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人民忧患党

1991年，苏共亡党。二十多年过去，对于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重大政治事件，今天的人们对其为何亡党依然众说纷纭。近现代以来，苏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因为前苏联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羊，因为苏共在革命和建设年代较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曾受其援助，又与之论战与抗衡。“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苏共的亡党带给了我们太多的震撼与教训。

一、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苏共为何亡党？《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以下简称《居安思危》）一书中列举了如“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等六种说法，但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苏共内部出了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曾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结合《居安思危》书中以及多名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苏共亡党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集团脱离群众，自利和特权思想严重。

苏共执掌政权多年，领导阶层早已失去了当初创业时的朝气和锐气，变得不思进取、暮气重重，慢慢地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居安思危》书中指出：“特权阶层已经不仅仅以追逐自己的享受为满足，还希望把拥有的一切特权长期占有，并且可以传给后代”，当苏共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毫不犹豫地撕下了原来的假面具，公开推动放弃社会主义，走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是苏联剧变后，大批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新贵，占据新总统周围高官总数的75%，新政党领袖中的57.1%，新政府官员中的74.3%。

在苏共垮台前夕，有机构曾在人民中做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了85%。看看，这就是民心！

那么苏共究竟代表了谁呢？不代表劳动人民、不代表工人，就只能代表官僚阶层自己了。历史上，脱离了群众，不论何种性质的政党、不论何种政府早晚都得下台，没有任何例外。中国先贤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斯大林多次在讲话中引用关于安泰的故事，寓意没有人民群众作为大地母亲，再伟大的人物、再伟大的政党、再伟大的事业都要归于失败。不为人民谋永福，汲汲于自身的利益，这样的政党焉能不败！

（二）领导人权力不受制约，指导思想走入邪路。

在苏联模式中，领导人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后期时，由于新换上的主要领导人思想变质，给了他领导下的这个政党致命一击。

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十分严重，大清洗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给西方势力攻击苏联和苏共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口实；赫鲁晓夫独断专行，决策随心所欲，听不进意见和批评；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喜欢阿谀奉承，并且贪欲极盛，本人就是腐化堕落的“带头者”，其家庭成员以及他重用的亲信的腐败行为，使得他执政时期成为苏联历史上腐败行为风气最甚的一个阶段。戈尔巴乔夫抛弃集体领导，常常发表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协调的观点，不喜欢、不愿意倾听他人意见，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作为苏共后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逐渐接受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公然提倡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所谓“新思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公然诋毁苏联制度为“极权社会主义”，鼓吹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由于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其实际权力毫无制约也无人可以制约，导致苏共一步步滑入解散亡党的边缘。等到部分苏共党员要发动“8·19”事件时，已经大势已去、无力回天。

（三）发展路线有缺陷而未能及时调整，消费品生产长期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苏联自建立后就深受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包围，为生存计，苏共在斯大林时代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道路。学者黄宗良将苏联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归纳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轻轻工，重军工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和集体利益、轻个人利益。其弊端在于没有遵循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生产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后历届领导人虽有所调整，只是仍属小修小补、改变不大。

有学者指出，当时苏联深藏着三大矛盾，其一即为党政军官僚高薪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边是党政军官僚有特权还拿高薪，一边是消费品生产依旧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特别是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没有给人民群众、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找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多。因为住房条件恶劣、食品不足、工资低、劳动定额高等原因，人们多次公开表示不满。消费品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在人民心目中折射为制度的反差，产生了无可挽回的历史结局。

（四）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不够重视、反制不力。

苏共在自己选择的制度模式方面存在着诸多致命的缺陷，给了西方反共势力以口实；在此制度下，消费品生产长期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官员与人民、国内的现实与西方生活水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长期积累导致人民离心离德。理论上原本社会主义制度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许多，可现实中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西方发动的“和平演变”自然处于节节防守、逐渐败退的态势，何况后来又有主要领导人思想变质、蜕化为西方资本主义信念的俘虏呢！

二、当前我们在党建方面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自苏共亡党后，我们就一直在不断反思其带给世人的沉痛教训。当年苏共犯下的许多错误，我们党今天是否还存在？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在党建方面又面临怎样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都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所应该深深思考的。

（一）理想信仰方面。我们在理想信仰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表现为其一是部分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主义，信佛信教、关注风水，可谓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倒下的许多高级党员干部中，如韩桂芝每天在家烧香拜佛，还经常进庙宇叩头捐款；刘志军在办公室装置“靠山石”风水阵，逢重大项目开竣工请“大师”择黄道吉日举行仪式；广东揭阳原市委书记陈弘平“每天拿着罗盘，跟着风水大师走”，当地官场和民间对他的一致评价是“极度迷信风水”；李真李春城谷俊山之流都笃信风水，大行风水之事。不信马列信鬼神，这样的党员干部早早晚晚都要出事。其二是部分新发展的党员为追求功利而入党，其实并不信仰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反而在私下里诋毁马列主义、诋毁我党著名领导人如毛泽东等，却对西方鼓吹的民主自由等思潮推崇备至。这一点在极少数大学生党员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其三是部分党员在社会不良思潮的侵蚀下，又受到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逐渐接受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思想上已经背叛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习近平同志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现实中查处的一个又一个事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我们在党群干群关系方面表现是优秀的，值得称道。但令人担忧的是，改革三十年来，逐渐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气息，有恶化的苗头。有人总结了现今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存在着“鱼水关系”、“油水关系”、“水火关系”三种情况。平时漠不关心群众，有事时才想起来要下去，则必然党员干部和群众隔成两张皮，形成油水关系；决策不从实际出发，侵犯群众利益毫无顾忌，则必然酿成水火关系。党群干群关系，抓一抓，会好转；不抓，会松懈；抓紧一点，会稍好一些；放松一点，就会松弛一尺。对于这个顽症，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抓常”“抓细”“抓长”。如果不解决好，我们就有可能要栽大跟头。

（三）纪律和作风方面。表现为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对中央的政令、决策不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而是搞变通，有选择性地执行；不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反而说三道四，小道消息满天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当面阿谀奉承、背后大搞阴谋诡计。赫鲁晓夫在被赶下台前发表“最后的政治演说”时说：“在座的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地、诚实地指出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的建议都表示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其二是部分党员干部贪污腐化，裸官现象严重。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查处了三十多个犯有贪污腐化等不同违法违纪行为的副部级及以上高官，厅局级则更多。裸官现象在沿海一带地区较为突出，这些都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

（四）领导干部权力制约方面。苏共之所以亡党，原因之一在于有一个权力不受制约而思想已经蜕化变质的主要领导人。在领导干部权力制约方面，坦率地说，我们一直解决得不好。不然也不可能发生类似如文革之类的事情。对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权力制约也必须提上日程。不如此，很可能发生倒下一人、供出一片的现象，如所谓的“茂云窝案”等。在历史上，原台湾省委书记蔡孝乾叛变，台湾省党的组织被一网打尽，都留给了我们太多血的教训。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真正对党、对人民负责，就应该从制度入手，解决好领导人权力制约的问题。否则，权力系于一身，造福则党幸甚、国家幸甚人民幸甚，为祸亦必然巨大，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

三、毫不动摇地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抓紧抓实抓好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处于奋力实现中国梦承前启后的阶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辈正当时。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也不可以透支党、国家和人民的信心与未来，将本应属于我们这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推给后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党存在的各种问题，那人民就将受到严重的损失。在位而不谋政，不仅有负人民的重托，也必将身背骂名、有负历史和先人！

（一）严肃整治部分党员信仰缺失现象。严把入口关，在发展党员时切实解决好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坚持宁缺毋滥，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不下任务、不定指标。对于部分信佛信风水的干部，出现苗头及时提醒，多次不听劝阻造成较坏影响的要清理出党的队伍，不能姑息。对于部分“红皮白心”的党员干部，要摆事实、讲道理，多做工作，仍然不能转变的要清洁肌体，保持党的纯洁性，决不能给党留下隐患。

（二）严肃整治脱离群众现象。任何一个政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脱离群众必将亡党亡国。习近平同志曾强调，“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一定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真实地听取群众意见后方可慎重决策。严格执行好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联系基层和群众的制度；深入扎实开展好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努力做到不流形式、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三）严肃整治裸官现象。裸官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其是否有当裸官的权利，而在于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允许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工作人员将资产和亲属转移至国外。对于裸官，不论其是否有当裸官的想法，其行为已经背叛国家和人民，更背叛党和其所信奉的主义！对于裸官，各级纪检部门要调查其财产来源，对于提醒后仍不思悔改的，严肃清理，可以考虑降至科级或以下等级别。

（四）严肃整治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现象。对于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严肃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注重查处发生在老百姓周围的腐败和作风不端行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大力简政放权，确需保留的要制定好工作流程、公开办事程序；抓紧制定、周密部署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边破边立、破立并举，努力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赢得民心。

（五）严肃整治纪律松弛现象。苏共在20多万党员时推翻沙皇专制统治，35万党员时取得十月革命胜利执掌全国政权，554万党员时打败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在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亡党亡国。说明一个党的建设不在其数量，而在其质量，关键时候，质量远比数量更重要；更说明了，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再庞大的党员人数也不过是一盘散沙。我们党今天拥有8700万党员，人数不可谓不多、队伍不可谓不壮大。队伍越是庞大，越是要严明纪律，首先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执行政策搞变通和折衷。同时也要解决好言行“两张皮”，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双面人”现象。对上对下要讲真话、实话，从制度上保障党员干部讲真话实话而不受打击报复，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六）从制度入手，解决好领导人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

这是一个历史性课题。当前的民主集中制仍存在漏洞和缺陷，讲民主时缺集中，讲集中时缺民主，更多地是有集中而民主不充分。这个问题如何较好地解决？需要我们深入思考，采取周全的措施来加以解决。

责任编辑：郑瑜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730/77666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