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人外交”局外人办局内事

“学人外交”是民国外交史的一个有趣现象。在民国历史上，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当一批学有所成、学有所专的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著名大学教授或学界名流，直接以“学人”身份介入外交事务，充任中国外交使节或重要外交官，像人们所悉知的胡适、蒋廷黻、王世杰、罗家伦、叶公超、张忠绂、张彭春、陈之迈等人。这些学人拥有特殊的身份地位，既有非常尊荣的学术影响与学术头衔，又有相当的政治社会资源或职业外交官所不具备的优势作依托，但他们缺乏职业外交官特有的专门外交业务技能训练和长期修成的职业涵养（如遇事忍耐、冷静、平和而庄重等性情，以及善于交际应酬、斡旋等职业本能）。这些“学人外交官”如何应对角色与职业身份的转换，及其对民国外交的影响和冲击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社会“名人效应”在外交领域的存在，有助于扩展本国外交活动的影响

依据现代外交学而言，社会名流在其功成名就之后进入本国的外交队伍，至少可以起到四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发挥一技之长。 即以其学术上的造诣和丰富的阅历，直接报效于国家。其二，增强凝聚力。社会名流具有一定的社会威望，其介入外交活动本身就是对政府的一种支持，并可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其三，扩大国际影响。社会“名人效应”现象在外交领域同样存在，社会名流加入外交队伍，因其在国际上的某种知名度，在各种外交场合不仅更受尊重，亦有助于扩展本国外交活动的影响。其四，广交各界朋友。社会名流以其社会影响和魅力，往往比其他外交人员更容易成为外交场合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或核心人物，而与各国名流交朋友是任何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包括国家重要领导人。

由此可知，在民族危亡之时，国民政府广泛延纳学界名流，如胡适、蒋廷黻等人，介入实际的外交操作之中，借重他们的威望与影响办理外交，并非看中其什么“职业”技能，而是其外交职业技能以外的因素。透过汪精卫和孔祥熙给胡适的函电，即可了解这一点。汪称：“先生虽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试问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有几个及得先生呢？”孔言：“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而像胡适这样的学界名人，同样在他使事的美国博得了好评，《纽约时报》放言，“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与胡适大致同一时间担任外交职务的北京大学教授张忠绂则称：“抗战期间，由胡适先以半官式，继之以正式大使的身份，驻在美国。这对于国民政府甚为有利。独惜在日美战争爆发后，他被撤换，外交部长亦由宋子文继任。战后美国舆论对国民政府由同情转为敌视，其原因虽多，但与重要官吏人选，似亦不无关系。”张忠绂之说，可视为学人对胡适以及本群体人员出任外交官的角色与地位转换的某种认定。

学人作为官僚系统之外的人士，与职业外交官有着某种相似乃至于相同的体验和感受，即外交官难为

学人作为官僚系统之外的人士，与职业外交官有着某种相似乃至相同的体验和感受，即外交官难为。职业外交官顾维钧抱怨说：“我曾暗自注意，正常的国际间政治活动——外交，在程序上和运作上确有很多传统的方法和一定的门径。精通这些知识和机智地运用这些手法，原是我工作上和职务上分内之事。我研究过外交术和外交史，懂得哪些话可靠，哪些言论可以视为是实在的。但在中国却还有一种所谓‘内交’，即施于内部的外交。这无疑是更难的，因为不能摸透政府领袖的真实意图。政治上的利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政府经常不将事情的真貌全盘告诉国外代表，有时甚至只说些表面上正确，而实质上不真实的话，因而常常给国外代表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困难。”蒋廷黻则称自己是“局内的局外人”，出使苏联“不是人过的生活”。相比之下，胡适乃是一个与国内政治中枢管道较为通畅的人。但他同样地认为出任驻美大使，从事外交事务，实际上是过着一种“并不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多年不愿意做的事”。胡适厌倦外交生活，亦不排除与其难以适应外交这种高度技术性的工作有关。

“学人外交官”的被动与麻烦

学界名流出任外交官，虽有许多职业外交官所不具备的优越资源，但他们没有职业外交官所具有的专业性的技能、经验与训练，从而为自己的工作造成种种被动，引来诸多麻烦，并招致多方攻击。胡适被人认为不务外交“正事”，不悉外交“技艺”，乃至“口无遮拦”。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有人针对胡适在任时所作的一次自由演讲提出质询，内中称胡适言：“粤汉铁路陷落后，中国政府曾发生动摇；中国军队已退入内地，不能再作阵地战”。而胡适在回复外交部电询时则辩解曰：此不过是自由讨论的谈话，且事先宣布不公开发。又，“弟到此任后，曾密商美外部负责人，决定以最诚恳之态度，向各方声明我国抗战之决心，同时表示急待援助情形颇得各方同情”。殊不知，外交官在涉及国家重大问题时，绝不能自作主张，自行其事，并在发表言论或消息时，应及时向上级机关进行必要的请示，统一口径，以免授柄于人。因为“在公开席上发表言论，往往使驻在国政论家或记者，误解本国政府的意见，重则惹起两国纠纷，轻则使代表卷入新闻论战旋涡中”。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认为此次事变系苏联从中主持，遂饬令驻苏大使蒋廷黻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蒋则在未与本国外交部重新接洽并对整个事件了解的情况下，即遵令请求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接见。会谈中，蒋廷黻要求苏方“承认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有关，而第三国际是与苏联有关……”，应负事变之咎，并与对方大闹一番。李维诺夫则对突然加诸于苏方的“莫须有”的罪名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反问蒋：“这种抗议是出自中国政府，抑是你自己的意思？”蒋没有否认此乃政府旨意。结果李维诺夫训令本国驻华大使向国民政府致以严重抗议，引发一场外交风波。此次风波使蒋廷黻在内失信于外交部，在外则不惬于驻在国政府，不得不以返国述职为词，“去而不复返矣。”而外交交涉需要充分的调查与研究，做到事实确凿，言必有据，绝不能贸然从事。正如职业外交官顾维钧所言：若发生此类情况，首先“急电外交部，询问某院长的电令曾否经行政院通过及外交部是否同意。第二，对外国政府抗议，必须有充分证据而后可，不能随便乱抗。这是很严重的外交措置。第三，访李维诺夫时，最好用探询的口吻，试探他的意见与苏联政府的立场，毋妨多用‘听说’字句。”另外，从外交操作上来说，做使节者最应避免与驻在国关系僵化，而应保持一种融洽的关系，以利外交之展开，并防止自己被对方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而原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公使时，“在代表我国政府参加驻在国一个重要大典，居然走错了地方，没有赶及”，被人视为“华而不实的阿囊”，结果任职“一年多光景，就丢了差使”。诸如此类的情形，在职业的外交官身上一般不会发生。

学界名流或著名学人出任外交官，从政府方面考量，在于借助于其各种社会影响与威望，以收整合政局和挽回时势与人心之效；从学人自身方面考量，其出任外交官并非或不完全是一种“职业”行为，更多的是对国家前途命运或政治的一种关怀。“学人外交官”与职业外交官的角色迥异其趣，至于在纯粹的某些外交理念上与职业外交官的差异，似乎倒是其次了。

（作者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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