治建设很有启发意义。权力是重要的法学范畴和法律概念。权力是什么，如何看待权力，如何构建权力秩序，是绕不开的法理问题。通过法律限制权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标志，也是法治文明的基础。如何配置权力、约束权力，是历代思想家、法学家苦苦思索的问题。马克思说：“法律的用处通常是限制政府的绝对权力”。法律规则的形成与控制权力扩张的欲望紧密相关。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叙事与法治叙事相互交织。随着社会的演进，规范和约束权力的观念和制度逐渐积累为内在自觉和外在程序。构建权力边界、权力运行规则和监督权力体系是形成法律秩序的关键。任何权力都有作恶的可能。有效控制权力是现代治理的基本要求，也是维系安全、自由、正义、幸福等人类基本价值的需要。

中西法律文化传统中的权力观从一开始就存在路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最终转化为不同的治理方式

喻中将权力纳入法律文化视野来研究的意义在于，人类对待权力的态度本身就具有文化意义和人文价值。权力是人类生活中最早的经验之一，人类社会的重大变动无不是权力的调整和变化。社会结构其实也是权力结构，社会状况其实是权力状况，社会组织说到底是权力组织，社会制度说到底是权力制度，社会分化说到底是权力分化，人类话语也往往是权力表达，人类思想也往往是对权力的思考。权力塑造着社会状态，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演进。无处不在的权力贯穿于法律文化的源与流。喻中从人类学角度考察权力的起源。氏族-部落联盟模式下的权力主要通过部落会议、联盟会议的形式表现出来，化解冲突和分歧的方式是让步、妥协，这既是代议民主制的萌芽，又构成了社会契约和公共权力的源头。酋邦模式下的权力则来源于战争，家国不分，权力私有，兵刑同源，法刑同义。《汉书·刑法志》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西法律文化传统中的权力观从一开始就存在路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最终转化为不同的治理方式。喻中认为，中国重视经验性权威，“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经验，甚至来自于权威自身。”西方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确立了通过法律设定权力的原则，实现了从“权力神授”到“权源于法”的转变。只有源于法律的权力才是正当的权力。形式和实质的合法性是权力被认同和接受的基本属性。现代政制的运作是建立在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既要从历史中寻求合法性依据，又要积累应对合法性、正当性危机的能量。权力就是一种法律秩序，溢出宪法法律边界，权力就无从谈起。

以法治权不仅是一个法治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命题

任何权力的行使都要受到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以法治权不仅是一个法治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命题。美国政治家潘恩说：“法律必须靠原则的公正以及国民对它感兴趣才能获得支持。”对法治的冷漠必然导致对权力的放纵。限制权力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政治常态。公共政治说到底就是对权力进行理性规制，让权力者日子不好过，唯有如此，公民的权利空间才能够稳定。对权力不设防的政治是一种非日常政治，权力者的个人意志和喜好畅通无阻，是对政治生态、法治运行的根本性破坏。“民之治乱在于上，国之安危在于政。”权力与法律同样是历史与社会的产物。权力作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控制关系，折射着社会秩序、阶层利益、法律价值和文化精神。西方采取“权力限制权力”的外在控制，中国古代思想家则更多地寄希望于道德力量，所谓“惟仁者宜在高位”。“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人之所乱也。”

必须要以法治智慧和国家理性来推动权力技术的现代化和法治化，构建更加协调的新型权力秩序

国家治理的过程也是整合权力资源、优化权力格局、有效监督权力的过程。无论是增强市场的有效性还是增强政府的效能，都离不开在法治轨道上优化权力运行机制，构建体现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权力文化。如何让权力者时时以正义、阳光之心谨慎使用权力，消除让权力异化的潜规则，是法治中国建设必须面对的课题。规范和约束权力不仅仅是一种立场和态度，也是一项复杂的法律技术。传统的权力运作方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必须要以法治智慧和国家理性来推动权力技术的现代化和法治化，构建更加协调的新型权力秩序，使当代中国的权力运行原则和运行技术更加完善，使当代中国的权力实践成为人类法治演进的一个样本。

责任编辑：刘婧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723/77597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