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经济前行的方向和路径

 

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深化，破解了许多影响和制约发展的重大难题，但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诸如土地问题、城乡一体化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等，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可是，倘若真的触动这些领域，真的动了那块奶酪，实际的反弹和观念的摩擦，还是难以避免的。不仅如此，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又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老问题新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国际因素相互影响，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外艰巨，需要攻克的是体制机制上的一系列痼疾。所以说，全面深化改革对于新条件下系统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由此，我谈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当前我国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二，关于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

一、当前我国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直至1981年、1982年、1983年进展超出了预期。但是，越往后，感觉难度越来越大。

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把解放思想这个任务提了出来，要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那些方面也普遍提了出来。但是，到底哪里能够形成改革的战机？并没有一个事先写好的蓝图。因此，哪块成熟了，就做哪块。容易改的，改了；难改的，就放一放。这跟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决策环境是有关系的。那时，刚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人们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不叫社会主义”，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些思想领域的问题并没有多少准备。小平同志的解决办法就是不争论，分开去做，做出效果，拿效果去说服人。现在来看，这个策略是见了成效的。就是说，我们没有把很多时间耽误在吵来吵去上。可是，对于一些更复杂的改革，如果没有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没有形成一定的力量，确实很难推得开。   

那么，把这个问题掉过来看，很难，不改行不行？如果把我国30年的改革比作一项伟大工程，现在来看，它尚处在一个“半拉子”状态。就是说，架构很不错，但是有些地方没有封顶，一些关键设施还没有装进去，如果这时候停了下来，那后果是很麻烦的。因为你不封顶，它漏，会侵蚀基础结构。同时，由于是“半拉子”工程，好多利益矛盾难以找到一个协调的办法，时间一长，这些问题就会从各个方面往外冒，最后搞得你捉襟见肘，难以招架。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在全球确实傲人，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着实发生了想都没敢想的变化！可是，80后在很多地方已经当家，90后在很多领域也冒了出来。这一代人跟20世纪80年代参加第一代改革的人比，他们的参照系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可能用吃不上饭、所有东西要用票证、经济自由小得可怜的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且，如今的国人知晓世界的信息成本急速下降。如果我们拖泥带水，在现代化这条路上走走停停，然而年龄大的人可能还觉得挺满意，挺知足，那这个社会就会脱节，因为主流人口，特别是当家人口不这么看问题，所以，我们的现状是会跟年轻一代的期望值发生冲突的。

一言以蔽之，倘若现在我们改革的步伐停了下来，那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很庆幸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提出了方方面面的深化改革举措。对此，国际、国内的评价是很好的。如果真按这个方案落实下来，那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完全是可以解决的。我从几个领域谈谈，为什么说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还是一项未完成的“半拉子”工程。

 

（一）农村包产到户。我们回过头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要实事求是。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谁也没有经验。可是，我们知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种地的人吃不上饭，难道这叫社会主义？这是极大的讽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闹饥荒的时候，就有过“包产到户”的预演。当时，邓小平和陈云同志都认为，可以试试看。但是毛主席不同意。所以政治结构对于改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有人就跟邓小平汇报，小平说，你不要宣传，但是你做，你最好拿出实践结果来说服别人。文革对这个批得很厉害，人人知道“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但粉碎“四人帮”后，一些地方就冒险试起来了，如安徽、四川、内蒙、贵州，这些穷得不行的省都赞成，一批省委书记愿意把他们的政治命运、乌纱帽压在这个改革措施一边。过去一年粮食增产150亿斤，不得了。包产到户以后，一年增加400亿斤粮食的供应量。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就是一个典范。此后，看明白的人越来越多了，条件慢慢就成熟了。当时，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统一了这个认识。讲改革就是两层，第一层，解决的办法有没有，第二层是有了这个办法能不能让它合法。

在1979年召开了3省7县座谈会，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对于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口子。就是说，深山老林、单门独户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听起来，这说的是一户人家的事，所以，没有什么好反对的。1980年又把包产到户扩大到了吃不饱饭，又对集体丧失信心的那些地方。就是说，如果搞得好的，可以继续搞集体的；如果搞得不好的，农民没有了积极性，丧失信心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这方面，中央的第一个1号文件是在1982年发出的，写了一句话，家庭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的。此后的中国，取消了农业票证。可见，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的自然条件，体制不对，就打不出粮食来。现在，我们饭是吃上了，也吃饱了，但是，要让这些土地资源更充分地利用起来，进一步获得发展，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全面深化改革。

我们把农村经济叫集体经济，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模式。所有地方的人口天生就是集体经济成员，每家劳动力发生变化以后，要求土地也相应地随之调整。斯大林后来搞的集体农庄，就是所在地的所有人和所有土地对应。人口增加了，可还是这么多地，怎么办？那就每人少分一点。当时苏联搞这一套还有它的条件，因为它是人少地广的国家。我国把这套引过来，一包产到户，发现问题大了。同样是包了2年、5年、10年，你们家是儿子，娶进了媳妇，生了儿子，人口多了；我们家是女儿，嫁了出去，人口少了，土地调不调？这个问题是我国农村改革比较深层的一个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时候，那里遵义市的湄潭县人口很多，全压在土地上，没有出路。所以就试验了一个改革项目，即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就把土地的财产权在家庭之间固化了下来。那么，人口变少的家庭，肯定拥护这个政策；可是，人口变多的家庭，怎么办呢？因为当地有好多荒山，于是考虑给那些人口变多的家庭一些低息贷款，一些技术支持，让他们去开发荒山，种茶叶、种果树。这就减少了农民对土地的过度依赖，同时缓解了由此带来的土地压力。到2002年，这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做法被写进了《土地承包法》。然而，我们还有一部《村民自治法》。在村民自治的6项内容中，有一项说，自治可以决定土地承包的办法。所以，现在全国是两规制，一些地方用湄潭法，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另有差不多一半上下的生产队在用调整土地的办法。由此就遇到了一些窘境。

但是，现在城市化，农业规模经营，城市的资本和技术要下乡，就发现这个问题没解决，例如，联想控股的现代农业板块公司需要土地，拟在山东半岛租1万亩地。合同签了，70年亦或是50年。可是，过两天隔壁邻居找来说，要调地。因为我们农村叫集体经济，所以这个边界是可以移动的。这一移动，那合约的严肃性就没有了，谁敢投资？今天投了，明天闹起来了，来要地，这就是半拉子工程。比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改了，饭是吃饱了，但是进一步让这些资源更充分利用的制度条件没完全解决。所以说，中国今天不是农业没潜力，而是可以组合出很好的生产力来。联想控股公司考虑利用季节差供应国内市场水果，就又去智利买了一块地。到智利买地的那个小组回来讲，地买了就买了，永久的，价格也不贵，主要是没有那些麻烦事。

（二）土地制度改革。在计划体制下，我们原来的土地是不准买卖、不准转让、不准租赁的。后来，外资来了，要落地，不给他厂房怎么能行？于是，通过调研，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但是，后面加了一个，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这项改革解开了一个扣，那就是国有土地可以买卖、租赁；而农民的土地、集体的土地没有纳入到这个框架里来。现在，这一领域发展的有些畸形化了。政府可以征用农民的土地，低价把地拿来，并按市场价把地卖出去。就是说，政府垄断了土地进入市场的权力。政府没有把土地买卖权给土地本身依法的拥有者——农民，没有形成一个城乡打通的市场。其好处是，政府获得了很大一笔城市发展基金；坏处是，跟农民的关系越来越别扭了。于是，农民对被征用土地的要价越来越高，并且农民用自已手里的土地开发小产权住房。你能把小产权房灭了？你说不准卖，卖了就叫小产权，他说我不是卖，我是出租，你说不准农民的房租给农民以外的人，那2.3亿农民工绝大部分都住在农民的房子里头，哪个政治家敢作这个决定？所以说现在这些扣没解开，难道能让这些半拉子工程永久化？就是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高价从城市卖出去，差价变成发展基金，还想这么用下去，我看走不通，因为我们的土地市场天天在教育农民，他醒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不让农民分享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增长的收益的状况，还引发了购买力的问题，造成了我国内需不足的病态。

 

由此可见，政府不能靠直接拥有资源过日子，因为你拥有资源，你卖资源，这就不公道，你就不是一个好的裁判。政府就是靠税收，只要有买卖，抽税足矣。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已经将土地神秘化了。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要素资源。当然，这个局面不可能一天改变，要分步改。怎么改？首先要收窄国家征地范围，收窄到只有工业用地才能动用政治权力，就是说，为了全民公共利益可以征地。那收缩以后，商业用地怎么办？就要开放城乡统一市场。当然，这里要有统一规划，就是要保护我们粮食用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在此基础上，同地同权，形成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至于这个税怎么抽？价怎么量？还需要慢慢来。现在，成都形成了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重庆一个，武汉一个、天津一个，已经有四个了，并且在积累相关经验。

（三）国有企业改革。我国国有企业，亏的要改，这个已经没有太大障碍，也合法了。那么，盈利的国有企业还改不改？其中的差别是什么？如果要改，怎么改呢？

朱镕基出任总理的时候，我们国有经济的整个部门加到一起，盈利抵不了亏损。所以，朱镕基同志的施政纲领就是“三年国有企业脱困”，包括利用一切办法，诸如：承包、租赁、买断。最早是在山东做的这个试验，那里一个县有100多家县属国有企业全部亏损。那么多工人怎么办？银行债务怎么办？最后就是谁能够接债务，谁能够保持就业，资产就转移到谁那儿。后来，将其概括成“抓大放小”，其实就是抓盈利，放亏损。

通过那拨国有企业改革，我们解决了一大批问题，前后涉及几千万工人，还逼出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原来国有企业职工的保障，其实就是工厂包的，就是年轻工人包年老退休的工人。一旦企业垮了，重新改变性质，或关、停、并、转了，那退休职工怎么办？有的是政府有关局、办管一点，有的没人管，问题很大。原来国家没做好准备，后来就急匆匆搞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今天你再怎么看，基本上建立起来一个城镇企业的社会保障体制，这都是那一场改革的成果。因此，今天无论我们怎么说国企改革步履维艰，都没有国企改革刚起步的时候艰难，起码基本上建立起了城镇企业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且，我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组织方式，以及跟市场的接口等，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对于盈利的国有企业还要不要改的问题，至今还是没有一致的认识。如果要改，怎么改？这个问题恐怕是这一步要解决的事情。老拖着不行，会形成一种品种，又像市场，又像官场，又像官府，官商之间不清不楚，是中国传统中很大的问题。可是，很多国有企业觉得挺冤枉，我们亏损了，遭到批评；我们盈利了，央企一年盈利1万多亿人民币，帐上有利润了，怎么还对我们有意见？这就涉及到了怎么看利润的问题。

按照会计计算法，收入减去成本就是利润。事实上，还有好多变量会影响到利润。

第一，好多国有企业占用着国有资源。比如电讯公司用的电讯频道，这是一种资源，谁用来经营都可能做出贡献。因此，这块应算作租金部分，要从利润里刨掉。可是，我们将其全部算到了利润里，并且，这个利润的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自己在用。这个问题提出以后说交10%，拖来拖去，还没怎么交金融危机来了，所以我们很多中央企业不但没有交，还领补贴，几个航空公司都领过，上百亿地往里付，所以现在你国企应给国家财政上交更多。国有企业真正的定义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只是交给国家代理来管的。那么，私营企业也交税，国有企业也交税，二者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就是应该体现在，国有企业给全国人民财政上交更高的税，或者把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会保障中。可是，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第二，好多利润是在市场没有充分开放的情况下形成的。我曾参加中国电信改革的讨论，原来就是一家中国电信，政企不分。后来，吵吵打打，变成了数网竞争，允许国有控股，分成几个公司，诸如移动、联通、铁通、中国电信，形成互相竞争，然后，又允许交叉进入。但是，就改到国有控股，国内市场就不再改了。为了加入WTO，我们签了电信框架协议，我们的基础电信领域要对国外开放49%，非基础的增值服务要开放51%以上。而对内呢？我们的民营企业不能进入到电信领域。在这种市场大门没有充分打开的情况下，使得竞争不充分。因为国有企业都在上游，哪家国有企业不用电，哪家可以不打电话？这个领域有高额利润，实际上说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就高了。只有在充分竞争环境下形成的服务价格，对于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才是最优的。

（四）我国金融改革。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么高的储蓄率，这么好的对外开放势头，可是，其中有一些关键困难还没有解决。

比如说汇率稳定问题。我们靠什么来稳定汇率呢？因为看起来央行稳定汇率的成本最低，所以我们就让央行去稳定。结果全世界就说，你中国操纵汇率。我们说，我们是市场决定的。我们是有一个市场，那就是上海的市场——外滩15号外汇交易中心。但是，这个市场里头有一个大买家——央行，它是唯一可以发行货币的机构；是唯一可以法定负债的机构；它提高准备金率一个点，全国好几千亿的钱就来了。一直以来，我们让央行承担着既要稳定人民币，又要稳定汇率的重担。实际证明，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管不了美元，进来多少美元，这个事情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美元若是黄金，我们用这个政策是可以的，可是它早已经不是黄金了。所以，你看这一拨宏观不稳定，国务院忙着宏观调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央行基础货币像水泵似的不堪重负地往市场里打，最后，使得所有资产价格异常，其实懂行的人早就提出来了。可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牵动太大，一不小心就碰到了我们外向主导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发动机。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房价在涨，地价在涨。这个事情对动员全国人民继续好好工作的挫伤是非常大的，就是说，怎么努力也赶不上房价。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开发商太坏。可是，他那么坏，为什么不再坏一点呢？！可见，价格并不是由开发商的好坏来定的，而是由供求决定的。在供求背后是一些制度变量，特别是货币制度。这个变量没有解决问题，宏观经济就老是看着过热，你不能翻船，你得过日子，因此就得不断地进行调控。

现在，我们宣布要减少审批。就是这些需要减少的行政审批使得我国国民经济中摩擦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对这些关键领域、关键环节进一步改革，我国经济怎么可能持续增长呢？！

（五）教育科研方面。小平同志当年第一件事情抓的就是教育和科研，这是在所有变革当中启动最快的，可是这个领域又是非常落后的。我国的教育和科研跟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搞工业的办法差不多，完全指标化、行政化。高度行政化以后，探索知识，对未来探索的动力反而下去了，这个领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越是靠近世界先进水平，从根本上讲，就越要靠创新，而创新背后就是知识探索体系的问题。我们还有许多领域没有好好地改。我们那么多家长花那么多钱送孩子出去，有出去读博士、硕士的，有出去读本科、高中的，现在，这种送出去读书的态势在往中学和小学这个领域扩张。可见，我们本国的教育应该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的教育系统有没有紧迫感？有没有那种兵临城下，不改就没有出路的氛围？我在大学工作，我没有感受到！

 

   我们好多领域其实没有怎么好好改革，有些领域是改了一半，至于我们的社会体制，最近提出社会治理，它对现代社会形成矛盾调节机制至关重要。所以改革不能拖，半拉子工程得复工，要完工。成就再大也不能躺下来。我看最主要的困难就是搞改革跟任何事情一样，得有明白人。现在搞改革的明白人不多，像80年代杜润生这样的人真是不多，他不但坚定，而且能找到办法，会审时度势，最后把问题解决了，不是喊一阵过去了。

二、关于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

我们的要求是，到2020年要解决重要领域、关键环节存在的问题，这还是个挺大的挑战。好在中国比较大，可以从几个方向去试，看看到底哪里可以形成改革的转机？哪里能够成为改革的战机？就是说，在中央有了明确方向以后，各地有各地的问题，各地有各地的人才，这就要观察现象、研究经验，考虑怎么在改革中获得有力杠杆。当年小岗村，傻子瓜子，四大开发区等等，就形成了一系列改革的故事。我国下一步的改革有可能也有这个过程。

（一）直面国企改革的疑难杂症。上世纪80年代有那么一批经济学家提供了很多改革建议，包括休克疗法。前苏联践行了这个思路，然而却解体了，形成了八大寡头。那么，我们现在要深化国企改革，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第一，国企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国企改革并不是要把大公司改掉，千万别以为我们都改成小公司，那就是充分竞争了。全球市场很大，国企可以走出去，不要在国内关起门来称老大。前苏联吃亏就是以为把财产平分到所有国民头上去，从国家的角度，从私有化的角度，都会令人比较满意。结果一操作，那些分散下去的股权很快就集中了起来，而且是以一种不公正的方式集中了起来，最后形成了所谓的寡头，变成了俄罗斯政治经济当中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另外，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你看当年的乔布斯，他每天在干什么？在琢磨什么？比如说，乔布斯关心苹果关机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时间，能不能快一点？为此，他会跑到开发人员办公室，拿笔在墙上算全世界多少人用电脑，如果每次开关快30秒，那么能为全世界的苹果消费者节省多少时间。乔布斯整天在考虑消费者，为了消费者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我们不是没有聪明人，是精力不放在这些地方，是另外一个游戏规则在支配他们的时间、支配他们的精力。要把这个东西改过来。这不仅是一个道德品质的问题，更是体制、机制问题。

第二，国企下一步改革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现在国企改革的工具要比上一步改革多了，因为有社保了。这些年，我们通过招投标，把社保基金一块一块地包给市场当中有成绩的基金管理公司，按照一些财务要求，用市场化较强的办法实现资本的社会处理。另外，在进行资本账户变动的时候，可以利用公开市场。偌大的企业私下交易定价麻烦会很大，搞不好要出大问题，现在有公开定价机制了，就是把原来国家控股的公司放到公众公司去，通过公开市场，将其卖出去，把这个钱拿回来，交给那些股东去管这些公司。一批企业走这条路。当然，其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原来的国有企业是当家的、做决定的，那它跟资本之间什么关系？是挣点工资，还是可以持股？如果可以持股，怎么持？你看联想集团，它原来是中科院直属的一个国有企业，最后通过界定分红权，一年下来的利润三七开，七成放在发展基金，三成放在消费基金。消费基金里头，中科院拿大头，联想员工拿小头，还包括给联想集团早年创业的十几个人建立了个人资本账户。这样一来，将来公司好了，这些元老就好了。在这种体制、机制下，大家就会达成一个共识，即是挑优秀的人才对大家都有好处。换言之，其实这是个游戏规则的问题。就是说，当人们的正当利益有了出口，就不会煞费心思地去搞所谓的人事斗争了。所以说，国企下一步改革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一是考虑充分利用好社保基金；二是积极利用公共交易平台，公开定价；三是努力改变仅在成本项下有利益连接的状况，因此要考虑探索充分利用各种利益链条；四是在国家、社会、民间搭建共同的人力资本、财务资本平台。

第三，我国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混合所有制。十八届三中全会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混合所有制。就是说，不要那么单一，至于到底怎么混合？这是可以探索的，总可以找到那个平衡点。现在，股市不景气是一个最大的约束条件。如果A股能更好一点，对于下一步国企改革会提供很好的平台。事实上，所有公司的发展，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这两种力量的有机结合，问题是要为这种结合创造一种良好的制度平台，努力实现这两种力量的最大化。

（二）寻找利益驱动及利益平衡点。如果这次按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推开改革，这个实践开了以后，中国任何比赛都会出冠军，局面会很生动，为之一新。再是，不能等所有人都想明白了，明白了改革要解决什么重大问题，然后才去改革。事实上，在改革过程中，往往多数人并没有想那么多，根本的就是利益驱动。我经常对一些企业家讲，改革最后就是一门生意。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入耳，可是解决问题。比如，动员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搞混合经济，那就是要好好算帐，行还是不行。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利益的平衡点在什么地方。等到那个利益平衡点一出来，会干的人多了，利益会动员他们进来。所以一开始得有几个明白的案例，而中国还是要强调这个，光发文件不够，一定要有故事，一定要有成功的案例，就会把很多人带起来。故事的信息量比抽象的表述力量大，因为它是全息的。像土地制度改革，我去江苏昆山研究时，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想找地的人拿着钱，在昆山周围的村庄里转。村里面的人们就很纳闷，为什么地就在我们脚下，钱就在门口，怎么就拿不过来呢？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将其变成了一个开发区以外的开发区，一些个农机厂就是这样出现的。

（三）寻找改革战机。第一轮改革的战机在农村；第二轮改革的战机在国企。那么，第三轮改革会在哪个领域先突破，形成战机呢？

现在，农村土地转让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财产边界还不清楚。市场金融产品都是合约，而合约的基础是要划清楚权利。可以说，所有交易都会推动确权。例如，1997年、1998年，朱镕基同志搞的城市房地产商品化。原来，每个单位给大家分房子，后来一下子商品化了。那场商品化就把所有城市的产权问题、边界问题、土地证、产权证问题都解决了。因为我卖给你，得量一遍；你买进去，还得再量一遍，你得推敲是不是负有债务。然后，再加进去注册系统、登记系统，政府服务。我们现在积累了几千个买卖合同、转手合同、签约合同，包括重庆地票交易，成都地票交易等实物资产交易的各种形式，所有流转最后会推动确权，确权又给大规模的流转奠定了基础，市场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哪个领域能够形成战机，这个不好讲。有的时候是有心栽花花不开的，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开花，我的看法是点越多机会越大，上海自贸区、天津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到底哪个自贸区杀出一条路来，只要开了口子，比赛开始了，就会出冠军。土地市场你看几个地方已经开了，国企改革我听到的情况都是蠢蠢欲动，有真有假，有的是在应付上头，有的是真干，真开始在资本结构上动，反正我听了几家公司。但是至于哪一个会变成全国性的事件，需要好多因素，当年就形成那么几个故事，一个小岗村，一个傻子瓜子，一个什么四大开发行，深圳、蛇口都有一些人物，为此冒险，像袁庚同志等，慢慢就杀出一条路来。当年傻子瓜子民营企业起来的时候，为了炒瓜子雇了五六十个人。我们批资本主义已经批了几十年，雇佣8个人就是资本家。那么，怎么对待这件事呢？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不要动，要看看炒瓜子，能不能把社会主义、把共产党给炒了。等了3年，认为这种个人雇佣家庭以外的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必要补充；此后，国务院通过条例，允许将其注册为私营企业，至此，这种雇佣劳动合法了；以后，提出民营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现在成为了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要坚定不移地发展。过几年，回头看当年很幼稚，很辛苦，但最后为国家把一条路趟出来了，我相信这拨改革有可能也有这个过程。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0801/78582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