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古田会议85周年感悟

 

邵维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一级教授、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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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网友大家好，八一建军节很快就要到了，今年是人民解放军建军87周年，也是古田会议85周年，所以在建军节的前夕，我又重温了古田会议决议，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古田会议到现在已经有85周年了，这85周年不短，按照国际上的通常的惯例也就20年是一代人，也就是已经经过了4代人了，可是古田会议决议它仍然放射出光芒，仍然是指导我们军队建设的基本依据。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副标题是《古田会议85周年感悟》。

为什么说是跨越呢？大家知道这个人世间的许多事是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有人说时间是有效的淡忘剂，随着时间的转移慢慢就淡忘了，空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可是古田会议决议它没有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说它跨越了时空。那几代人过去了，人民解放军依然是薪火相传，这就彰显了古田会议的真理性、持续性和创新性，成了人民军队发展进步的一个红色基因。正由于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古田会议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削弱，所以它是历久弥新。

历史往往给人很多智慧，也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把古田会议的决议带到我们建军80多年的历史过程当中加以考察，我们就能得到很多的启示。

怎么来评价古田会议在人民军队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呢，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点，古田决议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奠基石，它在人民军队的创建当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所以前面我也说过一个红色的基因，这是人民军队诞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大家知道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党面前最急迫的问题有三个：

（一）要不要开展武装斗争？这个问题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已经做了明确的回答。

（二）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军队？这个正是古田会议担当的历史责任。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是八一起义时候创建的，但是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当时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到了古田会议怎么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解决了。

（三）就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这个在后来的反围剿斗争当中逐步的形成和解决了。

是在这三个考验三件大事面前，我认为关键是要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本质性、实质性的一个飞跃。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这个人民军队建设，特别是古田会议，它作为一个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标志，当时有它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党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以后，建党初期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主要是在城市活动，大革命失败以后全党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也就是说我们党，我们这个军队要在封闭的、偏远的农村当中来开展建党建军活动，这就给我们人民军队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由于我们这个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在农村活动，所以党员的成分，人民军队当中的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8年召开的六大有一个统计，在党员当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占了党员总数的84.3%，这比重已经很大了。就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古田会议之前也有一个统计，当时红四军6000人，有党员1600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份就占了81.2%，所以在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当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要反映到我们军队里来，反映到党内来，这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红军的相当一部分指挥员和战斗员，他是从原来就军队起义以后投降过来的，投诚过来的，后来说是解放过来的。所以这样子他存在着比较浓厚的旧军人的这种理念、习惯和作风，这也给红军创建初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红四军的党代表，他十分敏锐的观察到红四军当中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意识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

对于这些问题在红四军内部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一部分从旧军队过来的军人，他们认为军队就是长官说了算，不要搞什么集体领导。到了1929年的5月份，中央又派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个人叫做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在苏联留学了好长时间，所以他受苏联的军队建设的影响比较深，前委就委任他担任政治部主任和临时军委书记，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刘安恭到了红四军以后，他说红军也没有什么党委集体领导，是采取“一长制”，这样把洋教条和旧军队的习惯合到一起，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就更加尖锐了。刘安恭还说，我们现在党委决定一切是“家长制”，说前委的权力太大了等等。毛泽东在后来一封给中央的长信当中，他把红四军当中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或者争论概括了14个问题，这说明当时思想比较混乱。1929年的6月22日，召开了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一次代表大会争论就达到了一个顶点。会议否决了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的原则，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等等正确意见。在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些重要的问题上，有很多意见分歧，有些还非常尖锐。

在七大改选、选举的时候，毛泽东就没有当选前委书记，而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了。所以这样子红四军七大以后，毛泽东就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去养病，并且指导当地的地方工作。9月份召开了红四军的八大，毛泽东没有参加，红四军八大当时也是争论的很厉害，但是问题也没有解决，再加上当时军事斗争比较严峻，红军在作战中又有一些失利，所以红军的建设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就在这个时候，中央通知前委要派一个领导干部到上海参加全国军事工作联席会议，这时候前委就委派陈毅到上海去参加这个中央的军事工作联席会议。8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关于红四军的发展历史，和红四军党内的矛盾争论的详细情况。中央感觉到有必要对红四军的工作做一些指导，就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来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这个指示信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

这三个人起草以后，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讨论了以后就正式的下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在建立以来的成绩和他们的经验，对红四军的工作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而且强调一切权力要集中于前委这是正确的。还批评了前委工作上的一些缺点，要求红四军的领导层要加强团结，毛泽东仍然应该在前委做领导工作。

 

“九月来信”就指出前委书记毛泽东是中央委任的，红四军没有资格改选掉，所以这样子的做法是不对的，明确了毛泽东还是前委书记。1929年的10月22日，陈毅携带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从上海辗转回到了红四军，当然路途很艰险，直接走不行就绕道，绕道到香港又从广东通过地下党然后回到了红四军。回到红四军以后陈毅同志很快的向红四军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红四军这时候思想就比较统一了。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陈毅又写了一个亲笔信，把他到中央的经过情况给毛泽东同志看，派专人送到闽西给毛泽东同志，邀请毛泽东同志回到红四军来主持前委的工作。所以这样子11月中旬，红四军又派出了部队去迎接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就在这个情况下又回到了红四军。这时候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以后，他离开红四军已经5个月了，回来以后根据中央的“九月来信”的精神，在红四军的领导层当中恳切的交换了意见，各自都做了自我批评。所以在思想上、行动上达到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这个时候到12月初，国民党组织了三省围剿。哪三个省呢？福建、广东、江西这三个省的反动军队联合起来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会剿”，红四军就撤出了长汀到了新泉这个地方，它利用一个战斗的间歇展开了新泉整顿，这个整顿进行了10天，大家交换思想，总结经验教训，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怎么来调整我们的思路。

在谈到要不要召开红四军九大的时候，毛泽东提出来不要匆忙，要经过充分的准备，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再召开九大，这个条件就比较成熟了。正在这个时候，敌人围剿步步紧逼，为了开好九大，红四军的军部和主力转移到上杭的古田村，留下一部分部队在外围吸引敌人，这样子就能保证红四军的军部能够有比较好、安定的环境来召开。

从毛泽东回来到古田会议的召开，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的时间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而且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起草了古田会议的决议稿。这个决议稿一共是有8个决议案，现在毛泽东文稿书里面有全文的刊印，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最核心的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个在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上面发表了，它全文是在毛泽东文集里面。

古田会议决议中心的内容，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我们的党和新型的人民军队，要在农村的环境当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的先进性，而且规定了红军性质和任务，肯定了红军要实行党的绝对领导的这么一个根本制度。还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建军的原则。所以后来把古田会议不仅是建军的纲领，它也是建党的纲领，因为红四军九大它是红四军党的会议，实际上也是解决了在农村环境当中怎么建党的问题。在做了这么一些充分的准备以后，红四军九大在古田召开了，所以后来就俗称是古田会议。它召开的时间是1929年12月29日，到了1929年快到年底了，今年正好是古田会议召开的85周年。古田会议实际上解决了在农村的环境里如何建党建军的这一个大问题，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虽然古田会议它是针对红四军部队来讲的，因为古田会议做出来的这个决定，在人民军队建设当中有普遍意义，所以中央充分的肯定了古田会议决议，并且要求各个根据地，各个红军部队，都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来建党建军，所以古田会议后来就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个决议也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而且以独创性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术。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古田会议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奠基石。

下面我讲我的第二点体会，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发展的里程碑。

第一个问题我们讲了古田会议是创建人民军队的一个奠基石，一个纲领性文件，但并不等于说古田会议这个作用任务在创建初期就完成了，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它都有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一个重要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个过程的结合体，存在着无止境的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当中，这就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古田会议作为我们军队建设的一个指南，作为军队建设的一个基本制度和原则，它同样在各个不同发展的时期，在我们军队的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当中，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这个里程碑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它的本意是讲我们的铁路公路每到一定的里程就有一个碑叫里程碑，当然它里程碑不是一个，古田会议是最早的一个里程碑。在人民军队的长期发展当中，它有许许多多的里程碑，但由于这个里程碑标志着我们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步一步发展到了今天。

下面我将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古田会议之后，人民军队发展的几个关键性的环节。因为讲历史，这80多年历史太长，不可能在一个很短时间讲，但是我们可以从人民军队成长过程当中的几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可以看到古田会议他所发挥的作用。

古田会议结束以后的第五年，中央红军就开始撤离革命根据地，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略过去了，长征的过程就不讲了。那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的4道封锁线以后，到1935年1月7日占领了贵州的遵义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休整的机会。那就在遵义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历史上这个会议在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成长过程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从军事上、组织上，否定了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这是一个我们党从“左右”倾错误转向正确领导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折，这个过程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详细讲了。

 

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到了1935年的6月，这时候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开始西征，中央开始北上，那红四方面军西征，那6月份在懋功这个地方，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当时在那么一个艰苦条件之下，两个主力红军会师大家情绪非常高涨，红军的两大主力会师以后力量增强了，信心更足了，当时还召开了会师大会，气氛非常热烈。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后来因为张国焘的个人野心膨胀，走上了分裂道路，使这一次本来很好的事情留下了一个暗影。那张国焘的野心是怎么形成的呢？张国焘也是建党时期的老党员，在红四方面军的建设上，他做过一些有利的工作。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当时张国焘就问周恩来，现在一方面军也就中央红军到底还有多少人马？周恩来一看是张国焘问他，他就如实的说了，说中央红军长征的时候是8万人，经过4道封锁线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3万人了。

当时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的衣服很破烂，装备很陈旧，人也面黄肌瘦。而四方面军他从川陕根据地西征，到了懋功的时候他还保持了8万人马，而且兵强马壮，武器装备也好。在这个情况之下张国焘野心就膨胀了，他提出来要改组红军总部，中央实际上他是公然向中央要个人的兵权，当时为了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中央经过研究，委任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而且把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也吸收到中央工作岗位上了。但是张国焘还不满足，后来又在长征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这个战略上发生了激烈的分歧。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央红军为了避免红军内部的冲突，单独北上向陕北进军。那张国焘领着一部分红军就向南走，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后来一直到张国焘成立了第二中央，和到达陕北的中央分庭抗礼，那变了两个中央了，实际上就是分裂行为，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也是违反了我们古田会议决议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我们这个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不能有个人的野心去抓兵权，根据古田会议决议这个精神，中央和红军当中的大部分高级将领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之下，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那四方面军和后来的二方面军又继续北上，实现了到1936年的10月，实现了红军的三大主力的会师，胜利的结束了长征。那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古田会议决议以后，在长征的途中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我们党我们红军的广大指战员仍然坚持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个人野心加个人抓兵权的军法主义的行为，这是遵义会议以后的一件比较大的一件事。

再一件事就是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这时候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就是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这个矛盾，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为了共同抵御外敌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到1937年9月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正式的成立起来了。根据国共谈判要把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就进入到国民党的序列，这个谈判里面斗争也是十分尖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国民党提出来，要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要让革命军的编制、让革命军的序列这个倒好办，开始叫第一八路军，后来第十八集团军都是国民党的番号。

但是国民党又提出来，要取消党委制，也不能有政治机关，因为国民党的军队他没有党委制，他是搞了一个政训处，同时他们又提出来红军改变以后的各级副职，你比如副总司令、副司长、副旅长、副团长，要由国民党派他们的军官来担任，另外军需官要他们来担任，这个当然我们党是不能接受的。后来在改编以后，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些苗头，至于国民党要派副职到红军来任职，这个我们党坚决抵制，没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到红军来担任领导职务，只是派了一个联络组住在延安，而且规定你这个联络组只能在延安活动，不能到我们部队当中去活动，这一条顶住了。这个编制的问题开始也按照取消政委，把政委改成了副司长后来副旅长，甚至机关也撤消了。

后来在部队的实践中感觉到这样子不行，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现象，“右”倾开始抬头了，这时党中央果断的决定恢复党委制、恢复政治机关，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仍然按照古田会议决定的那些原则来建设我们的军队。所以后来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虽然他按照国民革命军的序列来排列，但是这个军队仍然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所以广大指战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说我们是“白皮红心”，穿着国民革命军的衣服，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但是我们的心是红的，是向着党的，永远跟着党走的。所以这个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我们仍然坚持了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

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解放战争大家知道，这是在我们三大决战取得了胜利以后，胜利的推进，全国胜利在望，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军队建设怎么办？中央在西北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国胜利以后，党的建设、国家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这个规定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都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来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而且永远是一个工作队。七届二中全会还明确提出来，我们必须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化为工作队，这样我们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工作就可以开展了。我们必须把210万野战军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

大家知道，解放战争的推进，解放军打到哪里，新的政权，人民军权建到哪里，当时最缺少的是党的干部，新区有大量的党的干部这样子的需求。后来毛泽东说，把210万野战军变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那我们的干部就够用了，新区的建设也就可以全面的展开了。实际上这个决定也是古田会议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运用。大家知道古田会议决议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断，古田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绝不是单纯的打仗，他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以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项重大任务。

 

古田会议这个决议的精神它完全适合我们当时的情况，所以七届二中全会继承后发展了古田会议精神，把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在这一个建设政权这样子一个政治任务面前，要人民解放军挑起两副重担，一个消灭残敌、一个是工作队建立政权，这个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古田会议精神发扬光大。从我们上面从长征、抗日战争、全国胜利前夕，这几个转变的环节当中大家看得很清楚，古田会议精神在我们军队的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它起了一个定向的作用，起了一个指引方向的作用，保证我们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古田决议是实现强军目标的指南针。随着时光的流失，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新世纪、新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军队建设怎么办，这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应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个国际国内的形势，军队的任务，军队的成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条“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形势任务成员怎么变，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人民军队的建设方向不能变，这个建设方向就是古田决议指引的建设方向。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强军目标，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强军目标，也是我们实现强军梦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我认为也是对古田会议精神的一个继承和发扬，在这个强军目标当中，它的丰富内涵显示了古田会议的精神，是永放光芒的。为什么这么说？

我想我谈谈自己的理解，强军目标的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听党指挥。这句话体现了古田决议当中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古田会议的精神它一个核心问题就处理好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民军队的一个军魂。所以习近平同志在强军目标当中，把听党指挥放在一个首要位置上，他不是偶然的，放在第一位它的首要位置是定方向的。这就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要坚持古田会议决议指引我们建设的这个方向。值得我们注意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西方分化阴谋，西方的这种“西化”“分化”的图谋，他们公然鼓吹军队要非党化、要非政治化，实际上就要抽掉人民军队的主心骨，要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

古田会议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西方讲要非党化，古田会议讲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阶段，西方鼓吹要非政治化，就是要改变我们党和军队的性质。所以强军目标的第一条，把听党指挥提出来就划清了这个是非界限，澄清了这个模糊认识，使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的建设仍然朝着古田会议的方向发展、前进、绝不动摇，这个军魂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中央要保持高度的一致，人民军队要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成为古田会议精神的执行者和捍卫者。

第二句话是能打胜仗，能打胜仗这是古田会议对军队职能的一个必然要求。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然武装集团他打仗就是基本的职能，是三大任务当中的第一条，也就是说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从我们民间的古语上有这么一句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个武装没有第二。这句话讲的很有辩证法，搞文化它没有第一，但是军队没有第二，两军相对第二名就是失败，失败了这个军队就不存在，所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军队怎么来建设好，就要时刻准备打仗，他是军队职能的一个要求，特别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来千方百计的提高打胜仗的能力，牢固的树立战斗队的这个思想，强化练兵打仗，深化改革，提高复杂的形势之下、在信息化的条件之下我们的作战能力，真正使人民军队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成为英勇善战的红军传人。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是作风优良。这是体现了古田决议纠正错误倾向的一个目标所在，古田会议它针对着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这种思想和倾向，很多它是体现在作风上，也可以说古田会议就是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倾向而做出来的。而且古田会议对每一个问题还找出了原因，分析了它的特殊背景，提出了纠正这些错误现象的办法，很具体。

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条件下，怎么把我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我们过去概括出的三大作风，能够保持发扬下去，使我们军队有一个无形的力量，这是战胜敌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作风优良在今天来讲显的更重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井冈山时期，也不是延安时期，不是那种艰苦环境之下建设的人民军队。条件好了，从经济方面来讲，我们人民军队的建设有了更好的基础，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信息化的设备。另外也要同时清醒的看到，由于环境好了，各种腐朽的文化，这个社会上的各种流弊，它也会反映到军队里面来。怎么样来保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新的考验。

最近这两年全军上下通过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就是保证发扬老红军革命传统的一个重要举措。如果我们把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好了，打胜仗的本领提高了，红军的老作风又保持住了，我们这个军队就能够无敌于天下。

所以在今天习近平同志提出来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也是古田会议决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发展和创新，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去做，我们红军的传统就能够代代相传，我们人民军队就能够真正成为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就能够更好的担负起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

以上我从三个方面的体会讲了古田会议决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地位。

从这里我觉得可以告诉我们，古田会议决议它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这么一个品格，也可以说它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这么一个纲领性文件。

八一建军节快到了，我们在纪念建军87周年的时候，回顾一下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联系我们当前的现实，怎么来把古田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我觉得这是我们对八一建军节的最好的纪念。

今天我就把我的一些认识和各位网友做一个交流，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姜波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730/77632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