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天就“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六个部分的内容。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兴国之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来的，当时胡锦涛同志称其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为中华民族要振兴、中国要振兴必须得有个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兴国之魂。然而，有些人认为，作为一个价值体系，它的内容很宽泛，要让大家记住其中的关键词，必须从中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十八大报告在形成广泛共识基础上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每个层面用四个词八个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概括。从国家层面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当然这24个字的概括是一个大的概括，其中有互相交叉的，在内容上密切联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我们的发明，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就说过：“目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种种丑恶现象，目睹宗教唯灵论和金钱拜物教对群众的腐蚀，我们痛心疾首。我们是多么渴望有朝一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逐步地、全面地、系统地实现我们的思想道德信念和核心价值！”     有的人一听“核心价值观”就烦，甚至有人振振有辞说发达国家没有什么核心价值观，不也创造出了很多世界顶级的文明成果。其实，一切精神产品的生产创作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时，也承载着巩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对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起凝聚和感召作用。任何社会都存在核心价值，只不过叫法不同。像著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提出美国文化核心的理念。他强调说，“不被美国信念所涵盖的政治理念和信仰只能处在美国社会和美国意识的边缘。”他甚至还说，“没有一些意识形态,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宿命”。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价值观并存，他说的比我们还绝对。凡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美国好莱坞大片都充满了一种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情愫，影片的结果都是美国拯救了世界，这反映的都是美国核心价值观。

当前，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各项工作，首先要掌握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个灵魂。马恩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令人折服的历史和逻辑力量。列宁则是一个高度清醒的理论家和热情似火的革命家的完美结合。毛主席在理论联系实际、贴近群众生活上，树立了最好的榜样。邓小平的深思熟虑、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充满了一个曾经沧海的老革命家的睿智和成熟。有人说邓小平没理论，只能说明他们对理论认识的肤浅，科学的理论不都是大本的教科书，而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小平同志那句“资本主义可以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对一百多年来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没解决的一个认识问题的石破天惊的回答。前苏联搞了那么多改革，就是因为在理论上不敢突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框架，而始终走不出困局来。还有小平同志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前半句朝前管了三十年，带领中国摆脱了贫穷，后半句还得朝后管三十年，我们摆脱了普遍贫穷，也不能搞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小平早就预见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及的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再不解决贫富悬殊就要出大问题。我们带着现实问题，研读这些领袖的著作，其实是和历史巨人的一场心灵对话。从这个高度、这个精神层面出发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能比较深刻理解贯穿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现在一件事情在网上有称赞的，有批评的，有讽刺挖苦的，尽管千差万别，但在热爱祖国、为祖国的日益繁荣和强大而自豪这一点上，绝大多数网民都是一致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信马克思主义，但在拥护党的领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上大家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为了凝聚中国13亿人共识而提出来的，是用来引领、凝聚全社会各个群体最好的粘结剂。

从近代来看，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用大炮撬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资本帝国和东方封建帝国之间的大决战，马克思看得很清楚。拥有百万大军的清帝国在本土作战，居然败给了仅有一万多人的英国远征军，他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而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中国新式陆海军完全溃败，战后日本不仅得到了西方列强在华一切特权，我们还被迫割让台湾，并被勒索了2.35亿两白银，还要在三年内全部付清。日本就是靠这一笔赔款打下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的基础。甲午战败给中国人刺激太大了，过去被西方大国打败，现在竟然被一个东方小国打败了。谭嗣同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喊出了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悲愤。这时候我们中国人才真的感到自己落后了，爱国救国的运动和对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探索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北大红楼原先是京师大学堂，取消科举后，在那里上学的大多是为谋好前途的富家子弟，被人称为“学生老爷”，但就是这些学生老爷，在袁世凯二十一条秘约被揭露和巴黎和会失败后都毅然走上街头，满腔的热血激发了近代以来最大的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北大教授，社会地位非常高，他们都是从爱国开始，最后投身共产主义事业。我们党成立的时候，陈独秀在广东给陈炯明当教育厅长，每个月是三百块银元。我们党成立以后，中央要求他到上海党中央专职做党的书记，每个月给他三十块钱，而且三十块钱还不能全部用于他的生活，还要抽出一部分用于出版党的刊物。我们党的总书记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每天就穿一件汗衫，喝两顿稀粥。在五四运动中，他们从忧国忧民转向共产主义，陈独秀当时不仅写了《北京市民宣言》，还亲自印成传单，跑到南城的新世界游乐场的屋顶花园，朝下面看电影的观众抛洒。他也因散发传单被捕。到1948年，北大学生总数是3000人，其中地下党员是400人，民青和民联这些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是300多人，后来党和党的积极分子也快占了学生的1/3，和咱们现在的比例差不多，而他们这些人多数都是从爱国走向接受我们党的主张。

二、中国梦是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集中体现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表现在对中国梦的追求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也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影响了亿万人的梦，那就是美国梦。美国梦最初是80多年前由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和表述是：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有机会实现他的美国梦，美国梦不仅仅是物质丰裕的梦想，更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其天赋与能力来获得他的成就，而且他们的成就也能被其他人认可，不论他们出生的环境和地位的偶然境地如何。世世代代美国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认为在美国不论出身富贵还是贫贱，每个人只要经过不懈努力，通过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就能获得更好的生活。特别是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更被认为是美国梦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习近平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我们每个人为实现梦想拥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拥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在美国说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但如果把中国梦和美国梦比较一下，中国梦是有自己鲜明的民族和历史特点的。美国梦阐述的是作为公民个人的理想和愿望，追求的是个人成功，像奥巴马能够靠他的努力当上了美国总统，并不代表美国的有色人种的社会地位能有根本变化，奥巴马也不可能改变由垄断资本财团控制国会所制定的基本政策。而中国梦则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宿愿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历史担当。我们的目的首先要实现民族复兴，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上世纪60、70年代，咱们能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两弹一星”，靠的就是自强不息打破美苏核垄断的封锁的中国梦精神。当时，杨振宁和邓稼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同学，后来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他个人成功的一个体现。然而，在此之前邓稼先就已经回国了，且再没他的消息。杨振宁对这个老同学的实力心里有数，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以后，1971年他就试探性地写了一封信给邓稼先，信里边说，听说中国的核武器是外国专家帮助研制的。邓稼先拿着这封信去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告诉他，你就告诉杨振宁，不管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据说杨振宁收到这封信以后痛哭流涕。这种痛哭反映了他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他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厅灯泡发出的光亮远远比不上中国罗布泊上空蘑菇云的光彩。邓稼先和他国内的同行靠着共同努力把一个民族托了起来。个人成功远不如个人成功和民族成功结合在一起的成功荣誉感更大。所以，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经历的苦难太深重了，“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就成为中国人追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出发点。世界上很少有谁像中国人这样在身、家、国这三者之间有如此紧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习近平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是获得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的。

实现中国梦我们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什么是封闭僵化的老路？简单说就是改革开放前的道路。有人把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社会诚信缺失和消极腐败都简单归咎于改革开放，甚至产生了怀旧情绪。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描绘成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世界。那时候我正在内蒙插队，农民下地和外出确实从来不锁家门，因为家里根本就没有值得偷的东西。

城市居民的住房更是多年得不到改善。现在把人均住房10平方米叫做住房特困户，而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全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是3.6平米。虽然统计口径不一样，3.6平方米是使用面积，10平方米是建筑面积，但折合一下，现在特困户的住房标准也是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曾发生过几件情节几乎完全相同的命案，都是男孩要结婚的时候，女朋友提出的条件既不是要房要车，也不是婚庆排场，唯一条件是必须得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不能和公公婆婆隔着布帘睡在一间屋里。这个条件一点都不过分。可在当时上海普通市民要想增加一间房比登天还难。结果有的小伙子急着结婚一狠心就把寡居的母亲给毒死了。现在，尽管我们有房价高的问题，很多年轻人，特别是他们的父母意见很大，但我国居民的住房情况确实早已超过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香港九龙和新界的公租房又高又密，可以叫鸟笼，也可以叫蜂窝，每户的平均使用面积是40—60平方米，公租房里能有阳光照进来就感觉非常幸福，因为很多阴面和底层的房子是终年见不到阳光的，而香港1/ 3人是住在公租房里的。香港的房子是按尺来计算的，11尺合1平米，在香港1千尺就是豪宅，也不过折合为120、130平米。按照香港的标准，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住在“豪宅”里。

 

以前，为了防止敌人颠覆渗透而长期闭关锁国，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8亿人口中只有28万人出国，主要是少数外交、外贸人员、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修坦赞铁路的工人。那时，别说出国旅游，就是敢于申请出国探亲的人获得批准的也很少，当时谁家有海外关系比地富出身还糟糕，不能当兵，不能去保密厂，上大学也不能被重要专业录取。现在，我国每年入境的外国人和出境的中国人加起来过亿，全世界每7个留学生里就有1个中国人。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现在欧元区3.3亿人口中劳动人口的失业率高达12.5%，25岁以下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都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前年我们的归国留学生达到破纪录的27.4万人。因此，在发展的客观比较面前，我们发现对外开放没什么可怕的。

什么是改旗易帜的邪路呢？就是鼓吹照搬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道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澄清些认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中有些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共同发展成果的东西是要借鉴的。例如，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建设廉价政府、透明政府、服务政府、有限政府，还要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在我们体制内能够实现的。但是借鉴不等于照搬，其实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没互相照搬。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制，而法国大革命则一反英国的做法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采取的是激进共和制。由于英法两国王室是亲戚，当时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英国就纠集了多国参加反法联盟来痛揍资本主义的法国。而立国更晚的美国采取的是与英法不同的联邦制。这不奇怪，各国都有不同的历史、民族和文化背景。十八大报告指出，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我们不去贬低和否定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选择，同样西方国家也别把他那套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强加给我们。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首先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经过28年浴血奋战，在付出了30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生命的代价后建立了新中国。我国有四个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县、安徽金寨县、湖南平江县、江西兴国县。1955年授衔时，全国900多位将军就有50多位红安人，而这50多个红安籍将军的背后是全县48万人口中有8万人参军入伍，先后死难的居民达到14万人，几乎家家都是军烈属。所以，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有最深刻的历史内涵的。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是现实证明的。我们党使中国进入历史上最好的、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尽管人民群众对我们党还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即使偏见很深的西方政治家们也没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在中国谁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以，全盘西化是条走不通的邪路。

当前国内僵化、西化两种思潮看起来尖锐对立，但它们有个共同点是都拿腐败蔓延和收入差距扩大说事。主张全盘西化的说，西方发达国家就没这些问题或问题不大，因此主张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变改革为改向。主张封闭僵化的说，毛泽东时代和文革之前就没这些问题或问题不大，主张回到过去。但过去什么样，凡是我们老北京人都很熟悉，在“文革”期间有一个很有名的劳模说，社会主义就是如果五个人只有一个馒头，就把这个馒头掰成五瓣分着吃。那种社会主义我们需要吗？我们必须承认当前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确不容忽视，但这些都属于社会发展和转型中的问题，也是我们党正在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西方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之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显著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能用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走老路中国必穷，走歪路中国必乱，这是被历史证明的真理。特别应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得到更大彰显。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已经超过日本、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速公路总长度相当欧盟27个国家的总和。高铁一半以上的通车里程都在中国。刚开始引进外资时，为了原料进口和商品出口，高速公路主要集中在离港口不到两百公里的地方，随着高速公路的发展，很多企业已经进入了内地，外资企业到了四川、云南、贵州，使中西部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所以，就像习总书记说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理直气壮、坚定不移。

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四个词里，民主是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社会主义民主包含内容很多。第一，协商民主。有些西方国家讲民主不讲协商，光讲表决，议会整天举手，固然效率很高，但在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面前往往显得过于生硬。中国有句老话是“凡事好商量”。商量，就意味着彼此平等、互相尊重，意味着多些耐心共同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尤其在现代社会生存方式多样化、多元化、多变化的情况下，更需要平等协商，不仅我们党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要协商，政府和老百姓也要协商，学会让步，学会妥协，学会交换，不能以上压下、以官压民、以多压少，丰富民主实现形式，有利于实现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

第二，要坚持四个公开，就是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各领域办事公开。还有新的四个监督：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保证群众利益。

第三，建立问责纠错制度。中央提出新“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因为中国实现中国梦虽然是我们党号召的，但本质上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要做到大家事大家办，先要坚持大家事大家议，所以坚持群众路线首先要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民心、民生、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得民心就要搞好民生。怎么搞好民生，关键看是否合乎民意，不在于我们自己认为给老百姓做了多少改善民生的事，而在于老百姓对我们做这些事是否认可。我觉得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有段话讲的挺好。一个外地来访的村支部书记问吴仁宝：“华西村的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听话，我那里的老百姓怎么不听话？”吴仁宝回答：“我是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自己不听群众的话。我听了老百姓的话，老百姓肯定会听我的话；我是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自己说错话。”吴仁宝把权力的授受关系讲的非常清楚，群众听领导的，首先是因为领导听群众的，知道群众想什么要什么，这才是我们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理顺三个关系。首先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不必要的审批。审批的实质就是政府管制，在市场经济不成熟时起的是维持正常秩序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政府还管的太多，就会抑制市场活力。第二，理顺政府和社会关系。原来我们政府管了好多事，有时候还难以让大家满意，今后更多的还是要通过社会组织去做。像给鳏寡孤独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可以委托社区的老年人服务中心去做，政府委派第三方对被服务对象进行调查，选择好的社区组织来提供服务。第三，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管宏观调控，地方政府管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例如，奶粉安全搅动年轻父母的心，中央要求奶粉进药店，药店要用保证药品质量和来源的态度去管好奶粉。另外，在分配领域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市场竞争可以刺激效率，但不利于形成公平，所以财税分配改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转变政府职能有三个途径：一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关键要切断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微观事务的手；二是政府选择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成员；三是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向老百姓放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指导各项工作，真正给老百姓办好事谋利益。

四、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平、法治这四个词里，法治是个关键词。因为没有法治就没法保证自由、平等和公正。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官，不是治老百姓；是依法治权，要把权力管住。现在，很多官民纠纷都源于政府职责混乱。而且政府过多进入微观活动就会丧失主持公正的能力，也会形成干扰司法的权力。在法治社会，调节人民利益关系、约束人们社会行为主要靠法律而不是行政权力。政府过多的以权代法，群众遇到问题会更多求助权力而不是法律。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出现利益冲突包括官民纠纷，人们都是请律师上法院，在中国却是信访和上访的重要原因。而有些领导者为了维稳，以突破法律界限和牺牲对他人公正为代价，这必然导致新一轮的恶性循环，破坏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有一些钉子户，谁越钉得狠谁越得好处，搬迁户谁越听话谁越吃亏，那哪行啊。为群众排忧解难也好，为群众“干实事、求实效”也好，都不能离开“依法行政”这个前提，不能搞突破法律法规的“创新”。

习总书记强调，凡是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首先，从领导层解决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我们不少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政策轻法律，有红头文件就照着办，是不是能经得起法律推敲不考虑；二是重批示轻法律，有领导批示就按批示办；三是重关系轻法律。为什么现在有些地方民告官，政府的败诉率超过了40%？就因为政府做的事、做的决定，经不起法律推敲。现在要求各级政府都要有法律顾问，法律顾问不是给政府和企业打官司的，不是用来解决经济纠纷的，首先要审查政府做的决定、出的文件经不经得起法律推敲。

广大政法干警在保障人们安居乐业，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方面是做了重大贡献的，每年都有几百位干警因公殉职。但也必须看到一些司法腐败问题也不能忽视，有的法官通过律师搞利益输送，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有些权钱交易到了胆大妄为的地步。还有些司法人权保障问题也很重要。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的事少了，但变相刑讯逼供现象还时有所见。现在最高法通知，凡是通过冻饿晒烤等程序获得的口供和证词一律作为在审判上排除的非法证据。我们过去常讲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重点是放在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上，今后的重点首先要放在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上，如果好人被冤枉那就可能影响他甚至家人的一生。习总书记特别强调，绝不能制造冤假错案。

五、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社会道德体系。它的载体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随着多元化社会的发展，讲市场意识的人多起来，讲诚信意识的少了。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契约经济、法治经济。没有法治，失信行为大量发生不受惩罚，骗子满天飞，就不可能形成正常的市场。整个社会的商业信用非常差，到现在还有很多私人老板带着大量现金去进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怕被骗。而在发达国家用皮箱装着几十万现金做买卖的只有贩毒集团。下一步很重要的是要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每个人要有信用号码，不守信用就要寸步难行。我们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来解决这个社会信用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但也必须看到现在学校，特别是高中，高考的时候讲竞争的多了，但是讲团结友善的少了。有的学校贴的居然是“只要学不死就要往死学”、“多考一分毙掉千人”、“拼一个春夏秋冬换来荣华富贵”之类的标语。用这种价值观教育孩子怎么行？还有现在我们讲自我保护多了，讲见义勇为少了。我们不能简单斥之为社会冷漠，这里是有很多原因的。

作为国家层面，为民服务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各种改革中，党中央首先在这个方面给群众做出表率。像不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要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合理区间，就是既不要冲出上限也别滑出下限。经济学家测算经济增长的上限为9%，冲出这个上限就会因为经济过热触发通货膨胀，使职工和退休老人手里的钱迅速缩水，而几十年粗放式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已经超出了资源、能源和环境承受能力。现在，雾霾已经从华北向华东、华南蔓延，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覆盖了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都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今年“两会”对广大人民群众关注问题的调查显示，环境治理已经超过腐败问题排到了第一位。习近平同志说了，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经济学家测算的下限是7%。有人说发达国家3%就很高了，为什么我们是7%？因为发达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早已完成，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3%就是实实在在的3%，而我们现在每年要解决1千万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70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还有那么多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农民的就业。如果经济增长低于7%，光一个就业问题就没法解决。所以，习总书记讲的上限和下限其实都是老百姓的民生线。

习总书记还说，城镇化是个长期过程，不能拔苗助长。英国实现城镇化用了150年，美国用了100年，日本和韩国作为后发国家用了50年，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搞“大跃进式”的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能为了要农民的地把他们赶上楼、赶进城，必须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问题。

我们还得始终把农业作为重中之重。美国到现在土地只开垦了300年，我们已经向土地索取了3千年。美国现在是种一块地荒两块地，进行养地，我国南方一年种两季到三季，开垦率很高，我们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中低产田占2/3以上。所以，我们要提出死守“两条红线”，一条是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破，另一条是95%粮食自给率的底线不能破。有经济学家认为，18亿亩耕地这个传统观念可以破。这是不对的。一旦遇到大饥荒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总有人在讲中国是美国最大债主，却不讲美国是我们最大的粮仓。从2012年开始，我国已经出现了小麦、水稻、玉米三种主粮全进口的局面，进口最大的来源是美国。一旦遇到非常情况，是粮仓能卡住脖子，还是债主能卡住脖子？所以，习总书记说，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

要实现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公平的可持续，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职工养老金要并轨，不同人群之间医疗保险要并轨。并轨，钱不够怎么办？首先要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且国有企业要提高上缴利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至30%，更多应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体现国有企业真正属于全民所有，是保障国家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力量。

 

习总书记还特别强调，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群众家门口开展，要更加强化问题导向，盯住作风问题不放，从小事做起，从具体事情抓起，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不等不靠，立行立改，对拖欠群众钱款、克扣群众财物、侵占群众利益等问题要开展专项治理，属实的都要立即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下去考察有两条最基本的要求：第一，必须见真群众，而不能是经过地方“培训”过的群众；第二，必须摸真情况。他也不像有的领导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走了。他可以一个县甚至一个乡一扎就几天，不仅听汇报，开座谈会，还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上门去走访，到田里村里去转。所以他不断告诫干部，不要飘在上面，不要装样子、做虚功、滥表功，而要求真务实，深入实践、深入基层和深入群众中去，集中精力为老百姓做实事、求实效。

六、廉洁从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腐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水火不容的，而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什么这些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毛泽东热？老百姓有句非常精辟的语言：老鼠多了自然就会想到猫。人们对毛泽东的怀念其实是对社会公正的怀念，对干部廉洁的怀念。现在，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整治腐败，包括家族腐败现象。因为家族腐败历来是导致政权更替的重要原因。俄罗斯社会政治学院研究所所长格瓦奥西波夫曾对社科院李慎明副院长说，党的领导层首先想到是把自己儿孙安排好，把自己家庭安排好，苏共的退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其实是在领导层家庭这个最基础层面发生并开始的。如果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以为只要儿子、孙子完成了原始积累，就是共产党垮了他也可以照样过人上人的生活，这是大错特错。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在台上时全家人风光无限，但东欧剧变后，不仅他们夫妻两个被乱枪打死，就是他们的家人也被新的执政当局没收了全部财产。齐奥赛斯库的哥哥和姐姐都死于极度贫困，唯一的女儿卓娅没法维持生计，夫妻俩人靠在大街上收空酒瓶子卖到酒厂或废品站换几个钱糊口，还藏藏躲躲的生怕被熟人撞上。所以，“覆巢之下无完卵”，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果以为自己和家人的命运可以和党的命运分开，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2014年1月底，中央就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的问题提出要求。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个人任职地区经商办企业的，没有发现大的违法问题，可以有两个处理办法：一是配偶子女退出，二是领导干部本人辞职，当官发财只能选一条。而且对配偶和子女均在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的“裸官”加强管理和监督，不是一律免职，而是把他从管人财物的重要岗位调整到“不容易犯经济错误”的其他工作岗位。过去收了私人老板给的各种会所的会员卡，甚至也进去消费过，只要求现在能够做到“零持有”，以后不再进入会所消费；而部队领导干部过去多占的房子、车子，只要按规定腾退，也不再追究了。也就是说，在治本的正式制度出台之前，中央已经给了各级党政干部纠错的时间和空间，要求他们认清大势，今后走廉洁从政的道路。反之，如果他们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故，那就只有“老帐新帐一起算”。王岐山同志提出重点查处四类干部：一是不收敛不收手；二是各种线索都指向他的大案要案；三是涉案金额未必高，但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不处理老百姓不答应；四是现在还担任着重要职务，还可能往上升的干部。

以上就是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些学习体会，不对的地方欢迎同志们批评指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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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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