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对香港“占中”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叶海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南亚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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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的意思是占领中环，中环广场其实很小，但是它的经济和政治意义非常大。第一，它离特区政府所在地很近；第二，香港的主要金融机构基本都在中环。如果中环瘫痪了，直接的结果不是电视画面看起来有多少人坐在那儿，而是会影响到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的实际运作。所以如果“占中”持续，它对香港的威胁是实际的。

一、香港“占中”的直接原因

（一）需要理清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香港的基本法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香港的基本法是什么？基本法不是宪法，香港不可能有宪法，因为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一部分，所以关于它可以有一个地区性的法律，就是香港基本法，但是它不可能被称之为宪法，这是毫无疑问的。

香港基本法是谁制定的？是我们全国人大制定的。换句话说，它的法源非常清楚，它是中国的法律，不是国际条约。也就是说能够对基本法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的只有我们的人大，因为它是立法机构，这是没有问题的。所谓谁立法、谁定法、谁维护法律，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法不是中国的国际义务，换句话说，基本法的遵守或者修订，并不是中国和某个外国签订的条约说我们有义务遵守，我们是没有这个义务的。基本法是我们国内的政治程度，换句话说是中央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对香港做出的承诺，它不是对英国做出的承诺，它跟英国无关。基本法是什么？基本法是我们的法律，不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协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基本法有没有规定香港普选的过程？

有。就是说像香港最终要实现地方行政长官的普选，这一点在基本法中是有承诺的，但是我们承诺的是逐步实现普选。换句话说，不是一次实现。但是逐步这件事本身也没有争议，因为到目前为止，香港已经有三位特首，前两位都不是所谓的完全普选产生的，也都是间接选举的。实现普选最终要由香港的老百姓去投票选出自己的行政长官，这件事其实是个蛮大的政治过程。

一是选举人。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怎么能组织起一次投票呢？你要确定谁是选举人。确定选举人是一件比较容易做的事，你只要规定一个年龄，一个相应的身份，这事就办到了，因为对于21世纪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来说，选举跟财产不挂钩，也就是说选举人没有财产限制。

但是这个事情不是自古以来就这样。我跟大家这样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个世界上有相当一批所谓的民主国家选举是要有财产依据的。换句话说，你如果不纳税是不能投票的，并不是所谓的普选自古以来是个成年人就能够投票，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真正使得美国实现完全的选举人平权（不管你是男是女，是黑是白，有钱还是没钱，都能够平等地行使投票权利），是在1968年，比新中国的投票权晚了整整19年。1949年的时候，我们的规定很明确，不分族裔，不分性别，不分财产状况，什么都不分，只要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就有投票权。但是投票权的问题从选举人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天然的。

在香港这个事很容易，香港只要你年满一定的年龄，当然它这个跟财产出身无关，只要你拥有香港特区居民身份，它不能叫做公民身份，它是居民身份，就可以参加选举，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二是被选举人。光有了选举人就能有选举吗？肯定不能，还要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被选举人。谁能够被公众来投票呢？能不能说香港500万老百姓，选举人500万，被选举人也500万？只要是香港特区的居民我们就可以投票？理论上说，的确每个人拥有选举权就拥有被选举权，但是你怎么样让500万认识你？500人认识你都不太可能，对吧？那么你需要被公众知晓。被公众知晓就有一个提名过程，被选举人的资格肯定是要经过限定的。

第三个问题，选举过程的争议点在哪？

争议一：程序上的冲突，怎么去产生被选举人？这个问题是现在香港政改的焦点问题。谁有资格成为被500万香港居民投票的那个人？这个事现在是所谓的泛民主派和建制派以及中央政府之间最激烈博弈的核心话题。

这个核心话题的分歧观点是这样的，基本法的基本规定是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遴选出来，由他们来提名谁是被选举人，然后若干提名，肯定不是等额选举。等额选举，其实说句实话，等额选举就不是选举，等额选举叫信任投票。选举的基本含义是挑选，你给我一个等额选举，让我在承认与否决之间，那不叫挑选，那叫接受还是拒绝。这是两回事。咱们去早点铺吃包子，素包子、肉包子我挑一种，这叫选。早点铺就一种包子，吃还是不吃，那不叫选，这是两回事。所以肯定不是等额的，那一定是差额的，因为特区长官只能有一个。

问题在于说这个差额怎么差？谁有资格成为被选举人呢？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由一个委员会遴选出来几个人，这是一个程序问题。从程序上来说，大部分的国家的所谓选举是用这种方式来完成的，只不过这个委员会怎么来的？它是关键。你不可能说随便找个人就提名，技术上来说做不到。比如说在印度，全世界最复杂的民主选举就是印度的选举。它的规定也很清楚，你找1万个人签名，1万个印度的公民签了名了，我拿着这1万个签名就可以到选举委员会去注册，注册我就可以以候选人的身份去竞逐议员了。但是你上哪儿去找这1万人的签名呢？那个我不管，只要你找得到就行了。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从实际的效果来说，如果你就有这1万个签名，而背后没有一个政党支持你，你基本上选不上，这是没有用的，形式上我可以规定，这个就叫所谓公民提名。只要你凑够了足够的提名你就可以参加选举了，但是基本上你没有戏，还是政党来决定你能不能选得上，比如说印度就是国大党和人民党。香港有一派人认为就应该公民提名，只要我凑够一定数的香港居民的提名，不能叫公民，叫居民，你就应该让我参加选举。这就是所谓真普选。香港的泛民主派真普选的定义是这个。普选，第一，选举人是没有问题了，这个大家没有争议。候选人的产生来源，我不接受你什么委员会的遴选，我只要公民提名就可以了。这是香港民主派的观点。

那么建制派和中央政府，就是所谓拥护中央政府的香港力量和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目前的方式是跟基本法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委员会，然后由委员来提名。这是第一个程序上我们知道这是有冲突的，这两个东西程序不一样。

争议二：资格上的冲突，什么人有资格成为特首？基本法中有明确的规定，香港特区政府的首脑必须是爱国、爱港的香港居民。爱国、爱港这个字就有争议了，争议在哪儿？香港居民没有问题，你必须有香港居民的资格。但是香港居民这个事情也有问题。我们说爱国、爱港是怎么回事？如果说你在香港特区的法律框架下，作为特首，你不支持中央政府，那么不支持、不尊重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制，这样的人是不能成为香港特首的。

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知道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这一点上，就意味着尽管香港有特区的基本法，但是香港对祖国的效忠是没有问题的，这在法理上是说得通的，你不能说你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你在这儿有权鼓吹分裂中国，这个谈不上。所以在这一点上，爱国、爱港的要求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泛民主派看来，爱国、爱港的要求本身就有问题。是不是说你拿这四个字就把你不喜欢的一些人给排除在外了，你去检查他在电视上说了什么，他在报纸上发了什么文章，然后最后你说这个人不爱国、不爱港，他不可以当特首，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是所谓民主派提出的非议，说这个不行，不能有这四个字的限制，必须是开放性的提名。

实际上我们说这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要有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基本的条件是你是香港的居民，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因为如果你连中国公民都不是，你自然就没有热爱中国的义务，这是没有错的吧？但是问题在这儿，在中国大陆这不是问题，因为在中国大陆，我不承认双重国籍，你只能二选一，要么你是中国公民，要么你是外国公民，你没有二者兼得的这种可能性，中国的法律是不允许的。但是香港特区的情况不是这样，香港特区的居民，除了中国公民之外，也有外国公民。什么人呢？英国人。而且这些英国人咱们不要把它想象为史密斯、约翰，不是，他们就是香港人，他们拿着英国护照。按照英国法律来说，你拿着英国护照的同时，再拿本别的国家的护照，我无所谓，我承认双重国籍，但是中国不承认。

 

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香港的一些居民也可以同时是英国的海外臣民，这有一个观念上的认知，英国是没有公民的，因为英国没有宪法，这很有意思。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就是现在所谓的英国，当然它还不能叫这个名字，那要等苏格兰公投以后，公投完了，如果苏格兰真独立了，它就不能叫这个名字，这是另外一个事，跟今天我们的话题无关。

到目前为止，没有英国宪法，它的宪法到现在没有制定完。它叫英国宪章。这个宪章并不是一个成文的宪法，它只是宪法的一部分。所以英国的老百姓在法律来说是臣民，不是公民，它是个君主国家。当然它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它并不是因此没有公民权。它所有的权利没有问题，只不过它是叫这个名字。

在英国它允许有海外臣民，就包括香港的很多居民就被称之为海外臣民。香港的很多社会上层，在1997年英国向中国移交香港的主权和管制权的时候，是给了他们英国护照的，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名单，这部分名单是英国当年为香港的上层社会颁发英国护照的名单，是保密的。就是说香港社会有多少人现在同时拿着英国护照，英国政府有义务为他保密，但我们不知道。这给香港社会留了一批钉子，这当中有些人1997年以后就跑掉了，就不当这个钉子了，到英国去了，当然英国也得接受。有些人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是香港居民同时又是英国臣民，还是他是香港居民同时是中国公民。到现在为止，有些人他的身份都是搞不清楚的，而且这些人有一些是相当的头面人士，并不是普通老百姓，是香港这个社会的精英和主流。

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要责怪英国，因为英国一贯如此。过去100多年来在所有的殖民地独立过程当中，或者是主权交割过程中，英国都这么干。这是英国人的治国之术，方法确实很有效。

还有一批人，很少数的一批人就把这个事给捅出来了，说我不需要，我放弃所谓英国的海外臣民的身份，我就做中国公民。这样的人也有。我们知道香港社会它有这样一个历史积淀，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假如没有爱国、爱港的香港居民这个限制，那就意味着理论上你选的那个特首，可能不是个中国公民，在理论上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所以这就是大家争论的一个实质问题，什么人有资格成为特首。那么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看来，根据基本法，毫无疑问，香港的居民、中国的公民，如果你拿着本英国护照，你是不能当特首的。那么中国的公民，同时爱国、爱港，你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说是除了作为香港的特区长官之外，没事还对内地的事务指手划脚，到处讲一些我们都知道的他可能会讲的事情。这个是内地肯定不会接受的。

这是问题直接冲突的起因，起因就是这个选举，民主派认为只要不加限制地进行所谓公民提名，然后进行直选，才能叫做真普选。那么从内地，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的看法，香港500万的合格的选民根据选举委员会的提名进行开放式的选举，就叫做普选。大家把这个争议搞清楚，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争议搞清楚了。[S4] 

（二）国外的一些选举实例

美国的选举制度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选举，跟香港所谓的民主派所要求的那个公民提名的所谓真普选，比较起来它是不合格的。比如说美国，很多人都把美国作为民主的样板来看，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这样说，第一，美国的选举不是普选。什么意思？美国的老百姓选的不是总统，他选的是选举人，由选举人再去选总统。它不是直接投票，你在美国是看不到一张选票上写着我投给小布什还是投给奥巴马的，这张选票上没有。它选的是各地方的选举人，由选举人组成选举人团再去投谁是美国总统。美国的选举制度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跟大家多解释一下，美国的选举人团中的选举人并不能说你们都选我吧，我向你们保证我投格尔。然后等到你们都把票投给我以后，我当上选举人之后，我不投给格尔了，我把你们都给骗了，这个不会有的。它的办法是什么？选举人团所投向的美国总统，那个候选人，这是一定的，这里面不会错。

它在哪里会出问题？选举人团代表的是一个州，每一个州有若干张选举人票。那么你选的是某一个州的选举人，如果在这个州之内，比如说这个州有50个选举人，大家就投票，根据你所在州注册去投票，结果这50个人当中支持民主党的选举人是26个，支持共和党的选举人是24个，那么统计下来的结果，在这个州内，民主党获胜。没有问题，它获胜了。但是统计怎么统计？它在最终的全美国的那个投票当中，它把这一州的50张选票全算在获胜者身上，就变成了赢者通吃。那么赢者通吃就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这个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已经发生过了。比如说我最后一共是2000多张选举人票，我赢得了1200多张我就胜了，那我就是美国总统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算美国老百姓投票的时候，其实它那个是少数。这是可能的。

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赢者通吃。只要我在本州内获胜，那么本州所有的第一手票也加到我身上来，最后算下来，有可能不是真正的投票数，就是美国老百姓真正投给最多的那个人可能不是美国总统，但是少的那个人赢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这个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你回去可以拿数学去模拟一下，这个完全能够做到，一点都不难。而且这件事发生过，什么时候呢？2004年就发生过，就是小布什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实际的美国投票率是低于他的对手的，但是他的得票率是高于对手的。所以不要认为投票这个东西很简单。

第二，美国的总统候选人是政党提名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党。当然你可以不用这两个党提名，你自己来，你自己来肯定没戏。所以它也不是所谓公民提名就能够参选的。公民提名就能参选，然后又让所有老百姓开放性投票的选举，这种选举，真正所谓的直选，我跟大家这样说，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技术上做不到，这是逻辑上没有办法的事。但这件事有过，在历史上有过。

历史上雅典的直选

古代雅典时期有过，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下，作为城邦的关键城市雅典当年的选举是双向直接选举，所谓双向选举，就是所有的公民随便投，投谁都行。所有的候选人怎么提名？不提名。这个候选人说，比如说张三想当保民官，我怎么当呢？我跑到广场上大喊，你们来投我，我要去保民官了。然后他就坐在那儿，坐在那儿干吗？等到选举那天，所有竞选的人来了，大家都面对着广场坐好，排成一排，排排坐，坐在小凳上，每个小凳上放一个陶碗，往里投，投贝壳。投的贝壳多的就当选，没有什么提名过程，没有什么其他的过程。

为什么那个时候雅典能够做到？因为雅典只有6000个公民，两个团的兵力。在两个团内，你想选出一个人双向直接选举，可以安排。但是咱们在一个步兵师内去安排这件事，各位都是军人出身，你们想象一下，弄一万多人，咱们随便双向选举，可能实施的前景就不乐观了。所以这有一个技术问题。

（三）解决争议点的办法

香港的问题焦点就在这儿。实际上这个事情争了两年多了，就在争这一件事，就是提名候选人怎么提名。这是我们说的直接原因。这个事情如果说就是因为这件事，这个事情很好解决，终审法院裁定人大释法就完了。因为香港特区的基本法规定得非常清楚。

第一，这些事情如果香港社会悬而未决，它的仲裁机构在司法方面，香港的司法仲裁机构是香港终审法院。换句话说，涉及到司法事务的事情，香港终审法院做出的裁定，最高人民法院是不能驳回的。这是香港法律的规定，也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法院所做出的判决，我们内地的最高人民法院不能推翻。

第二，但是在立法方面的争议，释法的机构是全国人大，不是香港特区政府和终审法院，更不是香港立法会。所以任何事情只要悬而未决，你上到全国人大，人大做释法，问题结束。从法治角度来说，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

香港现在争的不是法治，是所谓的民主。而泛民主派所提出的要求，无论如何是违反现在香港基本法的法治程序的。换句话说，你用一个违反法治程序的手段能不能实现民主？这个事情见仁见智。现在从目前的争议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希望我的解释是清楚的，这是直接的争端。

二、香港“占中”的根源

回到我们的话题，如果这就是争议的全部内容，那么这个事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因为只要人大释法，OK，你服不服？你没法不服，因为你没有第二个渠道。

从香港的法律来说，人大的释法是最终裁定，它没有上诉的可能性，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事情越闹越大？是因为实际上特首选举风波是香港近些年来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点，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问题。

 

（一）  香港经济地位的下降

真正的问题，我们说穿了就是香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包括它的居民，接受不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讲，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我们内地，包括中央政府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维持香港的特殊地位的，但是这个维持是注定要失败的，不管我们的香港政策多么成功，香港都会走一段下坡路。

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回到为什么香港会崛起的问题上。香港之所以会崛起，唯一的原因是大陆和世界的隔绝状态，没有这个封闭状态，根本不会有香港的今天。我们回头去想一想，19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以前亚洲的金融中心是哪里？是新加坡吗？是东京吗？是香港吗？都不是，是上海。那个时候远东的金融中心是上海。上海不没落，其他的城市都没有机会。而上海为什么会成为金融中心？是因为上海是在中国的版图上，不管中国多穷，中国都是一个几亿人的巨大市场，它所创造的机会是任何一个海港城市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就是说跟中国穷不穷没有关系，跟资本能从这个土地上赚取利润有关系。

所以我们不要把国民生产总值这个事看得太重。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日本的GDP是低于中国的，但是没耽误它打你，因为它技术水平比你先进。换句话说，尽管在中华民国时期，整个中国是极度没落的，但是在上海赚钱是不难的，所以上海的地位非常稳定，那是中国特别繁荣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以前有一个类似的城市，是哪儿？天津。北洋政府时期，能够跟上海相提并论的一个中国港口是天津。天津为什么后来没落下去了？实际上它被上海所取代了，因为上海所依托的江浙资本的力量，远远强于北洋政府的官僚资本，所以上海在整个30年代，那在整个远东地区是无与伦比的。

上海为什么没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长时间的隔绝状态，使得上海无法发挥它金融中心的作用。那么资本一定要再找一个地方，它能去哪儿？

实际上中国大陆的这种相对没落和相对封闭状态，成就了两个城市，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但是新加坡主要还是靠人家自己的努力，新加坡崛起更多靠的是最初的航运和修船，慢慢地才靠高精设备的制造和金融。而香港的兴起，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在国共内战以后，大量的所谓资本，包括资本的专业人才撤往了香港。

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80年代的时候都喜欢看香港电影。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也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起来的，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亚洲特别是华语电影的中心是上海，不是香港。香港那一批电影导演，包括李翰祥这些著名的华语片导演，应该说是为华语电影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这帮人，原来都是在上海打工的。它是因为国民政府撤退以后，他们跟着跑，他们不想去台湾，就去了香港。那么香港的文化实际上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繁荣的。

在整个冷战时期，香港可以说是封闭的中国大陆独一无二的对外窗口，它的转运功能非常地明显。其实我们不妨去回顾一下，在东西方对抗最强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内要搞一些紧俏物资，特别是涉及到民生的物资都得从香港弄。

可能上了年纪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那个时候包括炼乳，我们国内没有，好多都是从香港走私进来的。所以实际上恰恰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与世隔绝，使得香港成为了唯一一个桥梁，这个桥梁保证了香港经济的起飞和繁荣。直到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急需借助香港来走向世界，所香港经济的黄金时期1980年代。

什么时候香港开始走向下坡路呢？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以后。现在远东的金融中心在内地，不在香港，可以这样说，是在上海，不在香港，更准确地讲在浦东，不在香港。那么我们想想浦东是什么时候开发的？浦东开发得相当晚，上海早就已经恢复到中国的经济中心的时候了，浦东一直都不开发，原因是什么？浦东不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大陆这边宁愿把上海压下去，也要保证香港的特殊地位，就是要保证香港作为中国连接世界桥梁纽带作用的这个地位，香港的繁荣基本上靠的就是这个。但是这些事情，可以在政策上做出安排，却不能保证它的效果。原因非常清楚，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重心仍然是珠三角地区，就是广东省的深圳、广州这些地方，那么香港的地位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现在呢？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广东仍然是中国单一省份中GDP最高的，但是华南区已经不是了。在过去可以说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诸省是中国经济的龙头，但是在今天，中国的经济龙头是长三角，不是珠三角，因为这个地方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这么几个省，这几个省加在一块，华南区的地位就已经被华东区所取代了。

中国经济真正的引擎，我们要说双引擎，一个是在岭南，就是珠三角，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长三角，而长三角的发展空间显然远远大于珠三角，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想想过去1000年来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是哪儿？这个是无可争议的。

随着长三角的兴起，其实不要说香港会走向下坡路，整个珠三角的这种风光都已被逐渐掩盖，这是一个经济规律的结果，不是政策能够调整或者选择得了的。当然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香港在整个中国经济舞台中的比重开始萎缩。就是它的重要性开始下降，香港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

某种程度上，我们有比香港更方便的地方。过去是内地通过香港到达国际市场，现在不需要了，因为国际市场就在我们国内。世界500强企业中，有亚太区总部的三四百个，这三四百个，放在日本的有一半，放在中国的是另外一半。基本上除了中国、日本就没有什么地方还有了，韩国有那么几个，都是韩国本土企业，大部分要么在日本，要么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境内的，绝大多数不是在北京就是在上海，没有多少会真正放在香港。因为放在上海显然更方便。我们可以这样说，从物流也好，从投资技术研发也好，越靠近终端市场的企业越容易赚钱，它反应越快。

比如说我这个产品主要卖给中国大陆，那么我当然要把公司的研发基地、生产车间全部放在中国大陆，这样的话，市场上一点点的风吹草动我都能做出很迅速的反应来调整我的产品，来调整我的供应，这是相当简单的经济学道理。我们想一个道理，比如说生产手机的，研发中心是放在上海对上海用户需求反应快？还是放在巴西利亚反应快？这不用说。现在问题是，虽然香港没有远到巴西利亚那个地步，但是它也没有近到上海。

一方面，总部经济地位的变化，对香港的打击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削弱，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这个趋势是不可遏制的。我们可以这样讲，香港在中华经济圈内的比重下降，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必然结果，靠人为的力量是留不住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二）内地与香港的心理差异

另外一点，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考虑，我们希望维持香港的繁荣，把它树立成一个标本，为将来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累积比较好的民意基础。所以一定要把香港治好，而且不但要治好，还得让香港的居民满意，这是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以来对香港的基本考虑，就是香港要繁荣，香港老百姓要幸福。这件事其实主要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责任，如此一来变成了中央政府的责任了，这就产生了一个行为的示范，就是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基本上是特区政府向中央提要求，中央政府照单全收，可是它还是不满意。

这个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地位下降本身不是你用政策就能弥补得了的，它必然是要下降的，这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情。2003年非典危机的时候，当时香港向中央央求了一个政策，我用“央求”这个词是不夸张的，是什么政策？就是现在非常受香港诟病的自由行，这个政策的出台非常有意思。香港特区政府当时列了46个内地城市作为自由行的试点。所谓自由行，只要你是这46个城市的居民，拿着这个身份证去申请港澳通行证，然后直接就可以去香港旅游了，不用组团，这就是所谓自由行的开始。

这件事是包括北京的，所以咱北京老百姓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到北京市公安局办理港澳通行证。为什么是这46个城市？香港怎么提出这46个城市的名单呢？香港特区政府按照我们的统计年鉴把内地排在前46位的城市排了一个名单，就是这46个城市，很明显的就是这46个地方的人有钱。香港当时因为受到非典袭击以后，旅游业非常凋敝，所以政务司出了一个主意，既然日本人不来了，韩国人不来了，台湾人也少了，新加坡的人也不来了，大陆人多，那让大陆人来吧。这是当年香港特区政府的想法，这个想法的提出者就是当年的政务司司长唐英年。

唐英年拿这46个城市的名单到北京跟中央政府协商，中央政府提出一个担忧，说你们要考虑一下这个开放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可能来了一批有钱人买东西，但一旦开放，这个门打开以后，你是关不上的，会有无数内地居民要涌进香港，会给香港的承载能力造成负担的，你们要想清楚。香港政府说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能接受，香港是一级的旅游城市，我们完全可以承受。恕我直言，中央政府当时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内地的居民到香港之后会从事违法活动，所以内地方面说我们还是限制一点好，香港不同意。这一点足以证明中央政府在思考香港问题的时候是站在谁那边了，它不是站在内地这一边，它是站在香港这一边去想问题了。

当然这个动机，我前面说了，咱们光明磊落地讲，香港离开祖国的怀抱百年了，有必要对香港格外地关照，这是我们当时的做法。自由行产生以后，内地和港澳的对立就不断地出现，开始特别明显。我给大家举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自由行行使两年以后，我们内地方面向香港提出一个问题，香港政府要限制内地的孕妇到香港，他们到香港去生孩子之后会获得香港的居留权。这件事情在当时的香港，在2005年的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边倒地指责中央政府侵犯人权，说内地不尊重这些老百姓的意愿，有什么呢？人家就愿意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有这么好的服务，我们香港是法治社会，人家就是愿意到我们这儿来生活，我们就应该欢迎。

因为这是中央政府的建议，特区政府就给它做了一个行政的规定，拿到了香港终审法院去做裁定。香港终审法院裁定的结果是特区政府限制内地孕妇到香港生产的决定违法，不允许限制，那就不能限制了。这是2005年。

九年以后，我们看看今天香港媒体是怎么说这件事的？完全颠倒过来了，这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要诚实地说两件事，过度地要实现所谓香港必须更美好这个目标。这个目标给了香港极大的心理期待，就是可以向中央政府什么都要。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港英时期，他们向伦敦能要来什么？什么也要不来。那是两回事。伦敦对香港的态度，你是我的殖民地，我不欠你的。北京对香港的态度，那不行，你是我100年来走失了的孩子，我欠着你的，那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

 

所以中央政府这边主要对香港扶持，不停地扶持。包括对唐英年就提过，说要想办法实现转型，我不可能永远压着上海，上海是压不住的。诚实地讲，浦东开发也好，包括后来上海的发展也好，中央政府给上海的政策很有限。上海不是靠中央政策扶持起来的，它只不过是只要你不管我，剩下的事我会把它办好。这是上海的模式。这个我们得承认上海的竞争力在那儿摆着。这是一方面。

（三）香港社会地位的变化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香港本身。香港本身，香港的社会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所谓香港的上流社会。这些人素质非常高，他们是非常好的职业官员。香港也有一批非常有眼光的商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在殖民地下生活了100多年，这些人是非常好的执行官员，但是他们缺乏想象力。

为什么？因为在殖民地政府下，殖民者不会让你有想象力。我们可以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香港最令内地羡慕的东西是什么？法治。香港是全世界法治水平最高的地方，香港的警察是全世界最廉洁的司法队伍，这一点是不吹牛的，这都没有问题，就是他的专业素质非常高，这是我们内地非常需要向香港学习的地方。

但是我们同时别忘了一件事，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殖民地文化是很难培养出一批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所以香港当年，可以说英国人给香港留下的最有利的财富就是这帮人只要在划定路线的情况下，那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一旦香港需要调整的时候，他们的想象力是不够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香港金改时期，就是所谓的汇改时期，当时由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房利美、房地美的金融危机以后，美元急剧贬值。当时香港面临一个问题，香港的港币要不要跟美元以8.03挂钩。港币以前一直跟美元挂钩，就是你美元汇率怎么动我就怎么动，那个时候香港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就是要实现浮动汇率，就是不能跟美元完全挂钩，要脱钩，所以现在港币跟美元也不是8了，也是7点多，但是比人民币要低。

唐英年自己回忆说，香港当时在讨论这个事情，做出决定的时候，香港那些搞金融的专家真的觉得天就要塌了，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相信政府应该管理金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是不管制的，觉得这就是香港竞争力的源泉所在。但是突然发现天要塌了，要补救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反应不是去理性思考这个政策的后果是什么，而是说我这一辈子的理想完蛋了。这个事情怎么能这么做呢？我50多年的从业经验都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不应该这么干，但是我必须要这么干，于是我就矛盾了。这个不是特区政府的问题，这是香港社会精英的问题。

那么草根的问题在哪？这件事情我个人在香港的切身经历可以告诉我这一点。因为真的去一趟香港居民的家以后，我就觉得上海的亭子间都不错，北京的房子就更不用说了。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房子，大家肯定都知道，是那种塔楼，16层的大楼，两梯，八户到九户。咱们在北京这样的房子，我问过北京市住建部门，说这样图纸的房子北京有400栋，大家去想，这么一个跟火柴盒一样的东西，中间是电梯，周围布置了八九户房子，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志都住过，就那个都比香港很多老百姓家里的房子要大。我们记住一点，香港的房价，单价是比北京贵，但是它不是平方米，而是平方尺。香港1000尺就叫做豪宅，100平米都不到。我们内地别一听说1000，就觉得人家是1000平米，其实那是1000平方尺。一平米可以放把椅子，一平方尺连个三角凳都放不进去。

香港有生活在太平山的首富，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些首富，它也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的香港市民，是靠为转运码头提供服务而生存的，主要就是司机、餐饮业的这些人。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并不高。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坦率地说，香港繁荣了那么多年，香港的教育水平始终是精英教育水平，普及教育搞的并不好。咱们举一个例子，香港现在对内地学生是开放的，就是内地生。这些内地生不用太多，只要三分之一毕业以后在香港找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香港的大学生基本上就找不着工作了。

就像北京，北京的教育资源再好，小学再优秀，中学再优秀，你能优秀出那么多倍吗？你是不能的。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内地的学生要考进香港，我们知道最初几年香港热的时候，一半的状元是跑到香港去读书的，这批孩子的竞争力是很强的。

所以马上就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冲突，香港人开始觉得内地人抢了他们的工作。这句话没错，还真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只要你开放，这个结果一定会出现，这是毫无疑问的，就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问题了，显然香港的普通市民觉得没办法接受。从社会和经济地位来说，他们确实觉得自己的地位是下降的。

不但在香港这个社会地位是下降的，再加上其他的因素，他们在面对内地的时候，心里落差也开始变得明显。举一个例子，这是我自己知道的，因为我家里就有人在深圳工作，企业界的人士。现在他们非常偏好雇香港的员工，条件是你得到深圳来工作。为什么？不是因为素质高，素质高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便宜，这个事是让我们很多人大跌眼镜的事。我们内地一些工作人员的薪金诉求已经超过了香港同等的工作人，你雇一个内地的工程师，可能比雇一个香港的还贵，那我还不如雇香港的。这种落差，过去我们知道从50年代到现在，香港人对于内地始终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的，我比你优秀，我比你先进，我什么都比你强，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过去是香港人到内地想买什么买什么，然后发现没什么可买的，现在是内地的自由行旅客到了香港之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然后一买就把人家商店给买没了。你老干这种事，我要是香港人，我也受不了，这是一个自尊心的问题。

这就是香港真正出问题的根源，就是香港的很多民众，不是所有民众，他适应不了目前香港城市和内地发展的反差。人都是这样，一旦适应不了，他就开始怀念过去，为什么？很有意思，现在天天也有人对现在的状况不满意，这个也骂，那个也骂，但是你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大部分内地有劳动、有工作的人，他想的事情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确不好，但是明天我的世界会更好一些，我今天努力工作了，我就攒下10块钱，我明天没准能攒20、30、50。实际上一个地方的发展，它最主要的动力就来自于这个，来自于你的劳动者认为经过了一天的劳动，我比昨天会好些。这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真正的动力源泉。只要香港人还相信这件事情，香港就不会乱。

过去的所谓香港精神，朱镕基经常讲，跟香港人没事就会一块唱《狮子山下》，为什么？当年80年代的香港是积极上进的。我们想啊，香港80年代的时候，像《陈真》、《霍元甲》这些电视剧里面，三观绝对正确，放在哪儿都没有问题。当年的香港的确是这样。它有一种我的明天会更好，我通过努力我会创造奇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都觉得只要我肯做我就会有收入。这是任何一个城市起飞过程当中都这样。

但是今天的问题在这儿，有些人今天已经不相信这些东西了。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现在内地也有一些所谓的小青年不相信这个东西了，如果不相信自己未来会比现在好的人超过了相信的人，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巨大的问题。而你能不能保证他们继续相信这一点，既要靠经济发展，又要靠社会公平。香港的社会公平不是问题，香港的经济发展是问题，它确实看不到发展方向。

为什么？有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香港最近10年唯一兴盛发达的产业是房地产，这是相当糟糕的。为什么我们不是？我们也天天骂，中国唯一赚钱的行业就是房地产，你可以这么骂，那是因为它不是事实。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天天骂房地产，而我们不出事呢？是因为其实中国真正赚钱的不是房地产，房地产只是你看得见的那部分，你看不见的那部分是真正赚钱的。

咱们都是部队出身的，老实说，现在中国真正赚钱的行业除了房地产之外，还有一样就是军工企业，为什么？你有需求，你有工业。换句话说，你工厂在生产产品，甭管产品是什么，只要它在生产产品就说明有人买，有人买就说明有经济在循环。只有房地产这个东西，你买完了之后，它几十年之内都不动了，那就很糟糕了。

实际上香港真正的问题就在这儿，香港突然发现，跟内地一比，它没有任何竞争优势。现在最让中央政府头疼的事情是香港的竞争优势在哪儿？香港不知道，内地也不知道。那么这个问题要比政改这个问题的危机深重得多。政改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不能给香港找到一个未来长期增长的动力点，就是我们说支柱，那么将来香港怎么办？香港就一直这样？就算你政改问题解决了又能怎么样？所以我想这个事才是现在所有关心香港的人最头疼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香港的核心问题，说到这里就是一个基本的状况，真正的危机在于经济，就是未来香港经济怎么能够焕发活力。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对抗会不断出现。

当然我没有说外国人在这里起的作用，像很多媒体分析的，香港的泛民主派背后的境外支持力量，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些事情，我倒不是说他们不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香港事情搞得这么大，主要就是这帮人在背后煽动，但是你都把他们处理掉，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他们可能是造成这个问题的直接推动者，但是他们不是这个问题的产生根源。

三、由香港“占中”引发的思考

回到问题实质来说，还是要从香港未来的城市定位去想办法。那么再往下推一步，就说到我们自己了，那么就要从珠三角的未来发展去想办法了。中国的经济如果只是一个单引擎，那我们也不行。我们如果想继续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引领者，那至少要有一个双发动力，那就是珠三角、长三角要比翼齐飞。上海有上海的世界级优势，香港的地位不能没落，广东的地位也不能没落，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如果中国的经济只是说从一个经济中心转移到另一个中心，那么这种发展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地方发展起来，它会长期保持繁荣，而另外一个地方会跟进，然后再有一个地方去跟进，形成几个多点开发的经济带，那么你的地位才强大。

我们当年基本上就是靠珠三角这块地，把中国从排在世界几十位的经济弱国变成了现在排在前两、三位。现在上海起来以后，我们就稳定地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我们现在大概是美国的一半还多，现在差不多快六成了。

如果我们这么算，现在美国有几个经济中心？其实美国东、西各有两个特别繁荣的经济带，所谓东部从罗得岛州一直下来到纽约，到华盛顿，这个是一片，这是美国一个核心的传统的经济区域。另外一个就是西部，就是加州这一块。这么两个繁荣地带基本就把美国支撑起来了。中国要想将来能够在这么一片土地上保持我们的经济繁荣，必然也是需要至少两个以上的经济中心，否则你这个繁荣是没有办法长期持续的。

所以其实想一想，香港的出路最终还是在我们内地。如果珠三角长期繁荣，香港就算是跟上海比翼齐飞，它也是有前途的。如果珠三角转型不力，以后中国的经济完全在长三角一带，珠三角这种密集加工型的行业就摆脱不出来了，将来香港不行了，深圳也会受到影响。深圳如果不行了，整个广东岭南的经济带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想我们并不是光为了保住香港，真要保住香港，是要实现岭南地区的长期繁荣。岭南长期繁荣了，香港就能保住。但是不要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觉得香港作为东方之珠仍然是我们国家一个最核心的明珠，它的地位是不可取的，是不可企及的，这个想法不能再有。香港未来只会是中国重要的窗口之一，而不会是唯一的窗口。中央政府也不可能通过压制内地其他地方的发展来保证香港，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只是说想办法维持珠三角的发展，然后给香港提供更多的空间和环境，这是正确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一些看法。

我们用一个多小时基本上把最近香港政改风波跟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和回顾，应该说这个问题解决还是有希望的，首先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在政改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因为很明显，大家也都明白，这种事情如果让步，你最后让起来会没完没了，这个是不存在所谓在政改的基本问题上做出妥协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事也不是光示强就能解决问题的，你还是要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角度为香港找到一个办法，最后让香港的经济发展能够有出路，那么香港的气顺一点的话，它将来会稳定得多。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思路，你一手要提供香港继续繁荣的基础，另一手要堵住有人祸乱香港的图谋。我觉得这个策略很清楚。

责任编辑：张鑫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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