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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红会出租备灾仓库之思考
2014年08月28日 13:30
【网络热点】
【事件介绍】
媒体曝红会违规出租备灾仓库回应:合作已终止
近日,有媒体报道,总投资1.17亿元打造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仓库并未得到合理利用,而是“以捐代租”违规出租。
8月20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表声明称,备灾仓库与企业的合作已于今年5月全面终止,经查未发现工作人员从中谋利。
媒体报道
以捐代租仓库变商用
2010年10月,中央财政拨款1.17亿元,建成了首个国家级备灾救灾物资仓库,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中心(简称备灾中心)。该备灾中心位于顺义牛栏山镇昌金路牛栏山段30号。
近日有媒体报道,该备灾中心并未得到合理利用,而是用“以捐代租”的方式,以每年90万元的价格将仓库出租给北京中迅誉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疑似为“皮包公司”,后者再以市场价格转租给DHL等物流公司,从中牟利每年可能达数百万。
货车进出有工人装卸
19日下午,记者来到备灾中心,该中心东、西两个大门关闭。东门为正门,配有保安亭。下午3点左右,一辆小型厢式货车驶向东门。司机下车登记,将车开进院内,电子伸缩门也随之关闭。随后,记者看到一辆大型货车停在3号库前,几名物流人员在装卸货物。
“这里原来每天都有车进出,最近少了”,据附近村民介绍,备灾中心的七八名保安都住在村里,约一个月前,几人纷纷离开,“他们说外租的买卖不做了,仓库正在减员”,正是从那时起,货车开始减少。
记者探访
合作终止多半已腾退
20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表声明称,由于该中心处于初建阶段,部分设施尚未完全竣工,在不影响备灾救灾物资储备和调用的前提下,中心将部分仓库库房与企业在2012年开展合作,期限2年,由备灾救灾中心向合作企业提供培训、交流、咨询和部分仓储服务”。
在2013年8月总会机关纪委的内部审计监督中,对备灾中心与企业合作项目已采取自查自纠措施,并进行了整改。该合作已于今年5月全面终止,截至8月18日,75%用于与企业合作的库房已经完全清退腾空,剩余25%也将按计划于8月31日彻底清退腾空。”
针对企业合作获得的款项,声明表示,与企业合作所获得的180万元资金全部进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账户,受财政部监管,用于人道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目前,经过总会机关纪委的调查,没有发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存在个人从中谋取私利的行为。
最新回应
这些年,红会的那些事
1、帐篷事件2008年
传红会某官员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将向汶川灾区捐助价值1300万元的1000多顶帐篷。经计算,每顶帐篷高达1.3万元。红会随即辟谣,平均每顶帐篷1174元,此为全国最低价。
2、发票事件
2011年4月
身份认证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的肖某,在微博中晒出餐饮发票,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消费金额9859元。网友质疑红会“大吃大喝”。
3、郭美美事件2011年6月
身份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在微博中大肆炫富。2014年8月20日,郭美美被批准逮捕。郭美美表示,其与红会无关。
4、超标采购
2011年6月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中存在“超标采购420万元”等问题。
红会为何要把备灾仓库低价转租给皮包公司
备灾仓库沦为物流公司,此事说有多荒诞就有多荒诞。这点,连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不否认,她在回应中自承,此乃违规出租。明知违规,为何还要出租?她解释道:“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么大的仓库如果放到这里,又没有国家紧急备灾救灾物资储备的话,因为它现在没有这个能力,那岂不是浪费。”并且还以全中国的备灾仓库都有类似问题作辩解。
既然备灾仓库建了没用,当初何必向中央提出建设申请?要是不建,就无须招聘这么多人员,又哪来的人头经费?请问,体量这么庞大的备灾仓库当初是怎么论证、设计的,又是如何获批的?建这么大的仓库却只存储少量的救灾物资,岂非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
这都是前几年的事,不去说它了。现在我想问的是,红会为何要将其低价转租出去?
赵会长说了,红会穷,单凭财政拨款,养不起这么多人,这点,我理解;但不解的是,红会难道不想在转租当中多赚点钱吗?记者根据该仓库坐落的位置,建筑面积以及内部的现代化设施,再参考同类钢结构库房的日租价,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假设所有的面积均用于商业出租,共13677㎡的备灾仓库全年的租价至少在499万元以上。而中迅誉华从备灾中心“以捐代租”的价格只有90万元/年,还不及市场价的零头。而后者租给物流公司的价格恰恰是450万元。换句话说,红会少赚了360万元。
这笔买卖有诸多疑点。红会不把仓库直接租给物流公司,而是租给一家疑似皮包公司,因此少赚几百万,此乃一大疑点;第二大疑点是,这家简称为中迅誉华的中介公司,身份和来历十分可疑。工商资料显示,中迅誉华的经营范围并没有物流和仓储的经营项目。更让人惊讶的是,中迅誉华的两个曾经的注册地址均为虚假地址,疑似一家“皮包公司”。更可疑的是,除了地址变更之外,该公司还进行了一次投资人的变更。资料显示,魏中华和一个名为赵玉良的自然人是中迅誉华的原始股东,2013年7月25日,赵玉良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阚茜,同时不再担任监事。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现在的中迅誉华已经与赵玉良没有关系,但公司的幕后控制人仍然为赵玉良。第三大疑点是,魏、赵等三人注册了一系列的“中迅系”公司,后赵因故退出公司时,都将职位让给了阚茜,不知两人是何关系。第四大疑点是,三人中的魏中华、阚茜,还有另外的身份:阚茜是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红色文化基金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秘书长;魏中华则是红色文化基金管理部主任。不知红会与该基金会是什么关系?最后的疑点是,中迅系公司幕后控制人赵玉良的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
综上所述,红会低价转租备灾仓库事出有因,不会是缺乏商业头脑的缘故吧?此次转租闹剧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和寻租腐败,得好好查查。鉴于红会这些年是非不断,中纪委有必要将其列入第三或第四批巡视对象,查清事实,澄清真相,以释公众心头之惑。
红会与其事后说明,不如事先公开
面对媒体质疑,红会方面多少显得有些慌乱,先后从不同口径出来了多个回应。20日下午16时左右,回应的“终极版”通过新华社渠道发出,该声明表示,“备灾仓库”与企业的合作确实存在,为期两年,已于今年5月全面终止,项目所得180万均纳入中国红十字总会账户,未发现工作人员从中谋利。截至18日,75%用于与企业合作的库房已经完全清退腾空,剩余25%也将按计划于8月31日前腾空。
从这份回应来看,媒体的报道基本应该属实。应该说,回应之中还是有亮点的,那就是红会内部的内审已经事先对此事进行了提示并要求整改。内部审计虽然很难像外部审计那样严格,但起码还是一道重要的监督管卡,还在发挥作用。
红十字会的仓库不能出租?当然不是,在没有重大救灾任务的情况下,我想公众不会排斥将闲置的资源哪怕是国家公共资金建设的仓库进行“保值增值”的操作。这个无可厚非。
公众担心的是缺乏公开的“出租”,是可能产生寻租腐败的“出租”。慈善基金会与投资基金类似,也可以分为私募和公募,如果是几个朋友自己掏钱做私募慈善基金,公开少一点也无所谓,因为都是自己的钱。但红十字会是典型的公募基金,必须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事先详细公开“晒一晒”。要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公众的信任同样不是“免费”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又凭什么信任你呢?中纪委王岐山书记说过,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社会大众将爱心捐款(很多是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交给你公募性慈善基金用,当然有权利也必须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换一个角度,对于红会来说,事先充分公开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和品牌重建。以此次舆情危机公关为例,事后的说明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事先公开。比如,90万的租金高了还是低了?事后能说得清楚吗?到底多少是合理租金?100万?还是200万?假如换一个方式,红十字会事先公告,打算出租仓库,但这是救灾仓库,一旦发生重大灾情,随时可能调整合同条款,通过规范的市场招投标,定下了的租金是70万,你觉得会有人质疑吗?
所以,程序公正、事先公开,不仅是对公众的责任,更是对自己的保护。在这方面,备受“郭美美”之扰的红会已经做了很大努力,今年4月24日北京市红十字会还曾首次开放备灾物资储备库邀公众参观。但显然,公开尚未完全,红会仍需努力。
“养活员工”不是红会违规的理由
红会要挣钱养活员工并没有错,但前提是不能违法违规。红会的备灾仓库是储备灾害发生时急需物资的专用场所,国家为此投入了1亿多元,专项划拨100多亩土地。而按照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4条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出租、抵押。所以,红会出租救灾仓库不仅涉嫌违法,也有悖于国家建立救灾仓库的初衷。
事实上,早在2011年媒体就曾曝光武汉红十字会违规出租救灾备灾仓库。当时,武汉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会积极配合国土部门调查,按照有关组织程序进行处理,但至今没有公布处理结果。3年后,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仓库同样陷入出租漩涡,可见红会方面并未对此引起足够重视。
我国《红十字法》明确规定了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包括会费、捐赠款物、动产和不动产收入、政府拨款等。所以,红会将国家投入上亿元建设的救灾仓库违规出租,亟待有关部门介入调查。这其中,有几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注意。首先,租金养活了哪些人?据赵白鸽透露,国家财政只解决了救灾中心三分之二的经费,红会才采用“阴阳合同”的形式“以捐代租”。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北京市红十字会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服务中心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仓库租金、维修及员工工资等都是政府拨款。市级救灾中心完全靠财政养活,国家级救灾中心却要自己找食,这正常吗?一年90万元的租金收入,究竟用到了哪里,需要给公众一个真相。
其次,出租有无利益输送。据媒体披露,北京中迅誉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租下红会救灾仓库后,又以市场价转租给一些物流公司,每年从中牟取数百万元的利润。而这个空手套白狼的“中迅誉华”,还是一个连注册地址都纯属虚构的皮包公司。它究竟有何能耐低价承包下救灾仓库,红会是不懂行情还是另有隐情,值得追问。
此外,根据《红十字法》规定,红十字会的经费使用情况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为何一纸并不高明的“阴阳合同”,就能轻易绕过政府监管?
犹记郭美美被起底后,红会官方微博曾呼吁“从这一刻起,请忘记她”。只是,郭美美与红会无关,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红会重塑自身形象。要想挽回公众信任,红会必须拿出实际行动。遗憾的是,“红会出租救灾仓库赚外快”的负面新闻,再一次拉开了红会与公众的距离。
“云救灾”时代还要集中建备灾仓库吗
面对灾害,救灾物资的仓储是必需的,尤其制作周期长、品质要求高、需求普遍且特别紧急的物资(例如帐篷、防水布、床、发电机等物品),平时若没有仓储,灾难发生后就无法第一时间转运和发放。然而,与稳定的传统仓储模式相比,灾害的发生是不规律的,可能某一年旱灾严重,第二年地震很多,第三年又风调雨顺。传统仓储面对快速变化且极度不稳定的救灾需求,其吃力是显而易见的。
有这么多因素要考量,如果为备灾仓库算经济账,会面临两难困境。如果备灾仓库建在发达的核心枢纽地区,储存空间越大,越能更好地为大灾尤其巨灾做充分准备,进而便捷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比如,国际红十字会建在吉隆坡的应急仓库,能迅速发送数百吨的物资到亚洲各灾区。然而,维持这样功能的仓储,就要支付高昂的建设与维护成本。但是,如果核心城市备灾仓库建得较小,又不能充分发挥调剂作用,灾害规模一旦超过仓储所能应对的范围,又会面临救援乏力的窘境。
不过,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今救灾还需要斥巨资建立集中式备灾仓库吗?今后呢?集中式仓储发挥功效的前提是,默认运输通道全部畅通,从而能够第一时间将救灾物资运抵灾民手中。但救灾中最大的困境在于,很多灾区尤其中国西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区域,或面对巨灾席卷的地区,遇到灾害后交通可能会被全面破坏——从世界另一端空运物资到国内机场可以不超过一天,然而物资面临塌方、断路、滑坡地段的困难,有可能几天以后才能有限地进入灾区。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灾民真正快速有效地收到救灾物资。
建设和维护备灾物资仓储的成本,与将救灾物资送达灾民手中的效率,是实践中发展传统救灾仓库的两个挑战。然而,在“云时代”组织救灾赈灾工作,我们不能再用“石器时代”的办法。从国际发展和实践检验来看,备灾工作的社区化和社会化,普遍被认为是能更好解决备灾成本及备灾物资抵达效率问题的好方向。
备灾工作的社区化,属日本做得较为领先。日本灾害发生后,很少见到集中力量突击往灾区运水、粮等生活日用品的场景。日本人应对多次灾害以后,已将应对灾害的准备工作,完全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以供水为例,日本自来水管网进入社区后,有一段供水管会远远比正常部分要粗,而且这部分也处在一个相对有保证的环境下。当没有灾害发生的时候,自来水还是自然地循环流动,保持洁净。而发生灾害以后,这一部分就成为一个应急的储水罐,保证当地居民一段时间的正常需求,这样就避免了救灾过程中大批量运输水的需求。
而那些无法社区化的备灾工作,则可以借鉴社会化的发展模式,充分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参与。社会化备灾,首先是将集中备灾工作尽可能地分解到各个地区,将集中的大仓库分解为遍布各地的小仓库,甚至那些直接深入到社区一线的应急避难场所,本身也可以被当成是救灾物资的储备仓库。这些小仓库,平时解决本地的小型救灾需求,发生大灾时则调度周边的其他仓库物资进行补充。
小仓库的好处在于能够分解仓储的成本。当每个地区的仓储需求下降以后,可以采用社会合作的模式,借用社会资源以合作的方式提供仓储,或借用市场的模式与企业共同建设和使用物流与仓储,更加充分地使用社会资源。比如,日本的救灾物资转运与送达灾民,就大量地依托物流公司进行。而对于一些可以直接调用的企业物资,则可以借鉴美国模式,签订紧急采购,由企业直接调用仓储商品或紧急生产商品后,第一时间调往灾区。在国内也有这样的起步试验——芦山地震中,壹基金第一时间抵达和发放的物资,就是从地区仓库直接调配的纯净水。
不过,这种分散式的仓储管理,虽然节约了成本,但对整体协调和管理要求相应较高。但从未来的备灾和救灾工作而言,社区化和社会化的备灾大有可为,它既能解决集中式仓储的成本与效率的问题,也避免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陷入集中式大工程中的争议与挑战。或许,目前的救灾工作还需要集中地建设备灾仓储,但可以预见,未来的救灾,将是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低成本、高效率的“云救灾”。
【启示与思考】
救灾仓库不应用于出租,具有慈善职能的仓库打上了商业的标签,已然失去了原本具有的意义。该说法没有错,备灾仓库用于存储救灾物资才是正道,但是一味强调红会的慈善性质,而拒绝其与任何商业性扯上关系,这并没有太实际的作用,反而会让红会陷入难以管理的状态。如今,赵白鸽已经明确表示红会不能从事经济活动,问题是红会利用空置仓库获得收入算不算是从事经济活动。如果算,那么将仓库空置着,实在是浪费资源,而如果不算,出租备灾仓库又确实会对红会的信誉造成影响。
即使红会的确存在经费不足的“难言之隐”,每年90万元的“以捐代租”价格是如何确定的?难道红会真有那么傻,不知道市场租价几何吗?疑似皮包公司的中迅誉华连注册地址都是假的,究竟何德何能能够承租到红会的救灾备灾仓库?
救灾备灾仓库是财政出钱建的,财政还解决三分之二的经费,如果民间慈善组织能得到这样大力度的扶持,大概做梦都会笑醒,怎么到了红会这里,反而成了不得不违规出租仓库呢?对于一个慈善组织而言,很多人其实是不必养活的,只要足够有公信,就能招募到大量的志愿者;就算要养活人,也不应该突破底线。
客观来说,红会承担着比商业机构更大的压力,肩负着传播正能量的责任,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丝毫的腐败迹象都有可能让这个组织陷入舆论漩涡。实际上,红会在社会中的信誉已大不如从前,怎样发展下去是一个难题,而每个慈善组织一定有其发展的办法,红会也不能总靠着政府,怎样利用手中资源壮大自身显然是红会急需考虑的问题。当然,红会的发展壮大会在社会的关注中进行,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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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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