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论断——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

  

辛向阳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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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街道，跟大家简要分析一下四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我的题目叫《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论断》，因为我三中全会讲的叫《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词》。三中全会确实是根本性决定中国命运的，四中全会可以说，很多的新论断会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论断。当然论断有很多，我们今天上午两个小时，讲不了太多，就选了这么六个论断，会影响到我们各方面发展的论断，跟大家简要的分析一下。

大家知道，四中全会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呢？就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用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或者说关键阶段，我们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五年的时间了，而我们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途之中，在这个阶段召开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于中国的发展确实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围绕四中全会，主要讲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论断就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是中央提出的一个新论断。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有三个“事关”：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想这个是对中国今后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论断，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如此强调依法治国的作用？我们知道，依法治国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人类这几千年以来，凡是文明、长久的、兴盛的国家，都离不开法律体系的建设，都离不开依法治国，尤其是现代化的国家，跟依法治国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下面至少三个方面可以体现出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第一个，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为什么在三中全会之后马上要召开四中全会，要解决依法治国问题？其实我们知道，三中全会的很多的精神要想得到落实，那必须得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基础，也就是说三中全会体制改革的要求，如果没有法治体系的建设和配套的话，那很多的精神是落实不到位的。

比如说三中全会提出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要想得到落实，那必须要制度化，制度化的一个跟根本条件就是要法治化，有法治的基础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法治基础，我们只能是说说而已。所以，这一点，要想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法律体系的建设，让这个规律能够根本性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

再比如说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那么，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法律体系上就得界定啊，如何保障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你必须有比较明确的法律界定。这个“混合”，国有资本占多少，集体资本占多少，非公资本占多少，才叫混合所有制？法律上必须有清晰的界定。

再一个呢，三中全会讲，要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那么，要员工持股必须有法律，如果没有法律就成为非法集资的行为了，这种员工持股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界定，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员工持股问题非常多，可能遇到非法集资、非法融资的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律界定，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很难。法律界限不明确的话，那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非法集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法律界限不清楚，三中全会的很多精神就落实不到位。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市场经济要想更加完善，必须要有法律体系的建设，这是一个。

再一个，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产权的保护，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产权制度是很难得到保护的。所以，四中全会在保护产权体系方面，做了很多的论述要建立产权发展的法律体系，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一百多年以前，毛泽东的老师，他的岳父杨昌济，在二十世纪初曾经游学欧洲，曾经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就是德国一个皇帝为了扩建皇宫，随意毁掉一个平民的地产，于是平民告上法庭，法庭依法作出裁决，德皇应该退还平民的地产，并给予赔偿。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在杨昌济之前五十多年、六十多年，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叫托克维尔，就是王岐山让大家读那个书，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那个作者，其实就讲过这个故事了。过了五六十年，杨昌济又提出这个故事。

我最早是1996年，18年前，第一次参观德国的波茨坦无忧宫的时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听导游讲的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当时德国的皇帝，腓特烈大帝在1747年，修建了无忧宫，1776年，威廉二世成为普鲁士新国王，结果发现在无忧宫西北角有一个水磨坊的风车挡住了无忧宫，德皇让侍从去跟磨坊主进行交涉，付他一笔钱，让他拆掉磨坊，但是磨坊主不肯，说是这是祖业，不能拆，德皇一怒之下让人把磨坊给拆了。但是磨坊主并不恼怒，他想皇帝也是人，也得遵守法律，便把德皇告上了法庭，法庭最终作出了裁决，德皇必须完整地重建磨坊，于是磨坊重建起来了。多年之后，磨坊主去世，他的儿子又经营不善破产了，无奈之下想把这个磨坊卖给德皇的儿子——另外一个威廉二世（原来那个叫腓特烈·威廉二世），磨坊主的儿子就给另外那个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把磨坊的情况与他们父辈之间的恩怨讲了一遍，威廉二世收到信以后，给磨坊主的儿子回了一封信，他说亲爱的邻居，磨坊无论如何不能卖掉，不仅是你的祖业，而且象征着德国法律的公正，现在送上五千马克作为维修费，望能使磨坊得到保护，于是这座磨坊保留至今。

所以，上个月我再次来到无忧宫，看到这个风车依然在转，所以腓特烈在法庭作出判决以后说了一句名言：“当司法从事不正义的时候，那它比街上的抢劫犯更糟糕，一个磨坊主就是一个和我一样好的人。”尽管这个磨坊主起诉了我，但是这个磨坊主是依法办事，我最后也是听从的法院的判决，我们俩都是好人，都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来做，这个皇帝就讲了这么一句名言。所以，这个故事在欧洲是影响比较大的，有很多的漫画曾经都讲过。所以这个磨坊到现在还在转，转了快300年了。

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这个磨坊能保存在现在？所以现在这个磨坊在转，当然不是下面在磨，不是，下面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馆了，可以去参观，你去德国，离柏林很近，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叫波茨坦无忧宫，确实把人挡住了，但是人家磨坊在先啊，你当初规划没规划好，你不能怪人家的磨坊挡住了你，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产权的保护，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常的重要，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想得到产权有效保护是非常困难的，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也是很难的。

第二就是推进决策科学化，依法治国是提高决策科学化的要求。我们现在特别强调不犯颠覆性错误，下面我要专门讲这个论断，但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要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决策的科学化如果出现问题，确实会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改革决策带有很强的时间变异性，要防止变异和减少变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要提高科学化，就要依法，要建立一整套确保决策科学化的制度出来，我们现在很多的制度，尤其是决策制度，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持，但很多决策如果没有依法办事的基础，没有法治的基础，那它可能今天是科学的，明天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们在这方面的决策问题非常多，不光是中国的决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这个问题，两千多年以前就出现过问题。两千多年的罗马搞了五百年的共和国，为什么到凯撒就变成帝制？因为在凯撒之前三十年有一个执政官马略，为了维护共和体制做了一项改革，结果他改革的举措在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就变成凯撒搞帝制的基础。就是你当年的决策看着很好，但是时间有变化，一旦有变化，这个决策搞不好就成为了问题。

西方人老讲的一句话，你播下的是龙种，你收获的可能是跳蚤，我们中国人其实讲的也很简洁的一句话“好心办坏事”。很多的坏事都是由于你好心办出来的，就是随着时间变化，昨天的决策可能明天就出问题，很多的决策都是这样。

就像公交改革，十年前的时候，三块变两块，公交刷卡从一块变成四毛，那时候政府提供补贴的人只有1300万人，兜里有钱，可十年后变成了2300万人，你还有钱吗？现在一年补贴好几百亿，从二十多亿到好几百亿。当年为什么不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做一个一年一评估的规定啊？这样每年都可以调整啊？说这个决策管一千年，一千年都不用调整，可能吗？对吧。所以重大决策必须要定期评估，必须有法治的保证。公交票价可以两年做一次评估，或者升或者降都可以。纽约地铁是每年都评估，每年都要变，可以往上调，也可以往下调。所以你看我这个好，永远都是好的？不可能，任何一个重大决策，五年之后往往就容易出现变异。

美国就是，美国反贫困的决策是三十年后出现的，1965年反贫困，到现在50年，美国在1965年贫困人口占全美总人口的19%，也就是说每五个美国人就有一个贫困人口，过了五十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只下降了4个百分点，现在是美国的贫困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5%，五十年投入了多少钱？15万亿美元，合100万亿人民币啊，比我们现在的GDP还高一倍呢。为什么美国的贫困人口下降了这么点？就是因为反贫困的决策的负面效应出现了。它的反贫困一开始主要是为了资助那些单身的母亲，因为美国的贫困人口大部分都是一个单身的妈妈带着一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美国人说我反贫困就要资助这些单身母亲，我就按照贫困线标准给你补助，然后不定期地给钱，结果带来什么问题？就是美国的非婚生育大量增加。

1965年的时候，美国的非婚生育只有8%，到了1993年上升到28%，很多女同志根本就不结婚，或者结婚之后就拼命地生，美国的非婚生育大量增加，政府就不断地给钱，贫困的人口也就不断地增加，这就是反贫困的决策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当时看着很好，十年之后就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八十年代初，我上人民大学的时候，人民大学的女生不到15%，现在人民大学的女生60%多了，你想想怎么谈恋爱啊？这就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育的改革，不是光培养多少人才，还要考虑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所以教育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它会带来一堆一堆的社会问题。所以现在很复杂，很多的决策是相当复杂的，为什么习总书记一再强调不能单兵突击？你是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但你给别人带来的问题想过没有？所以很多领域的问题，不是我这个部门带来的，而是别人给我带来的。

所以我想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决策，这次中央四中全会专门有一部分强调决策失误的问题，就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想如果没有一个法律体系的支持，很多决策的负面效应也好，拍脑袋也好，失误也好会不断增加，我想这也是事关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长远的问题。所以要想防止决策的变异，必须要完善法律制度，依法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四中全会这次也讲得很清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四中全会讲到，要实现中国梦，其中很重要的是要有法律的保障。而且这两年来，习近平围绕“中国梦”做了很多的论述，其中讲到了，中国梦是人民梦，人民梦有三个共同享有——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时代一起成长和进步的机会。要实现这三个共同享有，必须要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比如说实现中国梦，打破各种利益藩篱，而突破利益藩篱的重要手段就是法治，现在很多的利益藩篱制约着普通人去创业、去发展。那么要打破利益藩篱就要落实现在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使市场机会更公平地惠及最广大的民众，让老百姓创业能够找到更多的市场机会，这是一个。

第二，要实现中国梦，就要加快社会流动性。要制定相应的法律，确保社会向上流动性不减速。去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曾尖锐地指出，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人能得到更多的照顾，没有背景的人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上发展吗？这里面就是社会流动性。

你看所有的方面得有背景，没有背景怎么行呢？所以刘云山在去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讲“当前，中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现象”。中国社会流动在缓慢，社会分层在凝固，形成一个一个的社会阶层，阶层之间不流动，不流动了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反映在教育上，穷人的孩子基本上只能在二流、三流大学、职业学校，而富人、官人的孩子上名牌大学、一流大学，为什么要争着上一流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怎么可能有向上发展的机会呢？

今年3月26号，中国大学校友会发布了一个中国大学政要校友排行榜，什么叫政要校友啊？就是大学毕业的校友能够进入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那叫政要校友。今年排在第一的是北大，92个政要，第二个是清华78，第三人民大学70，后面就是像北师大、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杭大，就这十个大学，这十个大学包揽了中国政要的70%以上，所以流动性是在减弱的。

包括就业也是这样的，萝卜招聘、因人画像问题很普遍，相当多的优秀岗位都被关系生所占据，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穷人的孩子是没有多少出路的，流动性是在减弱的。所以这些问题要通过完善现有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以及就业促成法等法律体系逐步加以解决，一定要通过法律体系逐步解决社会流动在减速的问题，世界各国这方面都有很多很成功的例子。

美国在2002年1月制定过一个法律，小布什制定过一个叫《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当时签署法令的现场，中间还站着一个黑人的小孩，这个法律很长，一千多页，属于中小学改革法，它最关键的是要确保无论背景怎么样，每一个孩子都能达到各州制定的学业标准，强调教育的公平性。应该说从2002年1月开始，实施十多年以来，已经初见成效了。所以要解决社会流动性问题，没有法律体系，是很难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各个方面的一些社会问题需要我们通过法律体系来解决。所以中央讲，依法治国是有三个事关，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二个新论断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依法治国，我们坚持的指导思想讲了一大段话，讲得非常长，这段论述里面很关键的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决定》中，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后，又加上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有的人说，指导思想已经由三个变成四个了，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过去我们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现在又增加了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也就是说习近平的讲话已经开始成为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来看待？因为他的讲话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逻辑体系，这个中宣部也编了一个《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讲了十二个部分，这十二个部分是有逻辑结构的，有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的方法论；有主旋律，关于“中国梦”的；有主题的，关于国家治理的；有很多重要的理论支柱……所以它正在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体系。而且这个体系的科学性正在日益显现出来。所以中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而且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都非常多，但是指导性确实是非常强。像刘云山讲的，他已经回答了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习近平的讲话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很好地掌握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才可以，所以要把对习近平重要讲话的学习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把握它的理论体系，把握它分析问题、观察问题的方法论，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他的讲话中体现了很多的内涵，包括对信仰的强调，理想信念的强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调，对这个方法论的坚持，对世界观的坚持，都是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注意《决定》中提出的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指导思想里面一个很新的思想就是法治道路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的第十二条分道路，我们有一个总道路就是中国特色道路，这个总道路在这个法治道路之前有十一条分道路，就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自主创新道路、信息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医疗卫生改革发展道路、反腐倡廉道路、科学发展道路、生态文明道路、和平发展道路，中央已经提出了十一条，现在又增加了第十二条道路法治道路，所以它是整个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我想从总书记的论述和《决定》中可以看出这么几条，第一，是坚持三统一的道路，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道路。第二个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道路，就是依法治国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偏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偏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这里面要特别注意。

因为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有一些法学家就提出来，依法治国就是要司法独立，就要司法中立。有一些著名的法学家就讲，这是公开的杂志上讲到的，他说一谈到依法治国，坦率地说，中国近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倒退的，为什么说司法改革在倒退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树立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应该是趋同而不是趋异的，就是要跟别人一样，就是大方向跟国际潮流一致，而非相反趋异，按照这个观念进行判断，近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司法改革，并没有走向趋同的路线，而是走向了趋异。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

首先就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服从党的领导。就讲了，在以三权分立为权利架构的欧美发达国家，司法独立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和政治原则，我们的改革应该遵循这个国家潮流，否则虽然名为改革，实际上为倒退。也就是说，所谓的司法独立就是摆脱党的领导，党不领导我了，那我才叫司法独立，才真正叫依法治国。

还有的学者不讲司法独立，讲司法中立。就是所有搞法律的人都脱离共产党，不要有共产党员。那我们知道四中全会讲得非常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且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告诉你不但摆脱不了，还要贯彻到全过程来，无论从立法到司法、执法，包括监督，全过程都要有党的领导。所以四中全会很重要的一个论断，就是把党的领导跟依法治国整个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根本性地否定性了这些人讲的所谓司法独立和司法中立的观念，这个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中国特色法治道路一个很根本的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道路，而不是偏离共产党的领导，或者说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坚持公平正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推进依法治国很重要的一个要求，或者我们走这条道路必须要坚守的一条非常根本的内涵，就是公平正义。习总书记十分重视公平正义问题。他在向四中全会说明中就讲“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所以习总书记说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如果司法的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又受到普遍质疑，那么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

 

他还讲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什么是公平性问题？就是十八大结束时习近平讲到的人民的两大期盼：“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这些公平正义都需要法律体系来加以完善，公平的教育、更好的教育不光是质量要好，更关键是均衡。更稳定的工作也是，更满意的收入也是公平性问题，社会保障也是公平性问题，每一个更好背后都是公平性问题。所以四中全会为此也做了很多的阐述，在很多的民生领域建立一整套的法律体系，要解决这些公平正义的问题。

所以，我想中国特色法治道路一定要实现公平正义，一定把公平正义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融入到我们的司法建设中来，融入到我们依法治国的全过程来。所以我们很多的改革一定要有公平正义的理念，一定要有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建设，从收入分配到我们的司法改革，都要从这方面树立这样的概念，就是树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这是具有时代价值的理念，现在老百姓不担心寡的问题，就担心不均的问题。

不均问题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收入很明显，我们现在的亿万富翁越来越多，十年前我们中国只有一个个人资产超过一百亿的富翁，到了今天，我们个人资产超过一百亿的已经达到了176个人了，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亿的已经有六七个人了。那你怎么办？中国制度哪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啊？既然要解决，必须在制度上确立解决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制度啊，所以我想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法律的意义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需要我们牢牢地把握，一个是把习近平重要讲话的逻辑体系搞清楚，再一个就是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问题，要对它的法治道路的内涵做深刻的理解。

第三个新论断，内容比较多，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我们知道去年三中全会提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非常言简意赅，但是内涵丰富。接着下面做了解释。怎么解释？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法治理论，形成五大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然后呢，有两个坚持一个实现，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最后一个促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解释就非常丰富了。所以，我想下面有这么一个论断需要我们把握。

第一个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去谈依法治国，就是我们这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定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来谈的，就是你任何的依法治国的进程，不能偏离这个制度。这个制度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必须以制度为基础。为什么要对我们的制度如此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就谈到了要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次又谈到坚持？因为你的制度有所有国家制度没有办法替代的优越性，比如说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制度优势全世界哪个国家的制度都达不到中国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个优势。包括最近刚刚结束的APEC，一个国际会议能办成这个水准的没几个国家能做到，当然我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投入也多，但是实际上这种效率别人很难做到，所以中国很有底气，我们马上要承办2016年的G20，当然G20在北京还是在上海现在还不知道。很多领导人开完APEC直奔G20，中国跟日本PK，最后把日本给PK掉了，感觉到中国人办这事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任何制度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制度有别人的制度没有的两大优势。

第一个，我这个制度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制度，第二能摆脱很多利益集团的纠缠。很多利益集团想来绑架我绑架不了，所以我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仅办了这么多的国际大事，而且办了很多基础设施方面的大事。比如说修高铁，2000年开始修，14年，我们已经修了一万四千公里的高铁了，世界上的55%的高铁在中国。

现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过去的骑着骆驼的丝绸之路，未来的丝绸之路是高铁的丝绸之路，未来的三十年、四十年，中国将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和高铁优势在整个欧亚地区修十万公里的高铁。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出去就谈高铁，和五十个国家谈高铁啊？四十个国家在欧亚地区。我们跟俄罗斯基本谈成了北京到莫斯科的七千公里的高铁，要真开始动工20年就差不多，20年以后我们可以坐着高铁去莫斯科了，到了莫斯科就意味着可以到柏林啊，到了柏林就意味着到伦敦了，这样我们可以坐着高铁直奔伦敦，就是两天两夜，三百公里时速的高铁走一万两千公里没多长时间就到了。

我们现在修丝绸之路是两条线，一条是通过莫斯科的，还有一条是通过中亚地区，通过伊朗进入欧洲的第二条高铁线。而且只要跟这些国家谈成了，泰国我们正在准备修，印度也在谈，只要这些国家同意修，修完之后就有互联互通的问题，所以互联互通的问题为什么一再讲。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制度能量进一步发挥出来，这是非常关键这一点。

我们要推进依法治国，就是在法律上把这个制度完善起来，让中国制度法治化，比如说这个制度里面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给它法治化，协商制度要法治化。习近平讲遇事要商量，有事儿有商量，那就法治化啊。你怎么商量啊，跟谁商量啊？什么事儿需要商量？这里面必须有法治化的要求，不然说了半天还是落实不到位。所以，我们这个制度既然有这么好的优势，就要充分发挥，就要法治化，依法来推进制度的完善。

当然我们的制度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成熟定型成大事。我们现在中央讲了很多的定型，到了2020年建成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学习型社会，两型社会、三型政党，哪个没型啊？哪个都有型。为什么讲这么多型，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建成这样的型，那样的型，让成熟定型的制度，成熟定型的那些领域发挥出更大的威力出来。

所以这个成熟定型要成大事儿，目光远大做大事儿，我们制度是目光远大的制度，当然还有活力四射干大事儿，所以我们的制度非常的重要，一定把我们的制度通过法制建设，把好的方面充分发挥出来。还没有发挥出来的通过法治给诱导出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法治建设防止这个制度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万一哪天集中力量办了大坏事怎么办？现在办得都是大好事，不能保证永远办大好事儿，哪天集中力量办了大坏事怎么办？所以要确保你的制度在法治上不会出现集中力量办大坏事的问题，不会出现颠覆性错误。那就要法治建设，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决策一样，法治化以后出现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制度优势发挥的空间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是一个很新的概念，这里面包括很多新的思想：比如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比如说强调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所以我们就要研究法治思维是什么思维？法治思维跟辩证思维有什么区别？跟经济思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法治思维要有规则意识，要有这种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辩证地运用法治在对立统一中的优势。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法治思维怎么培育，怎么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中充分地运用法治思维。

再比如说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再比如说，要加强宪法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使人们形成不能违法、不敢违法、不愿违法的法治环境。再一个强调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是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如果社会大多数对法律没有信任感，认为靠法律解决不了问题，还是靠上访、信访，要靠找门路、托关系，甚至要采取聚众闹事的极端行为，那就不可能建成法治社会。

所以卢梭曾经：“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内心里的。”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有所指的，“大理石”指的人类最早的一部法典，比较完备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刻了一根高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的一个岩柱上面，共3500行，八千多字的成文法。

“不是刻在铜表上”指的罗马最早的一部比较成文的法律叫《十二铜表法》，就是十二条法律体系，然后刻在12块铸成的铜的上面。十二铜表法主要包括债务、继承、婚姻以及诉讼程序等各个方面，是罗马人传统习惯法的一个汇编，这是公元前450年形成的，也很早了，2500年了。

他说“一切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上的，也不是刻在十二铜表上，而是刻在公民心中的”也就是说公民确实要有对法律的一种敬仰。信仰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你得有敬畏，第二，你得有终极追求，就是我死了以后的追求，我人虽然死了，但是我留下了什么东西，这就是终极追求。

这就是中国遇到一个极大的问题，中国法律成本高得没法想象。我们的法律成本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高昂的国家。所以就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信仰法律不仅仅是对法律自身的一个科学信仰体系建设的问题，更是对整个国家的一个信仰体系建设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包括我们引导宗教信仰体系，怎么能够超过公立主义的东西，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所以关于中国的法治理论现在逐步地在完善当中，有一整套的东西，我们要掌握其中的基本要义。

第三，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讲五个方面，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也就是说各方面的法律都十分的健全，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我想要想真正建成完善的法规体系，中央讲到2020年就要建成，我想没有二十年、三十年的努力很难，因为我们很多的法律体系还是欠缺的。

最近我看了一个日本学者写的叫《罗马人的故事》，讲到了两千多年前，凯撒关于交通管理的法律，就让人感到非常感慨。当时凯撒为了解决罗马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就制定了一个《尤利乌斯交通堵塞处理措施法》，这部法律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从日出到日落为止，严禁乘马车进入罗马市区，也不是单双号限行的问题了，所有的车都不能进入市中心区，包括凯撒自己都是，他要出去办事，只能从皇宫走到城门口，在城门口再坐马车走。有一个例外，就是结婚的女子可以坐马车在城里面走。两千年前的人就想到了，而且很精细化。

 

纽约的法律为了处理交通问题，纽约州车辆与交通法有1253条，我们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只有108条，人家1253条，我们100多条。我们想按法律去做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找不到依据，还有很多领域都找不到法律。

罗马人法律体系非常健全，健全到什么程度？干任何一件事情之前先制定法律，比如说罗马城，最多有九条引水渠，最远能够达到100多公里以外的，到现在为止过去两千年了，还有两条引水渠依然在发挥作用。大家去罗马要去许愿池，大家可能看过电影《罗马假日》的女主人公，背对那个许愿池要扔一个硬币，那个水池就是两千年以前修的，到现在还能用，为什么过了两千年还能用？很重要的就是制定法律。凯撒在制定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引水到罗马城，《尤利乌斯水道法》规定这条水道谁出钱，谁维护，一直怎么维护，就讲得很详细，所以整个罗马帝国都不在了，仍然有人去维护这个水渠，仍然能用。所以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确实是我们今后要做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

第二个，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整个四中全会对此做了很多的部署体现法治实施的高效性，比如说完善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只要你违反宪法，我立马就给你纠正。比如说强调加强备案审查制度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提高能力，只要你一出现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我就能马上地撤销。

还强调了很多，比如说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的法律依据。比如说在立法的过程中有决策机关，有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不能久拖不决。遇到扯皮的时候，马上用第三方，要评估，是制定还是不制定，怎么制定？要迅速在效率上解决他。

再有一个要明确地方立法权限，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个很重要，过去我们很多设区的市是没有地方立法权的，过去有立法权的市也就几十个，现在这句话提出来以后，我们能够有地方立法权的市就扩大到了240多个，很多市就可以自己制定跟这个地区有关的一些法律，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个也是解决了一个效率的问题，所以四中全会在很多方面做了论述，如何建设一个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第三，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这个监督四中全会讲了很多，强化对新增权利的制约和监督，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要求四权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就是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制约就是相互监督。

再一个明确司法内部各层次权限，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还有一个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所以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四中全会应该说这个层面论述得非常完整，各个层面怎么监督，各个权利监督机关怎么落实这个监督责任，都已经做了相当完整的一种分析。

第四，有利的法治保障体系，体制保障。比如说要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问题；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的问题。这都是在体制上确保法治能够得到有效地实施。再一个管理保障体系，构建以法官、检察官为主体,以司法助理官、书记官、司法警察、专业技术人员为辅助,以综合管理服务事务官三个序列适度分离的现代司法组织体系和管理体制机制。将来很明显，在整个司法体系中，人员的管理要以检察官和法官为主体来建设这个保障体系，其他的都是辅助，包括综合管理服务官，也是一种辅助的。还有人才保障体系，就是从体制、管理和人才这三大体系上来保障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第五，就是完善党内的法规体系。中央讲得很清楚，到2021年前后，要建成内容科学、程序完善、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基本上就非常完整了，党的建设方面都有章可循。当然除了党内法规体系，很重要的是实现党内法规的法制化，使党的权力机构运行方式符合国家法治建设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四中全会关于我们建设的五大体系做了非常清晰的论述。

第四个，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方面，一个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关系，我们要既看到它的区别，又看到它的联系。依法治国需要执政党以依法执政的方式来体现，依法执政就是要确保政府依法行政，这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个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建设。什么叫法治国家？两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公共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和限制，在法律之外没有任何不受限制的公共权力，这是法治国家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公民的合法的权利得到国家权力完整的保护，所以国家必须尊重保障人权。说法治国家有两条，一个是约束公权，一个是保障公民的私权，这叫法治国家。这两个方面做好了才是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是什么？实际上四中全会做了一个二十四个字的界定，什么叫法治政府？首先是职能科学，就是通过依法来界定你的政府职能，职能是科学的；第二个是权责法定，是由法律来授予你的；第三是执法严明；第四公开公正；第五廉洁高效；第六是守法诚信。这才叫法治政府，这六个方面24个字做到了就是法治政府，对法治政府应该说界定得非常清晰。

法治社会我讲两个方面，一个是把社会重要领域的法律法规要健全起来。我们现在很多领域的法规都不健全，包括社区，包括社区的一些纠正法，现在没有。再比如说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也没有，所以这次四中全会提出来要制定类似的法律，跟社会领域发展有关的要进一步健全。再一个就要形成中央讲的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培育社会法治文化。实际上就是上面提到的要形成对法治的信仰，一个信仰法律体系的社会才叫法治社会，大家对法律体系能够自觉地去学习和遵守。

第三个就是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整个来讲，法治建设这16个字非常重要，从立法阶段到执法、到司法、到守法都做到这16个字，是法治国家建设一个相当重要的要求。

什么叫科学立法？就是把立法过程必须符合法律所调整的客观规律作为价值判断，严格按照制定法律的程序进行，并使法律规范严格的预期、规制的事项保证最大限度的一致，这叫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就是最大限度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精神和程序执行法律，使实际发生的法律行为不仅能够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能够有利于社会效益最大化。

公正司法就是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全民守法，就是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真诚的信仰。这个当然，每一个过程都是不简单的，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到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尤其是公正，有的人被冤死了，十年前被枪毙了，结果是错案，十年以后都很难以纠正，即使是发现了真凶，你要纠正过来都很难，因为十年前整个涉及了那么多的人，纠正过来都很难。所以我们说公正司法很容易说，但做起来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要努力往这个方向去，这是一个。

第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我们依法治国，一个很重要的，最终的落脚点，四中全会讲要让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中央讲了也很多，我就不再去论述它的概念了。

我想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很多的路径，通过法治可以推进。第一，比如说实现国家领导层依法有序更替。在庆祝全国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就是今年的9月5号，习近平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判断，他说评价一个国家制度政治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有八个能否。包括全体人民能否管理国家事务，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诉求等等，但是第一位的就是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判断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首要的就是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实现了就是民主的、有效的，没有实现就不是民主的、有效的。接着又讲，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解决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绝对性进展，八个方面。我们实际上废除了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

你看，习近平讲说，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他说我们中国已经呈现了有序更替了，这个地方就没有加依法有序更替，所以他在用词的时候是相当严谨的。为什么现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有序更替，我们从结果上来看，中国领导人现在实行了五次权力交接，从毛泽东到华国锋，然后后来实际上邓小平是第二代核心，然后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几次权力交接。中国政治局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这说明肯定是有序的，哪个国家能做到？很少能做到有序更替的。很多国家只要权力交接，流血冲突就太多了，乌克兰就最典型的例子，泰国也是，流血冲突太多了，能实现平稳交接的少之又少。

从结果上就能看到，为什么能做到？就因为我们有制度保障。中国的权力交接至少实现了两种，一种就是三代领导集体，还有一种是以总书记为班子的领导集体模式，都是集体领导模式，但是是不一样的。

前面是一种是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什么到了胡锦涛之后没有第四代？没有说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啊？现在也没有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啊？到第三代就没了，没有第四代、第五代了，也就是说权力交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从选择模式到交接模式都不一样。前面是以人为核心，也就意味着没有职务没有关系，只要他不去世就有重要的政治权力，这是以谁谁谁为核心的。

所以邓小平92年南方讲话的时候，没有任何职务啊，军委主席已经辞掉了，那凭什么你的讲话就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就因为他第二代核心没去世，所以他政治权力就有啊，所以江泽民现在也有重要的政治权力啊，所以江泽民经常出来讲话，因为第三代领导集体还在，是以某某某为核心，而不是以谁谁谁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

 

以总书记是以职位为中心，你这个职务不干了，就没有这样的政治权力了，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我们的模式好就好在是集体培养的、长期培养的产物，所以它的权力是交接是安全的、有效的、平稳的。

所以，未来的工作就是要把已经成熟的制度法治化，要在有序的前面加上依法有序。中国的权力交接可以在法律体系上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平稳有序的更替。所以中国的政治权力交接不出问题，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习近平讲，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有序更替，下一步要做到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依法有序更替，这就是中国的权力交接，是国家治理一个相当重要的内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连权力交接都不能平稳交接你算什么现代化啊？只有实现权力平稳交接的国家，才能叫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要依法防止利益集体对党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就有可能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所以习近平在今年10月8号，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上就讲，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逻辑，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政治逻辑，怎么办？我们要依法去防止，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体系，防止市场经济影响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我们的纯洁性，影响我们的先进性。这在法律上是可以制定一系列法律来确保这个问题的，这个是第三个论断。

第四个新论断，就是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四中全会对决策机制的法治化给予了高度重视。比如说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讲了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有五个，这是第一次中央文件中，把法定程序用《决定》的形式表示出来。第一公众参与、第二专家论证、第三风险评估、第四合法性审查、第五集体讨论决定。当然，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延长，讨论决定以后，还有实施以后的反馈和评估，进一步反馈的问题，还有一个决策的监督问题。实际上我们把它拉长的话，这个程序是很多的。

再一个强调，积极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还有一个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和责任倒查机制，这都是四中全会关于决策机制的法治化建设，所以在这个方面，四中全会做的论述非常多，内涵也丰富，而且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我们要沿着这个方面，进一步落实四中全会的精神。

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要制定法律，避免决策信息失真。首先，就是说在公众参与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怎么确保提供决策的信息是准确的，这其实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的决策信息是失真的，一种是基础信息失真，另一种是传递失真。尤其是微博和互联网的发展，每天都制造数以千计、万计的伪信息、假信息。我们微博、微信上看到很多的信息都是假信息，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东西。

比如说七月份，河南南阳有一个小学校长，跟小学生讲爱国主义，他就讲了一个观点，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中国人如果一年不买日本货，日本经济就要崩溃。这是一个伪知识啊，中国人一年不买日本货，日本经济能崩溃吗？中国人一年买日货大概是1500亿美元，一年不买，每个日本人也只损失一千五百美元，对日本经济有多大影响？没有多大影响。所以这种思维是不对的，这种伪知识多得没法想象。

如果我们借用这种信息做决策，岂不是很可怕吗？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决策，都是因为受困于信息的真实度，有的有那个意思，但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真中有假，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辨别信息的真伪是很重要的。再就是信息传递失真，一道一道被过滤，一道一道被筛选，一道一道被添加，最后很多的信息就失真了。

曾有人讲过一个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故事，美国部队传递命令，少对值班军官说：“今晚八点哈雷慧星可能在这个地区出现，这个慧星每隔76年才能看见一次，命令所有的士兵穿着野战服到操场上集合，我要向他们解释这个罕见的现象，如果下雨就在礼堂集合，我会为他们放一部关于慧星的影片。”这是少校对值班军官讲的。接着值班军官就跟上尉讲：“根据少校的命令，今晚八点76年才出现一次的哈雷慧星会在操场上空出现，如果下雨就让士兵穿着野战服列队礼堂，这一罕见现象将在那里出现。”就开始变了。上尉对中尉讲：“根据少校的命令的，今天八点，非凡的哈雷慧星将身穿野战服在礼堂出现，如果操场上有雨，少校会下达另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每隔七十六年才出现一次。”接着中尉对上士说：“今晚八点少校将带着哈雷慧星在礼堂出现，这是每隔七十六年才有的事儿……”最后上士对士兵说：“今晚八点下雨的时候，著名的76岁的哈雷将军，将在少校的陪同下，身着野战服，开着慧星牌汽车，经过操场前面的礼堂。”

最后这个信息还有吗？几乎就没有了。除了76和慧星这两个词之外，见不到原来的信息了。很多信息就是这样，在传递的过程中被添加、被筛选，有的没有理解就传，有的是理解了，知道对我不利，我要给剔除，很多都是这样，一道一道传完了，最后你想想，无论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都是这个问题，最后很多的信息都没有了，依据这个信息做决策，肯定出问题啊。所以我们要避免决策信息失真，要制定相应的法律，防止信息失真问题的出现。

第二，从法律上完善相关制度。比如说从法律上完善决策程序制度。刚才讲决策程序制度有五个或者六个程序，但是为什么走完了程序还依然有很多失误？过去领导自己拍脑袋失误，现在跟专家一起拍脑袋照样失误，为什么？就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遵循的是技术程序，一道程序过来了，但是另外的程序我们没有，就是组织程序的问题，每一个程序谁来负责的问题没解决。比如说这个程序有没有人负责，比如说专家参与这个程序，倒查回来，谁负责这个程序，没人。

真要防止问题出现，很关键的就是每个程序都得有责任人。我倒查回来如果这个程序你负责的，现在问题出了，就要追你的责任，没有说是集体决策的，追不到责任，那程序走了也白走。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组织程序配合技术程序，那程序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形式上的，形式主义的程序。所以法律上的完善决策的程序制度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在法律上完善决策失误追究制度，要终身追责，要法律上健全。什么叫决策失误？要把法律概念说清楚。

再有，在法律上明确失误与失误之间的责任。还要依据失误大小，规定合理赔偿，这个必须要健全法律，解释清楚。再一个要法律上完善决策咨询制度，我们现在存在的决策咨询，存在的问题就是专家学者参与程序规定不明确，所以我想专家决策咨询制度，将来发展是需要的。包括习近平讲到的，我们要发展新型智库，让智库真正成为有能力、有高水平的智库。我们现在的智库有很多，比较大的600多家，仅次于美国，美国1800多家，当然美国小智库更多，两万多家，真正有影响的是1800家，中国是600多家。当然中国有影响的智库基本上都是官方智库，比如说中国社科院，号称是亚洲第一智库，美国人评的。

官方智库有官方智库的优势，但官方智库也有官方智库的弱势。很多问题大家都注意到，我们官方智库如何提供一些确实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也必须找到，否则决策咨询就成了单面的东西，出现的问题就会很多。

另外，要从法律上完善决策评估制度。还有，要从法律上完善民主制度……这都是需要让决策科学化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这就是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第五个论断呢，就是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会影响我们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的。首先，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立法。这是中央文献中第一次提出来产权保护制度的立法，他是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所以四中全会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也是讲了24个字。我们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维护契约也是，我们现在一年签订的经济合同超过300多亿份，履约率不到40%，60%的合同是得不到履行的，大家签了合同，合同也不管用，所以契约意识很重要。还有统一市场的问题，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产权制度保护问题非常重要，前面我也提到磨坊主的故事。还有一个美国微软的这个，2000年美国联邦司法部十几个州政府联合起诉微软，认为其垄断市场，要把微软一分为二，分成一个操作公司和一个运营公司，一开始做出了正式裁决是这样的，后来规定分开之后十年之内，两家公司不得合并，但是到了第二年，2001年6月，联邦上诉法院，以七比零的投标结果，以证据不足驳回了联邦地方法院的初审判决，认为微软的做法不是垄断，而是合法的创新。所以2001年9月份，联邦司法部发表声明，要求不得分拆微软，所以微软从2001年财产收入253亿美元，到去年已经达到780亿美元，出现了一个有巨大创新能力的公司。所以有的学者讲，为什么美国会出现微软这样的创新公司？就是因为产权制度保护得非常到位。所以产权保护制度相当重要。

第二项法律，编纂民法典。这次四中全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提出加强市场法治建设，编纂民法典，就是编纂一个真正好的法律体系，防止立法的碎片化。我们现在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继承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但是这些民法缺乏体系化。民法典的制定可以保证法律解释的统一性、逻辑性、准确性；为法官审判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可以为公民的社会活动提供权力的保障。

 

我们知道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民法典是1804年拿坡仑制定完成的，这个民法典是非常完备的民法典，包括2281条。所以当拿坡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提起民法典的时候非常自豪：“我的光荣不在于我赢得了四十场战役，因为滑铁卢一役就使得这些胜利黯然失色，但是我的民法典不会被遗忘，它将永世长存。”所以拿坡仑在制定民法典上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第三，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这也是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备的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法律体系，有的是直接立法，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在一些公司法中作了规定，有的是在其他的法律中，有的是直接制定其他的法律，对社会责任这种法律体系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要借鉴这个国家经验，对企业社会责任制定一系列法律。

第四个完善社会机构组织法，完善选举制度工作机制。关于国家机构的法律体系要逐步地完备起来。

第五个就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这几年文化部一直在做的事情，将来为社区也好，为街道也好，为老百姓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一个标准。你要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文化服务啊？它的种类、场地设施、人均资源、服务半径、人员编制、经费投入，要有一些基本的依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第六个就要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表彰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我讲这个很重要的，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我想我们国家也要适应这种形式，要制定跟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一方面表彰为国家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激励全社会向这些人学习。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要保护国家与民族英雄，就是对于那些诬蔑国家民族英雄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我们过去树立的民族英雄，无论是江姐还是黄继光这些人，现在很多大V都进行抹黑，所以法律上要有办法，要有制裁，在法律上要进行适当地干预。所以制定这个勋章法不仅要有所激励，还得有所制裁，要保护国家与民族英雄。

再一个，就是文化产业促进法。这次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为什么要强调文化产业促进法？就是因为中国到2020年要初步建成文化中国，到2050年要建成文化强国。文明中国很重要的就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用发达的文化产业，把当代中国的思想传播出去，要传播给全世界。我们中国文化的价值观，现在在传播中遇到问题了。第一，我们的传播手段只有建孔子学院，建了11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然后很多西方人就意识到你在传播意识形态，一些孔子学院停办了，比如说加拿大。而且我们开办孔子学院，更多传播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边边角角的东西，学汉语、写汉语、包饺子、学剪纸、打太极拳、练中国功夫……你讲孔子，那孟子谁讲？还有老子谁讲啊？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思想家，但我们还有当代的思想啊，怎么把当代的先进文化传播出去？所以我们现在传播手段还是比较单一。

我觉得最可靠的还是用文化产业把它打出去，美国人不就是这样，这么多的文化产业包括好莱坞，美国所有的大片背后都是有一套价值观的，美国的价值观已经通过大片传递出来了。不光是大片，美国还有很多的企业，微软公司到世界各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啊，普世价值啊。美国所有的企业都是传播价值观的载体，美国哪个企业不传播它的价值观？麦当劳到处传播美国的普世价值，微软也是传播，有企业行为。所以光靠孔子学院不可能完全把价值观传播出去，必须有发达的文化产业才行，所以我们要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

包括第八项社会组织立法。这次四中全会提出，要对社会组织立法，这也是很多发达国家做得比较完善的，日本的社会组织法，南非的社会组织法，德国的结社法，匈牙利的公益组织法等等，所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要建立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

另外，四中全会还提到了反腐败国家立法、互联网领域立法、社区校正法、反恐怖法等，你看四中全会直接提到的法律，就一二十部，这些法律体系的出现都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重点领域立法。

最后一个论断就是依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中全会讲到了，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中突出问题的作用。所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有一个依法的问题了。首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背景非常重要，中央谈到了，去年中办印发的意见中，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两个背景，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国际背景就是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在国内就是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出现这么两个特点。所以必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非常激烈，所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使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要想赢得主动，必须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方面例子很多。美国福布斯杂志，前几年就讲到一个观点，在我们没有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前的时候，他说从思想意识形态上来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国家。当然我们不能认可这个判断，但是他讲这个现象是存在的，金钱至上，人们不相信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所以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美国人传播普世价值是非常清晰的，是坚定不移的，这就是在跟你交锋啊，用他的普世价值跟你的核心价值在交锋啊，所以你的核心价值观第一要清晰，第二要坚定不移。这些方面美国人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解决，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前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伦，在今年7月3号发表了题为《我们是头号大国,今后也不会变》的文章。他说中国不会成为头号大国，我们是。他讲了五个理由，最后一个理由说：“最后一个优势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全球领导地位。数十年来，美国人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和压迫伤害的世界上承担了领导责任。为了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推进普世权利，我们屡屡用美国人的鲜血和财富去冒险。”说现在全世界公平正义是美国人捍卫的，用美国人鲜血和财富去捍卫的，这实际上传达的就是普世价值，这就是交锋。

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美国普林斯顿计划，所谓要建成一个“民主国家协同组织”，包括日本价值观外交，要搞一个“亚洲自由之弧”。从2006年提出到现在，安倍提出的价值观外交宣扬我们亚洲是有共同价值观的，搞多党制、议会制的国家有共同的价值观，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人。这种激烈交锋非常多，所以我们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打破这些国家用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来遏制我们的这种企图。当今国际思想领域的文化是交流交融交锋得非常激烈。

第二个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自觉适应和主动引导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

首先思想意识多元化。为什么多元化，前边我们提到了利益多元、社会分层在多元，所以人民的思想意识就多元。在去年的8·19讲话中，习总书记就提出要关注蚁族、北漂、海归、海带、散户，新出现的人群，这就是新的一些社会分层。所以刘云山在去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强调，要认真研究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政治诉求，包括关注蚁族、北漂、海归、海带、散户，包括社会上新出现的人群。非常复杂，我这个用三句话概括当代中国新人群的变化。

第一句话，我们是由鼠族、蚁族、月光族、啃老族、不婚族、闪婚族、隐婚族等构成的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族群太多了，粗略地算算好几十个，除了讲到的鼠族、蚁族、月光族、啃老族，还有节孝族。什么意思？就是放假、逢年过节能回家孝敬父母的节孝族；空怒族，就是做飞机晚点老暴怒的人；夜逃族；还有剁手族，就是一到双十一就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恨不得把自己的手剁下来，叫剁手族。这样的族多了去了。最近还出现了颜控族，就是以貌取人，这个引起了欧洲社会的关注，说欧洲时报2014年8月27号发表文章，中国的颜控族急需社会引导。文章说大陆上一项上万名网民参与的调查显示，68.8%受访者觉得自己身边有颜控，颜控族的价值观就是帅就是正义，长的帅就行。所以他说柯震东吸毒了，大家可以原谅他，因为他长得比较帅，黄海波嫖娼了就不能原谅，因为他长得太丑了。

今天早上特别有意思，我开车过来，正好听103.9交通台，有一个人给交通台发了一个微信特别有意思。说双十一定了很多东西，就给送快递的小哥发了一个微信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小区不让进，你没法送到家门口，就送到物业哪个地方。”后来小哥回短信说：“咱长得帅，人家让我进去了，我已经送到你家门口了。”

中国出现了很多的族群，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关注、去研究，比如说北京有多少蚁族、多少鼠族，你能搞清楚吗？真的需要认认真真地研究。这个人数需要搞清楚，他们的价值观也需要搞清楚啊。

第二句话就是现在由房奴、车奴、孩儿奴、卡奴、婚奴组成的一个“奴隶社会”，大家都压力山大。

第三句话是我们有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失足家庭构成的387061部队，我们现在农村留守儿童6000万，留守妇女5500万，还有5000万的留守老人。他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诉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关注这个社会分层的变化。每一个阶层的利益不一样，价值观也不一样。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问题比较复杂、思想意识多元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思想意识的多样化。就是意识形态出现了四大变化——意识形态文化化，意识形态正在变得学术化，意识形态变得生活化，意识形态变得感性化。这四大变化带来了思想意识千奇百怪的变化，有文化化的，有些你觉得是文化，实际上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表现，有些说是学术，其实背后就是意识形态。生活中判断某一个事儿，我是对还是错啊，其实就是某种意识形态在发生作用。同样一个事儿，为什么看法千奇百怪？都是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影响你。还有感性化的问题，跟着感觉走，带来很多思想意识的多样化。

 

第三就是思想意识的多变化。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上午一个想法，下午就变成另外一个想法了，变得很快，每个人的价值观念变得非常的快，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客观的因素。

比如说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企业家和舆论英雄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非常的明显。什么叫企业家和舆论英雄？马云已经代替了邱少云，乔布斯代替了乔伊斯，欢乐英雄代替了战斗英雄，董卿代替了董存瑞，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所以必须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是适应，还要引导这个变化，因为这种变化里面，背后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如果一个民族全变成企业家的民族，你觉得这个民族还有前途吗？古希腊就是很典型的，变成了一个经商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没了。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是企业家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并存的一个民族。企业家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相互促进的，美国人培养了多少英雄主义精神？美国人两百年以来，打仗就没有闲着过，两百年以来，几乎年年在打仗。英雄主义的精神很普遍的，包括美国好莱坞的文化都是在塑造英雄主义的东西，超人、敢死队、星球大战、星际迷航，还有很多很多，都是在培育英雄主义的东西，连美国各种体育运动，都在弘扬英雄主义的精神。美国的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是激烈对抗中赢得胜利的，美国的篮球、橄榄球、拳击，都是激烈的对抗，身体本身的对抗。中国在世界上能拿到冠军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是不怎么接触的。乒乓球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羽毛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我们如果变成一个经商的民族，那还有前途吗？所以，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培育人民的英雄主义的东西，既让人们知道马云，也让人知道邱少云；既应该知道董卿，也应该知道董存瑞。这就是核心价值观，要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一个伟大的民族千万不能忽视英雄主义精神。

所以，我们不能变成一个娱乐英雄的时代。什么东西一旦变成娱乐英雄，好像了不得了，好像全民敬仰成了偶像，其实你身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年能赚几千万，我正而八经培育出来人才结果找不到工作。这种混乱现象带给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那真是多元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克服这种现象，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另一方面要在变化的时代中，引导这种变化，让这种引导向着更加积极的方面去发展。所以，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比如说要把它融入到生产方式中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去，这都可以做到的。

再一个就是依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四中全会特别强调的。要引导人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所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互促进的，而且依法治国可以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非常重要的路径。

所以，我们对于公开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法律应当适当地介入。像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维护主流价值观方面，法院是适当介入的，所以美国经常通过司法审判来加强美国主流价值观的作用。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尤其是美国的普世价值，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法院是可以作出判决的，所以美国在1940年、1943年、2002年，在有关国旗致敬和《效忠誓词》的三个案子中，美国法律的判决讲：“诵读誓词不是在描述美国，实际上它是在宣誓效忠国旗所代表的价值：团结、统一、自由和公正”，从法律的形式保护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我们的法院也得发挥这样的作用，对严重违背我们核心价值观的要适当介入，当然不能像一般的刑事责任那么严重，要适当地有所介入。否则的话，那些在微博上、微信上发了那么多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东西的人，都会觉得骂了就骂了，说了就说了，反正你也不能对我怎么样，尤其有一些大V，上百万粉丝的，几千万粉丝的，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法律还不适当介入，那肯定对于培育核心价值观是不利的。

第二，依法设立各种宣誓制度。宣誓制度实际上不光是一个制度、形式，关键代表宣誓制度背后的一种价值观念。所以，我们要结合我们的国情特点，依法建立各种宣誓制度，西方这种宣誓制度非常多了，所以四中全会也增加了一个宣誓制度，就是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的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规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的时候，公开向宪法宣誓。

习近平也讲到了：“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制度。在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规定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个”，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二的国家。这个宣誓制度，就有弘扬一种价值观在里面，我们要利用好各种各样的宣誓制度。这种宣誓制度背后体现的价值观也是相当重要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西方社会很好地利用了这方面的制度设计，从结婚到公职就任，法庭的呈堂证供，以及其他的一些方面，确实非常非常多。不仅是仪式的问题，而是仪式背后的价值观念的问题。

依法设立各种宣誓制度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现在国家的宣誓制度，包括纪念日也越来越多，包括南京大屠杀，我们国家公祭日，其实也是可以作为这种弘扬国家价值观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也是一种制度设计，也是一种价值观弘扬得非常好的一种手段。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培育和践行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有效的手段的，当然这只是我简单的说这么两点。

其实如果我们把四中全会的东西加以落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还会有很多，依法培育和践行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的价值观其实就是要靠法律培育和弘扬，现在我们中国的法律受到人情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法律体系落实不到位，所以很多问题在价值观上很难形成。西方社会中，其实很多价值观的形成就是靠严格的执法形成的。比如说诚信问题，诚信问题在欧洲很多国家里面，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几百年来的这种严格执法而形成的。比如说在德国执法，很多人为什么诚信，就是因为有法律体系的严酷性。如果到德国、到欧洲大陆去旅行，火车站是完全开放的，没有人管，随便进出，没有查票、验票，上火车也没人管你，全程几个小时，没人验票。为什么？抓住一次你就完了，你这一辈子的信用记录就完了，只要抓住你一次，你交税就得比别人交得多，你到银行去贷款，几乎是寸步难行，说犯不着我为了这一次就逃票。所以，它的诚信法律背后是非常严酷、非常严格的。

上个月在德国遇到一个事儿，我们坐大巴去另外一个城市，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你大巴司机一天行车不能超过11个小时，就是汽车的时间，不是驾驶员的时间，从你发动到最终去休息，这中间11个小时，你这个人就是中间休息10小时都不行，你就开了一个小时，你休息10个小时，你超过12小时都不行。那次就是让司机多绕了一个地方，去参观一下，多绕了三个小时，结果我们的车就在开到第12个小时的时候，被德国海关拦住了，一下罚了1500欧元，一万两千块钱。我们一车的教授就在议论，这个德国警察太不讲人情了。人家才不理你呢，这个司机老老实实就记住了。为什么这个司机不遵守呢？因为他不是德国司机，他是匈牙利人。东欧的人到这儿来开车，就是因为我们给了他200欧元，很高兴拿了，结果被人罚了1500欧元。如果是德国司机，你给他两万欧元他也不干，就是知道我是德国司机，我要被罚我的信用记录就完了，所以法律对形成很多价值观是很重要的。

价值观不是24个字挂在墙上多漂亮，不是写在横幅上的，而是写在内心的，所以我想依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上午两个小时吧，我给在座的各位领导同志简单地报告这六个方面，我个人的一些理解，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责任编辑：张鑫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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