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为升职贷款行贿，高明的投资？

 

【反腐倡廉】

【事件介绍】

茂名腐败窝案159人被处理:镇长为升职抵押贷款行贿

近期，在数十名违法官员被刑事处理、锒铛入狱之后，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对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的组织处理结果：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诫勉谈话16人。诸多案情细节同时得以披露。

取证发现未拆封30万美金

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也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

据茂名市纪委办案人员介绍，在查处这场腐败案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调查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当天，即赴他家里取证。办案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送上约30万美金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位置待了8年。于是，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也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

谭某的同学，一位在这场窝案中坚守节操的干部感慨：谭某经历挣扎，最终对“逆淘汰”的环境丧失信心。

“其行可耻！其情可悲！”

在“上梁不正”的腐败之风下，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

茂名案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罕见——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幸免，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

 

镇长为升职抵押贷款行贿

买官卖官成为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

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茂名买官卖官风气畅行，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

2014年2月，周镇宏被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周镇宏先后多次收受33人的贿赂人民币2464万余元，还有折合人民币370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2013年7月，罗荫国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据悉，1993年至2011年，罗荫国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邹继芳收受64名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商人贿送财物，其犯罪金额合计过亿元。

在“一把手”的前后带动下，茂名官员买官卖官的行为异常疯狂。倪俊雄在任职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卖官敛财。小到两三万，大到上百万，他大小通吃，甚至采用了“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的荒唐逻辑。

涉案者中有些基层干部的“从众”令人感喟。信宜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另外，当地逢年过节亲友互赠红包的民俗，也变成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障眼法”。据了解，杨光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收受红包，尽管其当时所处的电白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他每年收受的红包却能达上百万元。随着他的不断“高升”，红包数额也水涨船高，案发前他收受红包数额已达数千万元。

一把手前腐后继“率先垂范”

茂名案发时，周镇宏已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他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茂名窝案的肇始者。

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2002年至2007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

周镇宏“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当地干部说。

吏治腐败不仅仅是利益集团里的“圈钱”游戏，干部队伍肌体的侵蚀，也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乏力。

走在茂名市中心，陈旧、凌乱的城市面貌，令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广东发达地区的地级市。事实上，茂名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比较发达，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港口。但从2005年到2011年，茂名人均GDP在全省21个地市里一直处于中下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周镇宏“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

 

腐败重灾区社会矛盾激烈

腐败不仅造成经济落后，同时，因为不法利益纠葛深重，造成大量黑暗现象和诸多激烈的社会矛盾。

腐败不仅造成经济落后，同时，因为不法利益纠葛深重，造成大量黑暗现象和诸多激烈的社会矛盾。与茂港区合并前，电白县是茂名市唯一靠海的县，香精香料的产销量在全国居首。但在2009年初，电白县被戴上了“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和“广东省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两顶帽子，当地一批不法分子以“猜猜我是谁”的电话诈骗方式横扫全国。知情人士透露，电白的治安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地警方不作为，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

一名负责信访工作的干部回忆，2007年到2010年，茂名社会矛盾突出、多发，经常有多达数十人的群众上访，要求解决土地纠纷等问题。

在车水马龙的高凉公路旁，一块600多亩的土地空旷闲置了近22年之久。茂名市委副书记廖锋说，本来是一桩非常简单的土地纠纷，由于不法商人找官员行贿，误导法院作出错误裁判，结果到现在还没处理完结。

也正是这块地，让纪检部门找到了线索，对罗荫国进行立案调查。

“贷款行贿”不只是悲情表达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行贿是“鸡鸣狗盗”者的专利。然而，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一名工作努力、业绩突出、荣誉无数、潜力无限的“阳光型”干部，居然也靠“不见光”的行贿方式上位，让人震惊。尽管令人欣慰的是，20万元的行贿款，有5万元来自抵押贷款。贷款行贿至少说明，该镇长还算清廉，否则也不会囊中羞涩到，被 20万压得向银行折腰的程度。

按理说，年年先进、会会表扬，无论怎么看都是提拔的前奏，可为何多年来始终是“干打雷不下雨”，未获提拔呢？答案就是因为钱没到位，该镇长领悟到自己的“短板”，“对症下药”后就很快被提拔，就是明证。连公认优秀的干部，都必须走行贿提拔的升级路线，茂名官场“不讲理”的程度可见一斑！

其实，“贷款行贿”是阳光晋升堵塞的悲情表达。试想，如果有正常的升迁路径通畅，该副镇长会向潜规则低头么？可以想象，该副镇长贷款送礼时的悲情与无助。在茂名官场，悲情人物并非个例。据报道，最后一个向罗荫国“跑官”的谭某，已经在副处的岗位上待了8年，最终对“逆淘汰”的环境丧失信心，才上了买官卖官的“贼船”。连公认的优秀人才、坚守者都向潜规则低头，那些能力平平、业绩一般的干部，岂不更要掂量一下自己的斤两，找准自己晋级的路？由此可见，“贷款行贿”更是阳光晋级被潜规则打服的投名状。

茂名官场糜烂，并非是没有表象。走在茂名市中心，陈旧、凌乱的城市面貌，有让人“穿越”到上世纪90年代的感觉。显然超低的GDP水平、落后的面貌，与茂名的区位优势，矿产资源丰富、农业发达的优越条件不相符。更何况，买官“价目表”早就是半公开的秘密。但遗憾的是，茂名贪腐书记周镇宏却被带病提拔。正所谓，上行之下必效之，正是领导的“负示范”作用，彻底带坏了茂名的风气。

由此可见，良好的政治氛围，阳光的晋升通道，关键在管住领导。管住领导，一方面，有关部门在选配、提拔、任由一把手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抛开表象，看到本质；抛去官望，看到民望，合理的选配一把手。另一方面，还是要加强制度建设，把一把手的权力套上笼头，让一把手不敢贪、不能贪。唯有如此，才能让“贷款行贿”的悲情不再重演。

 

贷款行贿再曝用人问题顽疾

为了升官，居然贷款去行贿，如此奇闻，可见当时当地官场集体性沉沦之严重程度，在官位有价、甚至是价高者得的腐败之风盛行下，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如此之官场，最后演变成一大腐败窝案、串案，并不奇怪。

茂名案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罕见——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幸免，涉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仅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案发前收受的红包数额就已达数千万元之巨。

尽管茂名官场腐败已成集体性塌陷，但如果没有中央巡视组的发力，茂名腐败案恐怕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处理结果。因为，当年涉嫌行贿买官的159人，并没有受到处理，在中央巡视组的要求之下，当地才复查茂名官场窝案。从中可见，法不责众，的确是中国自古以来官场的一大潜规则，当违法乱纪的官员人数超过一定规模形成窝案、串案时，有关部门居然能容忍集体豁免，显然是对法律底线的挑衅。

试问，怎样的官场生态需要为升官贷款行贿？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堪称腐败之母。由于选拔干部的权力没有被关进严密的制度笼子，导致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出现，在个别地方，甚至演变成集体性腐败，使得事发地的官场风气浑浊不堪。你即使工作卓有成效，但不去跑官、不去买官，就没有升迁的机会，反倒是一些擅长巴结、又跑又送的官员，却能大步前进，长此以往，不仅损害、破坏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信力，更阻碍了当地的各项事业发展。此乃茂名官场腐败案的一大深刻教训。

茂名腐败案的第二大深刻教训在于，反腐法不责众同样可怕。已经是官场的大面积塌陷，但在事发后，却因为怕影响当地政坛的稳定，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毫发无损，虽然是维持了当地一时的稳定和面子，却是在宽容、纵容腐败，助长官场潜规则、不正之风的盛行和蔓延，形成恶性循环。

针对个别地方的用人腐败，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加大对违规违纪用人行为的查处力度，重点开展对买官卖官问题专项整治。最关键的是，要让民众在干部的提拔任用上有更多、更大的知情权、监督权甚至决策权，使干部的任免细节完全曝光在阳光下，令用人腐败的空间压缩到最低限度。

同时，反腐理应彻底摒弃法不责众的思维。不论有多少老虎和苍蝇，都必须将其绳之以法，对腐败分子，一个也不能放过，不能选择性反腐，只打几个老虎而使苍蝇们成为漏网之鱼。只要违法乱纪了，就必须接受法纪的制裁，切实体现对贪腐的零容忍。

还有比贷款行贿更好的反腐教材吗？

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甘愿到基层做官，可以想象，当年刚步入仕途的他，是多么踌躇满志。但当努力和政绩换来的只是大会上的口头表扬，却多年不被提拔，于是理想褪去神圣，原则开始动摇；进而铤而走险，“入乡随俗”，没钱行贿，就抵押贷款；结果被提拔，接着被处理。与其说这是众多腐败案件中可笑的一件，不如说是酱缸体制中可悲的一幕。

时下正值反腐高潮，这一典型案件，恰可成为剖析腐败之根的活教材，从中总结出治本的反腐法宝。首先，病态的升迁机制就值得反思。当再好的政绩都抵不过人民币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官员升迁的砝码已经变质，升迁的依据成了领导的授意，而不是百姓的满意。因此，建立一套透明、科学、高效、公平的升迁机制，很有必要。如何使官员的升迁更多的向民意倾斜，更多的依赖政绩，值得考量。

 

还应注意，我们的官员，他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不错，但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糊口，岗位是荣誉、是责任，但归根结底就是一份工作，再多的口头表扬都没实质奖励更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像这位镇长，虽然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不被提拔的滋味，比批评还难受，贷款行贿就是克制不住后的放肆。因此，企业的那套奖惩、竞争机制，值得借鉴。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的官场，在某些领域、某些地方，已经形成了酱缸，即使你不想腐、不敢腐，浸染久了，也不得不腐。茂名窝案中，共涉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幸免，波及党政部门105个。从“一把手”的市委书记，到基层的科长，从政府部门，到党委、人大，范围之广、数量之大，骇人听闻。

试想，在这样的一个官场环境中，想要独善起身，恐怕也身不由己，只能被“逆淘汰”。这就是劣币泛滥，驱逐良币的噩梦。而在这起窝案中，涉嫌行贿买官者竟高达159人。看到这样的数据，就可以理解那位贷款行贿的镇长，当你还在傻乎乎地蛮干拼政绩，别人已经用金钱开辟了升迁快捷小道，能不急吗？只能说，这样的大环境，傻子也要被逼成疯子。

所以，贷款行贿乍听来挺稀罕，但当它发生在茂名这样一个巨大的腐败窝案中，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在感受如此窝案和如此极端的行贿，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与悲痛的同时，不妨趁机把它当做一堂很好的反腐课，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找到腐败的病根，下一剂猛药。

【启示与思考】

正所谓“近墨者黑”，为防止被逆淘汰，农大的高智商毕业生不会“坐以待毙”，“审时度势”下开始了他的抗争。“外行”到“内行”之间的距离，有时看起来也挺近，用一串数字便能越过。银行贷款的插曲，尽管带有一丝悲情，但也只会让铜臭味更浓。

情理之外、意料之中，对逆淘汰的如此抗争到最后，并不是推翻逆淘汰现象，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逆淘汰的盛行。优秀人才的结局，要么就是被逆淘汰，要么就是加入到逆淘汰他人的队伍中，自己蜕变的代价，一定会在他人身上找回来。因此，逆淘汰也是滚雪球效应的一种体现。

然而，不管歪风邪气如何盛行，终究取代不了正义，在群众眼中是这样，在监管部门心中更应是这样。贷款行贿，是对逆淘汰的抗争也好，顺从也罢，等着它的，唯有日渐完善的党纪国法严阵以待。

如何打破官场买官的“囚徒困境”？首先，必须严肃处理那些破坏规则者，让看似聪明的行为付出代价。其次，必须厘清官场的规则和权力的边界，让潜规则无处藏身。这是打破“囚徒困境”的关键一步。若潜规则依然存在，甚至一定时期又如半公开的秘密，那么困境还会形成，囚徒们又会趋之若骛。如此，所谓“囚徒困境”的笼子才可能打破，官员们才能安心做好本职工作，而不是想着买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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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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