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农村老人频自杀，悲情故事何时不再？

 

【舆情关注】

【事件介绍】

农村老人自杀现象调查：在当地或被视作正常合理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万人自杀人口不足10例。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个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2300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

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缓解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4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由老人们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80大寿，协会去送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过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老人少了。

研究了6年农村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关注。“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放大农村养老困境

这项研究枚举了很多反差。有一个是：中国自杀率十年连续下降，全世界最低，而农村老人自杀率却连续十年逆势上升。这很耐人寻味，表明农村老人这群体近十年已经步入“最易绝望”的群体。还有一个是，老人说的“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河）更可靠”。这说明了，养儿防老已到了不可期的地步。

对于农村老人自杀问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不得不说，这是农村家庭的传统价值模式的写照，年轻为子女也是为了子女能给自己养老。但是，时代的变迁，既定的规则与秩序，早已无法调节现有的真实。

农村老人自杀变得普遍，基于同类相怜的情感，令人心酸不已。然而，对此或许不能全怪子女不孝，在时代前行的滚滚车流中，社会经济高度分化，这些正处在中年阶段的群体，本能产生出集体焦虑，他们要为生存而战，要为子女而拼，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但是，这样的现实而冷血的选择，无疑是对人伦道德的最大伤害。

仓禀实而知礼仪，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任何道德的苛责都于事无补。农村老人自杀所具有的普遍性，是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凸显农村养老困境。对农村老人来说，儿子靠不住，那该靠谁呢？在老人们“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最基本的需求，由谁来满足？据数据统计显示，今年我国老年人总数达到2亿，在未来几年类将保持每年800万的增长，而这其半数以上的为农村老人。这个庞大群体的养老，显然不可能由其子女全部承担，更何况他们的子女也承担不起。

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相对滞后的情况下，缓解这一矛盾，最急需还是强化对农村养老的反哺力度，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分担子女养老的压力。同时，鼓励和引导农村老人“抱团取暖”，创造条件把老人集中起来居住，相互照顾，相互为伴，并辅以必需的公共服务。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让农村老人放弃用自杀来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的痛苦。

 

老龄化社会法律服务须全面跟进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加速，亲情伦理的断裂正在很多农村地区愈演愈烈：出去务工的中青年在外面临着较大压力，无暇顾及老人，逐渐将亲情抛之脑后，与白眼狼无异；留守在当地的老人从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又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越来越感到自己成为多余的人，最后只好选择一死了之。

农村老人自杀率偏高，是农村养老困境的真实写照。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无论子女还是老人自身的经济状况都要好很多，故而不至于走到被逼死的份上。但是农村老人尤其是农村空巢老人，几乎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角落。尽管媒体上屡屡呼吁要给予这部分人群更多关爱，但这些年来其实际状况恐怕谈不上有太多起色:被逼自杀者有之、被谋财害命者有之，甚至被性侵者也不乏其人，堪称是弱势中的弱势、底层下的底层。

我国已经大步迈入老龄社会，在这场老龄化冲击波辐照下，各路人马纷纷登场、各施所长。某些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从中嗅出商机，诸如以房养老、养老土地招拍挂、数字化养老等等一时间纷纷粉墨登场，大大小小的资本也是厉兵秣马，问题是究竟这些养老服务市场化举措服务于谁?本意何在?又有多少人能享受到?在农村老人不断走上绝路的惨淡现实境况映照下，养老市场化还是先歇歇吧。

养老体系建设和养老服务完善不能总是把眼光盯在硬件和钱上，这样一来很容易将养老变成一场生意，失掉最应该有的人文关怀。对于许多走上一条不归路的老人而言，如果回顾他或她最后的人生轨迹，往往都能找到权益有意无意受到侵犯的痕迹。因此，养老服务应该高度重视软件建设，尤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和老龄化社会双重冲击下的养老服务，更应该重视为老人们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

去年，一直被呼吁的“常回家看看”终于写入法律，司法实践中也随即出现相关案例。但是对于大多数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来说，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可能会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面对不时发生的养老悲剧，应该依法优先将面临困难的老人纳入法律救助对象，为老人维权提供各种帮助，并酌情减免困难老人的诉讼费用。还可以开通老年人维权热线，由专业律师为老人义务提供涉老法律方面问题的咨询并答疑解惑。这些工作无疑需要各地加大投入和保障，也可以考虑与市场化相结合，关键是要下定决心去做。或许只要拿出在养老市场化道路上狂奔一半的劲头，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

【启示与思考】

连死都不怕，却为何怕生？当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之时，我们不仅要追问的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老人戕害自己变成了“心安理得”。在报道中得到的结论是：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

做个横向比较。城镇老人依然也面临着生存困难，也要尝受着病痛疾苦，但为何就不会轻易走向极端？转型期中国，有个别的人情伦理之割裂，但也有城乡医保和最低生活保障逐步打破了二元化的对立。农村的医疗落后，却也有慢节奏生活带来的那份安逸。另外，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隐忍和承受已经融入了农耕社会中的老人血液里。在生命面临爬坡迈坎之时，他们的原动力应该比城里老人更足些。

诚然，农村空心化导致伦理断层以及亲情被稀释，导致养儿防老的老人们最终算盘落空。但过多强调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由于人口大流动，很多城市里的老人也是空巢化严重，但对于生命的呵护却并没有一点褪色。另外，农村的传统意识强烈，晚辈对老人的赡养和照顾还是处于乐观状态。而像新闻中所说的“质问病榻老人怎么还不死”的案例，毕竟还是极少数。

我国的老年人将会越来越多，据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怎样让农村老人安享晚年，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大问题。防止农村老人自杀，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对国家而言，要进一步健全农村老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提高养老保险标准、医疗保障待遇等等；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孝道作为重要的宣传教育内容。对地方政府而言，要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及社会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矛盾。对社会而言，要多建立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工会等社会组织和机构，切实为农村老人提供必要的帮扶和维权。对农村老人来讲，要敬畏生命，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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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807/7775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