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如何看待中央财大教授辞硕导开私塾？

 

 

【社会关注】

【事件介绍】

中央财大教授辞硕导开私塾一年只招一个学生

来关注一位不想做硕士生导师，要自己办私塾的教授，他叫黄震，是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2000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以这样的背景，安心当个教授，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就在这两天，黄震教授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中作了这样的声明——“断然决定放弃‘硕士研究生导师’这一‘光荣称号’！而且不再主动申请‘博士研究生导师’这一‘伟大岗位’。”

黄教授不做硕导做什么呢？原来，他将以众筹的方式开办私塾书院。他在微博中说，“今后好学者若要从学于我，可到本人即将开办的私塾书院，行跪拜之礼，且与其父母签约，方得入门。”黄老师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

拨通黄震教授电话时，他正要参加一个会议，说已经有一拨人在筹划私塾书院，正在细化方案。黄震做硕导一年要带十来个学生，他说想办私塾就带不了那么多学生了。

黄震：一般两年三年，毕业以后就不干这块了。不做硕导，也就是个人时间、精力和能力有限呗，就是现有制度，培养体制，我培养不出我想要的学生。私塾的方式我看能不能找到我想要的学生。

黄震是金融法学界的知名教授，有人以为他要去教四书五经，其实不是。

黄震：这个模式需要创新，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来了，很多东西需要巨大的改变，教育也需要改变了。所谓“私塾”是借尸还魂嘛，其实是把现代新的灵魂注进古老的书院，融通古今、汇通中西。用私人教育的方式来培养人才。

黄震说，有办私塾的想法已经20多年了，从他在岳麓书院念研究生开始，他也经常在微博中发文，探讨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

黄震：钱学森问，为什么大学培养不出人才，其实问题不在大学，在中小学就出了问题了，根上就出了问题了，应试教育磨灭了他们的兴趣，爱好、好奇心，哪还能做出什么研究，哪有什么创新？

黄震说，他的私塾没有毕业证书发给学生，以前他收的三个弟子没有学历要求，也不需要交学费，今后招弟子，要因材施教，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收学费。

黄震：只是将来在网上能查到他在我这里上过学就行了，现在互联网时代还给他发一张纸质的东西干嘛呢？

黄震说，他跟全世界报名书院做导师的教授们有约在先，每个导师每年最多收三个弟子。

黄震：我不要很多学生，一年只招一个学生就行了，我只是大海捞针，万里挑一。

有人质疑跪拜之礼的入门方式，黄震表示，这是对知识的敬畏。

黄震：不是说向我跪拜，是向先贤跪拜，举行各种仪式。

黄震虽然请辞硕导，但是正常的教学教课，他不会放弃。

黄震：很多人误解，说我要挑战现有教育体制，我没有，我只是想尝试能不能发现一种新模式来培养人才，我还是要从事教育工作，而且希望找到一种更好的促进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式。

 

近年来，黄震已经收了三个弟子，其中廖琦是在入门半年后创办了宜投通公司。

廖琦：在湖南的岳阳，岳阳楼下，行了敬茶拜师之礼，在这之后他经常带我们去一些企业，公司做学术的调研，点烟之后会坐下来分享，他会把在全国或国外看到的一些好的互联网的模式和一些好的互联网思维传递给我们，我们根据他的这些思想又用到我们的企业里面来，用到经营里面去。在理论和实践互动过程中，我们都找到落脚点。

当被问到这与做黄震的研究生有何不同？廖琦说：

廖琦：去有更多的在实践中创新，在实践中学习吧。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的在读博士小章，感受自己的求学经历认为，现在的导师带的学生确实太多了，一些硕士研究生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导师，她推崇黄震万里挑一专心培养的想法。

小章：根本辅导不过来，有些导师也没有什么课题，这些学生也没什么工作做，学术上也锻炼不了自己，完全是靠自学。专心培养一个，我觉得这样比一下培养好多出来的学生质量要好很多。

但小章对黄震的私塾还是持怀疑态度。

小章：他这个私塾真的就能培养出学生的创造力吗？上研究生都二十多岁了，都成型了，你这个阶段再培养他的创造力，我觉得有点晚了。

央财教授办私塾,创新还是复古?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堂堂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放着好好的硕导不干，却要回到久远的年代，办什么私塾，令人大惑不解。想想看，倘若是教授身穿儒士长衫，学生们作揖打躬、行跪拜之礼，会是一番什么光景？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园地呈现出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景象。这不，连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都要辞去硕导去建立私塾，可谓是饶有别致、推陈出新之举。

有资料记载，上世纪的60年代初，北京曾经出现过一处偷偷开办的私塾，被公安机关发现后取缔，在当时的年代，私自办私塾是违法的，主办人也因此被定性为“非法开办私塾，宣扬封建礼教”。

现在不同了，即使是大学教授开办私塾，也不会有人干预。毕竟，作为一种学术探索，不管成败如何，都是值得去尝试的。

应当承认，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私塾对于传播我国传统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等方面，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然而，话又说回来，私塾作为古代社会的教育形式，历经多朝多代，后来之所以消失，主要原因还是教材单一、覆盖面窄、知识老化，加上思维僵化的教育形式所决定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私塾作为蒙学教育，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那些诸如八股文之类的东西，教育出的是一群空洞死板、迂腐不化的庸才，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塾退出教育舞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透过央财大学教授开办私塾还应该看到，这个隔膜久远的陈年旧词之所以沉滓泛起，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现代教育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创新，包括教育体制、教育形式、录取方式等，都需要进行改革。但是，教育改革不等于复古，更不是回到私塾年代，这是已被实践证明的真理。

 

私塾可以有，跪拜就免了吧

黄震请辞硕导的“另类之举”击中当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之弊。有人曾总结，教育过度产业化，难以培养杰出人才；行政主导办教育，难以形成办学特色；校长聘任短期化，难以铸就大学精神。的确如此，习惯“满堂灌”、带一溜研究生、对着教案照本宣科的培养模式，不但教授成不了真正的大师，而且也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黄震将以众筹的方式开办私塾书院，希望能纯粹地研究学问，可视为对传统教育模式的一次“突围”。

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学界精英强烈的意识到，传统的教学方法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特别是以在线教育平台为基本构建的网络共享式教育模式，大大降低了教育成本，使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覆盖所有地区和人群，课程不受时空和身份的限制，从而有利于提高成才率，促进教育公平。

对电子网络时代带来在线教育模式的挑战，已有不少大学开始尝试并与国际知名大学展开合作。但是，与学生和年轻教师表现出的热情相比，教育决策层似乎慢了一拍。已担任硕导十余年的黄震深感沿用传统人才培养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他希望探索一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尝试将互联网教育与传统私塾书院教育融合起来。

那么，黄震的“另类探索”能否得到校方、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宽容和支持呢？如何出现试错失败能否得到理解、鼓励和免责呢？进一步说，黄震“一个人的战斗”能否推动高校教育体制与教育模式的改革，进而启动顶层设计，制定清晰明确的国家战略，建设我国的在线教育平台，兼容并包适应时代发展的各种创新的教育方式呢？

即便黄震的试验半途而废了，我们也应该给他掌声，因为他至少在积极主动地为“钱学森之问”寻找答案，且启发与激励更多的人为在中国办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乃至享誉全球的学术大师而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

不过，更像炒作话题的所谓“跪拜之礼”，将其列为入私塾书院的门槛，即便有学生愿意行“跪拜之礼”，也不能将此列入“私学教规”。此例一开，“敬畏知识”只是一个外壳，实质上是开了人类教育文明的倒车。因此，私塾书院可以有，“跪拜之礼”就免了吧。

请辞硕导办私塾：身在淤泥，心怀莲花

黄震教授请辞硕导、将开办私塾学院，作为一种教育探索，虽结果难料，但其敢于探路的姿态与精神，值得称赞。尤其是其“因个人学识、能力和时间有限，指导无方，为避免误人子弟”的真诚表态，更彰显出一个学者严谨负责的应有品格。

从报道来看，黄震之所以请辞硕导，开办私塾学院，其实有两个目的，一是探索不同于传统高校的办学与培养模式：通过众筹途径以私塾模式办学，且招生纳徒要行跪拜之礼；二是“希望能纯粹地研究学问，不带功利性”。培养人才，进行学术研究，是研究生教育的本来目的，但如今，黄震避开原有路径，另辟新路，恰恰表达了对固有培养模式的失望，颇为讽刺。

之于前者，虽说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高等知识人才，但现实却难孚人意。就笔者作为一名研究生的经验来看，高校研究生培养中，除了黄震教授提到的“一名教授带十几个学生”导致的学生与导师接触少、直接学到的东西少外，还有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的问题。譬如，以笔者所在学校的近现代史专业为例，本来，研究生大部分课程应该在研一完成，但到了研二，课程仍然排的很满，而且竟然还有一些本该在本科就该开设的通识课，这显然与研究生培养的“精专”定位有所抵牾。研究生阶段，主要任务便是广泛阅读，训练学术路子，而非像本科生一样按部就班地上课听讲记笔记。窥一斑见全豹，全国其他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状况或也并不乐观。黄震辞请硕导，就是鲜明脚注。

 

至于黄震开设私塾书院的另一个目的——纯粹地研究学问，笔者也深以为然。“身为硕导十余年来，感觉学术环境和学风变化很大”。诚哉斯言。学校浮躁风气下，学术已不再是一项事业，而变成一个个由课题费支撑的“项目”，项目而非事业，就必不可少的会有绩效考核，也就与职称、待遇挂钩，学术研究被熙来攘往的名利场裹挟，自然也就不再纯粹。

而其关于开设私塾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想法，也正是为了补救这一弊病。远离名利与躁竞之徒，平心静气坐稳冷板凳，才是做好学术的正路。实际上，黄震开办私塾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尝试，也符合钱钟书对学术研究的定位，“大抵学问皆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私塾书院虽不比荒江野老的清幽环境，但至少比风气芜杂的校园干净得多。唯有置身于清净环境，才能做得出好学问。

不可否认，即便黄震辞去硕导、开办私塾的夙愿实现，在身份上他仍未脱离学校，但他对固有教学与学术体制所做出的突破努力，已属难能可贵。虽身在淤泥，仍心怀莲花，这是冀求改变者的现状，也是突破固有教育与学术体制应有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黄震教授值得所有人尊重。

别把“请辞硕导办私塾”说得那么高尚

反体制的现象，总能赢得一片叫好之声，当年拒绝招硕士的陈丹青便被认定是反对硕士招生制度的勇士;打保护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为旗号的复古之举，也多半能引来国人的点赞。因此，当大学教授说因“怕误人子弟”而请辞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并要开办私塾书院时，收获了数不清的赞誉声。而且，各种高尚的大帽子和荣耀的光环，都扣在了这位大学教授头上。

可是，笔者认为，一个部级大学的教授，同时还有行政职务——金融法研究所所长，辞硕导、办私塾，就未必如他说的那样高大上。更多的问题，不过可能是和其他大学教授一样，是内心里蠢蠢欲动的“创业之心”在作祟。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对硕士们感觉误人子弟，对中小学生就不误人子弟了?

私塾这个玩艺，说到底，是应该让位于公益性的义务教育的，私塾在当下很难成为主流。当然了，在市场经济之下，专门为有需求的富人去办贵族化的私塾学校，也必然有市场，也有利可赚。而且，任何社会中，都有喜欢“跪拜之礼”的，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有这样的人，而且，往往还拿着一个更为高尚的理由——行跪拜之礼，其实尊重的是知识!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似乎永远绕不开：身为大学教授，有没有责任带好手底下的硕士研究生?有没有为学校分担带硕士压力的职责?继而，也可以问，如果像黄震一样，所有的大学教授都不想带硕士了，他们是不是都可以辞掉相关职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说到底，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大学教授在我国兼职众多、开公司众多，这样的现象应该得到一些纠偏了。今年上半年刚刚出台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中有这样的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利用工作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的，当给予处分。但是，对于大学教授在外开办公司、自主创业或是从事兼职算不算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不过，常识却不容否认，大学教授，其身份和工资都有公共属性，因此，这就决定了我国大学教授不能有一些太过自由的做法。对黄震而言，即便你是那么地

热爱传统文化和私塾教育，作为一名拿着纳税人供养工资的大学教授，似乎也不应该脱离公职身份，而只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启示与思考】

人各有志，无论请辞硕导还是开办私塾都是个人选择，他人不必过多置喙，毕竟开办私塾早有先例，近年来教师请辞硕导乃至博导也并非新闻。不过黄震提到的“每年都要带十几个学生，确实有些累，不能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不愿误人子弟”，绝非矫情。几年前就有媒体披露，有的教授居然带有研究生30多人，研究生要见老师一面都难，更不要说亲聆教诲了。

有一种急功近利，叫“立竿见影”，学了就要用；有一种人格修养，需要熏染很久很久。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有这么一种另类模式，很有点儿返璞归真的味道。但因此就放弃或逃避现代应试教育的弊端，其实就是另外一种鸵鸟心态了。对于绝大多数新型教育试水者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叛逃”后的回归。在依旧强大的传统教育机器面前，这仍然是一道绕不开的“坎儿”。

开办私塾书院，是否就能改变黄震所称的弊端，结论不能轻下，但此举确实是对现有教学模式的一个探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从黄震的批评中受到触动。研究生的扩招脚步应该停一停，等一等教育规律；高校和导师应该按捺急功近利的冲动，想一想如何为学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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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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