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发展与“京津冀一体化”

 

我们处在经济变革的年代，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那么，我国其他的红利是什么？我们怎样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投资拉动型增长向内需导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呢？在此，我从国民经济角度着手，结合“京津冀一体化”谈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树立长链产业、长链市场、长链金融共成长的理念

以往我们考虑问题，要么考虑产业成长，要么考虑市场成长，要么考虑金融成长，对于将这三个链条放在一起考虑，着实少有研究。事实上，只有到了长链产业、长链市场、长链金融共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生产能力、加工能力和销售能力、定价能力才会合四为一。那时，我们既是生产中心，又是销售中心，还是定价中心。我国人均GDP才有望从6000美元到15000美元，到35000美元。

（一）认清长链产业、长链市场、长链金融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以棉纺织服装行业为例。追溯其源头，应是先育种；接着，放到田里面去种植；然后，把收获的棉花采摘下来，这是籽棉；再把籽棉卖给压棉厂，将棉花籽和棉绒脱开，棉绒作为成品卖给棉纺厂，进行纺纱、印染。你会发现，在上述每个环节中，都堆积了一群企业，诸如：棉纺厂、纺纱厂、印染厂等。印染出来以后，就可以织各种各样的布匹了。继而再进行裁剪、填料，制作成服装，最后售卖出去。这就是棉纺织服装行业的产业链。20世纪40年代，我国经济学家在统计国民经济学大类时认为大概需要统计60多个行业。现在有240多个行业需要被统计，即便如此，也还有没统计进去的行业。就是说，我国的产业大类在不断扩张，每个产业链条环节上又集聚了一群企业，我们把它叫做产业链成长过程当中的企业集聚。我国的大型国有资产企业在这些链条上应该扮演龙头和骨干的作用。

伴随着长链产业出现的是长链市场。比如说，棉花籽育好后，要卖给棉农去种植，由此就产生了购买棉花籽的实体企业；棉农收获棉花后，需要轧棉厂来收购，过去，供销社里面的棉花站就是做这些事情的；轧棉厂要把棉籽卖给轧油厂，把棉绒卖给纺纱厂。这些就是长链市场。

市场制造必须有金融业的发展与之相匹配。可是，目前我国市场制造的产业模式还停留在宋朝式商铺集聚，场外贸易阶段，这与其发展状况并不相适。打个比方，广州有一个布料市场，其中有3600家针织类中介交易商。像这样的布料市场在广州中山大学附近大概有49家。这意味着，在这一区域内，有近18万家交易中介商。如此庞大的交易商数目，带来的市场利润却甚微。我国的纺织服装业在全行业内贡献的利润率仅为0.95%。原因就是，这些交易市场中，商户和商户之间客户资源不互通，更像是场外实点交易，谈不上第三方市场意义上的综合性平台市场。这正映射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现状，即是资金在实体业不活跃，但在银行体系内部倒是流动得非常好，这并非是一个好现象。要解决我国市场长链的缺失问题，必须要从金融业的发展阶段着手。

（二）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阶段分析。金融业发展主要包括五个阶段，即是：工商企业信贷金融、产业链金融、中介类金融、场外市场金融、以加盟交易所和基准交易所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我国的金融业现在基本上是在产业链金融向中介类金融过渡的阶段。在此，我们分析一下金融业发展的前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工商企业信贷金融。商业银行及其关联的金融机构、国有银行、证券期货、保险都做工商企业信贷金融。在这个金融阶段，信贷效用是相对受限的。我在深圳调研发现，那里有一个地方做剑麻皂素，是剑麻提炼出来的肥皂素，如果剑麻价格一下提高，皂素在一吨1200万人民币的基础上，价格要上涨1倍。剑麻皂素厂每年生产10吨，如果产量扩大倍数，造20吨，利润可达60%。省里面让这个企业在创业板上市。一上市，把原来的厂房和不相关的资产剥离，一剥离，这家企业没法贷款，因为原来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包括加工设备，旧厂房等不能做抵押了。由此就出现了这种怪象：经济变好了，马上上市了，反而银行不能给它贷款了。这说明，商业银行动员信用资源方面是非常有限制的，而且杠杆率不会大于10%。如果企业有价值1亿元的土地，能在银行质押贷出7000万，已经很不错了。

第二个阶段：产业链金融。例如，无锡的轨道产业园区。它里面有500家各种各样做列车轨道的企业，诸如做轮毂，做电刷、做内装饰，做电路，做各种各样的填料和中间品、以及零部件。一个商业银行牵头带动自己内部授信经纪公司，和另外几个商业银行一起，通过园区中介授信500亿，然后把这500亿合理预付给园区里的500个企业，这就是产业链金融。

在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国内地老百姓买房子难？这不仅仅有房子价格贵的问题，还与我国消费产业链金融不发达，有非常大的关系。我国香港的房价，隔着一条深圳河，就是17万一平米的均价；我们深圳这边是3万一平米的均价。是不是香港老百姓的收入都高？不尽然。可是，香港老百姓怎么没有觉得房子贵的离谱呢？因为香港老百姓工资高的同时，其消费产业链金融也很发达。

第三个阶段：中介类金融。中介类金融包括有评估、授信、征信、债券回购、第三方担保、多方协议、托管、置换、法律、会计，等等。有一类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就有成百上千类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中介类金融的信用资源是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所无可比拟的。我讲阿里巴巴的例子。阿里巴巴卖东西，在有支付宝之前，要买一个领带，网上特别多，四五十块钱，顾客把钱打给商户，拿回来的领带软的像红领巾一样，你去吵架，几十块钱又划不来；不吵架，自己吃亏了。所以长期以来，这东西没法卖。阿里巴巴有了支付宝后，使得网上交易非常的方便可靠，阿里巴巴现在市值可达1500亿美元。

第四个阶段：场外市场金融，又称第三方市场平台。假定我们在北京天竺保税区里面建个宝石交易所。一起来看看怎么建？就是设一个特殊监管区，每个税号即征即退，这足以吸引宝石产业链上的那些厂商入住到天竺保税区。交易所一进来，有一些交易大户既不和终端销售宝石原料的供销商联系，也不和终端购买宝石成品的消费者联系，它只做一个市场商，就是说，它替这些厂商交易来服务，完成诸如检验、物流、退税、仓储等业务。这就形成了第三方市场业务，也就是场外市场金融。

总之，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能够将资金流更加高效、准确地引导至国民经济发展中，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内生动力。所以，金融业的逐渐发展和完善，将弥补市场长链的缺失，形成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同时，市场长链的形成，将促进我国产业长链的优势发挥效用。

 

二、城市带整合及其良性竞争思考

“京津冀一体化”是城市带整合的典型案例。那么，城市带整合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如何优化经济增长模式？城市间何以良性竞争？这是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一）城市带整合的内在机理应是国民经济体系成长。城市带一般是指沿着某个流域，某个特别的地理区位，形成的一个线状城市布局或者城市间的格局。比如说我国的长江经济带，可谓是黄金水道。经济发展规模的拓展、人力资源的丰厚、交通的方便，就会带来城市经济空间的集聚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原来洛杉矶中心城市的15个县，一块一块地长，结果长到了一起，就好似现在我国河北省的廊坊不断地长，把北京和天津拉成一片了。

从国民经济体系来看，当一个地方的GDP越过1000亿人民币，有了几个支柱产业、关联产业，国民经济的骨骼就大体上形成了；当GDP达到1000亿到4000亿的时候，就会出现消费中心、制造中心、交通中心，就是出现了国民经济的五脏六腑；当GDP越过1万亿，它的五脏六腑就成形了。以此来看北京和天津，现在就像是双头，八腿的一个一体人。这时，从经济要素整合意义上看，就需要两个心脏维持整个身体循环了。由此可见，城市带整合的内在机理，应是国民经济体系的成长。

所以说，城市带的整合，最重要的就是，随着经济活动要素的流动和物理距离的缩短，在要素的配套上突破行政疆界。举例来看，1999年承德人为了发展自己的旅游业，承德市领导拟举全市之力把高速公路修到金山岭上去。可是，北京市密云县害怕失去古北口长城独占的旅游资源，换句话说，就是恐怕将高速公路修到了金山岭，会分流去密云县古北口长城的游客资源。由此，这个高速公路的修建计划一拖再拖，直至2010年，这条高速公路才开通。由此联想到，今天“京津冀一体化”的打造，还能不能这么小气？显然不可。就是说，要突破行政疆界，合理打造经济一体化格局。

（二）经济增长模式分析——从斯密增长到普罗米修斯增长。斯密的经济理论讨论的是分工，分工就有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概念。在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利弊权衡中，人们发现，贸易是最好的获利办法。我国一度拥有着人口红利，由此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有绝对的劳动力优势，结果我们本能地选择了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的斯密增长方式。斯密增长的缺陷在于依托车间经济作为主要形式。就好比生产的杯装水，这种产品的特性在于排他性和竞争性。就是说，我一喝，谁要再喝杯子上面的水，那是不可能了。这种排他性的产品具有可切分性，可切分性的产品是可贸易的，可贸易的产品形成的是竞争性市场。可以说，人类在20世纪搞的所有东西，不管从产业链的哪一端走到哪儿去，生产的都是竞争性产品。

普罗米修斯增长实现了伟大的增长变革，其意义就象工业革命替代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一样。举个例子来说，我消费了这个房间的亮度，同在这个房间的别人都可以去消费这个房间的亮度。就是说，我在消费这个亮度的时候，并没有排斥他人消费这个亮度。这其中蕴含的就是经济学意义上“正外部性”概念。即使说，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益的情况。其实，马云用的这个电商技术平台，动员的就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分享型产品。就是说，随着用户进入与参与到这个平台，会提升每个用户对这一产品的体验与使用品质。新经济到来，马云也许并不知道，但是，马云动员了分享性的，和车间经济不一样的资源，所以，他成长的如此之快。马云每天结算150亿，每年大概6万亿，在中间结算的质量值上，几乎和工、农、中、建、交这些银行相当。马云说，银行业不改革，让我们来促动他。这个话说的有点傲，但是放在非金融机构，有一天在力量方面超过传统的主流金融，一点也不奇怪。

（三）城市间的竞争途径分析。第一，政治经济学授权的竞争。过去，我国城市间的授权是政治经济学的竞争而不是产业体系的竞争。以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为例。由于国家授予了两者副省级地位，并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允许先行先试，其结果就是浦东新区与滨海新区得以快速发展。种种政策优惠，使得一个城市发展就像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切蛋糕，地方切得多了，城市发展就快了。过去20年间我国城市间的竞争是政治经济学的授权竞争，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城市与城市互相排挤，因为给你，就不给我了，所以说，城市间的结合变得很少，没有形成产业体系的竞争。

第二，国民经济体系的竞争，或者叫产业体系的竞争。“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打破当前以政治经济学竞争为主，以产业体系竞争为辅的现状，让市场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资源配置不是以行政边界为疆界，而是以资源内在配置的规律、以投资报酬率的高低作为资源流动过程中的配置边界。

第三，创新金融的竞争。以武汉市新洲区的发展为例。新洲区在武汉市的东北边，离省政府所在地和市政府所在地，有山水江河之隔，修长江大桥太难了，因此，新洲区的人要到武昌区需要两个小时。所以，武昌区最便宜的一亩地350万，可是新洲区最贵的一亩地100万。新洲区阳逻港拥有1亿吨的吞吐量，是内河最大的一个港口。谁要能打通一条江北快速干线，过江穿山，行程35公里，十七八分钟就到了，这个地价马上就可以升上去。可是，修建这条江北快速干线，没有出钱的地方，一是这和整个国家产业发展没多大关系；二是当地银行已是债务缠身。那么，如何破解这一困境呢？先搞一个财政支出，以年度把它分开，让隧道局去建，隧道局可以垫5个亿；新洲区政府能拿出5个亿。有了第一年10个亿的资金，2013年已经建了一年了。2014年还需要12.7个亿，新洲区政府没有这个钱了。他们想，看看能不能这样，在高速公路靠近新洲这一段划3200亩地，在当地贷不到款的情况下，考虑形成一个平台公司，把各种资源放在一个封闭式基金里边，经过各种各样的评估以后，农商行愿意合作，可以贷出12.7个亿，同时，在北京找一个总部，即银行表外业务资产部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形成同业授信。到了年底，一旦这条高速公路建了起来，有一个3200亩的社会、商务和政府配套服务实体，临港物流的中台和后台结算中心，再加上商业CBD和金融CBD，四个板块结起来。在它的商业板块的下边，再多一个住宅板块。那它的土地价格随之便可攀升，继而进行分期滚动开发。

三大国家投资集团都参与到融资中，成了投融资省会城市动员基础建设形成的升值资源，从而把升值资源做成信用类和票据类和一定期限的固定收益类、股权类的这些资产。跟金融机构进行金融资产的可交易性置换，流动性资本就回来了。这就是省会城市建立第二金融系统建设典型的例子。

 

三、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分析我国宏观经济问题

（一）经济增长中物质产品份额巨大和价值实现份额过小的大分流现象。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长链初步估算，2013年我国生产了8.1亿吨钢，全世界的钢是15亿吨；我国生产了24亿吨水泥，全世界水泥产量35亿吨。把这巨量的水泥和钢铁搅拌，变成混凝土，然后，变成高速公路或者街道，高速公路三条至少有一条在中国。如果是高楼，很可能有三分之二在中国。钢筋混凝土在统计学上叫建筑业，恰好在国民经济序列的中间，由此带动我国国民经济长链上下游产业的剧增。

再比如说，我讲课用的这个话筒，东莞多年来生产了全世界70%以上的份额。我这个手提电脑，在25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加工能力能达到7700万台，全世界每年销售电脑不到6千万台。最近重庆和成都又新增大概3000万台笔记本加工能力。所以保守地说，我国2013年生产了全世界35%左右的物质产品。但是，我们卖了多少钱？60万亿的GDP的贡献，折合成10万亿美元。2013年全世界GDP是94万亿美元。这就是我国增长中的物质产品份额巨大和价值实现份额过小的大分流现象。

（二）我国国民经济九个变量分析。国民经济有九个变量，其中包括五个实体变量，即：总需求、总投资、消费、存货和进出口；四个名义变量，即：汇率、利率、物价和货币发行。

我们先来看五个实体变量。一是总需求。总需求当时是统计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变量和它逼近的很好，这就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要达到15%以上，我国GDP增长到7.5%以上，才有保证；我们现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不到15%，过去几个月还要低1%左右。所以说，总需求这一变量没有达到7.5%的门槛性条件。二是总投资。应该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8%以上为好，现在是17.6%，这是五个实体变量最好的一个。三是进出口。我国2014年4月出口下滑了6.4%，进口下滑了18%；5月好一点，我国出口增加了0.1%；进口增加了0.2%，算是把下滑止住了。四是政府支出。政府支出一般在宏观经济学讨论中是非常稳定的一块，这一块对整个经济的宏观变量影响是比较弱的。五是库存。通常我们用经理人采购指数统计库存。经理人采购指数从2014年3月的50.03%，到5月，涨到50.04%，就是说，过了50%的荣枯线。以此来看，我们的经理人采购指数是繁荣着。但是，汇丰给出的数据分别是48.4%和48.7%，还在50%以下。所以说，经理人采购指数给我们传递的库存是容枯两组数字，我们没法判断。

从五个实体变量看，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是逼近我们所说的理想数字。我们本想转变这种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可还是它最好。

再来看四个名义变量。名义变量里边，只要两项好，就好。像我国物价比较好，这么低，中央政府调整有非常大的回旋余地。货币发行，利率，我们也有空间。换句话说，虽然我国经济速度在下滑，但是，我们篮子里边修理经济的工具可不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有三个基本判断：一是2014年物价涨幅可能在3%以内的区间波动；二是GDP应该在7%到7.5%之间；三是希望经济快速增长，可能性不大，但是希望经济一下掉下来，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因为真掉到7%以下，我们还是有工具把它修理回来。

（三）回应我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崩盘的揣测。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可以用三个层级理论分析。

第一个层级：京上广等77个大中城市。按一个省大概有两个大中城市、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还有其他诸如苏州、东莞等统计上，大概77个大中城市。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对第一个层级是国家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授权，使得这些城市的变革，在居住环境，职业生涯发展，社保和医保，孩子的入托和教育，信息的获得等方面，远远超过了其余地方。所以，人们都愿意向77个大中城市去挤。所以，即便这77个大中城市房价的增速会下降，70到150平米的房子可能会过剩。但是，这些城市的房价不会崩盘。

第二个层级：我国近700个城市，加上2200个县里边的中心县城，这些地方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收益特别明显的区域。这些地方的房价的资源价格增长没有这么好，它会稍微有增长、有调整，但是房价要大跌可能性也很小。都说鄂尔多斯和温州的房价腰斩了，但是，鄂尔多斯和温州不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是房地产的价格越过它资产的均衡价格以后，由于人们的心理预期，造成的价格轮番上涨。实际上，我们国家对于房子有刚需的人有60%，包括低收入人群和刚入职的年轻人群，这一群人是憎恨高房价的，他恨不得房价一下子跌下来。所以，他买的时候是迟滞或者是买不起。由此来估计，真正能够炒房子的在我国占15%左右。所以说，我国第二个层级的房价有调整，但是不会崩溃。

第三个层级，700个贫困县和广大的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这些地方要么是资源配置不具备吸引力，要么是农村的小产权房没得卖。这种不许农村土地要素资源流动的后果是，把7亿农民赶到城里买房子。由此，第一层级的房子和第二层级的房子被抬高了一个台阶。在这种制度下，我们房价的崩盘也是不会存在的。

四、“京津冀一体化”对于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意义

（一）京津冀一体化将重现洛杉矶崛起。美国真正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洛杉矶的崛起，由此改变了美国东部特别发达，西部几乎是农村的状况，出现了西部城市群，原来东部和西部一头沉、一头轻的不平衡格局给拉平了，使美国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京津冀一体化”可能涉及50余个县，经济整合规模或达1.5亿人，其规模将远远大于当年洛杉矶崛起。尽管洛杉矶也有一个海湾，但和渤海湾相比就太小了。“京津冀一体化”很可能在21世纪中叶，在地球东部，重现当年洛杉矶崛起。

（二）找到去行政化和强政府化的平衡点。“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被提出已有10余年，但一体化进程一直较为缓慢，究其原因，主要归结于京津冀地区的政治经济学竞争。换言之，“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打破当前以政治经济学竞争为主，以产业体系竞争为辅的现状，要让市场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资源配置不是以行政边界为疆界，而是以资源内在配置的规律、以投资报酬率的高低作为资源流动过程中的配置边界。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如果只是依据中央重视程度，调整几个部门，恐怕也会有个发展。但那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超级浦东新区，或者超级滨海新区而已，实质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京津冀在合作方面不去行政化，而目前这种行政体制互相割裂的话，那么，“京津冀的一体化”就只是唱台假戏而已。但是，去行政化可不是去政府化。是要去掉那些资源整合里边，因行政化带来的不利于资源整合的那些成分。同时，要强化政府功能。政府在授权时要相对集中，如果不集中，京津冀三地将面临“谁指挥谁”的问题；同时，需要设有一个专业团队从中运作，明确确权给谁，否则粗放式的规划将无法执行；最后，要把市场资源配置越过行政疆界的权利还给京津冀统筹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学部门，而不能掌握在政治经济学部门。

（三）展望“京津冀一体化”。这个主要是基于咱们团队给北京市发改委做的北京市“十二五”后续年度重大工程储备项目调研的一些研究结论。

如果“京津冀一体化”做得好，未来7年京津冀会出现一系列现代中介类组织。这种中介类组织有的是社会公益的，可能是协会；有的是商业公益的，可能是商会；有的是家庭公益的，可能是慈善机构；有的是要素和市场公益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种中介。这些中介组织一旦出现，去行政化就会达到一种很好的状态，而且他们能穿透北京市和天津市那种科层式的管理，有效实现国民经济体系之间的有效对接。到2021年前后，就会真的出现天空晴朗、产业和谐的超大城市群。那个时候，以北京为圆心，以1500公里为半径划个圆，城市区核心体系占世界的GDP应该在3.5%到5%左右，这将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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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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