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政绩考核“最后一名奖”需要慎重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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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介绍】

陕西渭南工作讲评会为考核末位者发“最后一名”奖

站在领奖台上，一般都是获得了好成绩，而近日，在渭南市召开的2014年综合观摩暨第三季度工作讲评会上，有6个县市区因为“较差”也上台领奖，他们领到的是一个“黄牌（较差）”。

24个红黄“奖”牌颁发给被考核的县市区

从10月20日开始，渭南市开展了为期三天半的全市2014综合观摩活动，渭南市委书记徐新荣、市长奚正平带领全市各县区及市直部门领导70余人，对全市2014年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发展情况进行了观摩。

23日下午，渭南市组织召开了全市2014年综合观摩暨第三季度工作讲评会，会上，相关领导分别对第三季度各项工作整体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向各县市区共颁发了18个红牌（优秀）和6个黄牌（较差）。

下午4时许，通过渭南市考核办对全市13个县市区的第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与重点建设、财税工作、住房保障工作、安全生产、小城镇建设及环境保护六方面的工作考核，评选出各自项目中的前三名和最后一名，分别为其颁发红牌和黄牌。

在固定资产投资与重点建设考核评选会上，蒲城县、韩城市和澄城县获得了前三名，分别领取了一个红牌，而白水县考核成绩靠后，获得了黄牌。

颁发奖牌目的只为督促激励

据了解，渭南市考核办从2012年开始，每季度会对全市的重点项目进行考核评比，并对项目考核成绩前三名颁发红牌，成绩较差的最后一名颁发黄牌。

“考核的项目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都是牵扯到全市经济发展和民生的大事。”渭南市考核办考评科的负责人介绍，为各县市区颁发红黄牌的目的主要是督促、激励各区县。

该负责人称，每季度都对全市各县区的重点工作进行讲评，并颁发红黄牌。有的县区在会上领取了黄牌后，领导会感到不好意思，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铆足干劲，争取在下一季度取得好成绩。该负责人说，该措施实施后，取得的效果也比较明显，连续两季度领取黄牌的区县基本上没有。

渭南市委党校管理心理学教授、市政协常委雷转运表示，从管理学角度来讲，红黄牌具有激励作用，但还需形成长效机制，让各区县自觉发现问题、改善不足，取得良性的发展。

 

争议：“最后一名奖”该不该点赞？

正方：让“最后一名奖”成为“耻辱奖”

渭南这种揭短亮丑的做法值得称道。上级政府对各个地方实行季度、年度考核的初衷，是为奖优罚劣，提高各地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显然大有必要。然而，很多工作考核只是“评优奖优”，几乎从不“评差罚劣”。即使在考核中评出了工作成绩“较差”或“最差”者，往往碍于情面，甚至害怕得罪人，而不让“较差”或“最差”者上台露露面，上电视亮亮相。

只表扬、宣传优秀地方或部门的惯例做法，实际上不利于真正奖励先进、鞭策后进。因为单纯的“评优奖优”，只能激励优秀以及接近优秀标准的地方或部门，而对落后者的激励作用则不大，他们本身距离优秀或先进的目标很远。时间一长，落后的地方或部门反可能产生“我就这样了，再努力也白搭”等“破罐子破摔”思想，消极地将工作考核不放在心上。

而渭南市一改过去“只评先进，忽视后进”的弊病，在各个项目中，不仅考核评选出前三名领取“红牌奖”，而且考核评选出“最后一名”领取“黄牌奖”，就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考核评奖方式——它有美亮美，有丑亮丑，既选“最好”也评“最差”，如此考核才不是走过场的考核。尤其是，在激励“快马”时也鞭打“慢马”，能促进落后者自我审查、自我涤荡懒政的作风。

当然，评选“最好”与“最差”仅是第一步。要让“最后一名”奖变成落后者“知耻而后勇”的“耻辱奖”，就要防止他们把这块“奖牌”拿回去以后束之高阁。个别地方也曾搞过给行政部门颁发行政效能“黄牌、橙牌、红牌”，就是上级政府将“黄橙红牌”钉在那些单位的最显眼位置，办事的老百姓进进出出一眼就能看到。“最后一名”奖也当如此高悬，以触及其颜面。

要“最后一名”奖成“耻辱奖”，还需对获奖者予以严厉问责，才能触动思想、触及灵魂，才能让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比如，一年中连续几月或总计几月获得“最后一名”奖，就在当年综合目标考核中“一票否决”，相关责任人不得评先评优，扣发当年一定比例的绩效工资，乃至于免职等。如此“最后一名”奖获得者才会树立“黄牌”意识，以及紧迫感、压力感。

最后一名奖，可以有

看上去是奖，不过这个奖领得有点烫手。看领奖者的表情就知道，千不甘、万不愿拿着这奖牌，因为拿着奖牌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耻辱。这最后一名奖其实比第一名奖励更有效果。对于一些习惯了懒政、习惯于不作为的部门来说，得不得第一名无所谓，反正也轮不到他，浑浑噩噩的过着日子，滥竽充数的坐着月子，谁爱上台风光去都与他无关。可现在有了最后一名奖就不一样了，这不像文艺界得金酸梅奖，烂就一个字，评上也就最多一次，真要拿了也就呵呵一笑完事。这个可是要年年评，年年考核的，这回拿了最后一名衣锦还乡，下次继续拿着荣归故里？真丢不起那人。所以，据渭南市考核办考评科的负责人介绍，该措施实施后，连续两季度领取黄牌的区县基本上没有。士知耻而后勇，刺激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最后一名，是让人感到羞愧、耻辱的奖项，可以评，评得有积极意义，可怎么考核、怎么评选不能马虎。说到底，它是政府部门内部评选的，渭南市考核办每季度会对全市的重点项目进行考核评比。那么问题就来了，全市的重点项目中，肯定有很多是跟民生密切相关的。考核评比的标准是怎么定的？是看完成的项目进度谁快吗？有些项目，是与民众利益完全一致的，比如说养老院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等等，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有些工程则不然。比如为了某个市政工程的推进，需要拆迁民房，依法拆迁的进度就慢，违法强拆的进度就快，那么考核的时候到底谁先谁后？如果评选标准不科学，拿到最后一名黄牌的虽然表情很尴尬，可心里就未必服气了。

最后一名奖敲响了为官不易，为政当有为的警钟，对于这一创新型的政府考核方式，乐见其有，也乐见其成。但真正要想让执政行为能与民众的呼声直接应和，还是少不了民众的参与，让民众给最后一名奖当评委，得奖的不但可能领到黄牌，更有可能直接被红牌罚下，才更有震慑作用与激励意义。

 

反方：政绩考核有必要设置“最后一名”奖吗？

政府对各个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业绩进行一定的评价，这本无可厚非，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排名，对成绩靠前者进行表彰，以激励业绩较差者，这也可以接受。但对相关政绩排名靠后者设置一个“最后一名”奖，却实在是没有必要。

一者，地区之间有差异，单位之间也有分别，实在是不好拿来直接对比。比如在财税工作方面，如果拿富裕的地方，与贫困的地方进行相比，结果给贫困地区的政府部门发一个“最后一名”奖，这明显就是有失公允的。

二者，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业绩排名靠后，并不意味着政府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牵连到民生服务等问题的部门，比如财税部门，其收的税少，但如果给老百姓减免的税多，让老百姓受益的地方多，那么其事实上已经优先完成了政府的职责，落实了党的宗旨，做好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再给他们一个“最后一名”奖，岂不是让其很冤枉？

三者，政绩考核设置“最后一名”是羞辱，其从根本上依然是政绩评价体制“抱痒”的证明，不利于实际工作特别是为民服务工作的开展。比如渭南韩城市因为在财税工作方面考核排名较后，获取了一个黄牌，如果韩城市下一个工作季度，对该减免的税收不再减免，对不该收的税也收，甚至收“过头税”等，结果季满之后，又评上了第一名，这果真就是应有之义，民众之福吗？

政府政绩评价可以有，但过分注重表面的政绩，忽略为老百姓谋取最大福利不是真正的政绩，甚至乱发奖、乱评第一或者倒数第一，显然都不是科学执政的态度，也不是民众之幸。因此，渭南市设置的“最后一名”奖，是对盲目政绩观的又一次暴露，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弄不好还会起到反向消极作用，还是趁早“歇了”为好！

中立：从“木桶效应”看“最后一名奖”

当各种形式的“评优”屡见不鲜时，“评差”的出现不禁让人们眼前一亮。渭南市为重点项目考核末位的县区颁发“最后一名奖”，这不仅展现了渭南市政府揭短亮丑的决心和勇气，更彰显出了该市政府的管理智慧和艺术。

其实，就“评差”而言，渭南市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山东安丘市就曾评选过年度“最差公务员”，武汉市也曾评选过“最差城管”。然而，无论是“最差公务员”还是“最差城管”都仅仅是对个人工作和业绩的考评，并没有涉及“集体”。让“最后一名”从“个人”变成了“集体”，渭南市开启了全新的“评差”模式，开创了评选“最差集体”的先河。

“最差集体”的评选可谓是将管理学应用到了极致。管理学中的经典原理“木桶效应”告诉我们，一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市政府的工作就如同一个大木桶，各区县的工作是大木桶上的一块块木板，市政府的工作要做的好、做到位，就要求各区县“齐头并进”，一旦存在“短板区县”就会影响整个政府工作的水平和工作成效。渭南市政府就是在管理中应用了“木桶效应”，深知“短板”存在的严重性，通过“最差集体”的评选，找出“短板区县”，并以“知耻而后勇”的方式激励和鞭策“短板区县”，最大限度的激发“短板县区”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潜能，从而补齐“短板”，提升整个政府的工作效能。

其实，要想真正克服“木桶效应”，补齐“短板”，仅仅依靠评选“最差集体”这种“负激励”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在评选过后帮助“短板县区”找到工作落后和不到位的症结，“对症下药”，从根本上提升其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让“最差”追赶“最好”，“最好”变得更好，以形成政府工作的“良性循环”。

 

【启示与思考】

给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或部门颁奖，如今在民间已成为一种时髦。从开封市纠风办到无锡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再到河北磁县沙营村党支部书记，都曾经先后被授予标有“不为人民服务”、“截访先进单位”、“违法乱纪先锋”等字样的另类奖状或锦旗。然而，相较于这些来自民间的“创意批评”所收获的种种掌声，对于官方颁发的这个“最后一名”奖，许多人却感觉有些怪怪的。

这种“怪”既来自于过往公众对于政府的认知印象，同时也因为它突破了政府考核应有的规范和底线。不可否认，对单位和个人进行评比考核，对不达标或表现差者进行批评，这些都是必须的，但像颁发“最后一名”奖这样的“羞辱式考评”却十分要不得。

止慵治懒，正当其时。从管理学来说，正负激励机制，都是很正常的手段。尤其是负性激励，一来有伤尊严的面子，二来折损了权力羽毛，在政绩考核中，属于权力问责的惯用方式。看起来，渭南颁发“最后一名奖”的举措，确实初衷可鉴，动真碰硬，无惧晒丑，比之于泛泛的排名更有魄力、更显倒逼之力，但这其实并不利于相关工作的开展。

更何况，从相关考核的内容来看，涉及的主要还是固定资产投资与重点建设、财税工作、住房保障工作、小城镇建设等传统意义上容易“数字出官”的领域。在中央再三强调要转变发展方式、改革干部考核规定，甚至取消了对某些特殊地区GDP考核的大背景下，再进行这样的观摩、考核是否合适，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毕竟，社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揠苗助长往往只会适得其反。况且，每个地方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存在差异，本就不该“一刀切”的进行考核，否则只会逼着后进城市的官员去造假。

在政绩考核转型升级的今天，“最后一名奖”这种有失妥当的惩戒机制，不仅悖逆法治理性，更营造了一种恶性竞争的制度环境。它在羞辱“最后一名”的同时，对现代公共治理方式不啻最大的反讽。因此，有必要慎重点赞“最后一名奖”，思谋更稳妥的政绩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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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1027/78566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