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美国崛起中的困境与应对

在国际政治话语里,所谓崛起就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其实力差距迅速缩小或拉大,从而对整个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大国崛起之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也格外受人瞩目。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一战”爆发这一阶段,是美国崛起的起飞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面临过种种困难和危机。总结其经验,对于中国而言,大有裨益。

美国崛起阶段中所遭遇到的主要难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行政效率低下,政治腐败。美国一直宣称其有一个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完美政治制度,并以此而自豪。但实际上,美国崛起阶段的诸多麻烦恰恰来自于其政治制度上的一些缺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缺陷就是联邦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之间权力划分模糊。19世纪后期,美国联邦政府的核心部门是国会,联邦行政部门的规模非常小,甚至小到不能有效履行基本职能。例如,一直到1900年,美国的联邦政府全部雇员人数也只有94000人,财政收入只有4亿多美元,甚至比不上美国铁路公司的规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美国联邦行政部门一直难以承担起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责,不能根据当时的经济趋势相应地制定对策,导致美国经济发展中不断产生危机。同时,由于权力的不平衡,美国国内政治腐败情形相当严重。以最廉洁为指数0、最腐败为指数1为标准,19世纪70年代,即共和党总统格兰特执政期间(1868—1876年),指数创下1.03的历史纪录。在此期间,号称民意机构的国会有12名议员包括众议院议长遭到收受贿赂的指控,这引起民众对立法机关强烈的不信任。行政部门官员通过分配公共职位偷窃国库,通过泄漏与利用内部信息以及在政府采购中巧取豪夺等多种办法大肆获取不义之财。被称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也多次做出不公判决。例如,19世纪末,由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标准石油公司就多次通过重金贿赂法官来阻止竞争对手获得巨额赔偿金。

企业垄断和环境污染严重。从表面上看,美国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其产权制度对于所有的人都给予同样的保护,但实际上产权的保护是非中性的,制度设计对工商业利益集团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偏爱。例如,美国宪法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原文是:“任何一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但是最高法院把修正案中的“任何人”解释为任何“法人”,从而使公司企业可以以“法人”身份行事,把维护产权放在司法判决的核心位置,强调私人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经济的作用而忽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造成了严重的垄断。同时,商人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和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社会道德严重滑坡。19世纪后期,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达尔文主义相结合,导致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泛滥,社会道德滑坡情况严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把财富作为衡量一个人在社会中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这种情形使当时美国人的精神世界完全为贪婪所左右。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对食品、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监管,食品和药品安全构成了一大社会问题。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屠宰场》里描写屠宰场老板唯利是图,把腐烂发臭的肉当作好肉制成罐头销售,虽然是小说,却被公众广泛认为是事实。

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使美国政府和公众清醒意识到,国家快速崛起必然会带来种种不适应,因而需要必要的改革,否则必然会让人们逐步丧失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信心。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运动,社会各阶层形成广泛的共识,必须消除那些容易滋生极端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

在政治领域,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框架依旧存在,但是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力开始日益集中。美国联邦行政部门的财政预算和人员规模开始显著增加。与1900年相比,1914年服务于联邦行政部门的人员已达到292000人,增加了2倍多,联邦财政收支从4亿多美元增加到7亿多美元。联邦立法部门的改革更加强调议员的代表性,联邦参议员从各州议会选举改为各州选民直选,众议员的选区也作了调整。国会内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诸如降低议长的权力,加强常设委员会等,目的是使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都能在国会得到倾听,其利益诉求都能够得到表达。

美国通过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强监督执行法律规章的独立机构来防止腐败。国会相继通过了诸如禁止公司向联邦公职候选人捐款的法律(1907年)、竞选经费公开法(1910年)等一系列防止腐败的法律,建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等起诉公共腐败行为的联邦刑事机构,来保证政府遵循高度透明性、强烈责任感和权力限制原则,以此抑制腐败。至1914年前后,美国腐败指数已经降低到0.16的最低水平。

在经济领域,联邦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充当公正裁判的角色,根据普遍的民意倾向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相互冲突中采取适度的平衡规范原则,最突出的举措就是美国开始认真执行反托拉斯法。1890年美国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最初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1890—1900年间,法院只受理了17起反垄断案件。但是随着社会呼声日益强烈,联邦政府开始强化反垄断法的实施。1901—1912年间,美国发起了94起反垄断案件调查。依据反托拉斯法,美孚石油公司、北方证劵公司等一批垄断企业被拆散。《食品和药物纯净法案》和《肉类产品监督法案》等涉及民众生命与健康的法律相继出台。环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许多案件的判决开始顾及社会的呼声,在维护私人产权和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利方面寻求平衡,并努力使其判决适应现代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处理时代问题。

在道德层面,自由主义思想虽仍是美国的底色,但是美国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民主需要包含一个社会的维度。放任自由的自由主义信念逐渐被一种新的信念所取代,即为了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维护民主制度,必须对自由主义进行调整和修正,民主社会应该为所有人而运行,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制定中,必须在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进行平衡。(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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