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治理能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强国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对文化强国做了着重强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构建中国话语权和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在新形势下，习总书记还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多维复合式的国家治理能力中，文化是重要一维。

一个国家和社会，想要秩序，要发展，要有国家综合竞争实力，必须建构起相应的表达国家意识和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系。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赛义德说：“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阿尔都塞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在掌握政权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

中国文化“软实力”打造国际竞争力。中国理论、价值观及其文化，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一样，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也有来自国际文化竞争的挑战。国际文化竞争表现为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竞争，但作为国际竞合的一部分，文化竞争历来包含着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较量。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此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思路中，也包括来自文化安全的把握要求。

事实上今天的文化竞争力已和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力一起，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文化意识形态竞争甚至被人们喻为第三种“战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影响美国也影响了世界；美国前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文化统治”概念；邓小平同志早也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切表明，文化实力已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事实上前苏联的解体，原因多维，但意识形态的改变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学者土界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中指出：“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他认为“使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变化了的“社会主义文化”。[1]

文化是社会治理体系中重要一维。诸多社会治理理论都很推重文化的功能，葛兰西曾将文化意识的社会凝聚作用比作“水泥”；社会功能学派把“文化系统”置于“社会系统”诸因素的首位，强调如过多社会成员拒绝社会共同价值观，社会系统就会崩溃。帕森斯在《社会体系和行动理论的演进》中强调，一个社会要达到整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成员在秩序中行动，二是控制社会行动在秩序内不冲突的规范文化模式。

现代社会治理中，制度建设和规导需要强调，但制度治理不是唯一，在强调外在制度建构的同时，不应忽略精神文化的社会引导和人的心灵秩序建设。社会学家迪尔克姆在研究“社会病”时提出，文化价值失范是引发社会无序、松散、人们迷茫甚至自杀的重要原因；指出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在传统生活习俗、道德规范、信仰变化瓦解的同時，新的文化价值观如未能跟进，就会产生令人不安和困惑迷茫的社会阶段。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片面“物化”的发展模式忽略或放逐了精神家园、意义世界、高贵人性的追求，社会才会出现大量道德问题。

注重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注重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根基，构建中国话语权。文化具有价值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但其本质首先是意识形态属性。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但不是搞文化“产业化”“市场化”。文化建设从理论到大众文化，如不同国家核心价值观保持同一取向，社会共同价值观就无从形成。在关注“文化统治”和“文化冲突”的国际竞争时代，在国际多元价值意识竞争背景下，我们更要强化对“中国理论”和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自觉”和“自信”，注重构建中国理论及其文化的软实力，如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习近平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十八大报告）。文化强国要注重传承文明之道，守望精神家园，构筑“中国梦”。失落了“道”的文明定会走向衰落。世界文明进程中，有四大文明发源地，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究其根源，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不但有辉煌的文化形式和器物的积累，还有深厚的文化之“道”的流传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今天文明传延发展的重要文化之“道”和文化之根。

习近平强调，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从核心价值观建设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思想道德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要加大核心价值观宣传力度，贯通社会合力，加强中国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道德观教育。在把“治理能力”作为主打词的今天，能否构建好中国价值文化，并通过“内化”使社会成员共享核心价值观，形成社会“共意”，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伦理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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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的波澜》日本堺屋太一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903/78004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