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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4年08月01日 10:46

 

我主要研究经济发展,侧重于我国经济形势分析,今天我从中长期展望的角度来谈谈2014年我国的经济形势,以及经济转型的努力方向、国家政策导向等,和大家一起做一些思考。

从年度数据看我国经济转型新起点

每年政府报告中的数据体现了年度经济调控目标,也体现了一些中长期目标,以及经济增长的新起点或经济转型的新起点。我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在增强,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关系趋于协调

我们这些年之所以强调转方式、调结构、转型升级,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我们太多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的作用发挥得不大。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其中有政策的原因、发展历史的原因,还有中国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等一系列客观原因,与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或低储蓄不能进行简单攀比。但是,我们要提高老百姓消费占比、降低储蓄占比,这需要一个引导的过程,让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更强劲一些。

由于过去我们投资、出口这两驾马车占的比重大,消费占的比重小,因此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调整。比如说,“十二五”规划提出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同步目标具体体现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预期是7%,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与之同步。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高于经济增长的7.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慢于农村,也慢于GDP增速。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是靠农民增收幅度快拉上来的。当然,比较理想的应该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大体一致,但如果那样,城乡收入差距就会继续扩大。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们测算了一下,要达到这两个倍增的目标,需要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达到6.7%稍多一点。

经济增长三大动力逐渐趋于协调。消费的比重上涨,背后有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怎么调整,怎么让老百姓在经济快速增长当中得到实惠。2013年投资和消费的贡献基本接近,在整个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都在4%左右,净出口为负0.3%。进口是为了满足内需,出口是满足外需,出现负数说明我们的进口大于出口,而不是说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负的贡献,这只是统计核算的结果。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能小看。比如,2009年中国出口下降了27%,但在美国市场上中国的出口份额是最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说负增长就没有贡献。当时国内有种意见是,对外出口大幅度下滑,我们不能依赖外需,而要靠内需来补上。但问题是国外市场的需求和国内市场需求是两码事。外国的定单是下降了,但我国国内的生产结构、生产能力不全是面向中国百姓的,这显然面临一个转型问题。市场结构不能简单替代,内需替代不了外需。所以,出口速度放慢甚至出现绝对下降问题都不大,只要把市场份额占住,就是对国家的贡献。

我们的转型不是简单地让消费成为主导而把其他都压下去。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做到了投资占的比重逐步与消费持平。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0%,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是-4.4%。中国的出口面临的形势不像以前那么理想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依赖内需。而出口形势好了,我们也要以内需为立足点,不能受制于他人,但千万不可放弃外需。因为国外的土豆经济、口红经济需求结构不是内需能替代的。我们要是放弃外需市场等于自废武功、自乱阵脚,等世界经济恢复的时候我们再想进去他们的市场就难了。我们需要的是这三驾马车更为协调地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转型。

现在比较协调的三大需求结构是转型取得的进展,是将来我们往前走的一个依托。

(二)第三产业发展活跃

服务业活跃的结果是就业容量扩大。曾经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旦放慢将影响就业。2012年、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两年为7.7%,但这两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分别超出了预期目标366万、410万。这些数字证明,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就业拉动的主要力量,这是转型的结果。

从统计数据看,服务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近些年一直高于制造业PMI。制造业PMI经常波动到50%以下,即不景气,而服务业PMI基本上不低于50%。比较的好年份,服务业PMI高出制造业PMI 5到10个点,相对低迷的年份也高出3到4个点。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是,增加值比重上升并不意味着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比如,广东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但经研究发现,增加值比重上涨是因为营改增带来核算口径的变化。与增加值比重上升相比,我认为在产业结构上最重要的是看就业比重变化。现在,第二产业吸纳的就业比重很高,第一产业吸纳就业比重也仍然偏高,而服务业偏低,中国经济最终要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应该是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占大头,现在远远没有达到。

不过,连续两年的新增就业超预期,是服务业活跃发展的结果。前不久,我们到杭州阿里巴巴总部去调研时得知,全国60%的快递业务是为阿里巴巴网购服务的。服务业兴起了很多新业态、新门类,吸纳了新就业。过去没有这些就业渠道,是因为没有这些服务门类。现在又来了余额宝、支付宝,三中全会《决定》称之为普惠金融。金融方面出现新的业态,当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金融风险怎么防范,怎么样使互联网精英懂得金融,金融怎样改变垄断理念适应新的竞争,等等。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力量。

新的竞争,带来新的市场力量,带来新的就业门类,带来转型升级的空前的市场空间。它能够改变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思维定式,经济增长保八才能保就业的传统理念被彻底颠覆了。

 

(三)国际收支和出口结构继续改善

我国国际收支中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连续三年低于3%,在国际认可的合理水平以内。过去我们不是这样。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高达10%以上,受到了国际社会攻击,认为我国过于依赖出口。

其实,我们不是依赖出口,问题出在哪呢?因为贸易结构不合理,我国属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加工贸易比重太大,“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没有一点自主权。现在广东一些地方提出要转型升级,就是要从过去的为别人加工的车间转为独立的法人。过去所谓的外商投资出口企业,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而是车间,只是在完成订单,原料、销路都由跨国公司决定,我们仅靠简单的组装来赚取一点加工费。例如,加工一个芭比娃娃我们赚几美分;一个出厂价150美元的苹果手机,我们赚3到5美元加工费,而现在由于数量增多,加工费就更低了。结果国际社会却把账都算到了中国头上,夸大了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实际上,我国加工贸易对国外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对国内,这都是贸易顺差过大、贸易失衡所导致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依赖出口,而在于出口结构不合理。

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是我们决定的吗?这是跨国公司根据国际市场的分工规律决定的。奥巴马曾建议乔布斯把苹果手机从中国转回美国生产,被乔布斯拒绝了。原因是,乔布斯认为在美国只能找到合格的设计师,在中国能找到合格的技术工人。这就是国际分工,不是美国总统能改变的,也不是其他某个人能改变的。

中国不要老觉得自己是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不好,我说要是真能变成世界制造中心才真是了不起。我国要是真有这么一个高端制造业或低成本高精度的制造业,在全世界具有竞争力,那才真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事情。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鼓励通信、铁路、电站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让中国装备享誉全球。当年,站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港口,仰头看着巨型港口吊机上面赫然写了上海机床厂制造,真是自豪。“把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办公室”之类的口号虽然听起来很好听,但是没有看到中国的资源禀赋优势、经济发展阶段、国际分工的必然性。所以,我们要根据中国的资源禀赋、国际分工中的客观地位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准确定位自己。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贸易结构由低端向高端转型,降低加工贸易比重,提升一般贸易,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我们要站到世界的制造高端;在加工贸易方面,要从低端组装向高端组装进军,向独立品牌、独立研发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方向升级。

还有一个口号是“由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创造”。如果中国创造不为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服务,那还空谈什么中国创造。创造的是什么?谁需要那些创造?这都是值得思考的。有些人不去搞制造,而搞资本商业模式创造,投机房地产、投机股市,号称是“中国创造”。脱离了制造业的中国创造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创造要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为出口的加工贸易升级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从最新统计数据看,外贸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些年取得了积极进展,加工贸易已从57%降到了47%,同时一般贸易上升到了53%。在国际收支中,原来我们加工贸易是顺差,一般贸易是逆差。而加工贸易是由跨国公司决定的,人家赚大头,中国赚小头,而且利润越来越薄,这个顺差不是中国人导致的,却把账算在中国人头上。这些是人家的国民财富,结果算成了我们的出口。所以,我们必须转型,否则非但赚不了什么钱,还被倒打一耙。

另外,我们确实遇到了难题,与依赖出口有关。我国贸易顺差太多,造成外汇储备太多。外汇在中国国内是不能流通的,央行要放出等值的人民币,市场里钱多了,物价不涨才怪。国家控制物价,钱就往股市、楼市上流,所以人民币对内贬值。那么人民币对外为什么又升值呢?政府如果不干预,任由市场自由波动,外汇多了人民币就少了,物以罕为贵,人民币就必然要升值,但我们政府又控制人民币升值,过去我们升值幅度3‰,一旦超出,央行要出手买入或者卖出来平衡人民币的币值。现在我们放开到每天5‰的幅度。央行买入外汇投放人民币,使外汇相对少了,而人民币相对多了,人民币就不升值了,但这样一来国内钱又多了,又要打压物价,钱又往楼市和股市里流。经济失衡确实是难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贸易结构逐步趋向合理,贸易顺差连续三年低于3%,达到合理界限之内。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数据,由于这些数据,我们在国际上就主动了。以前,国际上认为中国依赖出口,我们在国际上处于一个被审判的地位。通过转型,中国正在走上一条比较正常的经济发展道路,国际发展环境、舆论环境都相对宽松了一点。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严重低估。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现在人民币币值基本合理了。

(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了,但增长的质量提高了,优胜劣汰加快,企业亏损减少,利税和微观的效益都有所改善,这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表现。

我们从地区角度来看,东部的工业增长、经济增长和出口都是在明显放缓,中西部明显在加快。中西部承接了东部的产业转移,所以在东部的利税、出口、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严重放慢的时候,中西部上来了,区域有了新的增长点,利润布局在发生变化。同时,东部的转型升级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民间投资都是非常活跃的。而且东部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比中西部要活跃,这表明东部的转型升级找到新的增长机制和产业依托。

从企业角度看。以富士康为例,富士康在深圳缩小规模往中西部转,因为遇到的竞争压力和成本提高的压力,富士康准备上100万台机器人。虽然100万台机器人主要是简单重复的环节,不能替代需要灵巧手工的环节。但这是企业面对新形势做出的应对方式,社会、政府也要适应这种应对方式的变化。比如说,产业变革职工的再就业怎么办?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地方。在转型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的着力点好像不太对。例如,对中小民营企业到三板上市进行鼓励、奖励。我认为,这个奖励是没有必要的。企业的优质资产上市了以后,用资本替代了劳动,技术排挤了人工,这个时候政府拿钱奖励他,完全是投错地方了。大量的职工被淘汰了以后,拿出钱来培训他们,让他们有转岗的能力,这才是重要的。

现在,企业有些比较积极的变化。企业对于转型的承受力在增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也比较理性。过去企业认为必须保八才能够盈利,工业增长13%、14%才能正常经营,寄希望于国家创造外部条件。现在根据我们几次问卷调查得到的结论,许多企业认为,经济增长在7%左右,工业增长在10%左右,大体可以盈利,政府不需要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这些年经济增长放慢,企业家做好准备,不断调整,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新的盈利模式。

前三点是宏观层面,第四点是微观层面,也必须落到这一点上。我们有了可靠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或者说是经济转型的新起点,国家提出新的调控目标才有底气。否则,动不动各个方面都要求政府放宽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就没有定力了。现在从微观角度来说,不寄希望于国家刺激经济,这样的宏观调控才有定力。所以,有人说我们现在进入新的常态,在这种常态下企业能够正常经营。如果这个新常态能稳定,也就是微观基础能稳定,我们未来经济就会比较稳定。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虽然我们的经济转型有了新起点,还应该看到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艰难,其中有老问题,也有新挑战。老问题我就不讲了,说说新挑战。

(一)经济运行短期和中长期的下行压力相叠加

从短周期看,我们现在处在回升阶段,但从定单、贷款情况、从业人员、库存情况、采购经理人指数等预示未来几个月经济发展变化的先行指标来看,已经开始下滑了。从工业看,现在39个行业在上升,但总趋势还是缓缓下行。短周期的回升后,紧接着就往下探。

短期的宏观调控通常是年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是年度宏观调控的重点。那么中长期下行压力主要关注三大供给:人力供给、资本供给、效率提高,这三大因素决定中长期发展。先看人力供给。适龄劳动人口2012年开始绝对减少345万,人口学界预测到2015年中国劳动力零增长,人力供给增长率对经济增长拉动的贡献是零或负。再看资本供给。人口年龄结构轻的时候存钱多,意味着银行可以调动的投资来源就多。人口老龄化以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利于消费贡献上升。当年消费多了,储蓄相对就少了,储蓄率增长会放慢,意味着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过去减弱。但是对于我们长期依靠高投资支撑的高增长,它是一个下行的压力。之所以中长期经济增长会放慢,是这两个很重要的供给面决定性因素在起作用。

第三个因素是效率提高,它可以把下滑的因素给抵消,甚至反弹。效率提高基本有五个方面:技术创新、结构优化、管理改进、劳动者素质提高、体制改革。如果我们在这五个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动作,使效率提升的贡献把前面两个下降趋势给抵消了或让下降的势头弱一些,那么我们增长速度下滑就能够比较平缓。但效率提升不是人为拍脑瓜,想提升多少就提升多少的。企业管理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是可以较快速见效的,但技术创新很难。技术创新只有产业化了,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这是一个慢变量。而结构调整也是这样。比如,雾霾问题能不能通过结构调整一两天或三五年马上见效,这很难。因为我们70%的能源禀赋是煤炭,怎么不用煤炭?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如此,怎样更好地调整它,这需要比较漫长的过程。再有改革。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带来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村改革把农村积极性调动起来,劳动生产率一下子大幅度提升,农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最小的。这种制度改革带来的伟大生产力的呼唤现在还有没有?好像没有人敢给我积极的回答。现在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是一个胶着的盘根错节的改革。习近平同志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通过改革迅速提高生产率,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因此,不要认为我们的经济难题可以通过年度的宏观调控解决,宏观调控只能够解决当年三大需求不足和失衡问题,解决不了中长期供给面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宏观调控神圣化、万能化,这样做也等于把政府推到主导资源配置的角色上去,手就没法闲下来,该忙的地方不忙,不该忙的地方不闲着,这样就乱套了。

(二)综合成本上升,部分产能过剩严重,导致创新动力不足

劳动力成本、水电气成本、基础设施成本、治理环境成本都在上升,利润空间缩小,企业创新空间受到挤压。还有过剩产业,影响前后向的产业链,没有市场怎么办?还有由于体制政策导致的制约,企业没有创新积极性怎么办?因此三中全会《决定》才说要改变创新和科研资源行政化配置的传统模式,让资源配置更多地由市场来决定。现在我们习惯用行政职能、政府职能来调节产能过剩。我们很担心在这一轮调节当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又加强了。

成本上升,利润那么薄,带来的问题是谁还愿意做实业?调查表明,房地产、能源、金融等带有垄断性的行业利润率就是高于制造业。大家很关注跟瑞士签订的自贸区协议,那么在中国买瑞士表是不是便宜了?没那么简单,我们的进口关税在这些奢侈品中并不是太高,进口以后还有增值税、进场费、物流成本。不要以为降低关税就能改变现状。怎样通过市场的办法,使我们现在面对的难题得到解决,这是我们认真思索的。

(三)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

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已经开始绝对减少,而每年新增就业大学生2013年是700万,2014年是738万,可是大学生与就业的需求是不衔接的。这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我们市场上中级技术人员和熟练技工、管理人员相比而言比我们周边低成本国家要丰富得多、素质高得多,但针对市场需求和结构转型来说,还是太紧缺了。

我们看到德国在应对这一轮金融危机的一些做法比较有意思,它不像美国,美国救金融机构,往里注资,改善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德国是救企业、救实业,让实业类企业减少工时,不辞退工人,政府相应给予补贴。这反映了德国的传统,保留技术工人队伍,也就保留了可以随时适应市场反弹的企业能力。结果果真是这样。等到经济开始反弹以后,德国的就业增加最快,工业恢复增长也是最快,增长率、就业状况在欧洲是最好的。这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德国的职业教育、扶助实业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逼着我们反思我国的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怎么样能够让中国有一批熟练技工推动我们的结构调整,社会、企业、政府、学校要往这方面去努力。

(四)速度性的效益缩水使财政金融风险暴露

长期以来的高速度带来高效益,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因此,企业、地方政府、中央财政收入一度出现大幅度下滑和起伏、振荡。测算表明,中国的GDP增长1个点,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加速度上升3到4个点。同样,GDP放慢1个点,二者加速度就会下行3到4个点。速度性效益加速度缩水,再靠传统的盈利模式、管控方式以及政府资源配置的传统理念、传统办法,都行不通。

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调控目标分析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我从研究的角度,就经济发展的调控目标做一些分析预测。

(一)经济增长速度在7%到7.5%之间

我预计,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在7%到7.5%之间。在政府定目标之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定7%,一种意见是定7.5%,最后政府决定7.5%左右,这考虑到经济处于下行的压力中,定7.5%左右,更能提振信心,能较好地起到引导预期的作用,这是政府的良苦用心。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今年增长在7%到7.5%之间的可能性非常大。

为什么这样预测?我们从三个需求来看。

第一,投资不如去年。2014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再有房地产投资现在看来发生分化,三四线城市没有那么热了,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仍然是房价不减。总体来看房价涨幅放慢,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投资也不可能太高。制造业投资这些年一直在下跌,产能过剩,利润太薄,这是两个最关键的因素。

第二,消费很稳定,希望一下子升高很多也很难。政府是不能强迫个人和家庭消费的。1998年我们遇到通缩的时候,国家强力刺激经济,启动投资消费双拉动,结果10年的时间,我们发现消费实际增长速度大概就10%左右。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消费是根据个人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决定的家庭预算线,是很谨慎的,而不像企业、政府的预算线弹性较大,政府投资一下来,地方政府、企业就会跟进,投资马上就可以拉起来,现在消费实际增速在12%、13%,这些年很稳定,指望它一下子成为主导,是不可能的。

第三,出口形势比去年稍好一些。因为美欧主要经济体在复苏。

我认为,对于速度本身不要太看重,而在这种比较平稳的中高速中,更重要的是看增长质量是否有提高,看结构调整是否有进展,看节能减排是否见成效,看老百姓是否得实惠。这四个方面如果都有了实实在在的进展,经济增长在7%到7.5%之间,我们认为也是非常成功的。

 

(二)物价涨幅低于3%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物价涨幅控制在3.5%左右,我个人认为会低于3%。

今年客观的物价上涨压力比去年小。一是因为粮食连续10年丰收,农副产品、食品涨幅压力没有那么大。二是去年延续到今年的物价翘尾因素。三是去年还有外部输入的通胀压力,今年美国宣布要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热钱流入中国的压力比去年要小。

当然,还有一些涨价因素,比如说,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垄断行业的定价机制,让市场来决定,有些价格还会往上长。过去计划经济将资源价格压低,压低的结果就是谁也不节能降耗减排。雾霾就是长期资源价格不合理导致的,由于资源成本太低,企业不将其核算在自己的内部成本里,几十年的企业排放却让全社会承担这个成本,在经济学上叫做内部成本外部化。雾霾就是全社会来承担这个应该由内部消化的成本。我们现在要通过改革,把外部成本再内部化,让每一个产生排放的微观单位消化掉,靠资源税、环境税、相关的市场准入标准、技术标准、质量标准,再加上资源价格改革,通过碳交易等办法来促使我们结构转化。

所以,我个人理解,今年政府定3.5%的物价涨幅的上限,更多是用于改革,给自己留出调整空间。

(三)就业可超过1000万人,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可以保持大体同步

过去我们就业增长目标一般都是定900万,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是1000万,多出100万的底气哪来的?就是前面说的服务业发展。我们经济增长连续两年低于8%,但就业增加了三四百万,所以今年把就业的目标提高100万。改革和转型为我们提出新的调控目标。

(四)国际收支渴望基本平衡

国际收支渴望基本平衡,就是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仍然在3%以内。这也是之前连续3年低于3%给了我们底气。

我个人认为,政府提的目标应该是都可以达到,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要去太多的关注速度,转型有了实质性进展,让老百姓认可,即使增长速度低一点老百姓也照样拥护。

我国经济改革的着力点

(一)以“营改增”为契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公布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

为什么要以“营改增”为契机?首先,“营改增”带来了企业行为的变化,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专业化分工的扩大。这是从微观上带来的一个积极的变化。其次,“营改增”虽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但会导致地方财政减收。地方政府现在主要税收来源就是增值税、营业税。原来营业税全额归地方的(省以下),增值税与中央共享的,中央拿七成五,地方拿二成五。“营改增”后中央财政可在一两年内向地方返还中央分成,但停止返还后地方财政也将明显减收。增值税仍属于流转税,源于工商业投资经营过程,地方政府要想得到更多的税收,很容易干预工商业投资经营行为。这就是改革的逻辑,改革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停滞不前是不行的。因此,“营改增”实际上拉开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序幕,将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端正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等。

过去多年一直争论中央地方财权、财力与事权如何相匹配,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和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配套资金。同时提出,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这对于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收支责任和利益关系,减轻地方的支出负担,端正政府行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完善地方税体系,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地方税体系包括财产税、消费税、所得税。第一,财产税。地方要有稳定的营商环境、法制环境,政府公信力首先要得到保证,人们才愿意来投资兴业,有了财产才有财产税。财产税主要是房产税、地产税。第二,消费税。有了好的消费环境,人家才来花钱,就有了消费税,这需要政府改善公共服务,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第三,所得税。投资兴业环境好,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就有所得,政府就可以收所得税。同时政府还要保护财产,不要竭泽而渔。政府把原来干预资源配置才能得到流转税的重点转到公共服务上来,不要直接干预市场能够决定的资源配置。

除了财税体制改革,政府还要公布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公布权力清单,针对的是公权力,即“法不授权即为禁止”,法不授权,政府无权设立审批事项,无权自己审理行政权力。公布负面清单,针对的是市场主体,即“法不禁止既为自由”。防止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手伸得太长。

(二)推进金融改革,包括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特别是设立民营金融机构和存款保险制度

改革现有金融体系,三中全会《决定》讲得很清楚,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做了部署,加快金融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主要是存款利率市场化。我们现在给老百姓存款的利率在国际上算高的了,但按照中国的情况,大家认为是太低了。为什么中国过度投资,投资效率低,投资过度以后导致产能过剩?就是因为资金成本太低。现在所谓融资成本高,相对应的是影子银行的利率。利率市场化从什么做起呢?大额存单,还有就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给出的相关利率,已经告诉我们市场化的存款利率应该有多高。否定互联网金融,确实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它已经通过大规模的吸储,摸清了存款利率均衡水平,放开存款利率,这就是一个参照系。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于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是非常有益的一次推动,对于改善金融服务,加强金融领域的竞争,打破银行店大欺客的作风是非常积极的一股力量。当然,对于互联网金融还需加强监管。

汇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每天浮动区间从0.3%扩大到0.5%。周小川行长前不久也明确说了,要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减少对汇率市场的直接干预。汇率市场化就是进一步扩大浮动区间,使之有下行的趋势,然后再上下波动当中,央行尽量减少直接购入、抛出行为,通过其他市场化的办法解决。比如,我们通过人民币“走出去”,作为区域结算货币。逐渐扩大汇率的回旋余地,减少大量外汇流入。克服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遏制热钱流入,就得让汇率上下波动。给市场的信号就是,人民币不是单边升值的。因为一年期存款利率3%多点,预期升值5%(从2005年以来基本上人民币每年升值5%),两者相加是8%,钱存在中国的银行里,什么都不用做,就有8%的利率回报,有什么投资比这个稳?此外,还要遏制金融投机。汇率市场化,除了经常项下的放开,还有资本项下的放开,就是不限制资本的投入,资本进出自由。为了抑制国际投资资本在各国间的流动,美国学者托宾就提出了一种税叫金融交易税。他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这个税也被称为托宾税。我国下一步改革,也要开征这个税,实际上就是控制热钱流入流出。欧盟已经开征金融交易税。从金融市场价格信号看来,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影响是,谁效率高,谁配置金融资源的投资回报令客户满意,谁就获得金融资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格信号。

 

设立金融机构,放开存款利率都是要走的,下一步就是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争夺储户,存款利率越来越高。大家都趋之若鹜,最后不能兑现该怎么办?这是我国迟迟不敢放开民办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顾虑。再有就是所有制的担忧。三中全会《决定》终于走出这一步,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这是金融体制改革实质性的突破。以前的表述是允许发展各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后来让地下钱庄浮出水面,成为小贷公司、抵押担保公司,再然后允许办村镇银行。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本质区别就是可以吸储,而风险恰好就在这里。村镇银行是一个进步,但村镇银行只限于村镇吸储放贷,但由上级发起行控股,民间资本还是受到限制。三中全会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自己发起设立,且股本比例没有上级行限制,这是很大突破,激发民间配置金融资源巨大的积极性。而中小银行又比村镇银行级别高,涉及的地域、吸储规模、放贷规模又大,要加强监管,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存款保险制度本身不是无限度保险,一般是倾向于占最大多数的平均存款额。比如说平均存款额是30万,超出部分要等着银行破产清盘后,按比例偿付,自然人优先,法人靠后,但也绝对不是偿付100%,这是要担风险的。还有允许金融机构退出。实际上,金融机构退出机制我们早已实践过。1998年广东粤海信托投资公司就破产了,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也破产了。破产起到的是震慑作用。不允许金融机构退出,最后是国家托着,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还有什么自我约束?结果就是谁都不担风险。所以,我们说这轮改革是刀刀见血的改革,我们准备好承受改革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了吗?

 (三)以审批制改革为抓手,促进产业政策转型,主要依靠市场来化解产能过剩

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有人担心是否有风险,我们采取事前审批越减越少,事前事后的监督要跟进,如市场准入标准,能耗、排放、质量、安全、卫生检疫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一定要跟进。这是产业政策的转型。

此外,还有打破垄断、清除市场壁垒、去行政化,疏通统一市场、放大市场功能;通过完善国土规划,打破行政区划,落实主体功能区的制度来引导区域协调发展等我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的着力点,就不详细讲了。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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