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的三次整风看邓小平的党风建设思想

 

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政治本色、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更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主政西南时期的邓小平同志，在高度重视西南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坚持践行“两个务必”，对加强和改进西南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锐化腐朽思想的第一次整风

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进驻重庆之日，正值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之时。邓小平曾经分析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的地位，还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在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早在湖南常德时，邓小平就对进军大西南的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他指出：进城后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纪律严明，爱护群众，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然而，尽管有邓小平的预先告诫，但是随着西南的解放，大西南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胜利的形势面前，西南党内部分同志中产生了贪图享乐，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有些党员经不起进城的考验，发展到贪污腐化；还有的甚至对自己的婚姻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闹着要“改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行为也逐渐多起来，统一战线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思想有所抬头。突出表现在：

第一，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首先表现在征粮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有的部门为着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捆打，采取游行罚跪等错误作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在税收工作中，部分地区提出只要有交易行为，就得收税。如有收草鞋税，十个鸡蛋收三个，三斤酒收一斤米的事。其次是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如个别地区在接管国民党政府公粮时，部分干部工作中的粗枝大叶，不认真核对粮仓中的库存，只加上一张封条，就算接管了，造成许多“空仓”，致使国家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重庆某厂军事代表，由于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作风，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到工人的主人翁思想得不到发扬，发生了车间秩序混乱、工人磨洋工、坐厕所、松马达、关纱车等现象，坏人乘机破坏机器，严重影响了生产。

第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问题。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还需要统一战线，在部分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疑惑、动摇。虽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党的再三督促之下，不少地区已开了，有的还开得较好，但在党内干部思想上还是有问题的，比如：有的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在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有的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吃不开，因而对于统一战线发生抵触。在具体工作上就是，在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上，有的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

第三，享乐思想和腐化行为的问题。当时在少数老干部中主要是闹个人享受，婚姻和等级待遇问题。有个别干部公开表示：“我有两个问题要求组织解决，一个是讨老婆，一个是要地位。”西南公安部一位干部竟说：“不让我当处长副处长，让我当科长不干。”某医疗队干部中有比水笔、比皮鞋、比花被面子的所谓“三比”。闹离婚，闹改组的现象较为普遍。

针对上述不良倾向，一贯重视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邓小平，在领导西南各方面的工作中始终采取各种措施转变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提高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1950年5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西南局第二次会议讨论布置整风。会上，他严肃指出：“不整好风政策贯彻不下去，与党外合作也合作不好。”“整风的目的是整训干部，使干部从检查工作中发现优点与缺点，发扬优点，缺点改正”，“以达到思想政策水准提高一步，使今年工作任务更好的完成”。同年6月，邓小平在重庆市委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作整风问题的报告，他联系党员干部队伍的实际，明确阐述了整风的目的、内容和要求。邓小平提出，不仅要通过开展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还要通过开展整风，纠正两种错误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锐化、腐朽思想。

为什么会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呢？邓小平透彻的分析道：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如果“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不成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这就叫做“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统一战线要求把可以争取的人争取过来，缩小敌人的圈子，以便打到主要的敌人。关门主义则相反，“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变成狭隘的宗派，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锐化、腐朽思想，“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党第一次整风，从1950年5月发起，到同年9月结束。通过整风，使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得到了遏制和纠正。

 

二、反对骄傲自满、包办代替和无政府主义的第二次整风

第二次整风发起于1951年五六月间，它是在西南战役中四十余万起义或投诚的国民党军的改造工作已告完成，九十万土匪被消灭，所有较富庶的腹心地区和交通要道都已净化，城市工作逐渐走上轨道，社会秩序逐步建立，1949年度公粮已基本完成，农村封建势力已经受到初步打击，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800多万人，农村基层政权已初步建立，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第一期土地改革即将结束，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形势下进行的。

在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西南党部分党员干部中滋生了骄傲自满、工作中不讲政策、不讲纪律、包办代替和无政府主义。具体表现为：

第一，骄傲自满、松懈麻痹。有些同志只看到和满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取得了一些初步胜利，群众初步的发动，而没有看到许多地区贫雇农并未充分发动，顽固的较大的封建地主并未受到应有打击。因此，认为“大事已定”、“天下太平”。封建势力已“打的差不多了”“该松一口气休息了”因而也就不学习党的政策，不愿再做艰苦的深入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工作中不是采取耐心细致由点到面，稳步前进的办法，而是采取急性、粗糙、刮大风的办法。甚至强迫命令、脱离群众。

第二，包办代替的作风。在建立和整顿农民协会组织中、分配斗争果实中、划阶级成份中表现出来。对这些重大问题，不去运用民主讨论的方法解决，常常是少数干部的决定。如贵州清镇芦荻哨村改选农协主席时，干部见内定应当选的原农协主席碗里投的包谷米少，干部抓了把包谷米投放其碗内计票。铜仁六区有个干部端起机枪站岗放哨，强迫群众开会，人称之为“忠心耿耿的包办代替”。川东长寿某区开斗争会，事前不深入发动群众，而去专门讲求形式，会场扎三道牌坊，设男、女宾席，座钟、花瓶陈设整齐，但开会时群众一言不发。有些地区在分斗争果实、分土地、划成份中不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群众提了意见就要群众“反省检讨”，结果群众有话不敢讲，所谓“分啥就是啥”、“划啥就是啥”。

第三，无政府主义现象严重。川南有的地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不分首恶与次恶，杀了一些可杀与不可杀之间的。有的地方对死刑者不经人民法庭判决，有的不报上级党委批准。杀人根据片面材料，甚至搞假材料，审查批准手续废弛。

针对上述苗头，邓小平及时布置了西南第二次整风。邓小平指出：“全区干部从五月起进入整风，总结前一段经验，（包括镇反），准备第二期土改和布置今后镇反，方法仍是肯定成绩，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毛泽东批示，向其它几个大区的负责人推荐了西南的做法：“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

当时的西南，有20万党员，大部分在军队中，由进军外来的地方干部、军队中调到地方的干部及地下党员共计9万人，其中地下党5.6万人左右。邓小平深刻地分析道：因为一年多来西南工作做得好，党内“正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部分同志工作不如以前兢兢业业，不大注意发现和改正缺点，命令主义重新增长，享乐思想又在抬头。显然，这些脱离群众的倾向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因此，西南局确定今后党内指导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求西南各级领导同志随时注意在思想上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组织上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在工作中反对命令主义。”

这次整风，经历了三个月（1951年4、5、6月），主要是检查1950年下半年以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第一期土改、镇压反革命等任务的执行情况，摸反封建的底，了解群众发动的实际情况，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并布置第二期土改和某些边沿地区完成减租退押情况。这次整风，由于方针明确，西南局抓住主要问题，方式较好，时间虽短，收效很大。如贵州省，抓住一些典型的乡和村，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了解封建势力到底被打到什么程度与发动群众的程度，然后据此经验，党员干部作普遍检查，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教育全体。对于干部严重违法政策、贪污腐化的现象，进行了毫无留情的批评，帮助了领导，教育了干部，同时也教育了西南广大人民。

 

三、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第三次整风

西南的第三次整风发生在全国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背景下。1951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西南局直属机关党代表会议上作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对在西南开展“三反” 运动进行动员部署。他说：“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胜利情况下的严重问题。“两年来，我们发现个别贪污事件也作了处理。但总的来说，对这个问题是麻木的。”“如果现在还不坚决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而让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那么，我们就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提出：“我们在最近两个月内，务必集中力量搞好这场运动，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我们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接着，西南局决定停止原安排的整风学习，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

西南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具体表现为：

第一，贪污的情况。根据西南人民检察分署不完全统计，西南从1950年1月至1951年7月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共发生贪污渎职案2042件，案犯3317名。这就说明了贪污现象的严重。

第二，浪费的情况。在西南局，办公杂支的超支现象和事业费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请客和招待方面的浪费很大。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检查春季种痘工作，浪费出差费三百七十万元（旧币）；工业部由于布置检查不够，在造螺丝钉时浪费了材料，结果未能按期完成任务；贸易部把菜油倒进桐油库里，降低了桐油质量，影响了出口。在西南军区，在营房建设方面，后勤部门修建营房五百亿（旧币）以上，其中大部分是不应该修的，如强调“永久性的标准建筑”，大肆修建洋楼、礼堂、饭厅、花园和澡堂。另一方面急需建筑的却未建筑，如后勤部油库还有八千桶汽油、车胎等仍在席棚下日晒雨淋，有的战士还在住帐篷。

第三，官僚主义的情况。贪污浪费成风，工作不深入，群众发动不够，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是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在党员干部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是少的，而所谓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则是严重的。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坐办公室，批公文，终日忙碌，没有时间到车间。开会多、会议长、文件多、指示多、报表多。

邓小平认为“三反”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的一场运动。他亲自挂帅，出任西南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他主张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击败贪污分子的阴谋、抵抗，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就是打败贪污分子的最好办法。”具体方法有：广泛而深入地做动员工作和教育工作；普遍号召坦白和检举；适时宣布对贪污分子分别对待的方针；奖励和支持艰苦朴素的同志，并以他们为运动骨干进行这场斗争；党内外一起动员，严重的典型的贪污事件，必须在报上公布或组织公审；各单位建立必要的制度，订出增产节约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等等。

西南的第三次整风是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并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在总结“三反”运动中指出：通过“三反”，清查出一批贪污分子，打击了一批“老虎”，暴露出了严重的浪费现象，揭露出许多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现象；通过“三反”，纠正了许多官僚主义，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了教训，改善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浪费大大减少，挽救了一批小贪污分子，包括一部分大、中贪污分子，清算了资产阶级思想，进而交代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社会关系，党和政府对干部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了。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与工作作风，是这个政党政治素质和组织力量的具体表现。其党风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这个政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及其对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从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长期从事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直高度重视。进入西南以来，他更是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通过讲话、作报告、发文件等多种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从收录在《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的文章来看，典型的代表作有《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克服一切享乐腐朽思想》《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担负艰巨的任务》《克服享乐思想，反对铺张浪费》《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对党员干部要求更加严格》《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传统》《坚决进行“三反”斗争》等十余篇，使西南党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逐渐走上常态化。与此同时，邓小平借鉴我党历史上整风运动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当时的中心工作，在西南党政军中广泛而深刻地开展了三次整风，对克服西南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无政府主义、享乐主义和贪污腐化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是党在执政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的成功探索，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通过梳理邓小平领导的西南三次整风的实践，我们有三点启示：

第一，加强党风建设，是践行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忠实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宗旨。1944年9月8日，在为战士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以“为人民服务”为题，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是对这一宗旨在思想上的具体要求。主政大西南期间，邓小平忠实地践行了这一宗旨。早在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就要求从解放区到西南的干部：“人人都要抱着为西南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不是去当统治者，不应以解放者自居。” 1950年7月，邓小平提出了“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短短12个字，阐明了政府的性质是人民的，政府的使命是为人民的。针对西南党内多次出现的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不愿艰苦奋斗，不愿为人民服务的错误思想行为，邓小平进行了三次整风，突出了党风建设，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也深化了党员干部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还进一步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主张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几个条件来检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效果，并于1985年提出“领导就是服务”的全新理念，从而把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

第二，坚持群众路线，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最好途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也是党所有工作的生命线。在群众路线问题上，我们党既取得了可喜成绩，又有着历史的教训。进城以后，西南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忘记了党的群众路线，丢掉了党的优良作风，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使各项工作受到了影响。邓小平严肃批评一些干部，看似工作十分努力，但由于脱离群众，没有完成任务，犯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 “忠心耿耿的包办代替”（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普遍存在是：坐办公室、批公文、终日忙碌，没有时间或不愿意到车间。”为了切实改变这种状况，他十分强调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要求：“司令官要到前线，即领导干部要下去，区党委到地委，地委到县，或到某些地区亲自去搞典型示范。”他认为，这是“纠正官僚主义的良剂。”因此，西南的三次整风，通过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严肃批判，使西南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认识到这三个主义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严重危害，从而较好地克服了三个主义，在工作中坚持了群众路线，党群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党的各项事业得到群众拥护和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第三，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贪污腐化是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必然要求。进城前后，邓小平强调要以李自成为鉴，要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这是由于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从革命党变成领导全国的执政党，帝国主义希望我们失败，大资产阶级说城市是个大染缸，“解放军红的进去黑的出来”，共产党能否巩固红色江山成为严峻考验。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称之为“进京赶考”，邓小平离开湖南常德前往重庆称之为“过好胜利关，不做李自成”。因此，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贪污腐化，便成为入城前后的第一课。邓小平一贯主张，坚持“两个务必”，端正党风，关键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多次强调，纠正享乐思想，反对官僚主义，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以身作则非常重要，“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邓小平严格规定了高级领导干部的住房、车辆、伙食标准以及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车辆是从国民党缴获来的美式“中吉普”，伙食标准按师一级供给，下连队、下基层调研一律不搞接待，与干部、战士共同进餐，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出，一律步行或骑骡马。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给西南带来了一股清正廉洁的新风。与此同时，在三次整风中，邓小平对各种贪图享乐、腐朽堕落和贪污腐败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严肃的组织处理，较好地克服和纠正了上述腐败现象，进一步纯洁了组织，增强了战斗力。五十年代初期，成为人们怀念的党风、社会风气最好的一个时期。

邓小平领导的西南三次整风，针对解放初期西南党组织存在的贪图享乐、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腐朽堕落和贪污腐化现象，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对加强西南党的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认真总结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党风建设思想，对我们今天正在开展的聚焦作风建设，狠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主义）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为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处长，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818/7784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