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过后不久，党中央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就是这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对我国价值体系建设是一个重大推进。

党中央为什么要用这24个字来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针对性体现在哪里？要把这24个字落实到工作实践中去，对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今天我就围绕这些问题向大家汇报三个部分内容：第一，把握价值观转型的历史进程，消除当前价值观冲突和价值选择困惑；第二，把握价值观转型的时代内涵，更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理念。第三，把握价值观转型的实践要求，进一步彰显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担当。

一、把握价值观转型的历史进程，

消除当前价值观冲突和价值选择困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十八大报告用关乎命运的话来强调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地位和作用，以凸显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一）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承接鸦片战争170多年来中华民族不懈追求国家独立自强历史主题的必然选择

近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经历了三次根本性转型。

第一次，引进西学，从传统儒学价值观向近代资本主义价值观转变。这个转变的标志是1912年国民党政府废除了传统儒学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

第二次，中国知识精英，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帝、反封建，既批判传统儒学价值，也批判资本主义价值，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转变。这个转变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并且被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第三次，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第二次价值转型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由此形成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上述历史进程来看，中国三次价值观转型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是相联系的，这个奋斗目标就是习近平同志讲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民族复兴之梦。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实现四个现代化，再到当代中国全面推进改革、推进现代化。这170多年来的历史，中国人始终锲而不舍地追求现代化，追求民族复兴。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国家从外观上看已经很现代化了，新兴城市群和产业群到处涌现，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铁路公路四通八达。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外观的现代化，还不是完整的现代化。完整的现代化，既包括外在的现代化，也包括内在的现代化。内在的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精神和价值观的现代化。所以，近代170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铸传统、重塑国魂，就是要推动中国不仅在外观上而且在内在精神上都实现现代化，就是要推动中国人、中国文化价值观向现代转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三次价值观转型的一条主线，即推动中国人内在精神的现代化。

美国学者英格尔斯研究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他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但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人还尚未脱离传统落后生活方式和保守观念的束缚，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变成现代人，还是传统人，那么即使这个国家有再先进的制度、管理方式、工艺技术，也必然会在这些传统人的手中变成一张废纸，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会畸形发展，甚至失败。比如说当年清朝晚期，中国要修铁路，火车来了，一拉笛，非常响，老佛爷慈禧太后认为这是妖怪，所以这个火车不能开，得用骡马去拉，这就演出了马拉火车的笑话。近代中国的北洋舰队，技术装备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但控制在一群没有脱离农业冷兵器时代军事思想观念的传统人手里，仍然难免惨败于甲午战争的命运。

170多年来，中国社会都在追求人们观念的现代化，追求价值观的现代化。到今天，我们不能再埋怨大清国的那些传统人了，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传统人？实现价值观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任务完成了没有？可以说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价值观转型，但还没有确立起统一的用以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直到十八大以后才真正提出来了。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了价值观问题，实质上就是要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一种内在的现代精神。这种现代精神用十八大报告上的话说，就是兴国之魂，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具有了更加内在的现代性，从而也更加具备完整性和全面性。

（二）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总结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历史教训、校正价值观发展轨迹的必然选择

近代以来的三次价值观转型，第一次价值观转型主要是引进富强、实业、主权、进化、民权、自由等西方价值。但这些西方价值没有在中国扎根，因为当时引进这些价值观的资产阶级还非常弱小，在中国的发展中，特别是革命进程中，还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西方价值观尽管被介绍进来，却没有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扎根，没有真正发挥出唤醒大众的社会功能。

与此相对照，中国共产党人一走上历史舞台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架构中西，改铸传统，再造革命价值，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价值观，也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价值观的第二次转型。在这次价值观转型的过程中，革命价值观得到了广泛传播，广泛传播民主、科学、阶级斗争、劳工神圣、为人民服务等价值。这个革命价值观实际上是以土地革命为利益牵引，由土地革命、《土地法》大纲、“打土豪，分田地”来唤起基层民众，特别是农民起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实际上是伴随着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追求社会公平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运动中把革命价值观积蓄的能量释放出来，使中国革命获得了重见青天的时代意蕴。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1956年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的时间里，我们虽然提出了较好的文化发展方针，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创立的革命价值观向建设价值观转变的必要。各项建设，特别是思想文化建设，仍然在革命、专政、阶级斗争等口号下在激烈进行。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都置于高度的一元化、一体化的社会生活体制之下，全体人民的生活方式、利益差别都不太明显。所以，广大干部群众彼此很容易形成一种简单的、朴素的、亲切的互助氛围，对社会、对国家、对集体很容易形成一种简单的朴素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人民群众很容易生发出一种主人翁责任感，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豪感、自信心。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提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完全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提倡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等，这在群众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的东西。

不能讳言的是，在那个年代里，建立在高度一体化、高度一元化生活基础上的革命价值观一旦被推向极端，就会暴露出一系列固有的弊端，如封闭、保守、自足，人们的个性差异被忽略，个性创造被压抑，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特别是利益追求被禁止，人们的言行稍有异动就会遭到无情的批判，甚至专政。与此相联系，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理论宣传工作也养成了一种习惯格式，就是一见到不熟悉或是不惯用的观念，不是先研究，而是动辄展开大批判。比如说关于人权、民主、市场经济等这些观念一传到中国，我们也是先批判后承认。这种先批判后承认的意识形态工作模式负面影响很大，使我们的理论工作和价值观主张经常陷入一种自打嘴巴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我们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过去在战争年代传下来的革命价值观与飞速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日益不适应，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相关理论宣传也日益空泛化，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较严重。另一个，由于原有意识形态习惯和模式梗阻，新的价值转型长期难以实现，与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变化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生成极其缓慢，像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诚信、契约、竞争、开放等价值观长期得不到张扬，使社会价值引导陷入一种实际缺位的状态。新的价值观引导缺位，这就使大众价值选择呈现一种明显的自发性，出现大面积价值紊乱、道德错乱现象。比如说信仰，有的人信神，有的人不信神，有的人信社会主义，有的人信资本主义，有的人什么主义都不信。各个地方还出现了另类经济特色村，如假烟村、假钞村、走私村、偷渡村等，层出不穷。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屡见不鲜，什么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注水肉、劣质工程、中国式见死不救、中国式哄抢等。价值观紊乱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所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大声疾呼，要校正失衡的道德天平。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八大确立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恰恰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它对于解决价值观引导缺位的问题，真正校正我国社会价值观发展轨迹，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三）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适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整体转型要求，化解各种价值观冲突的必然选择

当代中国的价值转型根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当代中国改革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转型。改革推动着中国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相对封闭向全面开放的社会全面的持续的大规模的转型。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价值观反思、价值观裂变的价值观更新期。随着社会结构、利益结构、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转型，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文化都涌现出来，不同的利益取向、价值取向、文化思潮大量的涌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至少存在这么四种价值体系。第一，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独立、自主、平等、阶级斗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等观念；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经济延伸出来的像自由、竞争、平等、契约、权力、法治等观念。这两个价值体系，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价值体系，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后张扬出来的价值体系。第三个价值体系是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如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等儒学价值。第四个是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

 

这些价值观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博弈、相互冲突、相互交锋的状态。

比如，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旧价值观来看，以往的革命价值观与从市场经济延伸出来的新价值观，这两个价值观不合拍。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核心哲学讲的是斗争哲学；核心经济是高度公有制，计划经济；核心政治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核心文化是革命文化，改造人的思想灵魂，狠批私字一闪念；核心道德是强调集体主义，个人利益必须完全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等。可是，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核心哲学是和谐，以人为本；核心经济，不再单纯强调公有制，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发展市场经济；核心政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民主法治建设，依法治国；核心文化是一元主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道德，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而且日益尊重个人合理利益选择和道德选择。

再比如，当代中国还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大行其道。像新自由主义，主张中国要完全私有化、市场化，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指导思想多元化；儒家复古主义，主张要以儒学为指导，要建立儒家共同体专政；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史，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游戏主义，戏虐历史传统，恶搞红色经典，讽刺崇高价值等。这些思潮对我们提倡的意识形态、对确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都起着极大的阻碍和消解的作用。在文艺创作领域，某些作家创造无灵化、碎片化的文化逆反作品。

在多种价值观、各种文化思潮交叉影响下，人民大众无所适从，日益远离改革开放之前那种简单而确定的心有归属的状态。与此同时，社会生活也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变化，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生活之间原有的依存互助关系逐渐消失了，每个人得靠自己的能力独立竞争谋生，彼此联系越来越少，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信任。一部分人，特别是弱势群体，谋生很困难，对现实不满，在原有的归属感基础上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绪，要走过去的老路；另一部分人主张要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互不信任感就加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出版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现在中国老百姓的社会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社会总体信任度已经下降到警戒线以下。这种情况下，社会强势群体的利益取向如果得不到节制，强势群体追求利益无穷大，弱势群体利益无穷小，更加重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这显然是一种零和博弈，必然导致人际之间、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度加深，甚至社会冲突增多。

我们要突破零和博弈，目的是要确立各个阶层共赢的价值观，谋求社会的价值共识，有效地化解价值观冲突和价值选择困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扬弃和改造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观，继承和改进以往的革命价值观，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就确立了24个字的社会主义全新的核心价值观。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价值观的第三次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确立了当代中国的价值观。

当代中国价值观转型，既涉及到调整与过去革命价值观的关系，从革命价值观转向建设价值观；也涉及到调整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要从传统价值观转到现代价值观。

转型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利益原则两者统一。由此来实现社会各阶层基于权益合理调整而形成的基本价值共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要在一定价值观引导下相互妥协，形成价值共识。只有这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共治、协商民主才能实现。由这种价值共识来支撑我们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二、把握价值观转型的时代内涵，

更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理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三次价值观转型的最新成果，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而且具有全新的时代内涵。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梦和人民梦的有机统一

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到国家的发展目标、发展取向问题。新价值观的提出，本身蕴含着一种全新的家国关系。

在价值追求上，老百姓和国家，老百姓和执政党，在价值追求上是个什么关系？习近平同志讲，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习近平同志关于国家和人民关系的论述，关于中国梦和人民梦关系的论述，从价值建设的角度讲，揭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些价值对人民建设美好家园，过幸福生活的价值内涵，揭示了人民梦与国家梦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这样一个辩证关系。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梦想的民族。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目标与国家发展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就能够使人民踊跃担当与国家共进退的责任。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代，华夏大地到处充满着雄奇壮烈的社会氛围、刚健向上的阳光之气、争立战功的尚武精神、贵以赴死的牺牲精神。特别是秦国，商鞅变法把军功爵制普及到全社会，打破阶层固化，把秦国强国创霸帝天下的战略目标与人民立功受爵从底层向上层流动的梦想紧密结合起来，铸就了秦国军民的强大战斗力，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征战的秦人在饮酒的时候都高唱那首《无衣》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种精神状态对后来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影响非常大。那是一个持续550多年，影响波及几千年的尚武精神光芒四射的“酒神时代”。

历史表明，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传统中国上升历史进程相伴随，与国家兴盛相伴随的一定是人民的梦有充分的实现空间。反之，与国家落后衰落的历史进程相伴随的，一定是人民梦难以实现，人民的梦与王朝的统治一旦发生冲突，国家一定衰落。历史上儒学也讲家国关系，要求人们舍家报国，要求对朝廷、君主单向尽伦理义务，不管君主多么腐败残酷，臣民都得无条件的效忠。那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就是不忠。至于人民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统治阶级应该对人民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尽什么义务，很少提及。像大儒韩愈就说出“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的话。这样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割裂人民利益与国家前途的关联。人民和国家之间形不成基于权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没有这样的共同体，统治阶级告诉老百姓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凭什么？统治者不以人民之忧为大忧、国之忧，自然不会有人民为之忧。所以，传统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帝国，由于它无法形成基于社会各群体的权利平等、权益共享命运共同体，所以老百姓不存在把国家（朝廷）作为自身利益代表者来捍卫来热爱的必然性。正是因为如此，后来春秋战国时代那种精神消耗殆尽了，以至于“人虽众”而“国常亡”。晚清的时候，中国有4万万之众，有90万常备军，却像一盘散沙，占据天时、地利，就是打不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后来又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

与传统王朝政治相对比，中国共产党人一走上历史的舞台，就深刻认识到了人民与祖国之间的利益牵连。我们通过土地革命唤起人民的革命热情，实际上就是把人民的切身利益，人民对自己家园的眷顾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内在的结合起来了，把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大义内在的结合起来了。这个结合焕发出巨大的历史改造力量。辽沈战役，我们动员民工160万，平津战役动员民工150万，淮海战役动员民工543万，光到前线直接和解放军摸爬滚打的支前民工就有235万。60万劣势装备的人民解放军打败8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凭的就是身后站的543万人民。毛主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刻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习近平同志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话实际上蕴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不像过去说的“舍小家顾大家”，不再把小家和大家对立起来了，不再迫使人们在小家和大家之间做出一种艰难的取舍。这就深刻揭示了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对于人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价值内涵，就蕴含着全新的家国关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富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

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诚信等价值要素涉及到社会公共生活的权利和秩序问题，也就涉及到社会发展、社会富裕与社会生活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

光发展经济还不行，社会不公会抵消我们的发展成果。做到社会公平实在是太重要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国，社会的兴衰治乱总是和传统中国的利益调整逻辑联系在一起。传统中国的利益调整主要表现为以追求零和博弈为目标的利益调整逻辑。简单说，就是胜者王侯，败者寇，赢者通吃。统治阶级总想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压缩到最小，当被统治阶级利益被压缩、被剥夺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的时候，被统治阶级就起来造反。造反一旦成功之后就变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对旧的统治阶级同样奉行全部剥夺的政策。传统社会是一个王朝循环式的社会，它的利益调整逻辑也是循环的，总是伴随着新的统治者对旧的统治者全部的剥夺。这种社会土壤就极度缺乏促使社会各个阶层形成妥协的条件，缺乏促使改革成功的利益妥协机制。统治者即使遇到了重大的政治危机，也不愿意放弃丝毫的既得利益。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些体制内的改革都因为社会各个阶层难以达成利益妥协，结果就失败了。真正的体制改革要想成功，有的时候也是要血雨腥风的。当年商鞅变法，据说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杀掉了700多人。

今天我们是不是也面临这个问题。有些强势集团形成了强大的阻碍改革的势力。所以，我认为全民族要有一个和解机制，要有一个共治的机制，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我们的改革要避免血雨腥风，社会强势集团必须懂得有限让利。这是达成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妥协的必要条件，而这种妥协又是社会达成基本价值共识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才明确强调必须把经济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我们绝不能搞一个强势集团，又出一个弱势集团，那就坏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只有这个社会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我们才能实现社会公平，才有社会共同富裕，才不至于出现两极分化。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使广大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是通过推进价值共识建设，把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公正联系起来。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我们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全面深化改革，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落脚点。只有我们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社会，广大人民在权益上平等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此人民才能从根本上确立起对我们国家实实在在的归属感，而归属感是一切责任感的源泉。有了这种归属感，人民才能确立起对国家牢不可破的忠诚、责任和义务，才能确立起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的公民人格，才能确立起与我们国家共进退的责任和担当，才有一种全民族的凝聚，才有一种中国精神的凝聚和张扬。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公民具备现代文明水准的有机统一

国家整体上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必须统一起来，两者要有相互协调的时代精神。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要素包含着处理公私关系，确立现代契约精神等现代公民道德内容。

例如，怎样确立全新的公私关系？在现代公共管理中，个人和家庭是私领域，个人和家庭之外的领域是公领域。两者是不同领域里的问题。要是在你的私领域，你扫不扫地、收不收拾垃圾，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公权力对你也没有办法。但是你要是在马路上随便倒垃圾，这就不行了。由私领域进入公领域，个人自由要受到比私领域更强的规范。公共规范对任何人都应当平等、公正。所以，我们看到公和私是有界线的，有不同的适用范围。这是一种现代管理的观念，公和私之间适用不同的范围，我们不能生生地把两者拉到一起，说它们是矛盾的。

在我国，我们长期以来讲的是大公无私，实际上就是把公和私混在一块，并对立起来。韩非子说：“背私谓之公”，否定了私才是公，把公和私对立起来了。其实两者不完全是对立的。一个公职人员在公职岗位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叫公。但这并不妨碍他下了班以后照顾小家，处理私领域的事情。所以大公不一定必须无私。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公私是对立的呢？如果他在公共领域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私，或者是拿着公权力去侵犯别人的私利，在这个意义上，公和私才真正的对立起来了，那才是相互否定的。所以我们必须正确把握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的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关系，由此我们才能建立合理的、合法的、和谐的社会公共秩序。

再比如，怎么确立现代契约精神？现代契约精神就是要重法治契约精神，讲诚信。在中国讲诚信的历史非常悠久。传统文化的诚信不是一种现代法治契约精神，是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而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是极强的。传统社会里的司法也讲道德诚信的，讲究尊者有信。像朱熹就讲，“凡以诉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然后听其曲直自词”。先看尊卑，再看是非。海瑞也有这种思想，“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但是，今天中国社会正在由一个熟人社会变成一个生人社会。生人社会里面，道德约束力就下降了，诚信的维系就必须靠法律，要确立一种现代法治精神、现代契约观念。

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全新的价值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它里面有全新的时代内容，它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魂，它是支撑我们全面建设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崇高的价值理念。

 

三、把握价值观转型的实践要求，

进一步彰显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担当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老百姓和对共产党人是不一样的，实践要求是不同的。

（一）培育核心价值观对一般群众的要求

当今时代大众价值取向正在远离单纯的舍己、牺牲的单向道德义务，而倾向于一种平凡人生活中的理应具有的友善、热情、真诚的态度；一种正常社会中 理应具有的亲切、温暖、和谐的氛围；一种追求合理利益中的应有的守法、诚信、敬业的精神；一种积极付出之后心灵得到应有的满足，境界得到升华，情感得以愉悦的平凡中见崇高的价值。

这就启示我们在大众中普及新道德、普及新价值，要注意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大力重建归属感，唤起责任感。前面我们讲过归属感是一切社会责任感的起源。重新唤起人民的责任感，就应该契合新的历史条件，以新的方式来营造有利于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社会条件、政策环境，有利于人民实现合理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制度和环境，把老百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我们按照这种实践的要求，重建人民对国家、对社会、对集体的归属感，人民群众才能对我们有一种责任感，有一种主人翁精神，价值观才能够很好的普及下去。

二是要大力提倡平凡人的道德，普及全民道德。过去我们常讲舍家报国、舍身取义，这样的人肯定有。但要做到这些，需要极高的境界，道德门槛相当高，社会大众要普遍做到也不容易，而我们过去常常习惯于倡导这种道德门槛比较高的神性道德，不太注意倡导普通人的人性道德。大公无私，舍弃私利，这种道德我们要提倡，但就整个社会道德建设来讲，更要注重道德的广泛性和群众性。

三是大力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丰富道德体系。《求是》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分析我国现阶段社会道德状况。这篇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形成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比如说对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肯定，对个性人权的肯定，以及开放、进取、竞争、公正、民主、契约、诚信、和谐等思想观念和意识，都是社会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上的表现，然而这些新道德、新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张扬，还没有广泛渗透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中去。过去，我们不注重用新道德来充实、完善道德体系，许多新时期的道德问题就不好解决。合法的利益不张，非法的利益就会膨胀。契约精神、诚信精神不张，背信欺诈必然盛行。道德权利的回报机制、法制保障机制如果不健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常常吃官司，使人们认为“积德行善有风险”，导致人们内在的道德良知与外在道德环境的紧张，就必然出现道德的沉默者、不道德现象的旁观者，还有见死不救的人。

（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共产党人的要求

共产党人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担当者，怎么样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要做到这么几点：

一是要坚持理论正义性与实践正义性的高度统一。价值观的感召力和凝聚力需要实践的正义性来印证。理论说得再好，但落实不到实践中去，与现实反差巨大，那也难以深入人心。当年有人问张爱萍上将，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同？张爱萍上将斩钉截铁地说：一是纲领不同，二是共产党员言行一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绝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必须把言和行、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把价值观和执政观统一起来。如果达不成这种统一，不能把我们的理论包含的正义性原则顺利转化为体现核心价值的实践，不能把它转化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的政策制度安排和执政行为的话，如果我们仅仅在党章文件和领导的讲话中宣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而不注重把执政实践及其后果作为党的性质宗旨的根本标准，那么核心价值观即使被我们宣传的天花乱坠，也起不到凝聚人心，引领人民的作用。

二是要坚守住共产党人始终秉持的道义角色。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就有一种对中国、对历史、对人民的担当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同价值观在理论上、实践上竞争的过程，就是不同的价值观争夺人心的过程。归根结底，就是不同价值观在道义角色、道义担当上的竞争过程。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表明了共产党人的道义角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义角色。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发现西方，特别是美国人正在给中国实施一种道义角色替换战略。什么是道义角色替换战略？就是利用共产党的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党群关系疏离的问题，特别是利用我们党内的腐败问题及其放大出来的负效应，通过种种手段来持久的、有步骤的对中国的老百姓施加影响，使中国的现政权、执政党在本国人民心目中日益的非道义化，使中国的老百姓逐步认同追随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模式，最后来颠覆中国共产党。

我们要展开道义角色争夺。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些法案，要求美国驻中国的使馆工作人员一定要深入中国的民间，要体现为人民服务。美国大使骆家辉跑到中国来赴任坐的是经济舱，出席亚洲博鳌论坛不住豪华酒店，在饭馆和老百姓在一起吃饭，刻意要与我们的某些干部形成鲜明的对照。特别是在重庆的王立军事件和山东基层维权律师陈光成的事件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在全世界的关注下，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代表美国承担道义担保人的角色。美国是道义担保人了，美国在主持正义，那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担当什么角色？我们能把这种道义角色让给美国人吗？这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大问题吗？美国人这样做就是在暗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当年承担的为正义撑腰、为人民服务的角色，正在被美国及其扶持的意见人士、维权人士所替换。这如果处理不好，我们将处于战略被动。在这方面，我们广大党员干部都有责任来遏制住这种势头。当年苏联共产党就是道义角色被替换掉之后垮台的。所有共产党员都应当具有忧患意识，认识到道义角色可能被替换的危险的存在。

三是要把培育核心价值观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解决作风问题，反对“四风”、反对腐败，这些问题要再不解决，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重大隐患。这涉及到社会主义政权有没有人心基础的问题。1948年，国统区著名学者殷海光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呼吁国民党要赶快收拾人心，不收拾人心国民党就完蛋了。国民党没有收拾好人心，被我们打败了，跑台湾去了。无独有偶，2012年武汉《长江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题目也是《赶快收拾人心》，文章这样写道：“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靠什么收拾人心？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彻底解决“四风”问题，解决腐败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政权就难逃历史的周期律。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周期律对我们仍然是一道考题。习总书记讲，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所以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必须把群众路线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彰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价值，以转变作风的实际成效来推动社会改革发展，由此形成一种强大的推进改革发展的正能量。共产党人的价值担当是中国社会凝聚一切正能量的关键。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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