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众星拱北 政协代表的“长征”

 

1947年，周恩来命钱之光打通香港与解放区的航运，安排驻香港的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图为钱之光（前中）与部分同志在烟台。

1948年，《人民日报》、《华商报》发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热烈响应和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部分通电、宣言、声明。

图为1949年10月9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局部）和讨论国庆日建议案的会议记录（局部）。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过去整整65年了，许多曾经置身那次会议的人在回忆当年情景时，都会说到的一个词，就是“难忘”。这“难忘”当中既有当家作主的喜悦，亦包含着为此而付出的艰辛。

政治协商并非饮茶清谈，而是伴有血与火的奉献牺牲

受到邀请的许多协商要角，此刻都在蒋介石手里。宋庆龄和民盟主席张澜居留上海，寓所周围都有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代主席沈钧儒逃到香港，处于港英当局管辖之下。这个英国人管治的地方也有国民党的力量，公开的外交特派员向港英方面提出控管要求，保密局香港站暗布大批特务，公开和秘密的任务都很明确：不准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公开的民主运筹，也不能离开秘密的较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和香港早有地下组织，如今全面开动，偷渡民主人士北上。

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来到香港，被看管在住宅里面，会客要经过特务审定。中国共产党特意找来同乡同姓的司徒丙鹤，以探亲为名进入联络。司徒美堂走出家门，公开表态参加新政协。

特务看管得最严的还是李济深，家对门的商店就是特务据点。生活窘迫的李家出租自家房屋，底楼住进的家伙总是窥探房主，看来是个国民党特务，顶楼住进的客人又格外体贴，想必是个地下共产党。

就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民盟的沈钧儒和章伯钧、民革的蔡廷锴和谭平山，登上苏联货轮“宝德华号”。沈老舍不得剪掉垂胸长髯，化装成账房先生，“高佬蔡”身着短打，变成了挑夫。码头的特务并未关注这艘外国船，旁边的“泽生号”据说有中国共产党背景。

其实，“宝德华号”上才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叫章汉夫。这是周恩来的要求，每次民主人士北上，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干部负责护送。就在此前不久，冯玉祥从美国乘船返回，那艘苏联客轮在海上失火，政协会议的重要成员不幸遇难。

香港的军统旧将开始散布流言：李济深不能去解放区，共产党会和他算旧账。1927年清共，蒋介石在上海抓周恩来，李济深在广州抓周夫人邓颖超！

针对谣言，何香凝慨然发言：这是法西斯挑拨离间的伎俩！李、蔡不会毁弃光荣历史。

 

李济深判断：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的战略决战，还要打两三年。与其蹲在哈尔滨看共产党打仗，还不如留在香港搞军事策反……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别人动自己的军队。毛泽东致李济深的亲笔信件，早已被特务偷拍，送到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向保密局长毛人凤发出暗杀令，处理李济深等六名军政高官。

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看望任公了，陪同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何香凝提醒李济深早日出走，早走，在政治上有好处。潘汉年补充：早走，在安全上也有好处。李济深一点就明。潘汉年又诚恳转达周恩来的问候。周恩来要求香港方面：李济深的出行必须严格保密，安全必须绝对可靠，生活也要照顾周到。李济深在香港有个大家庭，妻子病情危重，周恩来特意送上一笔可观的安家费。

1948年12月26日，圣诞第二夜。就在这个午夜，苏联货船“阿尔丹号”驶出香港，李济深、彭泽民、洪深、朱蕴山、沈雁冰等人秘密出行。

第二天，香港飞来一架专机，白崇禧派黄绍竑来接李济深去武汉主持大计。可是李济深失踪了！一个中外名人，居然在严密监控下偷渡出境了。李济深一走，上海的民主人士处境更加凶险。

保密局制订了绑架上海民主人士的预案，伺机下手。青帮大佬杜月笙奉命配合，却把情报悄悄告诉黄炎培。正在危险关头，蒋介石宣布下台，代总统李宗仁笼络民主人士，保密局的监视就有些放松。黄炎培利用这个空当，以庆贺生日为名，大宴宾客制造混乱气氛，2月14日，黄炎培假借购物带着夫人去永安公司，前门进，后门出，甩掉特务的跟踪，转移到女儿家，第二天又化装登上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安排的船只潜逃香港，3月14日自香港乘船北上。

可惜，这个机会，张澜和罗隆基并未抓住。

总是穿着棉布长袍的张澜，与总是西装革履的罗隆基在一起，显出一种有趣的差异与和谐。共产党邀请去北平，李宗仁劝说去广州，蒋介石命令去台湾。政坛老人张澜忧虑：这上海恐非久留之地。留学美国归来的哲学博士罗隆基却认为：各种政治势力剧烈争夺，恰恰是中间力量发展的良机。

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召集留沪中委开会，到会人有史良、楚图南、罗自成、彭文应、叶笃义、罗涵先等人，从昆明来的吴晗也参加了。就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罗隆基提出几个问题要求当场表决：第一，是否参加新政协？全体一致通过。第二，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民盟是否参加政府？有人主张参加，有人说也可不参加，而罗隆基则明确表示：要当在野党。第三，能不能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掌权的新政府？意见也不一致。第四，新中国是否应持独立自主外交？一致同意。

罗隆基把讨论记录包括投票记录，整理成政治纲领，交予即将去解放区的吴晗，正式提交中国共产党。罗隆基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接受这份政纲，就不参加新政协，宁肯在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继续充当在野党。

可惜，老蒋不让罗隆基当中间派。已经宣布下野的蒋介石，赶到上海召集秘密会议，布置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全部运送台湾。同时要求，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刘鸿生、杨虎等所有知名人士带到台湾，不从者就地正法。

军警闯进虹桥疗养院，直扑病房，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把张澜和罗隆基架上囚车。囚车冲出疗养院，冲过国民党军警的封锁线，进入一处花园洋房，这所杨虎公馆里面的守卫者居然全是解放军的便衣侦察队。

原来，就在上海民主人士生死存亡之际，周恩来电令上海吴克坚全力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

 

中国共产党情报干部吴克坚，又把任务交给国民党元老杨虎。杨虎时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表面看不过是个闲职，可作为上海青帮老大，又有个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女婿周力行，所以杨虎在上海很有势力。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料到，杨虎早已秘密转向共产党。

面临必败的下场，特务更加残忍。上海解放前夜，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曾伟、虞健等因策反活动暴露被杀害，共产党情报人员李白被枪杀，民主党派干部黄竞武被活埋，史良的亲友则幸运地在押赴刑场路上被解放军营救，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一起。

政治协商并非饮茶清谈，而是伴有血与火的奉献牺牲。

伪装身份，辗转几千里参加新政协的黎族代表

被邀出席新政协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共有30名，比率还不到5%，这让人感到似乎是少了一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实例中看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为吸纳并保障少数民族代表能参加新政协会议，是尽了非常大的努力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黎族代表王国兴历尽周折从海南岛来到北平的不寻常经过。

王国兴是在共产党的引导下，由自发起义的头人成为中共党员的，是海南岛黎族民众公认的领袖人物。当时的海南岛尚未解放，国民党军封锁了整个琼州海峡，雷州半岛沿海防卫森严，要想渡海出岛是十分困难的。为了确保王国兴的安全，琼崖区党委将护送的任务交给了曾经与王国兴共同战斗过的临高县委副书记朱家玖，并为王国兴配了一位秘书——新华社海南分社记者冯子平全程陪同。

王国兴8月初从海南岛中部的白沙毛贵出发，爬山涉水步行了好几天，来到面对琼州海峡的儋县（今儋州市）泊潮村，朱家玖带着女船民黄金女早已在此等候。当夜幕降临时，黄金女驾驶着小渔船，把王国兴三人偷偷送过了琼州海峡。

黎明时分，小渔船到达登陆点。由于这边仍然是国民党军占领区，王国兴他们躲过国民党的巡逻队之后才悄然上岸。经过一段潜行，他们在一个小渔村同粤桂边纵队的联络员接上了头。

在纵队派出的六名武装人员护送下，王国兴一行昼伏夜行，走了数天的夜路才到达地处广东、广西交界的廉江粤桂边纵队的总部。粤桂边纵队司令员梁广非常热情地招待了王国兴一行，并迅速为他们办好了去香港的手续，继而派专人护送他们通过水路前往香港。

在香港，王国兴见到了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他将代表琼崖纵队参加首届新政协会议。3天之后，王国兴和马白山乔装华侨登上了一艘外国轮船。在船上他们才得知，还有20多位华南其他地区的代表与他们同舟共济。为了防备途中可能遇到的盘查，中共香港分局为每个人都配备了与他们伪装身份相符的行李和道具，给马白山和王国兴携带的是两大箱线装书。

经过数日航行，轮船驶过了台湾海峡，又经东海进入了黄海，停靠在青岛的码头。在青岛，他们受到山东解放区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部队指战员热烈欢迎，后面的路程便都是在解放区了，他们不再需要伪装，堂堂正正地登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

辗转几千里，行程数十天，一环接一环，环环有人接应护送、安排打理，如果没有不间断的通讯联络，周密的部署，王国兴能否从海南岛安全抵达北平，顺利地参加上首届新政协会议，那就很难说了。

中国的少数民族多分布在西南边陲，那里当时都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要了解他们的情况，推荐出民族代表并将代表护送到北平，其过程都要像王国兴一样大费周章，因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未能推选和派出代表，未能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事后，有关方面在进行总结时，对少数民族代表的事进行了检讨，认为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是一个失误。当时有人反映说在名单公布后，北平有些满族人哭了。毛主席得知此事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其实，在第一届政协中，满族代表还是有的，只不过分散在其他的单位，如特别邀请人士中的罗常培。

 

未能现身会场的代表：杨杰被暗杀

1949年9月21日晚7点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代表刘白羽回忆，在正式会议开始前，周恩来代表筹备会作报告。当周恩来报告了各方面代表人数之后，与会者们感到他稍稍沉默了一下，他那素来清晰的声音突然带有一点喑哑地说道：“特许列名缺席代表的杨杰将军，已不幸于本月19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去世。”

周恩来说到的这位“杨杰”，是原来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单位的代表，他因此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中唯一被加了黑框的代表。

杨杰是云南白族人，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和蒋介石是同学。归国后即投身辛亥革命，后来出任陆军大学校长成为著名军事教育家，许多国民党的军事将领出自他的门下。

抗战期间，杨杰一度出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后因经常发表联俄、联共、联合各民主党派一致抗日、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言论，被免去大使职。回到重庆的杨杰，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密切，思想上进一步靠近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国内人民期待和平的愿望，发动内战，杨杰更加积极地从事反蒋活动。他与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人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策动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同时他还与中共华蓥山游击队进行联系，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枪弹。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从香港带信给杨杰，要他担任四川（川、康、滇、黔）民革总负责人，领导西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和活动。他密切配合国内革命形势，将西南的爱国人士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蒋介石曾试图拉拢杨杰，亲自召见，以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相诱，被他当场拒绝。见杨杰不能为自己所用，蒋介石十分顾忌，派特务对其监视，甚至买通杨杰的姨太太偷取杨杰文件。

进入1949年，杨杰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所特有的威信，组织策划川、康、滇军队起义，由此引起国民党特务机构保密局的高度警惕，将杨的行为一一上报。国民党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遂示意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登门威胁警告杨杰：“老师自重，不要和李济深的‘民革’发生关系。”杨杰遂以养病为由，迁居昆明，继而加紧策反活动。

中国共产党对杨杰的安危非常关切，入夏以后，潘汉年亲自劝告他迅速离滇赴港，然后及时转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杨杰考虑到在西南策反工作已有眉目，此时离开则前功尽弃，乃托人转告中共中央暂缓离滇。

然而不久，云南风声骤紧，形势突然严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被蒋介石召到重庆面谈，卢汉本想麻痹蒋介石，不想后来却接受了蒋介石的一些条件，回昆明于9月9日搞了一个“九九整肃”，抓捕了昆明进步人士400多人。不过卢汉虽当面答应了蒋介石逮捕杨杰的要求，却背地里给杨杰通风报信催其快快逃离。

蒋介石得知杨杰避走香港，十分震怒，命保密局长毛人凤组织追杀。

此时，中国共产党也密切关注着杨杰到港后的危险处境。9月18日，在香港的中共秘密组织通知杨杰，已经买好了到北平的机票，让他准备马上离港赴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然而就在19日上午，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和特务韩世昌等却抢先了一步，他们敲开杨杰在香港居所的门，要女佣通报，说他们是李宗理先生派来的，有封亲笔信要当面交给杨杰先生。

杨杰当时正在四楼平台纳凉，等待与中共接头，听说是好友李宗理派人来，未加警惕，亲自出面迎接。韩世昌趁杨杰低头聚精会神地看信之际，掏出手枪对杨杰头部连开两枪。杨杰中弹后当即身亡。

关于杨杰被刺杀还有一种说法，即凶手并非叶翔之等人，而是曾任军统广州湾直属行动组组长的陈家庆。陈家庆以送卢汉的亲笔函为由进门，随后趁杨杰低头看信开枪射杀了他。

就这样，这位反蒋反内战的民主斗士，没能现身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会场。

潜伏在代表群体中的假代表

从公开发表的各种文献和报道可知，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候补代表都是正式邀请，在胸前佩戴上代表证进入会场的。然而在这些佩戴着代表证的人中间，却有一位假代表，对此，直到今天，可能也没多少人知道。

这个假代表是谁呢？他就是当时便衣保卫队中南海分队的分队长刘忠。

就在全国政协会议预备会召开的前一天，罗瑞卿、李克农以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正副处长汪东兴、李福坤突然找到便衣保卫队中南海分队的分队长刘忠谈话。

李福坤向刘忠交代说：“这次交给你的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推测，在这次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可能隐藏着一名刺客，他可能利用代表的身份来刺杀或暗害毛主席。”

“我们现在怀疑的这个对象就坐在主席台下距离毛主席不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准备把你安排到这人右前面的座位上，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他有要行刺的迹象，你不能开枪，只能用身体阻挡在他的前面。你切不可有半点疏忽，要绝对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要当一回政协会议代表，我们会发给你一张代表证。”

政协召开预备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来到会场。刘忠也佩戴着代表证，坐在了那个被怀疑对象的右前方。

会休时间，许多代表步出会场休息。刘忠见毛泽东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了身，而他座位左后的被监视对象也站了起来。刘忠内心一阵紧张，赶快跟着站起来，用身体遮挡住了那人看主席台方向的视线。

此刻，毛泽东下了主席台往会场外走。刘忠发现那人也想朝毛泽东出去的方向往前挤，刘忠遂抢前一步，挤在他前面，不让他超过自己。刘忠的左阻右挡，把那人惹火了，他当场和刘忠吵了起来。旁边的许多代表不知实情，也来责怪刘忠不该挡道，一时会场内吵嚷成了一团。直到毛泽东等人步出了会场的二道门，根本看不见了，刘忠才放过了身后的那位“照顾对象”。

很久以后刘忠才知道，当时领导还布置了便衣队另外几个同志在门外待命，要他们看刘忠的动作行事，一旦刘忠动手，他们就立即上去接应。

那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据说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但那人究竟是否受命刺杀毛泽东则不得而知。但一场与假想刺客的暗中搏斗一直进行到第一届政协会议结束，在此期间，刘忠时刻准备着冲上前去，用自己的生命和赤诚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他也由此有幸成为政协代表中唯一一位佩戴真代表证的假代表。

（作者为文史学者）  

 

阅读延伸

开国盛会上的心声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

特邀代表宋庆龄（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指出：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的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革命难，建设亦不易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指出：今天，中国人民的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会聚一堂，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中国的建设，一切要从头做起，今天一切都在草创时期。我们要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建国机会，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

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

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时任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指出：我们要在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这一所新的大厦，已提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撑大厦的钢骨水泥的许多柱子，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钢骨水泥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大厦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厦最高顶尖上飘扬的大旗上写的是新民主主义。

这个愿望是达到了，万分兴奋

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华侨领袖，美洲致公堂监督）指出：国外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效力革命，但后来得不到祖国真正的爱护，以致在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压迫，回国内来便受贪官污吏的剥削欺骗，所以很长时期热望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今天，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这个愿望是达到了，使我们感到万分兴奋。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的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协助政府把自己的祖国搞好，这是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柳吉）  

责任编辑：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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