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村长“南霸天”之死背后的思考

 

【基层执政】

【事件介绍】

村民打死村长“南霸天”近百村民联名上书求情

村长侯志强在河北侯落鸭村的暴力生活，成为中国基层法治疲软的典型案例。他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长选举，并自填选票。最终以接近全票获选。地方镇政府回应：“这说明得人心。”同时基层警力的不足，也让村民对法治失去信任。侯志强虽然在“意外”中死亡，但侯落鸭村明天会如何，无人知晓。

郑潮军因用铁镐打死村长侯志强，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刑8年。而96名村民于今年，联名上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释放郑潮军，理由是，侯志强主动到郑家寻衅滋事，郑家是正当防卫。村民们，包括侯志强曾经的同伴都说，“侯志强是个恶人，我们都怕他。”

第十次袭击

只要他不高兴，毫无征兆的就会动手。他几乎是在监狱、出狱、犯罪再进监狱中度过。

红色面包车在河北泊头市侯落鸭村蜿蜒的土路上颠簸前行。车内38岁的侯志强随着车身颠簸上下起伏。侯的身边围坐着3名小伙。

这是曾因故意伤害而数次服刑的侯志强，第十次去敲诈村上的养猪户郑潮军一家。

侯志强是出了名的“爱打仗”。在这个不足千人的村庄，村民们尽量选择避免与他共事，即便是镇上的干部也会称他这样的人为“霸天”。

“其实我也老劝他不要去打仗。”7月4日，侯志强的儿子说，他知道外界一直在指责他的父亲，可谁也改不了父亲的脾气。

38岁的侯志强是村上的坐地户，身高不到1米7，身体壮实，方脸，大眼睛，看上去白白净净，但嗓门很大，“他说话很横，说一不二。”村民称，他的长相和反差很大。

“他只享受使用暴力带给他的一切。”一村民说。

侯的成长伴随着父辈们的各种暴力事件。大概在他十八岁那年，他的三叔酒后拿刀捅死了他的父亲，三叔被抓去坐牢，没多久五叔也因屡次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刑11年。

他继承了父辈性情中暴躁的基因。他会平静地出现在你面前，只要他不高兴，毫无征兆的就会动手。一位村民说，侯留给村民的印象是，他几乎是在监狱、出狱、犯罪再进监狱中度过。

侯落鸭村位于泊头市西侧，地势平坦，村民祖辈靠种粮为生。

在这个闭塞的村庄，单调的乡下生活让村民们常记不起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不过如今，庄稼汉们在尽力恢复记忆。侯志强在郑潮军家被打死后，以往和侯有冲突的村民们开始回忆他的种种劣迹，村民把侯志强从事伤害、敲诈的事情摘录到纸上，联名要求法院从轻审判打死他的外地人郑潮军。

“这是正当防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认为，郑潮军的行为是“为民除害”，他让大家走出了持续多年的充满恐惧与暴力的生活。

“特殊关系”

村民们猜测脾气暴躁的侯志强与警方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打人似乎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大家都习惯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躲着他走”，王生（化名）是侯志强邻村的村民，曾因无意碰到在邻桌喝酒的侯志强身体，被打穿耳膜。

不过对此，侯志强并不满意。“他还要我们补偿，说他打人出了力气。”王生的妻子回忆说“我们给了4000块，我们知道他的名声，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在侯落鸭村，大家已习惯了这样一幕。侯经常殴打他不喜欢的村民。被打村民多数不报警，即便报警，警察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出现。有时侯志强会被警方带走，但没多久就再次出现在村里。

村民们猜测脾气暴躁的侯志强与警方有着特殊的关系。

“他打人似乎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2008年，因抢劫入狱服刑7年的侯志强，刚出狱一年，就向村民展示了自己的暴躁。这年麦收他和另一位村民在收割小麦时因谁先用联合收割机吵了起来。

当晚，手持棍棒身后站着十几名壮汉的侯志强便出现在上午吵架村民的门前。他袭击了这位村民及其亲属，打伤十余人。其间一人被打伤腿部骨折，一人被打断颈椎，还有一人头被打出一条口子。

几乎在同一时间，侯志强在村里第二次砍人。

这次的受害者叫王金刚。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左臂上的刀疤。他说，2008年年中，因帮助朋友解决经济纠纷，站在另一方的侯志强袭击了他。“上来就砍，几乎把我左臂砍断了”。

受伤后王选择了报警，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逐渐相信，侯志强和警方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

“警察老找不到人，我发动了所有亲友，在镇里、在泊头市，我们找到了很多次，可是警察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才来。”王说，侯志强早就跑了。

这样持续了一年多，2011年，王金刚开始自己抓侯志强，他想逮住侯志强后扭送公安，也无果。王金刚记得，自己往刑警队跑了十几趟，为这事跑了两年多。

最后侯志强表示私了，他找了小弟顶下了砍人的罪名，并给了王金刚10万块钱，让他不深究此事。随后，侯去自首。

不知情的村民以为，侯志强这次一定会在监狱呆上个七八年。为此，文中出现数次被侯志强欺负的郑潮军一家，还把户口迁进了侯落鸭村。

由于侯志强成为了斗殴中的从犯，他只获刑了半年。

7月10日，记者就上述情况向负责侯落鸭村治安的警方提出采访请求，被告知，熟悉此事的领导已经调离，要想详细了解情况需调取卷宗。随后一天记者再次询问被告知，现在很忙，抽不出时间去调取侯的卷宗。

 

村长是南霸天

南北霸天的这场仗，让侯志强彻底奠定了在村里的地位，“没人敢惹他。”

客观地讲，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侯志强贿赂了警员借以让自己免遭处罚。但在警力不足的乡镇派出所，侯的暴力明显被纵容了。

尤其在2009年。这一年前后侯先后伤了多人，也遭到警方追捕，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年，侯当上了村长。

侯志强当选侯落鸭村长，被十里八乡认为是件极端滑稽之事。

很多村民说，2009年侯志强让多个手下，挨门叫村民来他在饭馆摆下的酒席喝酒，“很多村民都是被连拉带扯强行拽了过来，来了你就得选我，不选被我发现了就找你麻烦。”

为了确保当上村长，侯志强还私自扣留了本应发到村民手里的选票，填上了自己名字后塞进了选票箱。

“他不是怕有人竞争村长，是怕没人来参加选举，票数不够选不出村长。”村民称。

村支书侯国胜说“当时村民对此意见很大”。

村民的意见并没有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到镇政府，“他砍了人都没事，谁敢不听他的。”一位村民说。

事实是据记者调查，在侯落鸭村的暴力行为已绵延多年。

侯国胜和多名村民称，当地民风彪悍，800来口人的侯落鸭村又是远近闻名的穷村，村穷是非多，大概20多年前，村里的一户王姓村民和侯姓村民不睦，当时的乡镇干部感到调解困难，就戏说，侯家和王家分别是南北霸天，没法管。

侯国胜甩着手说，事儿就从这坏了。他坚持认为，当时乡镇干部的这种叫法导致两个家族数十年争斗不止，“这里的人尤其爱面子，侯、王两家被干部叫了霸天，要是哪一方被对方压下去，这一方就非得找补回来。”

村里人大都记得，南北霸天发生过两次大型冲突。1991年前后，南北霸天都有人当着村干部，双方因在村里小卖部赊账争相到村委会报销而发生冲突，南霸天未占到便宜。

逆转发生在侯志强第一次坐完牢回到村里。2008年收割小麦的季节，侯、王两家因为谁家先用联合收割机收麦子骤起争执。当夜侯率领了十几号人，将王家十几口人都打进了医院。

侯国胜称，南北霸天的这场仗，让侯志强彻底奠定了在村里的地位，“没人敢惹他。”

村民称，选举那天，跟往年一样，镇上派了人来指导选举，数百名村民一脸的木然，侯志强当选了村长，得票数接近全票。

7月4日，寺门村镇政府，两名熟悉侯落鸭村情况的镇干部解释，侯志强得票很高是实情，“这也代表了村民的呼声嘛，得人心。”

对于村民反映的选举违规问题，寺门村镇的干部说，没有村民向镇政府举报过，“村主任是村民自治组织选出来的，法律没有剥夺侯志强的被选举权，所以镇里也不好说什么。”

失衡的乡村

61岁的村支书侯国胜说，对于村长侯志强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最多到他家里，“骂他一顿。”

侯落鸭村支书侯国胜说，在侯志强当选村主任之前，他听说有村民被侯志强欺负，也有村民向他当面反映过，侯国胜说，平时去镇里开会时，他提起过侯志强在村里的霸道行为，但没见镇里把这些当回事，“镇干部经常换，顾不上村里的这些事。”

侯国胜说，自从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基层干部很少到村里来，村民也想不起来去镇上反映问题，很多问题积累下来，村民矛盾最终往往依靠农村固有的逻辑解决：比如打仗。

侯国胜说，除了跟镇上反映侯志强的情况外，他还多次去找侯志强，劝他不要再打仗，不要再欺负人。

但这些显然没有奏效。

在侯国胜的记忆里，2009年侯志强当选村主任后，没人再直接向他告过侯志强的状。

多名村民提到，以往，村民被欺负还敢说说，侯志强当村长后，大家索性放弃吱声。村民们还看到，侯志强跟“镇上的干部”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我们见到过侯志强给镇上的人送鱼，还老见他跟镇干部一起吃饭。”

侯国胜坦言，他也见过侯志强跟镇上的干部一起吃饭喝酒，“看上去他们关系很好。”

7月10日，寺门村镇一名干部说，当时的侯落鸭村主任侯志强只是跟镇政府保持着工作关系，“没见他跟镇干部吃饭喝酒。”

对于镇里的说法，有村民认为，这是镇里的懒政之举，“侯志强是什么人？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镇里到村里问过选举的真实情况吗？不交公粮后这么多年，难得见到镇上的干部出现在村里。”

61岁的村支书侯国胜承认，自己只能用一种方式保留自己村干部的尊严，如果听说侯志强又欺负了人，他不再想着“跟上面说说”，而是去侯志强家里，“骂他一顿。”

意外死亡

这位22岁的青年用铁棍打跑了除侯志强以外的三名男人。接下来，他用铁棍击倒了侯志强。没人想到侯志强死了。

侯国胜承认他对侯志强的“骂”并不能感化对方。更让侯国胜无奈的是，2012年，镇上让报两名入党积极分子，并要求是村里的干部，“没别的选择，村里只有侯志强和副主任俩干部，我把俩人都报上去了。”

侯在村里依旧依靠打架、敲诈获得财富。

有装修工人说，侯志强不给他装修费；有村民说，侯把发霉的玉米强卖给自己；寺门村镇的多个工厂主称“每年过年，侯往厂里送烟花爆竹，强买强卖。”

 

今年7月的一个午后，侯志强的儿子在家中聊起了自己的父亲。和其他村民的住房相比，侯家显得十分阔绰。套间里摆放着专门的餐桌，屋里贴着白色瓷砖，墙壁四角钉着墙角线，院子里有个硕大的铁笼子，养着两条鬃毛油亮的藏獒。

7月4日，侯的儿子说，装修的钱是一家人工作、种地的积蓄，“家里条件在村里以前算是差的，后来才好了起来。”

在他看来，父亲侯志强正直、讲义气。如果不出事，一定是好村长。

2012年6月24日，侯志强乘坐红色面包车来到郑潮军的家里。这次他没有要钱，只是想让对方再吃些苦头。

侯上次殴打郑潮军的父亲郑立海是十几天前的事情。当时，郑立海拒绝了侯朋友购买生猪的要求。为此，侯大为光火，冲进郑的家里教训了后者。

郑立海是外乡人。据96位村民写的联名信显示，侯志强找了郑家10次麻烦，多数情况下是要钱，有些时候则是单纯为了泄愤。比如，侯志强媳妇生孩子，郑立海忙着盖猪舍，上了礼没去喝喜酒，被侯志强差人强拉过去揍得头破血流。

6月24日那天，侯志强在郑立海院门前下车，用板凳砸碎郑家房子的玻璃，又扇了闻声从玉米地里赶来的郑立海一个嘴巴。郑妻跑去村支书家里求救。

侯则开始殴打郑立海，用铁锹和菜刀。侯没有想到，郑立海22岁的儿子会反抗。他用铁棍打跑了除侯志强以外的三名男人。接下来，又用铁棍敲倒了侯志强。

据郑潮军当天的笔录称，他是看见侯志强倒地后又弓起身子，怕侯再来打人，所以他继续打了几下。

郑立海的妻子回家时，侯志强浑身是血躺在地畦里，丈夫和儿子在院里坐着，身上和头上也都是血。

郑立海告诉妻子，“再让他打我，我在这等派出所来处理这事。”

没人想到，侯志强死了。

几个小时后，泊头市贴吧里就出现了侯志强被打死的消息，网上热议的主题是“恶霸之死”。

2012年郑潮军以故意杀人罪被判15年。2013年，河北省高院以相同罪名，改判其服刑8年。今年6月10日，郑家拿着村民联名信，向省高院提请申诉，认为郑潮军实属正当防卫。2周后，申诉被驳回。

村长“南霸天”是如此炼成的？

一个曾经的同伴都认为是恶人，在村民的印象里，“他几乎是在监狱、出狱、犯罪再进监狱中度过”的“南霸天”，为什么却成了一村之长，而且还是“入党积极分子”，但最终落了个不得善终的下场？

侯志强成为“南霸天”，显然其血液中就在着残暴的因素，他的父亲是被三叔酒后拿刀捅死的，他的五叔也因屡次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刑11年。当然重要的是他自己选择了一条“只享受使用暴力带给他的一切”的“成功之道”，通过打打杀杀来达到称霸一方的目的。不过除了这些，难道就没有别的因素了吗？

侯的“爱打仗”以及种种劣迹是远近闻名的，他经常殴打他不喜欢的村民。被打村民多数不报警，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报警，警察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才出现，出现了也往往“找不到”他，他有时侯也会被警方带走，但没多久就再次出现在村里。因此村民关于“他打人似乎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无疑不是没有根据的，这究竟是为什么？警方应该有一个说得通的说法吧？

他如此的品行与名声，镇政府的官员们更是不可能不知道，甚至他们也直接称他为“霸天”，但非常喜剧的是，当他用“胡萝卜加拳头”而以“满票”当选村长时，如此可疑的得票数在镇政府官员看来，却是“这也代表了村民的呼声嘛，得人心。”镇政府官员为什么有如此评价？还有，镇里要求上报两名入党积极分子时，明确要求限制在村干部中，而还不是党员的村干部中，就只有侯志强等两人作为唯一人选，这又是为什么？大概就是因为他不时给镇政府官员送些礼物，一经常跟他们一起吃吃喝喝，因此大家都是“自己人”，至于法律、政策、禁令、原则、好坏，是非黑白，那都是说给普通老百姓听，要求普通老百姓的？

类似侯志强这样的“村霸”在当前的农村中并非特例，甚至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其中基本上都有基层政府纵容或同流合污的重要因素。可见农村基层政府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何加强基础政府建设，发挥好它应有的作用，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急需得到妥善解决。

“南霸天”再现 凸显乡村治理危机

作为一起刑事案件，既然存在巨大争议，司法机关就有必要查明案情，依法裁判，给当事者和民众看得见的公正。同时，也要看到，“南霸天”决非一顶孤立的帽子，此案件背后的乡村治理问题也值得反思。

此前，国家有关部门多次表示要严惩横行乡里的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但“村霸”新闻持续高密度显示，此问题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好转。“南霸天”侯志强不仅把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当作家常便饭，而且以暴力操纵选举，坐上了村长的交椅，就是现实中的一个典型。

“村霸”现象的背后，是一个我们老生常谈的乡村治理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框架是“村民自治”制度。而从政府职能来看，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但“村霸”问题久治不愈，表明健全“村民自治”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任重道远。

以“村民自治”为例，由于我国农村缺乏选举传统以及素养不足，导致村民选举很容易遭操控。而对村民选举有指导、监督的乡镇政府，有时不仅未尽到责任，甚至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侯志强长期操控选举，甚至私自扣留了本应发到村民手里的选票，填上了自己名字后塞进了选票箱，这些违法举动镇里丝毫没有察觉，由此可见当地在维护选举公平上的严重渎职。

 

基本公共服务，以治安为最基本。而“村霸”遍地，恰恰表明治安的溃败。乡村治安不靖，各级政府投入不够是主因，公安部规定城区派出所每所警员20人，而多年来我国乡镇派出所往往只有3到5人，警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一些基层派出所履职不力，甚至与黑恶势力关系暧昧，更值得警惕。报道中就提到，侯志强殴打村民，村民报警，警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出现。有时侯志强会被当地警方带走，但没多久就再次出现在村里。

乡村治理经纬万端，而持续推进村民自治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其两条主线。乡村平安是公共服务最古老、最基本的内涵，是乡村治理的底线要求，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而村民自治的当务之急，是防止“村霸”当权，一方面要加大对“村霸”的打击，另一方面要把维护选举公平与秩序，作为首要任务。

这两项工作，都需要政府加大财力和人力的必要投入，以及层层落实责任制。像侯志强这样的人横行乡里，如果没有人为之负责，肯定不行。

“村霸治村”：乡村岂能成法治洼地

毋庸置疑，“村民打死村长”是起刑事案件，当依法定程序办理。可近百人为涉嫌故意杀人的村民求情，足见问题并没面上呈现的那么简单：要看到，村民联名求情的缘由，是涉事村长侯志强为恶一方，也激起民怨已久。就此而言，埋藏在此案下的“案中案”，也亟待廓清。

就新闻内容看，侯志强的好勇斗狠、蛮横霸道，着实让人瞠目：他只要不高兴就会对人动手，村民都得“躲着他走”；他还干预选举，私自扣留选票，谁不选他就会被找麻烦；他还数度因故意伤害入狱，几乎是在监狱、出狱、犯罪再进监狱中度过……而这些细节拼成的个人形象图案，就是“鱼肉乡里、为祸乡里”的恶霸。

动辄打架斗殴、聚众闹事，强拿强要、欺行霸市……侯志强的种种劣迹，都契合我国司法实践探索中的严打对象——“村霸”的行为特征。按理说，这类村霸藐视法规、践踏乡村自治规则，理应被依法打击。

可诡谲的是，侯志强的恶行在当地似乎不被管束：他打人被报案后，总能安然无恙、毫发无伤，“打人似乎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以至于村民怀疑他跟警方有“特殊关系”；他破坏选举后，当地镇干部却声称他得票很高“代表了村民的呼声，得人心”；就连村支书也拿他没办法……某种程度上，对其违法行径、活动的纵容，也是“为民‘储’害”，正因其“村霸”行为未得以约束，才会让其愈发肆无忌惮。

“村霸治村”，没有良效制衡。乍看起来，这只是个村域之下的矛盾积攒，可问题升级到“养猪户奋起反抗”和“近百人联名求情”的地步，可见其事端的紧张。而这里面暴露的显性问题，置于当下许多地方的基层治理情境中，都颇具典型性。广东等地将打黑利剑指向“村霸”，也侧面反映了这点。

就像东平性侵案发生后，有学者提到的，在时下的乡村，过去依赖于宗法伦理的家族村社自治格局正在瓦解，在此过程中，部分黑恶势力也找到滋长发展空间，对基层权力形成攫夺，并以此完成对底层民众的欺凌劫夺。而法治下沉中的“边际递减效应”，又会导致法治失灵，许多村霸地痞都处在法治“无人区”。从地痞性侵到“村霸治村”频现，本质上都根植于这种现实土壤。而这在许多只剩留守老人孩子的空心化村庄，体现得更为明显。

很大程度上，这种乱象，伴随着辖地政府治理的失序而衍生。基层政府的行政举动，往往会嵌入到百姓切身利益的肌体内，也理应遵循法治路数。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对村霸之类现象姑息纵容，对民怨也置之不理，这也导致矛盾郁积，最终一点即爆。

在东平性侵案，当地警方作为不当、背后疑有人“打招呼”，就让人看到治理无序的一面；而今，在该案中，村民们活在持续多年的恐惧下，也跟正常司法、行政框架下的救济不力有关：试想，如果当地能对选举程序严格把控，能形成民意听取的常态化机制，而不是把村民诉求不当回事，“村民打死村长”的极端案例也不会发生。

地痞横行、村霸当道，是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威胁，也会将民众权益置于“人为刀俎我鱼肉”的境地，到头来，很可能影响到基层稳定、民众的法治信心。就此而言，显然有必要将乡村社会纳入公共治理视野下，实现规则覆及，避免让乡村沦为法治洼地。

法治才是瓦解村霸的最好利器

村民与恶霸村官之间不见硝烟的战争，似乎并不鲜见。这类村干部往往有着相同的脸谱，被贴上“恶霸”的标签，他们也用行动“成就”他们的标签，比如侯志强在侯落鸭村简直无恶不作，比如将他人的耳膜打穿，居然要对方补偿给自己4000元钱，理由是“打人出了力气”。

对恶霸村官，村民往往敢怒不敢言，间或有敢于反抗者往往下场凄凉，或者快意恩仇前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其实，村官与村民原不该关系紧张，同在乡土最底层，两者有着较大比例的利益重合点，即便存在龃龉也可通过和解实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尤其是1998年通过、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保障村民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何在恶霸村官面前无能为力，甚至沦为砧板鱼肉？

村官既然能称霸，总有“过人”之处，比如依托于庞杂的家族势力，再比如性情乖张、经历复杂。面对这样的恶霸，个体村民显然无法也不敢抗衡。即便村民有心联合行事，也不敢明着来。在村主任选举中，村霸往往能够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操纵选举。

 

有个时代背景不能不提，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不少乡村日渐凋敝，变得空心化。凡是稍有能力者大都移居城镇，这就给村霸垄断乡村事务以极大的便利，即便在外打工的村民逢年过节回到乡村，也无法对村霸实现有效制衡。

古有“皇权不下乡”，由于乡村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决定关系的好坏和权利的大小，在这个熟悉人的社会，法律几乎是用不上的，乡村秩序往往由民约、伦理维持。乡民解决争端常见的路径，首先必须考虑“情”，然后是“礼”，再次是“理”，最后才是“法”。不过，国家法律也在潜移默化地在乡村生长、发育，村民的思维方式和法治观念都有了提高，但出现的困境是，村民一些时候无法通过法律维护合法权益。

即以侯落鸭村为例，侯志强经常殴打他不喜欢的村民，被打村民多数不报警，即便报警，警察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出现。有时侯会被警方带走，但没多久就再次出现在村里，村民们猜测侯与警方有特殊关系。以至于2009年侯志强当选村主任后，没人再直接告过他的状。长此以往，村民的法律信仰被削弱，村霸更加有恃无恐。如果矛盾无法调和，村民只能采取最原始也最激烈的复仇方式。这就应了学者苏力的一种判断，正式的法律制度没有或者没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务，而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与正式法治相违背的“法律”实践。

村民得不到及时的法律救济，有多方面原因，比如警力不足，再比如一些乡村势力盘根错节，相关部门不愿意深度介入。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一些乡镇政府没有动力介入，几年前国家免除了农民的“皇粮国税”，农民不用再交公粮，乡镇一级的政府无油水可捞，乡镇与村民关联度变得松弛甚至中断，比如在侯落鸭村，村民不交公粮后这么多年，难得见到镇上的干部出现在村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些理由都不足以使政府放逐职责。如果乡镇政府偏袒村霸，或者无意主持公平，除了折损政府公信力，只会使村民的权利生态更加恶化。

乡村治理是个难题，并无捷径可走。村民自治是推进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农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举措。在乡村，能否真正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直接决定着乡村能否实现善治，更关乎我国9亿多农民的权利纯度。毋庸讳言，村民有自治需求，也有自治智慧，更有自治能力，但是，如果不解决村民自治权利救济渠道狭窄的困境，如果乡镇政府乃至更高级别的政府不及时主持公道，如果不捍卫法律公平，让法律成为村民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村民善治。

“南霸天”之死拷问基层法治困局

侯志强是恶人，这从他的江湖诨号“南霸天”可略窥一二。或许他不如《红色娘子军》中原版南霸天劣迹斑斑，但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做派大概是雷同的。

更为讽刺的是，他还是一名村长。2009年，他先后打伤多人，遭到警方追捕，也正是这一年，他当上了村长。他用的手段很简单，挨家挨户叫村民来喝酒，威胁大家选他做村长，还私自扣留了部分村民的选票自己填，最终如愿“当选”。

受过刑罚处罚、正在面临追捕的人，能够当选村长吗?答案不言而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提名候选人，应当从全体村民利益出发，推荐奉公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公益、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村民为候选人。”毫无疑问，侯志强不够资格。

但是，侯志强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威胁，轻松当上了村长。这其中固然因他混横不好惹，村民敢怒不敢言;恐怕更有“村两委”职能虚置、上级领导部门渎职放任等原因，甚至个别人充当了侯志强的保护伞，才能让他如此目无法纪、横行乡里。南霸天虽死，几个疑问却仍待查清。

一是指导选举的镇干部是否涉嫌渎职?侯落鸭村村民被逼投票，侯志强更自填了一部分选票，这些情况明眼人会看不出、看不到?如果是装作看不到，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视而不见?

二是乡镇派出所里是否有人充当侯的保护伞?据报道，2008年年中他几乎砍断了王金刚的左臂，后找了小弟顶罪，只获刑半年。造成此种情况，究竟是基层警力不足导致工作疏漏，还是存在保护伞遮盖罪行?有关部门应当彻查，给村民一个交代。

三是侯落鸭村的未来法治建设谁负责?郑潮军“以暴易暴”杀死了“南霸天”，却获得村民们的同情乃至感谢，于是有了联名上书高法要求释放郑的一幕。郑潮军的行为是故意杀人还是正当防卫，法律自有公论。然而，侯落鸭村最终除掉南霸天不是靠法律，而是靠抡镐头，村民们还会信仰法治的力量吗?如何在侯落鸭村重建法治秩序与信仰，是比实现个案公平更难的困局。

2014年，“后陈经验”十周年之际，我国基层民主与法治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但是，侯落鸭村“南霸天”之死也在提醒我们不可盲目乐观，法治的触角并未完全渗透广阔的乡村。继续加强基层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不可松懈。

 

【启示与思考】

村民联名求情，从表面上看是对郑潮军防卫过当的同情与悲悯，从实质上看则是对惩处恶人的支持和认同。在村民们看来，郑潮军只不过是做到了别人不敢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为大家“出了一口恶气”。事实上，村民及村支书多次向公共部门表达利益诉求，却始终“无人问”、“无人管”。

当失范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约束和惩戒，“南霸天”就会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当乡村社会处于一种无序化状态，伤害或者被伤害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苦民久矣”的侯志强，最终死于铁镐之下，当真是“成也暴力，败也暴力”的生动写照。

从感性的角度来说，郑潮军打死“南霸天”是为民除害，具有道义幻觉；倘若公共管理触角及时下沉，又何需“替天行道”？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再正义的初衷，一旦偏离了程序正义和法治轨道，就会让“以暴治暴”的思维潜滋暗长。一旦这样的行为得不到纠偏，人们就会置身丛林社会，缺乏有安全、有品质的公共生活。

让乡村走出空心化和灰恶化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观念的转变与更新，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置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乡土文化等方面给予乡村更多的外部支持和制度“补血”，让乡村的社会运行回归法治轨道；只有这样，人性之恶才会得到有效抑制，乡村才有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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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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