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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不必对“医学专业难见医二代”纠结
2014年07月30日 15:00
【关注社会】
【事件介绍】
医学专业学生难见医二代 六成医生力阻子女学医
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使命本应让这个职业备受尊重。但事实上,医生的职业光环正在日渐消逝。“医生这行有多辛苦,从小我就耳濡目染,真的不愿意自己再去尝试。”尽管父亲是某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但是今年刚刚高考结束的吴刚(化名)却没有按照父母希望的报考医学院校,坚定地直奔自己喜欢的国际贸易专业。调查显示,不少医生明确表示不愿意让子女再学医。记者调查发现,职业荣誉感降低、收入与付出严重不符、工作中存在人身风险等现实问题让一些医生“寒了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医二代”放弃学医的情况已不是少数。根据医务专业网站“丁香园”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六成的医生明确表示会阻止子女继续从事医务行业,甚至部分医生自己已萌生退意。记者在走访了北大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等几所医学类院校后发现,目前的医科学生中,父母也是医生的已凤毛麟角,即使是那些选择了从医的“医二代”,在选择职业时也大多收到过来自父母的阻止。
调查:近六成医生力阻子女学医
医生作为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以往在人们心目中代表着社会地位高、收入不菲,受人尊重。然而作为“白衣天使”,医生对于自己的职业是如何评价的?日前,面向医生、医疗机构、医药从业者等领域人士的专业性社会化网络“丁香园”发起了一项对子女学医态度的社会调查,结果十分惊人。
向3860名医务工作者发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8.0%的受访者会力阻自己或亲友的子女报考医学院校,仅3.0%的受访者建议自己或亲友的子女学医,其余36.2%持中立态度,遵循自己子女的意愿。而尽管目前从医人员在曾经的高考中都是成绩优等的“佼佼者”,然而在从医多年后,他们也似乎对自己的职位有些“后悔”。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仅有10%的人会选择依然学医,而其余的人则被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专业吸引。
四个临床班“医二代”不到一成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选取了四个本科班级,对班级中学生父母职业是医生的比例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四个班级共155名学生中,父母是医生的只有15人,仅占9.68%。而这些想要成为父母同行的学医的学生中,也有三分之一遇到过来自父母的“职业劝阻”。
在记者调查的四个班级中,三个是临床医学专业,一个是预防医学专业。四个班级的人数都是三四十人,但每个班的学生中父母是医生的都是个位数—最多的一个班上40名学生,有9人父母是医生;其他三个班上都只有两人父母是医生。平均计算下来,四个班级共155名学生中,父母是医生的有15人,占到9.68%。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在15名父母是医生的学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当初高考填报志愿时,甚至现在仍然有来自父母的劝阻。
探因:工作强度过大已成为医生普遍状态
医学专业学生为何罕见“医二代”呢?记者调查发现,原因无外乎三条。首先,当下医患纠纷越来越多,医生的职业环境不好。其次,医生这个职业工作强度很大,但基层医生普遍收入微薄,相对于医生的付出,包括漫长而艰苦的学生生涯和住院医生生涯,这个职业得不到相对应的价值体现。最后,遇到父母劝阻最多的是女生,原因除了职业的辛苦和风险,父母还考虑到医院工作对健康的影响较大,在个别方面女医生的竞争力会弱于男医生。
进入暑期,儿童医院再次迎来了接诊高峰,几乎所有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取消了休假,打起精神,以最好的精神状态为前来就诊的小患者和他们的父母解除痛苦。连续五六个小时的出诊,一百人左右的接诊量,常常是几个小时不喝一口水、去不了一次厕所。在采访中,很多三甲医院的医生都表示,对高负荷的工作量已经习以为常,“连轴转”是医生的普遍工作状态。
儿童医院某科室主任李静(化名)的女儿,两年后即将面临高考专业的选择,尽管从医环境辛苦,她仍然认为,医学是所有学科中对从业者要求最高的,因此如果女儿学医,至少证明了她的出色。“要有精湛的医术、能承担压力、有耐心、有上进心,所以这行的从业者一定是优中选优。”但同时她也承认,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学医,即使勉强学了医,也未必能够顺利“毕业”。“医生已经成为一个‘无条件奉献’的行业。”李主任告诉记者,她每天从清晨查房开始,之后回到门诊开始为患儿接诊,“孩子病了家长都着急,一个接一个地看病人,中间上趟厕所都要一路跑,不然患者就已经在诊室外扎堆了。除了门诊,还会安排医生值夜班,经常是一天下来精疲力竭,有时候忙得都不想吃饭了。”
医患矛盾和收入现状让医生不愿“再苦孩子”
某三甲医院的医患关系科主任吴燕在女儿高考前明确地表示不支持女儿学医。在医患关系科室工作,吴燕日常的工作中处理的大多都是医疗纠纷和医患矛盾,面对一些患者的不理解,吴燕觉得这个行业“危险极了”。
“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辛苦,但医生这一行如今的从业环境实在不安全,我担心女儿在工作中会缺少安全感。”因为女儿今年高考,吴燕和其他几位医院同事交流了报考心得,她发现,在十位今年家有考生的医院同事里,竟没有一家的孩子选择医科专业。“有的孩子学文,有的孩子看到近几年频频发生的伤医事件,天天为父母提心吊胆,自己压根不敢报。”
实际上,吴燕对孩子的择业立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丁香园”所做的调查中,力阻子女学医的医护人员最主要的顾虑一项,近四成人选择了“医疗环境不安全”,此外,“医疗人员不为患者所尊重”、“工作强度大”、“收入较低”等因素也排在前列。
“除了不安全,目前医生的收入确实与付出不成正比。”一位耳鼻喉科主治医师告诉北青报记者,自己的孩子在学医与不学医之间思考了很久,最终选择了报考中医。“中医一般不上夜班,纠纷也少。不过我提醒孩子,如果你希望得到一份满意的收入,从医绝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个案:“记忆里老爸就没陪我过过一个暑假”
“忙,一年到头也很难坐下来一起吃个饭。”在目前正在美国学习艺术的熊超眼中,在部队医院担任副院长的父亲几乎是为了工作放弃了与自己相处的全部时间。“不仅家长会没有去开过两次,寒暑假更是没带我出去旅游过一次,连我过生日,如果他值班,也很难按时回来陪我。”
熊超告诉记者,高考时不少人暗示他,因为父亲的关系,将来他的就业应该会“一帆风顺”,如果选择学医,父亲多年积累下的资源和人脉在他身上都可以发挥出很大的“价值”。然而,熊超坚决放弃了这些潜在的“资源”,选择出国学习艺术。“我不希望将来我有了孩子,也要忙碌得没有时间陪他。”
与熊超的看法相同,在采访中,一位副主任医师正在申请调动到行政部门工作。“小时候孩子依赖性很强,但我正在主治医生的位置,是最忙的角色。现在他上高中了,我的工作相对有些空间,但他已经对这个行业很抵触了,有了阴影。”
“我也有子女,为什么七八月时我不能休假带孩子出去旅行?” 近日,一位临床医生通过12320卫生热线向儿童医院发来投诉,当投诉被转到院长处等待回复时,院长也颇感无奈:“作为医生,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行业,就应该对患者的救助责无旁贷。”尽管同样作为父母,可以理解这位医生的苦衷,然而院长只能选择回复:“作为医生,只能为了救治更多的孩子,而放弃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
现状:医学专业招生仍保持平稳
虽然“医二代”不愿学医,在高招录取中,医学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仍然相对较高。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招办王老师告诉记者,尽管这几年社会上总是流传学医就业环境不好的说法,但北医的生源和招生情况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从高考考生的排名情况来看,北医录取的学生在京多排名1600名之前、在海淀区800名之前,这几年都比较稳定。
“最受欢迎的依然是临床医学专业。”王老师说。今年,北医除了招收本博连读的八年制临床医学,五年制本科的临床医学也恢复招生。北医还有两个专业在本科二批招生,录取分数线今年高达632分,超出了一本线82分,由于生源质量较好,今年北医的二批次还进行了适量的扩招。
“当医生没什么不好,不仅越老越吃香,万一家人有个不舒服,还能帮得上忙。”在填报志愿中,一位今年高考的考生对学医的前景十分乐观。
声音:学医是“屌丝逆袭”的最好途径
“其貌不扬,口才一般,家境普通,没有背景,这样的条件在社会上想要谋求一份好工作有多难?但在医科,只要你够努力够勤奋,业务水平够好,没有人会瞧不起你。”
在采访中,一位目前正在北大医学院学习的医学研究生赵平告诉记者,在非“医二代”背景的同窗中,大家常常开玩笑说,学医是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屌丝逆袭”的最好途径,作为精英教育的专业,可以不依赖家庭的背景和资源,改变自己的命运。
依靠高考时出色的成绩和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赵平如今已在科研和临床实习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认可。“别人四年毕业,学医要学八年,甚至更长,不停地考试,但坚持下去,可以换得体面的工作、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不错的收入,很值得。”
在赵平学医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动摇。本科毕业后,一些不愿坚持的同学选择了药品及医疗器械的企业,当起了“医药代表”,如果得到将一种常用药卖进三甲医院的机会,收入十分令人嫉妒。“三年住院医轮转时,我们一些同学一个月只有两三千的工资,但做了医药代表的同学,一个月赚个三五万也是常事。”然而,赵平明白,比起医药代表这种朝不保夕的工作,医术的精湛和医学的研究能够带给自己更长久的生命力。“那些做医药代表的同学常常开玩笑说,今后需要长期抱我们的大腿,就算我的科室跟他的药没有关系,我的人脉对他也总会有用。”
“医者抱怨”:需要正视的矫情
多数医生都“看衰”自己所处的行业,甚至不惜干涉子女的人生规划,可见这个行业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然而,倘若你在媒体、教育、国企甚至是公务员从业者中也搞一项类似的调查,结果大概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没有多少人像从前那样热爱自己的职业,“不满意”是一种普遍心理。
共通的原因无非是压力大、收入低,与期望值相距甚远,甚至还每况愈下。“白衣天使”和“灵魂工程师”之类的美誉并不能当饭吃,当付出和回报总是不成比例,又看到一些完全具有可比性的同学和朋友生活滋润,难免心生不满。这其中,有些是合理因素,亟需改革以弥补短板,有些则是毫无尽头的矫情,就像有官员认为每天打交道的老板都很有钱,自己也必须要涨工资一样,实属不合理要求。
不属于夕阳行业,专业录取分数线依然较高,没有多少医院倒闭和医生流失,可见对于多数医生而言,生存现状并没有他们所说的那样“令人寒心”。现实中,基层卫生机构已有财政兜底,虽然待遇谈不上高,但压力也不算大;县级以上医院的改革迟滞不前,“以药养医”的局面并未完全打破,所以“压力大、收入低”主要发生在所谓的“好医院”。然而另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外科医生拿红包,内科医生拿提成”的局面也未打破,如果要就医德医风对病患进行调查的话,恐怕不满意度也是很高的。
医患矛盾尖锐,医生过度劳累却又无法获得应有的阳光收入,究其根源,还是由现行“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所决定的,因为医疗机构除了救死扶伤的天职,事实上还承担着从病人身上获利以维持自身运行和发展壮大的职能。这些利益的获得,当然离不开具体诊疗的医生,所以作为创收工具的医生虽然也能利益均沾,但毕竟心有不甘,而那些得不到好处的医生,自然也就心生不忿了。另一面,患者的不信任与有罪推定,只能进一步加剧医患双方的对立情绪,让各种冲突一点就着。
作为医疗行为的两端,如果患者总是不满意,医生就很难收获职业荣誉感。因此,制度安排必须做出改变,只有彻底斩断公立医院的牟利冲动,即让患者花费与医生收入完全无关,才能避免将医患双方放在利益争夺的两极。合理分配医疗资源,让医生凭技术获得阳光下的高收入,让病患信任为自己解除痛苦的医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继续深化医改,让公立医疗事业回归其应有的公益属性。
“六成医生力阻子女学医”警示了什么
由于自己对医生职业不满意,进而力阻子女从医,在一些医生那里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近八成医生不愿子女学医”、“近半医生不愿意继续从医”之类的调查结果,此前也曾见诸媒体,对这类调查结果的解读,与这次舆论对“六成医生力阻子女学医”、“部分医生萌生退意”的解读也大体相同。究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收入与付出严重不符、职业荣誉感降低、工作中存在人身风险等现实问题,让一些医生“寒了心”。总体而言,中国医生的劳动价格长期低于实际价值,这对激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责任感是十分不利的。
与其他一些职业一样,医生最看重并直接影响其从业意愿的因素之一是薪酬待遇。按照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对等的原则和劳动者劳动与回报对等的原则,一个人为了当医生,比社会上多数行业的从业者进行了更高的人力资本投入,在成为医生之后,又比多数行业的从业者付出了更复杂的劳动,因此,医生理当比多数行业的从业者获得更高的报酬。然而在现实中,医生的收入在社会上并不具有优势,在有些地方,医生的收入甚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薪酬成为行业社会评价最重要指标之一的当下,不少医生明确表示“对薪酬不满意”,有关部门及决策者不但应当予以理解,而且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其次,医生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这要求医生应当比其他普通职业具有更高的奉献精神、职业荣誉和道德自觉。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医生的自我评价,而医生的自我评价,一方面取决于其接受医学教育和从医以来的职业荣誉感和道德使命感的培养,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对医生行业的评价——如果整个社会充斥着对医生行业的不信任感、敌对情绪和妖魔化倾向,很难想象医生能够长期“忍辱负重”,以最高标准坚持道德自律和职业操守。当前,社会亟须建立对医生行业的客观认知和正面评价体系,这对构建正常、和谐的医患关系尤为重要。
医生的自我评价和社会对医生行业的评价存在着相互影响、互为强化的机制,改善医生的执业环境,提高医生的职业地位,也有一个“医生自我改善”和“社会改善”相互影响、互为强化的作用。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使医生能享有与其人力资本投入和所付出劳动相称的薪酬待遇,公安、卫生行政等职能部门需要加大力量投入,维护医院诊疗秩序和公共治安环境,保障医生的执业权利和人身权利。另一方面,医生应当坚守职业道德,旗帜鲜明地凸显奉献精神,精益求精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水平,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才能形成“医生自我改善”和“社会改善”互为促进、同步提升的良性循环。
“六成医生力阻子女学医”警示我们,进一步深化医改,改善社会对医务人员的认知,改善医生的执业环境及生存状态,已是刻不容缓。
难见“医二代”不必大惊小怪
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当然行行都有苦衷。“医生”在众人眼里是令人羡慕的好工作,然而,真正深入其中才明白靓丽光鲜外表的背后也有常人无法理解的辛酸,医患矛盾的现实、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社会美誉度的下降都是必须要直面的难题。当然,难见“医二代”并不值得惊讶,各个行业几乎如此,恐怕最容易继承的还是“富二代”和“官二代”。
俗话说“只见人前显贵,不见背后受罪”。医生如此、老师如此、公务员亦如此。哪个行业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胜任的,医生作为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尚且如此,其他行业更不必说。
六成医生力阻子女学医,是为了不想让孩子受自己所承担的职业压力,更表达了对子女将来成才的殷切期望。哪个家长不希望孩子能够取得超越父辈的成就呢?医生或许不想让孩子学医,说不定当老师的希望孩子学医,总之,不会因为“医二代”少,大学的医学专业就冷清。这就好比总有人把婚姻比作围城,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实际上每天走进婚姻殿堂的人并没有停下脚步。
医学专业学生难见“医二代”除了证明各个行业的不易,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当今社会百花齐放,可供选择的职业众多,医生的孩子不一定还要继续当医生,去当老师、艺术家、公务员未尝不可。“二代”难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以往常常听说的“中医世家”、“三代教书”等词汇将来或许很难再出现。
子承父业的情况是特定时期的产物,那时候推行父亲退休孩子顶上、毕业包分配等等政策。如今大学毕业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孩子也不必对家长的安排唯命是从。从某种意义上说,难见“×二代”,不仅不必大惊小怪,甚至是时代进步的体现。
【启示与思考】
“医生力阻子女学医”,当这样的调查结果被以新闻标题的形式放大,它似乎能够获得可以想见的舆论反响。事实上,几乎每一次医患纠纷事件发生后,这样的调查都会适时而出,被用来作为医患矛盾突出的一个证明。比如,前不久的一次医疗纠纷事件后,就有媒体调查得出,“近八成医生不愿意让子女从医”。但细思起来,如此调查与证明的逻辑关联未免过于简单,令人生疑。众所周知,这些年,从教师到运动员,从媒体人到公务员,都有类似的调查来试图印证“行业性问题”。以此而言,“医二代”的减少就更欠缺典型的指向意义了。
不可否认,因为现阶段医疗体制的问题,医患矛盾突出,居民医疗负担重,包括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等,确实会增加医生行业的压力,并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认可度,继而构成对其子女择业态度的影响。但是,对于子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所要考虑的因素毕竟很复杂,简单将其等同于医生对于自身行业的“用脚投票”,难免造成失真。比如,在同一个调查结果中,如果我们择取另一个数据——近四成的医生对于自己子女选择从医表示支持或尊重子女自己意见,调查结果给公众的观感又会大不一样。
有必要看到,种种有关“二代”的调查,总是有意无意预设了一种前提,即从业者希望自己的后代从事跟自己一样的职业才是正常,反之则是不正常。这种推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仍是传统“接班人”思维的延续。但在一个市场经济与逐渐开放的社会,个体所面临的职业选择已非往日可比,一个人对于职业选择所考虑的因素也会相应增加,人的主观性在增强,加之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二代”现象的减少几乎是一种必然现象。
而从整个行业来看,医疗从业者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医,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对于医疗行业的态度。比如,与调查数据形成对比的是,医学专业招生仍保持平稳,即便是医患矛盾多发的临床医学领域,依然最受欢迎。从这个角度看,过于强调从医生的视角理解医疗行业,则有可能呈现出“当局者迷”的假象。调查显示目前医生中的“二代”现象较少,这个结果不排除有作为医生的父母的影响,但还有一个原因更不容忽视,现今的从医者都需通过高考的高概率淘汰机制,这对于任何个人来说应该是平等的。可见,不想从医与能不能从医又是两回事。
毋庸讳言,现今医疗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必须得以解决,它远未达到理想中的职业与行业状态,也理应变得更好。而医疗人员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业,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正视的话题。但用如此调查来反证医疗行业的问题,不仅结果上可能被夸大,更值得警惕的是,其很容易构成一种医疗行业的自我污名化,加剧社会性情绪的对立。当然,如果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类似的调查所反映的各行各业都对于自己行业的评价不高、荣誉感低,其所对应的社会性浮躁或满意度降低,其实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多、国民幸福度不高的一个注脚,这倒值得剖析与研究。但显然,如果仅仅将其理解为行业性问题,则显得过于狭隘。
有网民说,“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舆论对于医生群体总是怀着复杂的情愫。当发生医疗事故、遭遇看病贵时,人们总是站在患者一边,谴责医德沦陷;当发生伤医事件时,人们又同情医生的遭遇。”客观地说,这番话比较中肯地指出当下现实,但也是对当前医疗体制难以有效保障公众健全权益的无力吐槽。
当下的社会,人们的利益诉求可以说是林林总总,但始终离不开市场这一大的“调节器”。在标签化、脸谱化看待某一群体时,人们的认识难免会出现偏差。子女是否从医,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是医生本人及家庭意愿就可以左右的。所以,不必对“难见医二代”纠结。个人到认为,更有必要了解年轻人自己喜欢的职业,更有必要让家长脚踏实地的培养自己的孩子,而社会只需要提供更好的平台,其他不妨把它全交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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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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