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妍慧：加强党性修养　弘扬优良作风

 

梁妍慧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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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修养和优良作风的关系

什么是党性修养和优良作风？我们简单对这两个词下一个定义。

党性就指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规定性。任何政党都有特定的涵义，或者叫本质规定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就集中表现为这样三句话：第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思想基础，这叫理论指导或者叫行动指南。这是我们的理论基础。第二，以人民利益为纲领路线制定的基点，也就是路线、方针、政策。第三，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任何一个政党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有理论、纲领、路线和组织原则。我们这三点就集中体现这些方面。

党性修养是什么？共产党员按照党的纲领、章程和各项原则，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能力等方面进行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过程。所以，党性修养的最大特点是强调自我。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不断学习理论，不断实践磨炼，不断接受严格的党内生活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不可能一劳永逸，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它要随着环境和任务转变，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这是关于党性和党性修养的简单的概念。

我们再看看党风。党的作风，简称党风。它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或者叫外在表现。它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和精神风貌。那就是各个方面的外在表现。

我们党的优良作风都有哪些呢？咱们大致地理一下。

首先，在执政前，也就是1945年的七大，毛泽东就概括出了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简称“三大作风”，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后来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他原文就是“自我批评的作风”。他说，这是我们党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

随后，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来“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咱们简称叫“两个务必”。

改革开放以来，在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又提出来“四个大兴”，那就是：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

按照大的思路大致是“三大作风”、“两个务必”、“四个大兴”。它们的核心是什么？咱们简单说都是为了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执政党的党风，核心就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就是取信于民，或者叫得到群众的信任、拥护、支持。

这是咱们简单的给党性、党性修养和优良作风下了一个定义。

加强党性修养和弘扬优良作风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把它俩放在一起？它俩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党性修养和党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党性是党风的内在根据。因为我们强调党性是强调自我，也就是内在的东西。党风可以说是党性的外在表现。一个是内，一个是外。党性纯，则作风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所以，为什么要进行群众观的教育、进行权力观、世界观等各个方面的教育，就是因为它的根基就是党性。党性如果不纯的话，那么作风就不正；党性纯的话就正。所以加强党性修养是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的基础和根本。一个是基础根本，一个是外在表现。这是二者的密切关系。

 

当前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重点抓什么？党性修养和弘扬作风的内容很多。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当前我们重点是什么？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在全党自上而下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实践活动要求我们要分析“四风”存在的表现，在不同部门、不同层次、不同干部当中，找出“四风”产生的根源，制定防范“四风”重演的制度，制定一些约束和规范，就成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就“四风”产生的思想根源来讲，可以说有以下两点：一是宗旨意识淡薄，群众观点丧失；二是迷恋权力、滥用权力。执政了，掌权以后，对权力应该怎么认识它，怎么来防止它的腐蚀。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说认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或者叫片面性。

所以，当前我们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的重点是，从理论和思想上来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权力观。针对我们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和产生的思想根源，要明确执政条件下群众观和权力观的内涵以及实现途径。

树立正确的群众观

如前所述，执政前我们党有一个最大的政治优势，那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但是执政后，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就变了，变成了最大危险。密切联系群众也变了，变成了脱离群众。而且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这个最大的危险还在不断地增长上升。为什么？我想就需要我们进行研究一下。

我们讲树立正确的群众观，主要包括哪些内容？我想主要是这样两个方面。第一，为谁掌权？执政是为少数人，为己，还是为大多数人？肯定任何一个执政党上台对外都宣称绝对是为大多数人的，不会为己、为少数人。对外宣称是一回事，但是客观上是否能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不是靠宣称、靠口号，而是看你怎样掌好权，也就是是否能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机制来保障你的广大干部党员能始终做到为民服务。所以，核心是第一是为谁，第二是怎样（掌权）。

遵循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对带来了什么新的党群矛盾？这个矛盾又对我们党提出了什么新的挑战？对此，我们应该探索一下新的解决思路是什么。如果对此链条我们缺乏认识的话，光喊口号，这个潜在的最大危险（十六大《党章》第一次出现的这句话）或纸上的东西将会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一、党群矛盾的新特点

沿着这个思路，首先咱们分析一下当前党群矛盾有什么新特点，和过去，甚至和改革开放的前期比，到底当前出现了什么新的特点值得我们党引起高度的警觉和提出新的解决思路。有以下四点值得我们来高度重视或者认真分析。

（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群众对党和政府制定的某些政策提出质疑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第一句话是现象。这点大家都承认了，也都看到了。关键在于后面第二句话，这个现象对于我们党提出什么挑战？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分析的。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某些政策提出质疑了。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利益差距持续明显扩大。下面我们从36年来的趋势来看。

以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之比来看。1984年，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之比是1.7：1。过了1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61：1，在1994年。2008年是36年来中最高的年份，达到了3.36：1，所以我单列出来了。2013年年底是3.03：1。尽管2008年以后我们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但是3：1左右这个高位一直没有下来。这是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基尼系数也是，2008年达到了0.491，这是最高的。去年是0.473。

这是持续明显扩大的数字。这个数字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它必然会引起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它必然会造成人们的心理失衡。人们对此又提出种种的困惑和疑问，那么这些困惑和疑问不是简单的发牢骚，实质上就反映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制定的某些政策的不满，甚至提出质疑。

咱们下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关于土地问题。农民说，现在我的农产品已经基本进入市场了，甭管丰年还是欠年，甭管天灾还是人祸，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按照市场法则办，咱们叫市场化。但是为什么土地的征收，基本上是按照“计划”的方式征收呢？咱们把“计划”打上一个引号。所谓“计划”方式是指，第一步国家把属于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土地低价征收为国家所有制；第二步，国家把它用于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经营性就要实行招拍挂，叫市场化。在这两步当中，农民只能作为土地第一步低价收益的主体来参与分享；第二步，当土地市场化收益以后，农民就不能作为主体来参与分享了，为什么？因为土地性质变了，已经由集体变为国家了，不再是集体所有制了，是国家所有制了。那么，这种政策制定，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我们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园、开发区和城镇，我们说它是正确的，也是适宜的，因为我们的城乡差距太大了，国家也太大了，不可能大家同时起步，那样就又走平均主义的老路。所以，第一步我们只能走以农养工、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农民和农村做出牺牲。现在，当工业和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什么程度？国家的收入主要是由工业、三产来支撑，而农业收入已经占很小的比例了，我们的发展战略就要实施转变，那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第二个发展战略阶段。这个应该说从本世纪我们提出和谐社会以来就开始实施了、转变了。在这个新的战略发展阶段当中，农民是否也可以作为土地市场收益的主体来参与分享呢？如果对此政策不加以关注和调整的话，失地农民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下不如农民、上如城市居民的“流民”。

我们看一下，“流民”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和现在的利弊。首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流民”曾经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多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比如说唐末的黄巢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都与流民有关。我们再看看中国近代史上，毛泽东在《毛选》开篇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失了土地的农民是这样定位的。他说，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用了这样一个词——最不安定，什么意思？我查了原文，他没有展开讲。那么我就在想，毛泽东为什么称他们为“最不安定者”呢？大家知道，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土地就能够有口粮。反之，他就生存压力大，对社会的怨恨也极大，就极其容易产生过激的行为。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中对失地农民的定位。今天，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社会制度不同，不可同日而语，或者是不能简单划等号，但是毛泽东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今天，当越来越多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动人口，当越来越多流动人口集中在大城镇，成为“城中村”。面对这种急剧的大规模的人口变迁，20多年几千万人涌入大城市当中，如果他们长期，长到什么时候？现在是改革开放36年，到了改革开放60年的时候，如果他们还处于“下不如农民、上不如城市居民”的边缘化的状态，难以享受市民化的待遇，那么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那就不是几千万了，可能就是上亿了。那么，这上亿人口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他们滞留在城市当中，他们会不会成为一股失控的盲目力量，采用违法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所谓违法，就是现社会制度所允许的。比如说一些个体农民工面对老板拖延工资，会铤而走险去杀人抢劫。集体行为，那就是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所以我们党和政府得他们的政策，由只注重管理，前面加上了服务。也就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提供服务中实施管理，使这些人能够逐步地融入城镇，人的城镇化或者享受市民待遇。

 

我们再看看世界上。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病”，就是大批流民和贫民窟的出现值得我们借鉴。

像墨西哥和巴西的一些城市，尽管人均GDP在上世纪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但是在墨西哥城和圣保罗，可以说贫民窟几乎把整个城市都包围了。巴西开世界杯赛的时候，它的贫民窟也成为一个旅游经典了，外国旅行者要求参观巴西的贫民窟。

下面我想以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为例做一个分析。

孟买尽管不是印度的首都，但它早已闻名于世。有人说它有点相当于咱们的上海，就是它是印度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特别是2008年底和2009年初在孟买本身遭受了两件大事使它更加闻名于世。

一件是2008年11月26日到27日，孟买遭受了被世人称为印度“9.11”式的恐怖袭击，就是在著名的泰姬玛哈酒店、最大的火车站、市政府、医院、公共汽车等十处公共场所，恐怖分子实施了爆炸、扫射、绑架医生的联合行动，对象是白种人（西方人，特别是西方到那儿旅游的人）。此次事件可以说是大城市中当中罕见的。

第二件事情，每年2月要评奥斯卡。2009年2月就颁给了取材于印度、在孟买拍摄、主要是由印度演员参演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一举获得了8项大奖。印度和孟买人很得意，为什么？因为在奥斯卡史上，得奖项最多的电影是11项，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一举获得了8项。

美国《时代周刊》是这样评价孟买的。它说，如果你想认识印度一定要到孟买来，因为它是今日印度的缩影，它容纳了太多的不可思议的矛盾、冲突和对立。

它既有肮脏简陋的贫民窟，又有昂贵高级的摩天大楼二者相毗邻。一个记者说，如果你乘飞机降到孟买机场上，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舷窗外的高楼大厦，而是机场旁边黑压压的连绵数十公里的贫民窟区。印度人听了很不高兴，说如果说贫民窟的面积的话，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洲有个国家比我们的面积都要大。非洲那个国家听了也很不高兴，说面积你不是数一的，但就人口的密度、居住的密度、公共设施的使用程度，那你绝对是世界上数一的。

它既有现代金融和高科技产业，又有传统陈旧落后的工厂并存。同样，我们一个记者说，如果你在美国打电话给有线新闻网或宽带服务商，听到一个浓重的印度口音英语的话，千万别以为打错电话了，那很可能就是美国一些高科技企业设在印度的客服中心人员在为您服务。国外有人说印度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叫做重消费而非投资，重内需而非出口，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因为按照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走这条路），第一是农业；然后就是工业，也就是制造业；第三步到了服务业。而印度之所以跨过了制造业，直接进入到服务业的发展轨道，其实不是它特别先进，而是无奈之举。因为在上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候，首先“亚洲四小龙”抢先承接了，于是就一跃而上，乘胜前进一步。随后，中国也开始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抢先承接了。印度错失了这次产业转移的到好时机。亚洲四小龙是从60年代开始起步的，我们是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又向外开拓信息技术市场，向外转移软件开发，印度政府就抓住了这个历史的战略机遇期，他们提出“要用计算机把印度引向21世纪”的口号，制定了重视高等教育、重视高新技术、重视国内消费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印度软件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带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所以，印度软件服务年出口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是我们中国的6倍，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软件开发中心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印度独具一格的跨越式发展模式，也使它跻身新兴发展国家大国行列，也就是咱们说“金砖国家”。莫迪上台之后，他也开始注重制造业了，也就是出口、投资，特别是投资，他也开始注重了基础制造业。

它既有黑社会头目，也有宝莱坞明星同处。孟买北郊的宝莱坞是印度主要电影生产基地。印度每年生产电影多少部？1000部左右。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是好莱坞的4倍。

它既有一掷千金的富人，也有居无定所的穷人共存。印度很多顶尖企业家族集团不少都是发迹于孟买的。前面咱们讲的泰姬玛哈酒店就是发迹于孟买的叫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在1903年所建的。

有人说，你说的这些对立矛盾冲突不足为怪，在任何发达国家和落后的城市，想找一个好典型和一个坏典型，还不容易吗？个案，比如说纽约，它是世界金融中心，但纽约地铁的某些段落也被涂得不堪入目。纽约的黑人住宅区的窗户、门玻璃也被打得稀里哗啦。我想个案是可以说明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度和量的问题，也就是宏观的衡量。2008年孟买有人口多少？1400万。这1400万在当时世界大城市当中排到第六位了。其中有多少是居住在棚子里的人呢？有两个人给我们提供了数字。一个就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导演到我们中国来公映的时候，他在电视上说，在孟买有60%到70%的人住在贫民窟。另外，学者张维为说，在1400多万人口中有60%左右的人至今还住在贫民窟中。这两个人说话的时间是2009年（数字未必是2009年的）。过了两年，我在电视上看到可能是中国到孟买拍的纪录片，说还有52%的人住在贫民窟当中。这些人大部分在农村没有土地了，只好到城市来漂流，他们成为孟买城市犯罪的根源和传染病滋生的地方。

我们回过头再看我们，我们要加快工业化，首先有一个数字，用咱们的话讲就是城镇化率，提高城镇人口比例，减少农村人口比例。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半，达到51.27%，农村人口就降为48.73%。去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达到53.73%，农村就降到46.27%了。但是请大家注意，统计的时候，我们把进城就业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也计入到城镇人口中，这部分人占多少？官方统计局没有公布过。国外有学者研究，如果是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除了经济指标以外，那么社会指标当中，城镇化率要达到60%以上，中产阶层要达到40%以上。如果按照城镇化率60%以上的话，按照严格的户籍人口，我们还差的很多。就是按常住人口，我们也还有距离。中产阶层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有人估计在25%左右，差的也很大。

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人均GDP、经济结构早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了，甚至有的说我们是工业化中期的后期了，但是我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城乡结构，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那么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所以要想缩小城乡差距，关键在于我们要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也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或者是社会政策的调整要跟上。

 

（二）利益受损的主体主要是原有形态的工农群众，造成党的信任度下降、执政基础动摇

搞市场经济，肯定有盲目性，有代价。那么我们国家36年来谁成了盲目性和代价的牺牲品？主要是原有形态的工农群众，造成党的信度下降，执政基础动摇。同样第一个是现象，第二个是挑战。

有的社会学家按照人们获利大小把我国30多年来的人群分为以下四大群体，第一个是获利最大者群体；第二个是一般获利者群体；第三个是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第四个是利益绝对受损群体。他还解释了一下，首先，第一个大群体都有哪些人？他说主要包括大型的国企经理，特别是央企，还有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经理和各种“星”（歌星、影星、球星……），还有外企的管理技术层人员等等。第二个群体，目前这个群体是人群当中比较多的，它包括各个阶层的大多数人。比如说公务员大多数人、知识分子大多数人、一般经营管理者，还有工人、农民等等。第三个利益相对受损的，当前主要是指失业和下岗职工群体。第四个绝对受损，当前主要是指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

我们看一下相对受损和绝对受损中哪些人稍微多一些？我们看一组数字。第一组数字，城市低保居民。我都进行了五年的对比。去年底是2000万，这是说的大数。五年前的2008年是3200万，没有增长还减少了。当然减少也不太多，也就是2000万。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城市中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尽管是低水平，但是广覆盖达到了。第二个情况，农村低保居民。去年底是5300多万。五年前的2008年是4200多万，增加了1000多万数字。这说明什么？我想有两点：第一点，我们扩大了农村低保的覆盖面。过去是试点，现在开始覆盖了。第二，最大的低保群体还在农村。从现在的量上来看，它是5000万。第三个数字，农村贫困人口怎么这么多？因为每年的标准不一样。我们先看2010年。2010年的标准是农民年人均收入1274元人民币以下为贫困人口。所以当时我们宣布，我们从1978年农村的2.5亿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2000万了。对此联合国提出来了，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它估计，也就是每人每天1.25美元。于是，第二年2011年我们就把这个标准提高了1000人民币，人年均收入变成2300元。大家看这个数字就成了1.2亿了。去年底我们还剩8000万。上述这些人，大家看是否比原有的工农群众稍微多一些，咱们不敢说绝对，但是从量上来讲相对多一点。这说明什么？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严峻的挑战，你是靠工农起家的。在计划体制下，前30年虽然有差别，但是没有这么尖锐对立。在市场体制下，又30多年了，尽管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的人提高快一点，有的人提高慢一点，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原有工农群众中部分人沦为困难弱势群体，提高慢了，甚至有的做出牺牲了。

我们再分析这种现象，发展市场经济肯定要有盲目性和代价，那么我们的代价就是部分工农群众做出牺牲了。这种现象又是一个发展市场经济必不可免的过程。它是一个过程，不是我们的目标和终极目的。小平同志说过，让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我们的目标是这个。但是问题是谁来缩短这个过程？谁来弥补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和代价？党和政府理应要担当起公共服务的职责。就是要尽快转变职责，不能够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和市场一样去以投资最大化为目标去干涉微观经济。所以，要求我们要转变职责，从微观管理转到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上，为的是弥补市场的代价和负效应。这样，我们社会才能够平稳、和谐。否则的话，市场追求效益，政府也追求效益，那这个社会就动荡了，就该乱套了。这已经被国外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所证明了。

市场要效益，那么政府就应该是宏观和追求公平，简单说一个是效益，一个公平，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协调起来。所以从十八大以来，用李克强的话讲，第一改革当头炮，就是政府简政放权，从中央政府开刀。就是为了要尽快转变职能，不要老管微观。第二步，他最近达沃斯讲话称“连环炮”，就是列出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创新就紧跟上来了。我想十八大以来所有的深化改革，都是要让我们政府从微观转向宏观和公共服务上来。

（三）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不少干部淡薄群众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等严重问题

从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说呈现出多发、突发、频发的状况。原因很多，有历史的原因，有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原因，但从主观原因上来讲，那就是相当部分是由于干部队伍中出现了问题。

下面我想以贵州瓮安的“6.28事件”为例，咱们展开一下分析。此次事件是由一名初二女生非正常死亡引发的，无论从参与和围观的人生数看，最多的时候达到两万；从持续的时间看，七天才彻底平息；从打砸抢烧的时间看，7个小时，可以说都是近些年来最为严重的非常典型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之一。从这个事件之后，应该说我们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特别是教训，开始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采取一些措施，过去都是被动的应付。

造成这样一个严重的典型性突发群体性事件直接原因是多重的，但是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当地干部队伍在作风方面存在着某些严重问题，导致一些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常年得不到解决，或者是没有回应，使得群众对当地的党政组织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度。

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从两万多围观群众来分析，我们称它为非直接利益冲突者。那么绝大多数人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来围观呢？就是发泄心中的不满，宣泄心中不满，来看政府的笑话，是这样一种心态，其中包括有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各种各样的人群都有。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300人当中，与死者有亲属关系的人极少。为什么极少数打砸抢烧分子行为引起直接两万多非直接利益冲突者的围观呢？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却对群众没有了吸引力？第一时间权威声音失语。反之，群众的短信谣言不断。所以说失语就等于默认。不去发布真实情况，那么就默认谣言的存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严峻的问题。

近些年来瓮安县相对来讲在当地经济发展稍微快一点，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政府就出台了优惠政策，吸引当地资金和外省资金来投资开矿。开矿当中就出现了最为普遍的矿群纠纷，就是水污染了、土壤污染了、山挖空了、地挖陷了，房屋震裂了，等等。群众就这些问题常年向政府反映，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第一，政府在这个事情上不作为。第二，甚至个别干部违反规定投资入股开矿，官商勾结，与民争利，存在不正之风。第三，社会治安长期较差，黑暗帮派势力活动猖獗，政法机关又不作为。这三个矛盾问题日积月累，常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于是，在群众中出现了以下三种心理。第一，仇富的心理。什么仇富？群众说了，政府出台优惠政策之后，谁富了？矿主富了，政府也富了。矿主富了，理应谁污染谁出资。矿主不出资，政府也不管，就出现了仇官。社会治安又长期较差，仇警的心理。这三种心理同样日积月累，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火星就会借机发泄。所以，此次事件又叫社会泄愤事件。不管是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的人，都带着一种看政府的笑话发泄心中不满的情绪来围观极少数打砸抢分子的行为了。由此可见什么？我们干部中出现的淡薄群众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的这样一个作风。这种作风行为表现在干部身上，但是它会在群众中产生仇富、仇官、仇警的群体性情绪。重呢，就会由情绪发展到事件。

结论是，我们应该在现阶段要建立新的化解社会冲突的群众工作机制。就是党群联系，过去光靠堵、光靠压不行了，或者是不理不睬也不行了。所以瓮安事件之后，首先从县委书记，到公安局长，到教委主任，实行了大走访、大下访、大寻访的活动。过去群众想表达，但是“门难进、脸难看”。现在他下去了，这叫畅通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就是能听到群众的声音，知道群众想什么。当然这只是一个方式，叫自上而下。当然我们还要建立多元化的方式，包括自下而上的、党外对党内的、社会上舆论对政府的多元化的诉求表达渠道。

 

（四）干群矛盾日益凸显，对党执政的合法性造成了严重冲击

在我们整个社会矛盾的复杂体系当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已经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上来讲，因为我们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各项政策的制定者、改革  开放的制定者是谁？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然后执行者是谁？同样也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我们叫做决策、执行高度集中。每项政策出台，有人得益，就有人受损，不可能大家都同时得益。比如说前面讲的土地问题，工业园开发区城镇居民得益了，农民就利益受损了。反之，农产品提价，城镇居民利益也要受损。利益受损的人肯定把矛头指向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那就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所以，从客观上来讲，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站在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你享受了极大的权力，那么就要承担极大的责任。这叫权责一致。

从主观上来讲，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加剧了干群矛盾的尖锐化和激烈化。当前我们党内和政府内的腐败状况如何？这里我借用一下十八大前胡锦涛同志用“四个是”来概括。一是高级干部腐败案件时有发生。十八大前，我在有的地方讲课的时候，底下学员就提出来了，不是时有发生，是时有发现而已。十八大以后，我们加大了办案力度，保持了高压态势，叫“老虎苍蝇一起打”。从中纪委公布的数字看，2013年查处的副省级以上干部达18人。2014年，我统计到现在为止查处的副省级以上干部已经达26人。二是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违纪违法案件频发，涉案金额巨大。过去是几百万、几千万，现在可以上亿了，上亿还不是一个两个案。三是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同样过去是几十，现在可以上百。比如说黑龙江绥化市原书记马德案，涉案干部达到265人。四是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求非法利益问题突出。

我们加大了对于腐败的惩处，为什么还屡禁不止？除了客观原因以外，从主观上来讲，因为根本就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

所以，结论是我们要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第十部分改革的内容，也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上述，党群矛盾的新特点，和改革开放初期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和解决的话，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如果还按照改革开放前期和中期的那种唯GDP或者是“一手硬，一手软”，是不是会出现原苏东各国共产党、执政党下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者的下场。

二、国外政党的经验教训

原苏东各执政党当中，前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奇奥赛斯库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他为什么典型呢？因为他在被处决前一个月，临死前一个月还在开罗共十四大。在罗共十四大的闭幕会上，他做了30分钟的发言，其中鼓掌欢呼声多达30多次，那就是平均一分钟一次了。表面上看威信极高，但是十四大刚刚闭幕一个月零一天他就被处决了。他最后是从党中央大厦或者叫总统府上乘直升飞机逃跑的。工人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包围了，要他下台，他就让国防部长调军队来驱赶群众。国防部长没有下命令，军队倒戈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工人群众为什么要推翻我？为什么？我是你们的代表，代言人，我还是这个党的第一书记。实际情况是，1965年奇奥赛斯库67岁被任命为罗共第一书记，在他执政的24年当中，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和中后期。前10年在他领导下，应该说经济是上升的，人民生活有明显的改善。从70年代开始，他制定了一个叫做“高积累、高速度、高指标”的经济发展计划。到了80年代，罗国内的农副食品供应紧张程度就达到了二战以来所从未有过的，居民日常所需的肉、奶、蛋、油供应极为紧张，特别是冬季的民用煤气和电力供应严重不足，造成了民怨极深。经济的高速发展超出了群众所能够承受的底线，也就是我们说的投资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

与此同时，世界上一些新兴发展国家实践又告诉我们，统治者依靠政权的力量推动经济高速发展了，但是同时自身所出现的腐败问题和搞独裁，照样也会被民众和反对党推下台。

我们看几个例子。一个是印尼的苏哈托。他从1968年到1998年连续统治印尼长达30年。他是1998年下台的，过了10年，2008年1月他去世。无论是他下台前后，还是去世前后，国人对他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赞扬他的人认为他带领印尼走上了经济繁荣之路。痛骂他的人说他是贪污犯，是独裁者。世界银行把他和马哈蒂尔、李光耀三个人称为叫同一个时代创造了东南亚奇迹的三个不同国家的掌门人。

我开始听到这个信息觉得也很奇怪，李光耀咱们大家知道，把一个毫无任何资源的弹丸小国，一跃从低收入、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用咱们今天的话讲，突破了中等收入陷井，创造了发展中国家一下到了高收入国家这样一个世界奇迹。苏哈托虽然说没有创造世界奇迹，也来了一个东南亚奇迹。从哪一点上讲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到处请教。后来有人就说了，说你注意一下，注意什么？新加坡有人口多少，印尼有人口多少。这个人口多，咱们体会最深了，尽管咱们的经济总量正着数是第二了，但一被人均，过去倒着数，现在是拦腰数了，位于中间或者靠前或者靠后。新加坡2010年人口普查是508万，与此同时，印尼人口多少，而且这个人口数在世界人口大国中是可以排到第几位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是中国，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3.6亿。第二是印度，12.1亿了。第三位是美国，3亿多。第四位就是印尼了，2010年人口普查是2.376亿。第五位就是巴西，它是2.11亿。现在，世界上超两亿人口的就是这五个国家。苏哈托统治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多人口，但也相当可观，在两亿左右。印尼在粮食上实现了自给自足，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印尼也是一个大米出口国。世界上大米出口国第一、第二就是越南和泰国，第三位就是它了。同时，他又被国人认为是21世纪最腐败的领导人。国人总结了他在执政的时候的特点是，纵容亲朋好友贪污，任人唯亲，腐败盛行。他的子女和亲属，要么在企业中任高管，要么就在政府任高官，所以在1997年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就被国人和反对党推下台。这是印尼的苏哈托。

我们再看韩国。韩国从60年代到90年代是三位军人出身的人任总统，60到90年代，正好是经济起飞的时候。他们三个依靠强权的政府势力30年完成了韩国从低收入、中等收入到高收入，也就是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换。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两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可谓高速压缩，像压缩饼干式的高速发展。朴正熙至今被国人用这样两句话来评价，第一句话，汉江奇迹的象征；第二句话，专制魔头的代表。同样是截然对立的两句话。他统治期间，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一手抓工业，一手开展新村运动，缩小城乡差距。他本人作风十分强悍，依靠自上而下的强硬手段，造成个人专制日益加强。他残酷镇压民主人士金大中和民主运动，最后遭到了内部人的枪杀。卢泰愚是1993年2月份下台的，过了2年零10个月，韩国大法院就同时判处了他和他的前任全斗焕两位总统两项罪名。第一项，镇压民主人士和民主运动。第二项，受贿。当时法庭上揭露出来一件事情，当年大宇集团总裁金宇中获悉政府要修建一个大型军港，于是就塞给了当任总统卢泰愚3100万美元就得到了这个项目。这是前30年三位军人出身总统的情况。随后历任总统虽然是文人，但是也难逃这一“韩国特色”。

首先我们看金泳三，金泳三上台之后，他吸收了前三位军人总统的教训，实行了比较严厉的廉政措施，其中著名的有两条，第一条是实施了高级公务员公布个人财产制，也就是财产公示。第二条，执行了金融真名制，也就是金融实名制。他不仅带头公示财产，而且关闭了总统府内的高尔夫球场。他反对公职人员进入酒吧等高消费场所，一时间这些高消费场所门可罗雀了。但是他的儿子却因受贿而判刑。这是第一位文人总统。

第二位，金大中。金大中被称为韩国民主斗士的象征。在前面讲了，他在朴正熙和全斗焕时期，他是数次入狱，甚至被驱逐国内、流亡国外。他一上任，正好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就是1998年的时候，夫妇俩带头献出家中的金首饰，在全国掀起了献金爱国运动。他有三个儿子，在他反独裁的活动当中都因此而受到了迫害和影响。但是在他任总统期间，却因收受非法资金贿赂均受到了关押或判刑。

第三位，卢武铉。卢武铉在任期间，他的哥哥两次卷入贿赂案。他刚刚下台的时候，他和他夫人、儿子，因卷入受贿丑闻案而受到了检察机关的调查。他刚刚下台的时候，调查期间，在一天晨练中跳崖自杀。对此，到现在还有争议，到底是不慎跌入，还是主动跳下。这就有两派，本党肯定说他不慎跌入，反对党肯定说是主动跳入。

第四位，李明博。李明博在任期间，他的哥哥因收受贿赂逮捕，他不得不向国民道歉。他的儿子因陷购私宅丑闻被特别检查官质询。最后虽然免于指控，但是他也不得不道歉。

上述文人总统尽管本人都比较注意，但是他亲属子女却利用特权钻各种空子。这说明什么？许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和快速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腐败这个顽疾。反腐败需要几代人建立起成熟的法律体系和预防机制，它不会随着经济的巨大增长而自然而然的形成。

 

三、树立正确的群众观

世界上这些政党下台教训告诉我们，执政党的经济政策失误导致民心向背，社会政策和自身腐败同样也会导致民心向背。所以我们今天谈树立正确群众观的内涵，那么是不是应该包含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执政为民。今天的执政为民主要体现在这样两句话：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当然这个稳定，我想不是不闹事，而是社会和谐。所以今天执政为民的体现，要讲两句话，既要发展，还要社会和谐，也就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第二，执政靠民。光讲为民的话，计划体制下，包办代替也可以，那样就容易出现官僚主义的。所以，还要组织依靠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发展要依靠人民。

第三，共建共享。就是发展成果不可长期由少数阶层来享受，那就贫富悬殊了。发展了，发展之后，老是由少数阶层来享受，而不来兼顾公平，也就是要逐步惠及到最广大群众。所以发展成果要由人民来共享。

要想树立这些观念和理念，光喊口号不行，还要构建协调利益的有效机制，要保证人民能够共建共享，保证依靠人民，保证要为民，那就要建立协调利益整合社会的有效机制。也就是今天党群关系实现的途径，那么就要靠制度，咱们叫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建立。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权力观的核心，我想是不是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权力的特点是什么？共产党执政之后掌权了，你掌这个权和历代统治者掌这个权有没有共同之处？它有什么共同特点？第二，怎样防范权力的腐蚀？我想围绕这两个问题我们展开一下分析。

一、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历史周期律的严峻挑战

我们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历史周期律的严峻挑战。所谓历史周期律是指1945年7月份，黄炎培老先生在延安和毛泽东谈话时提出一个重要论断。黄老先生提出这个论断，主要是指封建社会当中，他说我近60年观察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发现有这样一个规律，一个人、一个政权、一个朝代，在前半生在初期，在一二三代人统治的时候，较为兢兢业业，聚精会神，励精图治，所以我们的封建盛世一般都是在前期，无论是汉、唐，还是清，都是这样。而到了后半生、后期和三四代人统治之后就变了，叫惰性发作。于是这个朝代就开始从高潮下滑，到后面就开始农民起义、宫廷政变，然后新的统治者上台之后又是励精图治，产生又是惰性发作，这叫周而复始的铁的规律。

这种封建王朝中周而复始铁的规律，在我们近代的共产党身上是否也出现了？比如说原苏共，在经历了列宁和斯大林两代伟人之后，那种高度集权的政党体制，不仅经济上、政治上，积极作用就耗尽了，而消极作用就开始充分显露。到了斯大林晚年，实际上斯大林晚年就出现了个人专断严重问题。斯大林去世之后，可以说这个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1991年8月19号，原苏共解散垮台，就沦为在野党了。

一个政党是这样，一个共产党人也同样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出现了不少违纪违法的官员，这些人一上台的时候并非是无能之辈，也并非是贪婪之徒，他们甚至有过骄人的业绩和辉煌的历史。所以有人称他们叫“两搞干部”：搞经济行，搞腐败也行。但是反思他们演变的历程，我们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们在掌握主要权力的前期能够敬业，能够勤奋，甚至做出了成绩，而一旦掌握主要权力时间过长，特别是到了中长期，就会走向难以自拔的深渊了呢？很多贪官在忏悔的时候都说这样一句话，外界对我的诱惑力太大了，我一个纸条、一个电话就可以得几百万，这几百万，不要说我这辈子，我上几辈子加起来我也得不到，靠我自身的力量，我难以抵御住这个巨大的诱惑力。那也就是说权力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迷惑人和堕落人的魔力呢？这个魔力来自于哪里？

二、认清权力的两重性

严峻现实又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共产党执政之后，手中掌握这个权力和资产阶级或历代统治者掌握的权力有什么共同之处？过去我们这样说，我们共产党掌权和资产阶级政党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我们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资产阶级政党不是这样，它代表的只是部分人的利益，比如说美国共和党代表中上层，美国民主党代表中下层，因为它没有代表绝大多数人。所以它就要轮流做庄，它不可能长期执政。我们过去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现实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权，你是姓社还是姓资；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党，你是姓资还是姓共，只要执政掌权，都摆脱不了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叫权力的腐蚀。这个难题不是因为我们姓社姓共我们就天生对它有免疫力，也不会因为资产阶级姓资他就生活在大染缸里面，因为权力本身有两重性。无论是任何人掌权，都会面临着两重性，这是客观存在的。

第一性，强制性和整合性。强制性的来源，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暴力机器、专政工具。比如说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第二，垂直的行政机构。政府的行政机构是垂直的，也就是下级服从上级。比如我们宪法是这样规定的，省市县政府要服从国务院统一领导。那就是说省市县政府是国务院的下级，它是上级。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普京在2004年，9月1号学校开学了，绑匪把学生和老师绑架了，叫别斯兰人质事件。这个事件刚刚发生10天，9月13号他就宣布实行了新政，新政内容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改变了当时地方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制，为什么要改变？因为他认为直选之后，地方长官只对选民负责了，不对总统负责了。所以，总统政令就不畅通了。于是他就改变。怎么改变？由总统提名地方长官候选人，然后再由该地方立法机关表决通过，然后再去直选。就像总统任命总理一样。这样做的结果，就可以强化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行政垂直体系。依靠这两种强制性就可以把分散人群和社会整合起来，这是第一性。

第二性，利益性和诱惑性。什么叫利益性和诱惑性？权力并非物质和商品，谈何利益？物质、商品可以进行交换，在交换过程当中就可以产生使用价值，那就有诱惑力了。权力并非物质，我们说权力它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再明确一点说，稀缺的政治资源。这个政治资源可以和经济、文化等结合起来，就可以产生利益和诱惑了。稀缺到什么程度？从上到下，每一个部门的掌权者只能是极少数人，大部分人是被权力所控制和管理的。极少数人要想控制管理好多数人，靠什么？靠体力，显然不行。靠智力？要靠，掌权者肯定都是精英，但是有限。所以，同时还必须赋予掌权者以某种地位和特权。比如说所有国家宪法都规定，最高领导人才有发布戒严令，发布战争，还有动员令，还有特赦令，二把手是不行的，这是所有国家宪法规定的。

这里咱们也举个例子，比如说2007年，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任期到期了，要重新开始选举。2007年10月份，穆沙拉夫再次提出来要参与下一任总统竞选。他就报名参选。反对党就提出来了，按照《选举法》规定，公职人员不能参选，你兼着陆军参谋长职务，要参选可以，那么就辞掉军职。穆沙拉夫他不辞军职，照样参选。参选结果，他的票数又相对多了，怎么办？《宪法》就规定了，由法院的大法官来裁决。这是《宪法》赋予法官的一个权力。反对党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穆沙拉夫也提起来了，说我选票多。大法官说了，要好好调查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迟迟不宣布他选举合法。穆沙拉夫就心想了，你有特权，我也有特权。《宪法》规定我可以实施戒严。于是他就开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戒严期间，原《宪法》就停止，又实施临时《宪法》。临时《宪法》又赋予总统一个特权，可以解除大法官，然后可以任命新法官。于是，他就解除了60多位法官职务，换上的肯定是跟他意见一致的。新法官上任之后，首先撤销了反对党起诉，接着就宣布他的选举合法。然后穆沙拉夫就开始了三部曲：第一，他先辞掉军职。他知道这是最要害的，赶紧把陆军参谋长职务辞掉了。第二天就以非军人身份宣誓就任总统。又过了17天，他才解除紧急状态，恢复《宪法》。大家看通过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大法官和他都充分的利用了《宪法》所赋予他们的独有的特权，用到极限了。这种独有的特权，既可以给掌权者提供发挥聪明才智作用的平台，同时也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那就是以权谋私，所以权力的诱惑性就由此而来了。

 

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上述权力的两重性，既可以使掌权者利用它治国安邦，为民造福，这叫正效应；也可以利用它祸国殃民，巧取豪夺，这叫负效应。所以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不是应该树立这样一些理念和观念？

第一，确立权力两重性的理念。过去我们对此认识是片面的，我们强调正效应的一面比较多，但是你就没有想到执政时间越长，负效应的腐蚀也越多。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为什么我们党执政时间越长，我们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就越大，原因就在于此。所以这是对我们过去片面性认识的一个更正，要确立权力两重性的理念。

第二，要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你掌了权以后，还要有责任。这个责就是要受到监督，受到制约，受到问责。

最后，还要构建权力分解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就是不能把决策、执行、监督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中，要把它分开，才能够达到监督的目的。

要想树立这些理念，建立这些机制，途径很多。比如说，我们要健全市场经济，要依法治国，政府要依法行政。今天我们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进，从我们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发展党内民主是防止权力腐蚀的根本途径之一。

为什么发展党内民主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有效途径，是增强我们党的活力、动力的主要来源？为什么这么说？下面我想就世界各国政党权力制约因素的来源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咱们看看就没有借鉴意义。

第一类，靠外力。什么叫外力？简单的说就是党外的力量。在多党竞争体制下的政党，这些政党制约权力腐蚀的因素，或者是受监督的那个力量，主要是党外的力量。比如说在野党，还有国家法律、司法系统、新闻舆论等等。

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美英他们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至今已经11年了，今年又热闹起来了。期间出现的一系列案件，比如说在美国出现了情报门、特工门、虐俘门、窃听门……大家看在美国国会，是谁就这些“门”来质询原总统布什的？是它本党议员吗？显然不是。共和党议员替他遮羞还来不及，而是当时的在野党民主党的议员。民主党议员说了，请总统就特工门事件给我们说一下，到底是白宫某个官员个人的行为还是你白宫的默认？请总统就虐俘门事件给我们说一下，到底是这个女兵个人的行为还是你五角大楼军方的默认？你说不清楚，可以，我们就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单独调查，因为这也是宪法赋予议员的职责。这是美国。

我们再看英国，英国的武器专家凯利（音），供职于国防部，伊拉克大战前他写文章了，说因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我们英国出兵是正义的。那人们就相信他了。结果大家知道打进去之后，联合国找不出来，那就尴尬了。他就自杀身亡了。他死之后，是谁在全程质询原首相布莱尔，是它本党议员吗？显然不是。而是媒体，媒体说你说他自杀可以，但是他是不是被迫自杀？

这些党外的力量干什么？就是24小时睁大眼盯执政党，鸡蛋里挑骨头。执政党也是在不断的应对这些挑刺当中来修政策，维持执政秩序。

第二类，靠派阀。派阀就是派别。这一类党公开承认，党内派别存在的合法性。党内各派之间通过不断地竞争和制约来推动党的存在和执政。

这一点日本自民党最典型，就以它为例做一个简介。日本自民党是1955年成立的，在此之前，10年前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不仅仅想把它的经济搬到日本，同时想把它的政党体制搬过去，想搞两党势均力敌，但是没有想到一下冒出来360多个政党。这360个政党，从1945年到1955年，经过10年的分化组合，就形成了以自民党为主的55年体制。就是自民党在议会中占的席位多，所以又叫一党独大。

为什么自民党会在10年的分化组合当中会独大呢？一开始也差不多，大家势均力敌，怎么10年后面你就独大了？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它在组合的时候把不同的集团、派别“连锅端”捏在一块了。所以自民党一成立就公开承认党内派别的合法性。50年代末，他们党内曾经形成过八大派别。近10年来，他们党内又形成九大派别。这种公开承认党内派别合法性的政党体制，就自民党这个党来讲有利有弊端，或者说前期利大于弊，近20年来弊大于利。

有什么利呢？它通过内部派别的不断争斗，内部各派也在竞争，然后达到了内部轮换人马，然后调整政策，维持自民党一党长期统治。不利一面呢？使得政府的内阁频繁更迭，因为它换一个党首就要换一个内阁，主张党内的金钱政治和腐败。不仅要和在野党争，党内也要争。争的话，那么就出现了一些腐败。

下面这个例子非常典型说明它的利弊，这叫利库洛特股票案。利库洛特是个公司名字。这是1988年暴露，1989年调查结束的。此案牵扯到了的人，首先是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还有当任首相组竹下登，还有当任副首相宫泽喜一和原田宪，两正、两副，这是最高领导人了；同时还牵扯到了从次官到国会议员等40多位政界要员。怎么牵扯到了呢？首先，利库洛特公司向首相赠送原始股，政界要员就拿钱来买，就出售原始股。大家知道，原始股一上市就会以几十倍，乃至几百倍的身价翻番。这些人得了好处，也不能白得吧？反过来，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只要稍稍的向电话和电信方面倾斜一下，那么利库洛特公司的利润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成为一个典型的高官和商人的勾结，4位首相、40多位政界要员，太典型了，引起民众大哗，强烈要求自民党下台。自民党就没有办法，就赶紧让当任首相竹下登辞职了。辞职后，又从党内找出另外一个派，叫宇野宗佑。宇野宗佑一上台很得意，为什么？他自称，和财界缘分浅，和文化界关系深。他组阁刚刚成立一个星期，就被媒体曝出了与艺妓有染的桃色丑闻。媒体说了您真是和文化界关系深啊。没有办法他组阁不到两个月，只好被迫辞职了。自民党又赶紧找出第三位，海部俊树为首相。从竹下登内阁下，宇野宗佑内阁上下，到了海部俊树内阁上，多长时间？我统计了一下，4个月。4个月就换了三任内阁，可谓频繁。但是不管怎么换，都在我自民党手中，而且在野党说不出话来。为什么？你对竹下登不满，第一任，那么我就换了第二位，叫宇野宗佑，那么你对宇野宗佑不满，我又换了第三位，叫海部俊树，虽然我们是一个党，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派，我们各自有独立的纲领和组织、人马。所以自民党即使是一党独大，它也能够从1955年上台执政，到1993年，连续单独执政长达38年之久。靠的就是党内各派之间的竞争和制约。

第三类，靠个人。个人主要是指领袖个人的影响力和魅力。领袖英明又健在的话，这个党就有生命力。反过来，领袖昏聩或者死亡了，这个党就会衰落解体。我们称这类党叫个人魅力型的政党。这一点发展中国家最典型，前面咱们已经讲了一些例子，咱们就不展开了。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分析我们自己，我们建国后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党体制，我们简称叫多党合作制。这种多党合作制，不是哪一个人的随心所欲，而是我们中国国情的产物。所以我们说它有优越性、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长期以来，我们讲它的优越性一面很多，就是这种政党体制。在这种政党体制下，对我们执政党自身建设有没有局限性？就是这种政党体制，怎么样制约我们党的权力呢？我们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有没有局限性呢？我想是不是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党外没有反对党。因为民主党派它是拥护宪法的，宪法承认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这是第一党外没有反对党。党内也不能允许派别存在。党内、党外都没有竞争力量的情况下，推动我们党前进的动力、制约我们党权力的因素主要来自哪里？是不是就类似于第三类政党，靠领袖个人的影响力和作为。所以我们称之为伟人政治，或者叫精英。伟人政治，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和60多年的执政史也说明它适应我们的党情。但是也存在着局限性，什么局限性？极其容易出现个人专断的问题。靠个人的魅力、靠个人的清醒和靠个人的特质、特性。所以，十八大以来，我们现在反对“四风”和反腐败，应该说总的来讲还是靠个人的清醒和自觉，现在由人治走向法治，把作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

所以我想10月份的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就党来讲，那叫依法执政，还要依法治党。我们党执政和我们党自身建设从严治党，那就要靠制度，所以叫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有人提出来，四中全会能不能标志着我们的反腐败从治标向治本转？共产党要依法执政、依法治党。

对此，多党合作制适合国情，伟人政治适合党情又存在局限性，出路何在？我想，第一，我们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因为它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和党情，尤其是现阶段。第二，也不能止步不前，陶醉在优越性、适应性的一面。现实选择我想只能如此，叫做靠个人影响力走向党内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实际上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说多了就是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用现在文件上的话讲就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对此我们最后可以不可以做这样一个小结，发展党内民主是我们党的生命，这是十六大报告说的，是防止权力腐蚀的根本途径之一，是保持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途径和有效措施。这就是权力观的实现途径。

今天我想主要是从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样两个方面就我自己的一些学习体会向各位进行一个汇报。因为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不当之处，最后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张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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