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鹏：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整体方向及其效果预期

 

各位宣讲家网站的网友朋友好，我是易鹏！今天和大家交流一个话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就是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我会从户籍制度改革的来龙去脉，和以前户籍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我们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乃至未来可能达到什么效果，这几个方面和大家做一些通俗的沟通和交流。

“户籍”这个词应该说时间并不长，严格讲，中国第一次出现户籍管理制度是在1958年，1958年中央政府出台了户籍管理的制度，从1958年开始，人就和户籍关联在一块了，有了户籍关联在一块，户籍背后就附带着很多的利益，比如说教育、商品粮、工作等等，当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流行的词叫做“城市户口”，吃国家粮，一个是农民。

当时为什么会出现户籍制度管理的方式呢？和当时大背景有关系，因为5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的国际形势比较严峻，和苏联的关系也处于紧张，和美国当然处于敌对的状态，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国家战略重点是放在工业，尤其是放在两弹一星，整个国民经济的重点往这儿一放以后，他们也感觉到，目前农民在农村生产的粮食通过测算以后发现15%左右的粮食能够成为商品粮，也就是说农民种粮以后15%左右能够多余的供给城市里面的人。由于当时城市的人主要从事重工业，两弹一星的工业，他们也没有更多的轻工业，所以并没有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完全靠农村农民供给才能稳定下来。当时考虑如果不对于城市人口进行一定计划经济的管制，也可能很多人流入到城市，而城市粮食供应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就顺势而为推出了户籍管理制度。当时户籍制度很重要的一点，除了农民和居民这个区别以外，当时也不鼓励农民过多的在农村之间、农民之间流动，希望以农补工，尤其补重化工业，所以这种大背景之下1958年就出台了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出台以后自然而然就附带着各种福利跟在上面，尤其是国家粮，当时粮食配给他。

从1958年到2004年我们一直采用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区别，当时在1958年采用这种户籍管理制度，用计划经济的思路来推动中国两弹一星的建设，来推动中国重化工业的建设，在当时的背景下有他积极的意义。但是随着时间变迁，尤其随着1978年邓小平同志带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的潮流以后，就发现户籍制度中间不但不成为正能量，日益成为一个负能量，户口就成为了一个枷锁，表现出来负作用就越来越明显。

比如说有几个方面的负作用比较明显，第一，由于户口使得城里人进不了乡，乡里人很难进城。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国家有2.6亿农民工，绝大部分他的户口并没有落户在城市，而是继续是农村户口，基本上是农村户口所在地，这种要素就得不到充分的流动，因为只要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要素要得到充分流动，一定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都知道，小平同志带着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打开了国门，面向世界开放，促进了中国各种要素和国际要素的流动。比如当年中国的要素劳动力，密集型的劳动力和当年世界上产业转移相结合，可能先期结合在苏州、东莞，解决了中国大量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也带动了东莞、苏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农民到城镇落户，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在全世界产业格局当中带有大的比重，最终结果也推动了中国经济总量成为第二，也推动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子比30几年前好过多了。

这些东西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开放，如果当年闭关锁国，自然而然我们得不到这么一个条件。但是户籍制度使国内形成了，尽管可能不叫国中国，但是形成了一定的分割。举个例子说，像一个北京的人，在北京生活，外地的人到北京来，他在北京很难落户。2013年最新的数据，北京的人口有2100多万人，但是北京常住人口中间有800多万人是没有户籍的，我们统计一个地方的人口喜欢用常住人口这个指标，而常住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待了半年以上叫常住人口。所以说这800多万人他没有北京户籍、没有北京户口，他生活在北京城里面，尽管他既在北京城里面工作、创造价值、奉献自己，但是他相应的和北京市民中间户籍背后的公共福利差别就比较大。举个例子来说，比较热门的异地高考城市，当前全国28个省市已经放开了异地高考，但是北京、上海没有放开异地高考。异地高考什么概念？我户口即使不在北京，我在河南工作，我在河南打工，我小孩在河南的打工学校，或者在义务制教育的学校读书，他就可以在河南参加高考。

 

但是北京和上海没有放开，为什么？因为北京和上海在高考中间受的利益比较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全国人都统一一个分数来考北大和清华，那么也就意味着可能在北大和清华中间很难看见有北京户籍的北京考生，因为他有户籍的红利、户籍的受益，使这部分人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参加高考以后自然而然可能用比较低得分数，有的比山东、湖南、湖北全国高考分数比较高的生低几十分、上百分的成绩都可以上北大、清华，这就是户籍背后的利益。而这种利益，目前由于利益越来越大，导致了分割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导致了要素又得不到充分的流动。而且由于利益和差距越来越大，就很难快速的推动这两种利益中间能够妥协、能够中和，能够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或者外地人在北京或者别的大的城市落户的情况。

这种案例都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能得到充分的流动，所以即使我在北京小孩读了高中，他也必须要回到他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所以这种要素得不到充分的流动，人口得不到充分的融合，就直接导致了要素不能充分流动，阻碍了我们经济发展，阻碍了我们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建设，阻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这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第二个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由于户籍制度背后蕴含着教育、养老、医疗等等各种福利，这种户籍中间不能够变成一个平面要素充分流动，人也不能够轻易在城市落户，就直接导致了我们中国在全世界罕见的现象，就是农民工这个现象。农民工这个词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实际上也就是说中国有2亿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里面，主要从事了制造业或者传统服务业，这种产业中间来工作，他工作的时间有长有短，长则已经有10年、20年，但由于户籍没有改革，难以落户，所以他们这部分人就成为了夹生层，他们这部分人既是在城里面待着，但是很多福利还是留在他出生地或者户籍制度的农村。

我们就发现有比较奇怪的现象，或者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就是每到春节中国的大城市就冷冷清清，中国的春运一票难求，坐火车人挤人，当然这几年有所改善，高铁发展以后，但是前些年我们在东莞、在北京、在上海看到农民工回家乡的时候，大量的拥挤程度乃至很多记者拍摄的镜头，让我们潸然泪下，有人从火车的窗户中间把人塞进去，这就是农民工由于在城里面没有户籍、没有住房，使得他成为候鸟式的迁徙。

现在来看，第一代的农民工，80后之前的农民工，他们会种田、能种田，如果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回到农村，他们也热爱自己的家乡，他们也习惯农村的生活，所以他们可以做候鸟式的迁徙。现在不行了，现在80后的第二部分农民工，绝大部分不会种田，也不愿意种田，即使他家乡在农村，即使农村里有一亩三分地，有宅基地，有耕地，也有村集体的财产分配权，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了，因为通过他们的经历深刻的认识到城市比农村而言可以让生活更美好，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是照以前的户籍制度，把这一部分人还是拦在城市之外，拦在户籍制度大门口之外，那么这部分人他就在城里不会安心。但这部分人他也不会回到农村里面，所以如果说极端一点的话，他就可能成为城市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或者对城市或者对社会的稳定造成潜在的巨大的压力。所以这种东西，户籍制度不改革，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他会阻碍城镇化的进程，影响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也会对社会稳定造成隐患，所以户籍制度导致这么一种负面的作用。

 

当然第三个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没有得到充分，公共服务均等化没有实现同步，也就是说户籍背后根本一点就是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我们现在提出就是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这种背景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现在不能够让户籍制度改革往前走，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他的未来，对养老、对医疗就充满不确定感，他趋于保守，更多的储蓄，他是为了规避未来的风险。如果我们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每一个老百姓背后都能够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他有一些养老、医疗、教育等各种公共服务的基本保障，他就敢于拿出现在的钱进行消费。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前中国经济要想发展，投资日益饱和，我再靠投资要素驱动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难以维持，所以中国经济必然要找以消费为主导、结构调整的路径，而消费要想成为主导，就必须让老百姓口袋里有钱，同时要敢于发现。

而户籍制度以前这样的模式让老百姓中间，尤其是农民，对未来社会保障没有太多的信任和兜底的情况下，他即使有钱也不敢花钱，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总体而言我们农民还是没有钱，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通过加大投入等多管齐下增加农民的收入。关键一点，即使农民收入提高以后，也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放心，敢于消费，促进中国经济调结构，发展。

第四个方面，由于户籍的交待，实际上城乡之间形成了一个门槛，使得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城乡之间的收入，城乡之间的发展状况差距很大。举个例子说，我们现在都埋怨我们的空气质量很差，我们在北京看到雾霾PM2.5，当然全国很多地方PM2.5都很严重，所以中央搞空气清洁行动，降低PM2.5，使蓝天白云早点回来。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一点，我们环境保护中间除了雾霾以外还有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可能比雾霾空气污严重。雾霾让我们立马就能感觉到，就知道，就在眼前，视觉就能看到，呼吸能感觉到，但是水和土壤，我们通过食品进入到口里面感觉没那么明显，但是我们农村环保的设施条件远远要低过城市。城市中间90%以上的城市都有污水处理厂了，我们有垃圾处理的设备，但是农村里面，污水处理，垃圾绝大部分都是随处丢，导致农村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比较严重。再就是，农村种植中间大量滥用农药，导致我们土壤中间污染现在也在加剧，这就说明城市和农村之间发展状况差距是比较大的。

同时，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全国目前而言，城市居民收入大概2.7万左右，农民的收入只有6千不到7千，差距基本大数在3：1左右，就是说农村的收入只有城里人的1/3，所以农民日子过得很艰难。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我认为一点很重要的，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是根本，而我们富裕起来目前最重要的主战场就是农民，而要让农民能够提高收入，以前的户籍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之间割据这个局面必须要改变，所以这个应该说户籍制度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还有歧视的问题，今天会看到海青国民媳妇演的电视剧里面，发现农村婆婆和城里媳妇之间常常发生矛盾，户籍上面写的是农民，很容易导致社会歧视。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国家让老百姓生活更好过，很重要一点是提供一个内心非常从容、优雅的生活，身份的歧视可能是不优雅、不从容的，等等各个方面，应该说以前户籍制度存在，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不适应的要求，也出现了很多负面的东西，也阻碍了我们对中国梦的实现，也阻碍了中国改革进一步的深入，也阻碍了老百姓日子更好起来，也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前面讲的问题应该说各界都已经认识到，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间户籍制度改革也是重中之重，同时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上个月7月份，国务院就颁布了中国最新的户籍制度改革这么一个方案。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应该说已经往前扎扎实实迈进了一步，对这个方案应该说总体要足够的肯定，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方案。中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出现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区别，就是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从1958年这么长时间，几十年而言，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称呼在2014年划上了句号，未来中国没有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之说。第一个，有利于消除歧视，第二个，解决了公民争议，也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

 

根据以前的这种情况，因为户籍制度改革，考虑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我们要想清楚，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原则、方向要想清楚。第一个原则，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什么叫以人为本？就是要想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里面我略微解释一下，公共服务，大家都知道，一个城市的居民有公共服务，医疗、养老、教育等等，这是基本公共服务。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你要享受非常高的公共服务难度确实比较大，当前中国的公共服务差距最大的，我自己讲，就是黄土高坡到北京，应该说我们农村也有公共服务，农村也有养老服务体系，但是标准非常低，在养老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没有合并之前，农村的养老一个月就是50块钱到60块钱左右，城市居民大概是100块钱左右。但是企业而言，企业的养老，像上海现在将近3千多块钱左右，这个差距一个月从50几块钱到3千多块钱，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而言，中国公共服务水平最高的可能是北京、上海，目前以不同的口径来测算，如果换算人民币的角度讲，北京和上海一个户口的含金量最低也是50万以上，而在黄土高坡这个户口的含金量可能也就几万块钱，所以差距而言可能十倍以上。

但是中国如果每一个地方都享受像北京这种公共服务的水平，可能是很难支撑的，因为北京的公共服务摆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北京市的财力比较雄厚，北京市自己去年地方财政收入就有3700多亿。所以北京而言，户籍人口只有1700万人，有3700亿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中央部委，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用在这方面的钱。而像河北，就是北京周边的，河北有7千万人，但是他的省级财政收入只有2千多个亿，所以你想人口多、财政收入少，北京人口少、财政收入高，所以这个背后体现在这个地方有户籍的人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会比较大。所以如果全部按照北京这个标准而言，中国国家的财力可能支撑不起，就是我们提出来，我们要推动的是基本公共服务，使我们降低这个标准，我们看齐。事实上在欧洲，我们讲希腊这种国家，经济实力并不雄厚，财政收入并不充足的情况下，采用过高的社会福利政策，导致了一个政府基本上快破产的阶段。这条路，因为中国毕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这个实力达到，我认为第二个角度讲，也不宜提倡高福利的角度，所以我们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就是保基本，兜底，不能保大家衣食无忧，大家可能一天到晚到地中海度假，这种方式不能鼓励，要提倡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尊重群众意愿。因为推出户籍制度改革，事实前几年有些中小城市早就放开了户籍制度改革，但是很多农民不愿意进城里落户，我到一个地级市去，我问他们的地方官员，他们告诉我，去年他们只有3个农民落户到城里，农民为什么不愿意落户？因为农民是务实的，他是看到眼前利益的，他们认为在中小城市落户还不如守着自己家里一亩三分地，有宅基地，有宅基地使用权，有耕地的承包权，用我们专业词汇叫用益物权，就是使用的权益带过来的物权。

第三个，他们有村集体的承包权，村集体的财产分配权。当然村集体的财产分配权对中国绝大部分农村而言基本上没有，主要集中在城郊村，比如北京周边像朝阳、海淀城中村，他们而言每年通过村集体分派的红利就非常大。所以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愿意，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尤其中小城市户籍，放开感觉含义不大，当然如果要把北京、上海的户口面向全国的农民都放开，我估计可能很多农民就进来了。但是国家的经济实力承担不了，同时从一个中国空间合理布局、人口科学分布的角度讲，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人口都装在北京、上海、广州为数不多的几个篮子里面。所以尊重群众的意愿，不能拔苗助长，不能搞强迫式的方式通过农民来做。

第二个原则，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因地制宜，中国的国土面积非常辽阔，每个地方发展阶段完全不一样，我们既有北京、上海，同时有贵州、有甘肃，也有南疆，这种地方发展的阶段和状况完全不一样，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也不一样，产业支撑的水平也不一样，如果采取完全一刀切的方式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那是不成的。所以中央就采取了要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式。区别对待主要体现在什么概念呢？要推动不同城市采取不同城市落户标准。

举个例子，这次中央对于人口角度讲，对中小城市基本全部放开户籍落户的限制，只要愿意来落户全部放开，对大城市合理确定城市的承载力，采取这个使用一定的标准，主要是以有工作和住房，这个住房可租可买，都可以标准，当然也可以采用你在这个地方交社会保障这个标准。但中间又分几类，那就是说你在100万以上的，到300万之间的，可能中央政府明确要求，最长不能超过交生活保障3年，就是说你在交社会保障了、社会保险就可以落户。第二个，有300万到500万的这种城市，可能而言不能超过5年，就是说最长不能超过5年，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要求最长不超过5年他就能落户。这种落户背后，当然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可能严格控制了，采用积分制的方式。

 

这里要补充一个知识点，中国城市分类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中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标准是什么，因为明白这个标准以后才知道放开的是哪类城市，控制了哪类城市。我们到现在为止最新的标准是这样划分的，100万以上属于特大城市，第二个，50万以上属于大城市，20万到50万之间属于中等城市，20万以下属于小城市。这里面有个前提，讲的是常住人口，而不是讲行政区划的人口。因为按照行政区划的人口，比如河南的周口和南阳，河北的保定，行政区划的人口都100万以上，但是他主城区人口也就100万，有的还不到100万，周口不到100万，按照以前的标准属于大城市，100万以上属于特大城市，但是这个标准明确讲了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中国上100万以上的城市有将近一百六七十个，就是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上2000万以上的有两个，北京和上海，上1000万以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这都在1000万以上。

但是把这个1000万以上的、2000万以上的和100万以上的城市都划在特大范畴城市之内，都不能科学的分配确定这个城市的范围了。所以我们也提议，当前我估计很快国家发改委就会出台一些文件，来明确这个标准，估计以后可能会出台一个城市标准叫超大城市或者叫巨型城市，这个标准目前还没有定，至少我估计人口标准或者城区人口800万以上，这个范畴以内中国的这种城市10个不到。而这种城市，如果把这种城市划为，为了严格控制城市特大中间，应该讲以后严格控制超大城市，避免大城市病的情况下，可能主要是控制在这个城市规模。我们认为300万以上到8000万之间可以确认为特大城市，这个特大城市有些城市可能还进一步得到发展。未来假如讲100万到300万之间叫大城市，50万到100万之间叫中等城市，50万到20万之间可能而言叫小城市，这么一个标准来确定这么一个范围，这样子可能更合理，当然这个最好未来国家发改委代表国务院颁布这个城市新的标准以后来确定。总体而言，这种按照城市不同人口规模、城市不同承载力来划分，实际体现了我们区别对待的原则。

第三个原则，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因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入城市，户籍我们目前提出来，到2020年户籍城镇化率要达到45%左右，这里面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什么叫城镇化率，什么叫户籍城镇化率，户籍城镇化率可能有中国的特色了，城镇化率通行的标准，常住在城市的人口中间占整个国家人口的比重，中国2010年第一次人口城镇化率突破了50%，就是从几千年中间乡村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就是说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更多，就是城镇化率这么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户籍城镇化率什么概念？就是说在城里面有户籍的，有城市户口的比重，2013年的比重大概是36%到37%之间，我们2013年城镇率是53.7%，这个相差17%个点，这个点体现什么差异，大量的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家属，尽管他是在城里面工作、生活，属于常住人口，但是户口继续在农村里面，所以这一部分人就并没有统计到了城镇人口里面来，不属于户籍城镇化的范畴。所以我们户籍城镇化率和城镇化率之间差距有十六七个点，就是这个原因。

现阶段角度讲，我们既然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区别，我们而言就是要踩着当前一系列的措施，使他能够在城镇落户，使他能享受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我们现在提出来到2020年有1亿人能够落户，把这1亿人加起来大概占总人口8%左右，也就意味着2020年如果他们落户下来以后，我们户籍城镇化率要到了45%，就提出这么一个目标，我们要积极的推动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也要稳妥，我们提出2020年有1亿人落户，现在农民工有2.6亿人，因为有些是短期的，有些是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有些就在自己家门口这个城市打工的，有些可能是到了这个省的省会或者地级市，有的可能离家乡很远来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的在城里面流散流动性的打工，有些人在城里面已经有住房，有些拖儿带女在城里落户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客观事实，靠我们自己的财政实力，我们要采用稳妥的方式，不能搞大跃进。

虽然各个地方现在搞城镇化动不动就拔苗助长，一夜之间城镇化的增加速度2个点、3个点，我认为城镇化有他内在的规律，所以稳妥来推进城镇化。所以要把一些相对能在城里面扎下来，能融入到城市里的人，先解决，推动的角度讲，因为必须要考虑我们财力的支撑。

我们曾经做一个课题测试，东部地区一个农民要落户在城市，一个农民工市民化，要户籍解决，大概政府要负责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他的基础设施，比如我们地下管网、污水处理厂、地铁、公交等等，基础设施。第二个，要提供公共服务，比如我们医院、学校、警察等等这些公共服务。第三个，政府要承担他自己承担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资金。这三个政府要承担的。

 

东部地区我们测算一下，按照现在的价格，估计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大概在17万左右，中部和西部地区大概10万左右。所以我们来算，如果有1亿人，我们一个平均值，每一个农民落户到城市里面，我们政府要掏的钱估测而言，说一个大数比如15万，那如果1亿人进来的话，就要15万亿，这笔资金还是比较大的一笔资金，而且这笔资金要开支在2020年以前就要开支，就几年时间，平均每年分摊到2万左右，这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要知道，我们去年整个财力才10几万亿全国的总财政收入，所以我们要量力而行，而不能过于快速的推进。

第二个方面，作为农民本身而言，他有他的考量。因为一个农民进城，主要承担两块的成本，第一个，要承担他自己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障这块的支出。第二个主要的开支，来城里面要有房子，当然租房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中国人根深蒂固还是希望买房，当然我们现在有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各种保障房系统，但是即使这样他也需要租金，如果买的话我们平均估算了一家三口平均每一家一套房子30万，就意味着一个人要10万块钱。这对于农民的资金也提出要求，实事求是的讲，中国的农民大部分收入还是不高的，大部分农民家里头没有太多的结余资金，可能10万块钱拿出来对他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所以我们通过时间换空间，不要搞大跃进，要积极稳妥的推进。

当然还要规范有序，因为要想农民落户到城市，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很重要一点，规章制度要明确。举个例子，目前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可能提出来要搞积分制，因为这个权力中央政府在政策中间没有明确规定，把这个权力放给各地的政府来负责。上海市在2002年开始搞积分制，他提出来居住7年以后可以解决上海户口，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到2009年的时候上海通过积分制解决多少人落户呢？解决了3千人，没有上海户口的常住人口有1千万人，如果按照3千人一年来解决的话可能要3千年才能解决这个市民化的问题，解决这个落户的问题，我相信我是看不见了，各位估计也很难看得见，这个时间太漫长。

第二个，不光广州、上海、天津出台积分制的城市，基本上选择的都是优等人才，比如高学历，博士、千人计划，比如说高职称，还有一个角度讲，在这个企业纳税，也是高收入，基本上总体原则“三高”人群来集中。这些城市里面需要的岗位，比如说保姆、餐厅的服务员，因为他都不在这个范畴之内，他也就没有办法落户，也没有办法通过积分制的方式来落户，这部分人数量众多，城市离开他们也玩不转。我们都知道，每到春节期间，生活在特大城市的人们就感到生活极不方便，因为一个城市中间既要有高端服务业，既要有高富帅，也要有屌丝，是城市的两面，我们要客观认识到这个现实。所以对于积分制的这种方式，可能考虑不但要求学历的角度，还要考虑别的方面，我们个人认为，他能够在这个地方稳定有工作，他能够交多少年的社保、保险就要考虑他落户，当然中间可以采用一段时间缓冲，落户时间可以借鉴国际的一些经验。比如我在这里5年、6年、7年以后可以转为户籍人口，中间采用居住证的制度，而且居住证的制度中间可以附带一些公共福利，当然确实户籍中间可能有一些差距，但是总体而言比现在的角度可能有很大得劲不，这样采用缓冲的方式、规范有序的方式，明确标准、明确规则的方式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第四个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则，要统筹配套，推动基本保障。户籍改革实际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牵扯到养老，说我们养老体制改革，牵扯到教育，我们教育体制的改革，医疗，医疗体制的改革等等，农民落户中间又牵扯到土地制度的改革，宅基地怎么流转，耕地怎么流转，农村集体财产分配权怎么流传，都牵扯到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所以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表象背后的关键是各种配套政策要跟上，所以我一直要把各个点的政策勇于突破，要统筹配套。所以这次明确讲出来说，当前改革在农村里面土地制度改革没有大的动作之前，农民落户明确提出来三权要保障，就是说他以前农村里面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农村耕地的承包权，村集体财产的分配权，这就是农民现在很在乎的这三个权力，要保障他。在保障他这个权力的同时，他要落户，之前有些地方，落户过来以后我就把你这三个权力收起来了，所以农民自然没有积极性，因为农民认为我有宅基地、有耕地更靠谱。这次我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中很大的亮点就在这一点，就是要保护农民的权益。

 

这是对的，因为我们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以三次稀释农民作为代价，第一拨，稀释工农剪刀差，就是农民的粮食种出来以后以非常低的价格供给给工业生产行业，城里人，工农剪刀差，大部分使得农民售出比较低。第二个，农民工用非常低廉的劳动力支撑了城市的工业发展，剥削了他的人力。

第三个，城市扩张中间使用大量的农村土地，通过拆迁、征收、招拍挂的方式，把很多财富从农民给了城市政府、给了城市居民，所以农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这个国家繁荣昌盛做出伟大的贡献，他们是我们现在最需要扶持的一拨人。所以这次户籍制度改革一定要表明很明显的照顾农民，照顾弱势群体，推进公平正义的方向。明确讲，存量不动的情况下，增量的角度，如果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实际上统筹配套，也是保护农民利益推动这个事情，也推动了基本保障的情况。至于基本保障，前面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间已经讲了，就是我们低水平、广覆盖，而不能高水平、低覆盖，这个不成，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把握这个原则才能往前推。

最后我来谈谈，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总体而言，这次的户籍制度改革还是中间阶段产品，因为他也看到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看到了由于以前背后带来的巨大的公共福利，形成了一大拨既得利益群体。举个例子来说，特大城市的既得利益户籍人群中间就不太愿意让别的人进来，所以我们也客观承认这种既得利益的现实存在，所以我们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循序渐进的方式来逐渐推进这种方式。

但是我们从长远角度讲，我们还是要回到根本上来，第一个，户籍要回归他的根本，户籍只能成为基本资料的功能，而不能把户籍成为依附在人身上的各种福利的依据，未来中国户籍改革终极目标是人口能够自由迁徙，人到了这个地方落户以后立马能够成为这个地方的人，他相应的享受这个地方的公共福利水平，就是每个人身上有一个身分证号码或者户籍号，这个户籍号，我可能出生在山东，如果我读书到了河南，那么我只要一个期限，比如说你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可以拿居住证，一拿居住证以后你享受的公共福利就享受这个地方的公共福利，比如我毕业以后在北京工作就可以在这里享受福利，这样才能达到要素和人口的自由迁徙。因为十八大明确提出来，要人口的自由迁徙，也能够推动要素的充分流动。

同时，城里人也可以到农村里面去，因为现在农村人进城里很难，但城里人进农村更难，所以要成为一个充分流动的要素，这是第一个角度讲，我们要看到未来总的方向。但是这个时间节点多长，我认为大家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可能也许是几十年，也许是一百年，但总体的目标往这个方向走，因为这个背后蕴含着公平正义，蕴含着要素的充分流动。

第二个角度讲，我们回到一点，户籍背后关键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未来把“基本”这两个字去掉，因为我们可能国力更强大，老百姓更富裕，日子越来越好。但背后关键是钱，靠什么来支撑这个钱，我们要看到，户籍制度改革背后要筹集资金，而资金的来源核心一点是靠产业发展，表面看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核心靠产业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足够的产业繁荣、产业支撑、产业提升，这个地方不可能有太多的税收收入，也不太可能有更多的财政收入，反过来也不可能支撑比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为此我们倒过来讲，又回到根本上来说，要想产业发展，现在关键是靠找创新驱动，因为以前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的靠要素驱动，靠人员、靠人力、靠投资，这种路径已经快到尽头了，为此我们必须要正视这种现实，不能再走这条老路，关键搞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中间，要加大科技的投入、教育的投入，反过来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人口各种要素充分的流动，又能推动科技创新，创新驱动，所以反映户籍制度改革和我们最后形成创新驱动带来的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解决公共服务中间，再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实现，是一个相辅相成循环推进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意识。

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思考的角度讲，户籍制度改革，人口自由迁徙的角度讲，未来我们必须要充分的认识到，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的概念。就是说人口只有迁徙，从全世界各地角度讲，人口是相对积聚的，中国的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除了极少数，比如像三沙、喀什、阿里等等这些带有戍边、国防、民族和谐等功能的城市布局、人口布局以外，更多的还是遵循规律。遵循规律的角度讲，我们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局面是，只要户籍制度松绑，人口的会向城市寻找。我们当前三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目前而言4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80%的城镇人口，解决了中国将近40%的总量，这是非均衡的局面。

未来中国可能会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等等一些城市群中间他们有龙头城市，形成性的城市群，目前这种城市群中间有特大城市作为龙头，京津冀以天津，长三角上海、南京、杭州，珠三角广州、深圳，这些未来超大城市作为龙头，然后再超大城市周边形成，比如像常州、苏州、无锡，再小一点像德新、安吉等等这种中小城市密布的空间布局，使得人口规模更好的集中，这是一个大势所趋的格局。所以我们现在也顺势而为，就是说户籍改革的角度讲，我们预感到未来人口的分布可能会向特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去集中，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局限在北京、上海、广州为龙头的这三大城市群，而在面向中国十几个城市群集中。所以预计未来中国人口中间50%以上都会集中在城市群里面，所以为此我们也未雨绸缪的把基础设施的投入、产业的布局、公共服务设施的提供都要相应的向这种城市群来倾斜，也相应的要根据常住人口作为财政转移的基数来予以布局。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使得我们可以在当前财力不足的情况先把钱用在刀刃上，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第四个方面，未来我们户籍制度改革终极目标，是要让社会保障体系全国化、一致化，比如我们养老现在就分城市居民、城市企业，有公务员、事业单位不同的内容，再比如说，我们的养老可能从广东带不回四川、四川带不到广东，导致各种要素不能自由的流动，未来要想户籍制度改革更好的推进，可能要在社会保障制度中间要形成，尤其基本社会保障方面要形成全国的一盘棋、一个基本线，来推动社会保障的建设，才能够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这种终极目标的实现。

所以总体而言讲，户籍制度改革应该说，在这个时候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恰逢其时，也能破解很多问题，当然这个户籍制度改革现在也根据当前的情况量力而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来予以布局。

总体而言，只要我们坚持改革的方向，有一点耐心，积极稳妥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我相信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户籍改革带来的正能量会越来越多，中国梦的实现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推力会更强。

今天我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姜波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902/7786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