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发明家”局长落马警示了什么？

 

【反腐倡廉】

【事件介绍】

天津落马公安局长拥35项专利 被查抄12皮卡物品

7月20日，中纪委官网公布：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透露，武或涉嫌利用专利在天津交通领域牟取不正当利益。

武长顺担任交通管理局长11年，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1年；发明的34项专利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而掌握其专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经营范围也与其管理领域多有重合。

专家分析，这种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购过程中及对专利人的奖励环节存在利益交换。

7月20日，中纪委官网公布消息：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7月24日，武长顺被免职。

武长顺成为十八大后天津首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

武长顺生于天津，长于天津，自交通队民警起步，任职天津公安系统长达44年。其间，担任交通管理局长11年，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1年。

天津纪检系统、政法系统干部透露，武长顺是在中央巡视组对天津进行巡视后落马的，或涉及利用其多项专利在天津智能交通建设及与交通相关的领域中牟取不当利益。

武长顺申请了35项专利，其中的34项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1999年后，武长顺部分专利被大规模用于天津的交通领域。

天津是2014年首轮被巡视地区之一。7月8日、9日，中央第五巡视组先后向天津市委书记和天津市领导班子进行了巡视反馈。

巡视组反馈的主要问题包括：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国有企业大案要案频发，城市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突出，“一把手”违法违纪案件多危害大。

巡视组反馈问题12天后，中纪委宣布武长顺接受组织调查。

“发明家”武长顺

与武长顺一起发明专利的人员，几乎均为公安局科技管理处、交管局设施处等领域技术人员或领导

武长顺被称为“学者型官员”。

16岁便参加工作的武长顺，在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局长期间，完成了同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在职研究生课程，并于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

公开资料显示，武长顺受聘于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南开大学等18所高等院校、研究中心，担任兼职教授和研究员，撰写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专业论著10余部。

2013年初，武长顺取得正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

 

武长顺还是一个“发明家”。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检索结果显示，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专利申请日期自1999年6月至2013年3月。

除了一件胖男孩怀抱金鱼造型的摆饰品外，武长顺其余34项发明，都与警务工作相关。主要有交通信号灯、人体血液酒精含量检测仪、隔离护栏、标识牌、公路交通视频监控系统、警务查询终端、警用电击器等，涉及智能交通、交通设施、城市技术防范网络体系、警用设备等多个领域。

35项专利中，4项专利为武长顺单独发明外，其他31项，均为武长顺与多人共同发明，武长顺为领衔发明人。

公开资料显示，与武长顺一起发明专利的人员，几乎均为公安局科技管理处、交管局设施处等领域技术人员或领导。

在武长顺的专利合伙人中，有一位名为刘春义的非公职人员。

2004年3月至2005年6月，刘春义作为共同发明人，与武长顺共同发明了11项专利。上述期间，刘春义任天津市华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海)总经理。

2009年7月，天津华海注销后，刘春义加入上市公司天津市赛诺达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达)。

多日来，上市公司赛诺达年报中公布的董秘刘春义的手机或关机或无人接听。8月5日，赛诺达工作人员称，刘春义已有一段时间没来公司，但未就相关质疑做出回应。刘春义的父亲也未做回应。

专利所属公司有公安背景

公司经营范围、武长顺的管理领域，及其专利的应用领域有很大交集，专家称容易存在利益交换

除了天津正直，武长顺还有11项专利的专利权属于天津华海和天津金盾技术防范工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金盾)。

专利权属于两家公司的专利包括：公路交通视频监控系统、城市固定目标监控报警联网系统、多功能警用电击器、多功能移动警务查询终端等。

工商资料显示，天津华海、天津金盾以及天津正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津华海成立于1999年，原始股东为天津华兴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兴)等两家公司；2002年时，华海的股东变更为天津华兴、刘春义及张军。后两者为自然人股东。

2008年9月，上述三个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天津正直，天津华海成为天津正直的全资子公司。2009年7月，天津华海注销。

天津正直成立于1997年，原始股东的两家公司也包括天津华兴等。2008年12月，天津联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联华)进入，成为天津正直的最大股东。

天津联华原是天津市公安局所属企业。2009年，天津市国资委成为天津联华的大股东，但随后委托天津市公安局下属事业单位对天津联华及其下属企业进行管理。隶属于天津市公安局的天津市见义勇为协会是天津联华的小股东。

天津金盾成立于1996年，股东为天津联华及天津华海。2007年8月，天津华海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天津联华，天津金盾成为天津联华的独资企业。

由于受股东天津联华的影响，天津正直和天津金盾间接有“公安血统”。

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上述三家公司26项中标记录中，有24项招标的业务单位均为天津市公安局、下属分局、交管局及其下属支队。中标项目包括视频监控系统、机动车牌照识别系统、报警监控平台技防系统等。

三家公司的24项中标记录中，有12项为单一来源采购；其他为竞争性谈判采购，但常出现没有其他公司来“谈判”的情况。

单一来源采购，是指采购人向特定的一个供应商采购的政府采购方式。

沈亦可分析，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武长顺的专利应用领域及其管理领域，三者有很大交集，这种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购过程中及对专利人的奖励环节存在利益交换。

 

营造亲民形象

19年间，武长顺每月都去天津电台接群众热线，被抓前9天，还曾再次接听

除了发明家和学者官员的形象，多位政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介绍，武长顺平时对下属十分和气，被认为“接地气”。

纪检系统一位干部说，纪检部门组织的会议，武长顺都会亲自到会，规规矩矩签字、听会。“有些局的领导经常让副手或者秘书代开会议。”

政法系统一位听过武长顺的业务课的干部介绍，武长顺是一位“接地气儿”的领导。“他出身基层，工作程序和工作中的辛苦都门儿清。他官话很少，有时候还用天津话讲一些笑话，没什么架子。”

在天津政法系统，武长顺爱好足球等体育运动也是尽人皆知。他喜欢和下属们踢踢足球。“他身披10号球衣，认为自己踢得不错，但大家都是故意让他进球。”上述政法系统干部说。

天津多位政、商界人士透露，2013年，武长顺以批示的形式介入天津塘沽一位商人的经济纠纷，上述商人遭调查，至今申诉。

上世纪90年代，公安部便已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不得干预经济纠纷。

媒体宣传中，武长顺经常被提到“亲民、勤政”。

1993年，时任公安交管局长的武长顺建立“交管局长接待日”；2003年，武长顺调任公安局任局长伊始，即在天津市全面推行“局长接待日”，接待上访群众。至被调查前，武长顺坚持了上百场。

一位参加过“接待日”的媒体记者观察，武长顺对待访民很热情，对于访民提出的很复杂的事情，善于抓住要害，并当场指示相关负责人办理。

1995年，武长顺在交管局长任上创办了交管局长办公热线，每个月都去天津电台接热线，至今19年。

今年7月11日，武长顺再次做客名为《红绿灯》的节目，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听热线。9天后，他被中纪委调查。

“不倒翁”出局

武长顺是典型的本土官员。履历显示，1954年出生于天津的武长顺，16岁时参加工作，任交通民警大队民警。1992年，38岁的武长顺出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2003年，武长顺升任市公安局局长。

武长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民警、副班长、班长，副队长、队长，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局长，一级一级地干起来，没有“下过跳棋”，都是“象棋”，一步一步地走。

2011年10月，武长顺当选为政协天津市副主席，2013年1月续任。

当时，武长顺同时兼任天津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长、武警天津市总队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等多个要职。

7月18日，即武长顺被调查前两天，他正式从天津市公安局离任。

据媒体报道，当天下午，公安局为武长顺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仪式。当时，很多干警都认为武长顺是正常退休。

武长顺正式离任当天，天津市委十届五次全会召开，他作为政协副主席也列席了会议。

天津的多位受访干部看来，武长顺被调查事发突然，却非全无征兆。

2006年，原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案发。李宝金后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死缓；2007年，原天津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官方通报称，宋平顺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

李宝金和宋平顺均曾为武长顺上司。宋平顺与武长顺保持上下级领导关系长达23年。2003年，宋平顺卸任天津公安局长时，接任者即武长顺。

天津政法系统一位处级干部介绍，武长顺是被宋平顺提拔起来的，这在天津政法系统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李宝金、宋平顺案发后，天津政界曾盛传武长顺涉案的消息。

上述处级干部介绍，李宝金、宋平顺案发后至今的7年间，武长顺至少被相关部门叫走了4、5次。

武长顺也因此被称为天津警界“不倒翁”。

2013年12月底到2014年1月初，半个月时间内，天津市集中任免了天津公安系统多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其中，公安局两位副局长、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及政委均被免职。

公开资料显示，被免职的四位干部均与武长顺共事多年；被免职的公安交通管理局政委还与武长顺共同发明了7项专利。

多方信源称，天津公安局系统至少两位领导曾长期举报武长顺。有政法系统干部分析，武长顺此番被查或受到上述举报影响。

综合天津纪检、政法系统多位干部透露的消息，与武长顺有关的两处地方被查抄，一共拉走了12辆皮卡车的物品。

 

“发明家官员”武长顺发明了什么

武长顺“发明”了哪些东西，公众兴许不便置喙，但现实中，有些“发明家官员”以“发明”之名行敛财之实，却值得警惕。

近日，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遭起底。在落马之前，他以“学者型官员”和“发明家”的身份扬名立身。落马之后，人们质疑其“发明家”头衔是否名副其实，16岁便参加工作的他，在并无工作间隙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而现在看来，他的“发明家”身份也难经得住推敲。据记者了解，天津纪检系统、政法系统干部透露，武长顺落马应与中央巡视组有关，或涉及利用申请的多项专利在天津智能交通建设及与交通相关的领域中谋取不当利益。武长顺申请了35项专利，其中的34项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1999年后，武长顺部分专利被大规模用于天津的交通领域。

应看到，武长顺是某些“专家型官员”名不副实的典型，只不过他还顶着“发明家”的名号。简单举一例，武长顺的“同行”，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除学历耀眼外，也曾有多达150项发明专利，据媒体报道，这些专利“获利惊人”。更值得注意的是，王立军的专利大部分是警察装备，被大量用于重庆公安系统。这与武长顺发明的智能交通领域专利，被大规模应用于自己管辖的交通领域如出一辙。

据梳理，武长顺发明的35项发明专利，有12项专利所有权属于三家公司，其中两家与公安系统有联系。其中的具体瓜葛，有待相关部门详细调查并予以公布。作为一个系统的主管者，学习了解相关业务是职责所在，但如果过于“学以致用”，自上而下推广自己的“发明”，首先难逃瓜田李下之嫌。而若公然自己发明、自己推广、自己得利，只能说明某些部门权力之集中、嚣张。“权力私有化”的现象已相当严重。

实践证明，有些“发明家官员”是以“发明”之名行敛财之实，而有些“专家型官员”是借官员之身攀“专家”之名。这些乱象，也是“权力通吃”的表现。查处这些案件时，有必要总结其中权力换取名誉、“发明”并进而兑换利益的规律，然后亡羊补牢，筑起相应的制度之墙。

缘何“发明家”局长会“出局”？

武长顺是一位“高大上”的官员，他爱好发明，拥有35项专利，被称为“发明家”局长。另外，早在1995年他就创办了交管局长办公热线，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创新之举。如此敢想敢干的“发明家”局长，缘何会“出局”呢？

头功非武长顺自己莫属。作为平民子弟，在奋力拼搏时，更应把握好前进的方向；在功成名就时，更应懂得幸福来之不易；重权在握时，更应回馈社会、服务于民。但武长顺在披荆斩棘的路途中，把“己欲”作为前进的动力，在接线办公时把亲民、勤政作为“私利”的“遮羞布”，通过“彩排”糊弄群众，营造和蔼的亲民形象。愚弄群众，殊不知自己却成为丑态百出的“玩偶”。

二号“帮凶”，内部监管缺位。武长顺的35项发明中，34项与警务工作有关，其中4项是其单独发明外，其余30项几乎均与公安局科技管理处、交管局设施处等领域技术人员或领导联合发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必有“猫腻”。所以笔者禁不住想问，这些发明真的每项都具备申请专利的资格？其发明的信号灯安装在天津721个路口，实用效果并非良好，相关部门都未引起警觉？监督“开小差”，让武长顺在自己的“王国”里为所欲为，最终倒在“打虎”的厉棍之下。

三号“推手”，外部监督乏力。从案件来看，不知是群众“爱戴”这位武局长，还是举报平台的缺位，让群众对其敢怒而不敢言。武发明的交通信号灯让司机们“心惊肉跳”，足球比赛赞助商无奈地“花钱陪他玩”，热线办公“只吹风、不下雨”等等闹心事，群众都一一选择了“笑忍”或“怒忍”。而正是群众的忍让，武局长才屡试不爽，“表演”的欲望才愈演愈烈。

武长顺的“落马”已是盖棺定论。一颗官场“常青树”的枯败、一位警界“不倒翁”的倒台，如一记警钟，告诫官员们要严于律己，敬畏权力，更告诫相关部门要健全相关监督机制，内外全方位“零死角”的监督才能保证政党肌体的健康，才能帮助官员们享受“自由”的美好时光。

 

“发明家局长”何以沦为“巨贪”？

据悉，“发明家局长”家里被查抄时，被查抄12辆车物品。又一巨贪被送进了庄严的审判庭，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能大部分知道武长顺的人，对于这件事不是拍手叫好，而是不解和惋惜。

事实上武长顺被称为“学者型官员”，平时多篇学术论文和专业论著发表，除了发明家和学者官员的形象，多位政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介绍，武长顺平时对下属十分和气，被认为“接地气”。19年间，武长顺每月都去天津电台接群众热线，他官话很少，没什么架子。对于会议，武长顺大多会亲自到会，规规矩矩签字、听会。

我们不能说武长顺是“两面官”，若只是单纯的表面作秀实际上大贪巨贪，那一伪装就是几十年，也着实不容易。既然能够利用自身的学识和能力坐到省部级的位子肯定也有过人之处，但是终究还是在四风问题上没能把持住自己，在晚年马失前蹄，这也真是让人惋惜。

这一件件官员的事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如何健全对单位“一把手”的监督制约机制，坚决杜绝“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媒体监督太晚”的问题，已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只有监督的多层次、立体型、全方位，权力运行完全阳光化，才能有效地防治贪官的投机心理。

警惕公安局长35项专利背后的利益勾兑

被称为“学者型官员”、“发明家”的原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想必并非浪得虚名。他的35项发明专利，很多已经量产投入使用，对于推动城市交通领域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蹊跷的是，“发明家”武长顺的专利背后，存在着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迷局。这些迷局，笼罩在“学者型官员”“发明家”的名号上，使其本来面目云山雾罩。

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业余“发明家”武长顺的那些专利，与其作为官员的“正规职业”有着惊人的吻合。交通信号灯、人体血液酒精含量检测仪、公路交通视频监控系统、警务查询终端、警用电击器等涉及智能交通、交通设施、城市技术防范网络体系、警用设备的35项专利，大都与其职业交通运输管理和治安管理有关。35项专利中，武长顺单独发明4项，其他31项是跟公安局科技管理处、交管局设施处等相关人员共同发明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其中34项专利发明时间为2002年12月至2013年间。在作为重要节点的2002年，科技部批准天津为国家智能交通系统首批试点城市之一，武长顺在这一年担任交通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一年后则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专利内容与职业的高度吻合，专利发明时间与任职时间和国家特殊政策衍生机遇的重合，无不带给人们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不仅如此，武长顺发明专利的专利权归属，处处透露着神秘的气味。这些专利的专利权所有者，天津华海、天津正直、天津金盾三个公司背后的股东，都跟武长顺所在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公安局采购相关产品的三家公司的24项中标记录中，有12项为单一来源采购；其他为竞争性谈判采购，但常出现没有其他公司来“谈判”的情况。个中是否存在蹊跷？作为公安局长的武长顺，此时又在扮演什么角色？

官员发明专利，专利转让给公司投入生产，产品转过头再卖给官员所在的单位。在这种不乏神秘的交易过程中，专利权的转让、产品的招投标等，是否存在诡异的权力寻租与利益勾兑？具有公安背景的专利所属公司，与武长顺的管理领域，及其专利的应用领域之间的巨大交集，以及三家公司“中标”中的诡异情形，莫不使人产生“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联想。

官员利用职权便利而谋取灰色利益的情形并不鲜见。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150多项专利“获利惊人”，前不久落马的某省副省长谭某将自己拍的风景照制作明信片出售，同样获利匪浅。对于市场而言，这些官员的“专利”产品并非多么高精尖，他们的产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市场青睐，利用其职权获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效应，不可小觑。产品因为权力而得以接近“亲水楼台”，因而获得了“抢先观月”的便利。在“亲水楼台”和“抢先观月”的诡异联系中，埋藏着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巨大空间，而由于权力运行机制的不够公开透明，以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的短板，使得“近水楼台先得月”给公共权力蜕变蒙上了面纱。切断公共权力领域“亲水楼台”与“抢先观月”之间的利益勾兑，任重而道远。

 

【启示与思考】

腐败“老虎”在被拿下之前，往往给人以学历高、能力强的高大全形象。比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就自诩为“城市CEO”，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被人称作是“茶博士”，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也是拥有多达150项专利的“发明家”。天津市原公安局长武长顺也是如此，他之前留给人们既是领导者，又是“发明家”的深刻印象。

“老虎”光鲜的外表下面掩饰着腐败实质。武长顺从外表看像是学者型领导干部，本质上却是不折不扣的贪官。其担任交通管理局长11年，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1年；发明的34项专利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而掌握其专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经营范围也与其管理领域多有重合。有专家分析指出，这种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购过程中及对专利人的奖励环节存在利益交换。武长顺落马的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贪官敛财取之有“道”。贪官敛财靠的是以权谋私、强取豪夺，通常方式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武长顺依仗的“山”和“水”则是他的所谓发明专利。武长顺热衷于“发明创造”，一来可以提振声誉、扩大影响，二来可以给他带来大量的实惠。

高级贪官常常善于伪装和表演。有的高级贪官像是“披着羊皮的狼”，凶残而狡诈，极其善于隐蔽伪装和表演。为了隐蔽自己贪婪的本性，他们会在学历、宣传等各方面用力，全方位包装自己，使自己看上去像模像样。

腐败分子形形色色，反腐败斗争艰巨复杂。反腐需见微知著、擦亮眼睛，撕破贪官的伪装，绝不能让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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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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