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鹏飞：两岸四地共圆中国梦——台港澳问题纵横谈

 

 

齐鹏飞 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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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今天有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和各位当面汇报并交流一下台港澳的最新发展形势。本来我们想讲一下香港情况，尤其是现在香港占中的形势及其后续的发展，这个肯定要重点讲，因为这一段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也有一系列的公开意见发表，这肯定是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我一直觉得，单纯从香港情况讲肯定讲不透，在我们国家，台港澳是有联动关系的，要想把香港情况讲透，必须把台港澳联系在一起讲。

在我们国家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大的战略格局里，香港存在的一些问题再热也是阶段性的，重中之重还是台湾问题。所以我想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一块来讲，当然重点讲一下台湾问题和最近香港的一些情况。所以今天的题目叫“两岸四地共圆中国梦——台港澳问题纵横谈”，纵横就是既讲历史，也讲现实。

一、提出“中国梦”的自信来源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这个题目里除了台港澳这三个是核心词之外，还有一个核心词“中国梦”，那么我就先从这个关键词讲起。

“中国梦”是十八大这一代新的领导集体新提出来的一个大的概念和理念。有人做过统计，从十八大到现在，在我们国家媒体上最热的三个词：中国梦、核心价值观、全面深化改革。当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也是热点。但是目前为止，“中国梦”是最热的，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2年11月29号习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到目前，比较深入地谈已经有21次了，当然最核心的是首谈和二谈。首谈大家印象很深了，十八大一结束，2012年的11月29号，习总书记领着新当选的这批政治局成员去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重点是看鸦片战争以来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时候习总书记谈了中国梦的问题。他首先回顾历史，这170多年的历史，可以用三句诗来概括：我们的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我们的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的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他说我们到今天经过这170多年的奋斗，已经日益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大目标。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个百年的概括：到建党100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谈中国梦，把这个概念先提出来，然后把中国梦的目标和阶段性提出来。

然后到第二年，2013年的3月17号，也就是去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以后，习近平当选为国家主席以后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第二次集中谈中国梦。这次谈大家都很熟悉，谈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怎么实现？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而且还说了一段大家颇为有触动的，非常煽情的那段话，三个共同：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我想谈的这个中国梦，因为大家都熟了，我不谈它提出的过程，以及它的理论化、系统化这个过程，我关注的是我们习总书记首谈中国梦的时候说的那段话，就是充满了自信和底气的那段话：“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据说习总书记当时还跟身边的同志讲，这个中国梦现在可以由一个理想变成一个现实，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已经很近了，近到什么程度？他用了毛泽东一段话，因为我们习总书记对于《毛选》四卷是烂熟于心的。他用了1930年毛泽东给林彪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的那段话。大家都知道这篇文章的出处，因为井冈山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很多红军战士，包括一些高级将领，包括毛泽东手下的那三大爱将，黄公略、彭德怀、林彪也都向主席提出来前途怎么看。毛泽东给他们回信，让他们眼光放远一点，要有信心，中国革命的高潮很快就要到来，近到什么程度？用了三个比喻，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习近平总书记拿这个比喻来谈中国梦的这种现实性。

这里所体现的这种强烈的自信和底气来源于什么？我想重点谈谈这个问题。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们的国力，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建国以来60多年的奋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奋斗，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1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攒足了家底，已经发展成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力，可以负一定责任的大国。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国强民富了，所以可以谈理想，谈梦想了。

那国强民富到什么程度？我是愿意用数字说话的，抽象地说大家没有深刻印象，我们看几个东西。第一看一下经济总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GDP，当然现在不唯GDP了，GDP不能说明一切，但是没有GDP也不能说明问题，它毕竟是一个基本的底数。看这个数，你单纯看也没有意义，我们要对比着看，既和自己过去比，也和别的国家现状比。这样才能看出这种进步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们拿三个节点，一个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一个是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一个是到现在，现在主要是指去年，因为今年的统计数据还没有上来。

我们看这三个点，60多年前，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国家经济总量是多少？300亿美元。到了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是多少？1473亿美元，不到1500。到了去年年底我们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达到9.4万亿美元。9.4万亿什么概念？去年全世界的经济总量80万亿，美国肯定排第一位了，美国是16.6万亿，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20%多，我们是第二，9.4万亿，也已经占到10%以上了。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近几年，我们在上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的时候，在世界上排老七，到了2000年我们超过了意大利，变成了第六，2003年我们超过法国了，2005年超过了英国，2007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超过了日本，那一年我们是5.9万亿，日本是5.5万亿，我们超的它4000亿。日本当亚军是1968年开始的，1968年它超过了当时的联邦德国，跃居世界第二。到2010年结束，整整42年。当然美国当老大的时间很长了，它是1894年超过了当时的头号强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到今年是120年了。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发展速度，未来10年是可预期的，大概是7%到7.5%的一个增幅，而美国3%到3.5%的增幅，我们应该还有10年，至少经济总量上应该可以超过美国。

 

如果这个数还是不太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就拿其中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制造业。中国现在叫做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发动机。二战以来一直都是美国、日本、德国叫，现在叫到中国头上。而且不仅仅是中国制造了，已经是中国创造了。我举一组数据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多大的体量，2013年我们国家生产了37亿吨煤，24亿吨水泥，10亿吨钢材，产了6亿吨粮食，5.2万亿千瓦时的发电量，1.2亿立方米的天然气，2.1亿吨的石油，1亿吨的化肥。我们去年是15亿台手机，2.7亿台电脑，1.4亿台电视机，1亿台冰箱，2200万台车。而且这个生产量绝大多数都被我们自己消化掉了，这是从经济总量上讲。

我们再看一个数，进出口贸易额，这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进出口贸易额，我们在60多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是11亿。到了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1978年我们是206亿。到去年2013年底我们已经接近4.2万亿。4.2万亿什么概念？全世界第一。全世界去年贸易总量，货物贸易量25万亿，我们4.16万亿，已经接近于20%，去年美国是3.91万亿，排在第二，也就是去年我们进出口贸易，从货物进出口这个角度讲，第一次超过美国列居世界第一。这是货物进出口。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贸易，这是我们一个新概念。中国的服务贸易起步很晚，基本上到这个世纪才开始，但是发展很快，去年我们已经达到了6600亿美元，这已经在世界上排到第三位，而且我们增幅很快，每年是27%左右的增幅。按照这个速度，我们大概还有五年时间，在服务贸易上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

去年我们国家实际利用外资是1200亿，我们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我们国家累计的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超过14000亿。

另外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去年我们的流动性，去年有1.3亿到我们国家来，我们出去也有1亿，今年很可能达到1.2亿。

再有一个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我们国家刚成立的时候8万美元，1949年几乎没有。因为外汇储备都被老蒋带到台湾去了，包括黄金。所以那年我们只剩下8万美元。到了30多年前，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外汇储备是1.67亿美元，到去年底我们是3.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去年全世界12万亿，我们是3.8万亿。排在第二位是的日本，日本仅有2.4万亿，我们是在2004年的时候超过日本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世界第一位。

这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基本的经济规模。而且让国外很多人感到不舒服的，或者说感到很大压力的还不在于我们现在有多大一个体量，还在于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平均8.9%的发展速度，同期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3%左右，我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

他们感到压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还看不到尽头，还有无穷的潜力。也就是说是这一切的东西，可以讲中国现在是一个可以产生一点影响，可以负一定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自信，有这个底气敢提出中国梦，而且敢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于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

但是问题马上就来了，这个梦能不能顺利地圆？它会遇到哪些挑战和机遇？十七大报告里面有一段话，大家搞宣传都非常熟，叫做“我们国家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习总书记上来以后，又把这句话稍微改了一下：“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但是这些挑战是你必须面对的，中国能不能如期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有很多不可测的东西的。原来我们曾经预期过，比如环境的问题，比如能源的问题，比如人口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些都没有成为阻力，我们都在发展中解决这些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个大的麻烦，就是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我们的的确确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包括藏独、疆独、蒙独，包括海洋问题等等。而且我们现在是在全世界遇到了挑战。

当然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现在很多人讲说多少年前中国从来没听说过今天在这儿被劫了，明天在那儿被抢了，后来又在哪儿被杀了。我们过去才有几个人出国？我们现在一年一个亿的人口在国外，你现在的利益在全世界，所以这个情况不一样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所遇到的一系列麻烦，我们逐渐都会遇到，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包括港澳台存在的一些问题，将是我们能不能如期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巨大挑战。

十八大以后，中央调整了中央对港澳事务的领导小组，我们港澳台这块有两个小组，对台叫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港澳叫做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港澳是张德江同志主抓，有一次他召集我们这帮人开座谈会的时候就讲：“航船就要到港了，但是一定要切忌阴沟里翻船。”当时香港普选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当时他就提到香港很可能是一个引发点，一国两制在香港会是一个长期性的考验，会有很多不测的东西，必须预做准备，后来果然许多的事态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台港澳的一些问题的的确确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平时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很多也会涉及到这方面的政策问题，所以我简单做个介绍。

 我们先讲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肯定大家听过无数次了，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从历史到现实来讲，这样可能历史的脉络，包括未来的趋势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把台湾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现在，我把它分为五个大的阶段，包括两岸关系的发展。当然台湾问题首先得做个定性了，台湾问题是什么？研究这个问题极其麻烦。港澳台政策上有很多大家颇为费解的、解释起来很拗口的东西，比如说香港、澳门，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宣传中经常讲英国人对香港实行了156年的殖民统治，葡萄牙人对澳门实行了446年的殖民统治。这是常说的事，但是我们从来不说香港、澳门是殖民地。一方面又说它受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它是殖民地。另外我们从来不说收回香港、收回澳门，我们怎么说？标准性的说法叫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道理很简单，我们从法理上只能把它界定为被占领领土，也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对香港、澳门丧失过主权，只不过由于英国和葡萄牙对香港、澳门的非法占领，我们对它们的行使主权被迫中断，那么我们收回它就是对它恢复行使主权，这是规范性的说法。为什么不能承认它是殖民地？道理很简单，如果承认它是殖民地，那么就得承认它有非殖民地化的前途。民族自觉理论是我们也认可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来，我们革命导师列宁也提出来，这是我们认可的。如果我们按照民族自觉的理论，殖民地有什么前途？有，住民自觉的前途。就是说当地的老百姓可以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它的走向。既可以选择回归，也可以选择走向自治或者独立。因为香港独立、澳门独立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我们讲恢复行使主权，把它叫做被占领的领土。

 

台湾也一样。台湾我们现在规范性的说法有这么一段话：“尽管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尚未实现统一，但这并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国共两党内战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对立，它并没有改变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所以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很拗口的一段话，核心问题指什么？就是不承认我们目前处于分裂状态。我们不承认中国现在属于分裂国家。

1949年我们讲的就是改朝换代，是政府继承，新政府代替旧政府。台湾就是一个流亡的偏安小朝廷，也就是地方政权性质的。因为承认了分裂国家，就有很麻烦的后续，就得承认它有分裂国家解决的前景。比如过去的南北也门、过去的南北越南、过去的东德西德、现在的南北朝鲜，这几个国家采取的都是先分后合，先各自承认彼此的存在，同时加入联合国，然后再通过国际协议来实现统一。中国不能走这条路。所以我们不承认我们现在处于分裂状态，我们只是处于政治对立状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法律上考量的东西，因为它有一系列连锁的后果。

另外一个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释，我们一直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来势力不得干涉，它不能走国际化的路。但是事实上我们又承认小两岸关系实质上就是大两岸关系，也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事实上是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的发生，除了国共内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强力介入。所以这里头大家看，这种表述是有玄机的，但是我们在政治宣传上一定要严把政策关的。

我们进入正题，就是两岸关系建国以来这60多年来的五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我把它界定为两岸武装对立和完全隔绝时期。

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方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反攻大陆。因为新中国一成立，我们的中央领导集体，毛那一代的中央领导集体就非常明确，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重要战役就是解放台湾的战役，所以我们在1949年下半年，在1950年上半年已经做好了全力解放台湾的准备，并且还打了前哨战，这个大家都知道，金门战役，当时叶飞做司令员，韦国清做政委的第10兵团的28军、29军，三个加强团在厦门解放以后，马上就进行了金门战役。三个团，9000多人登上了金门。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也没有胜利。这也是我们解放军战役上很少有的，我们叫做完败的一个惨痛的案例。

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渡海战役和过去的渡江战役真不是一回事。长江号称天堑，但是实际上小帆板也可以过去。但是100多海里的台湾海峡，如果不掌握制空权、制海权，那要跨过是很难的。所以毛泽东有了两句著名的口号：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也是针对这个问题来的。

但是金门战役失利以后，我们重新总结经验，集结力量，准备在1950年秋天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大家知道发生了变故，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了。突然爆发就导致了中美关系一个大的逆转。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大家知道美国政府已经对蒋介石政权彻底丧失了信心，怎么帮也没有用了，所以决定放弃它，决定和新政权打交道。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帮了蒋介石的忙。为了共同对付新中国，美国决定重新帮助蒋介石，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段历史，第七舰队重新进入台湾海峡，第13航空兵大队重新进驻台湾，而且1954年美国还和蒋介石集团签署了一个条约，叫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明确地讲如果中共武装解放台湾，美国肯定要介入的。那就不是两岸的小战争了，不是国共两党的战争了，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这个问题就复杂化了。所以我们解放台湾的步骤不得不延缓下来。

到了19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国家整个的内政外交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因为当时三大改造已经完成了，我们基本的政治也稳定下来了，我们在外交上也采取了新的进取的态势，重返国际舞台，标志性的就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我们以独立自主的身份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而且我们提出自己的一个新的外交理念，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打和平外交的牌。既然和平外交了，方方面面都要走向缓和。在台湾问题上，这个时候我们也做了调整，一方面我们继续提解放台湾，但是同时提出来在武装解决的同时，我们争取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开始呼吁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开始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第三次国共握手。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对台政策转为了文武两手政策，不放弃武装解放的任何打算，但是同时争取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

到了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我们的对台政策系统化了，提出来一个基本的理念，叫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决定对台湾采取四项特殊的政策。第一，台湾如果统一以后，除了外交权上交中央之外，其他的党政军大权都留在当地，这是第一条特殊政策。第二条政策，台湾财政独立，我不向你收任何钱，台湾如果出现了经济上、财政上的空亏，中央还可以补，钱不够花我给你。第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而且改的时候也会尊重二蒋的意见。第四，双方互相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这是我们当时的四条对台的特殊政策。

有人讲这就是一国两制。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这四条特殊政策的的确确有后来一国两制很多的影子。但是这是个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毛泽东的目标还是一国一制，当时非常明确。就是你社会改革可以缓一段，但是你还得要改，还得要社会主义化，内地搞的三大改造在台湾统一以后，缓几年也得改，目标还是得搞社会主义。这与后来的一国两制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问题我们在西藏问题上也搞过。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我们也是允许西藏可以保留原有的制度，短时期不变，一五计划不变，二五计划不变，三五计划以后再说，但是也是要变的。后来西藏上层政府沉不住气了，他先搞了武装叛乱，这样我们的民主改革就被迫提前了，从1959年到1962年，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也是社会主义化了，从农奴制直接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这都是短期的。

 

这就是两岸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头，曾经有过几次大的军事危机，我们研究台湾问题通常把它的叫做四次台海危机。就是两岸基本上走到了战争的边缘，有过这么四次。一个是1949年到1950年第一次以解放金门战役，以攻打金门为代表的军事冲突。第二场，1954年的9月3号到1955年的上半年，当时我们解放了一江山岛，后来大陈岛的国民党军队自己撤了。然后就是1958年以后8·23炮战，这个大家都很熟，1958年8月23号，我们万炮齐发，炮击金门。这个到今天很多人仍然觉得这场军事危机来得非常蹊跷，解决的方式也很蹊跷。当时我们的老大哥赫鲁晓夫就说看不懂，说毛泽东到底搞个什么东西，你炮击它又不解放它，你围着它又不上岛，你到底搞什么。实际上这的的确确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当时两个人唱了一个双簧。和平演变的概念大家都很熟，最早提出来的是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当美国国务卿的时候反共、反华是非常坚决的。当时他认为如果要搞垮中国，应该是多管齐下，只要有一切可能的点都要进去。包括台湾问题，他认为让中国最难受的，让共产党最难受的就是让台湾独立，独立第一步要先切断台湾和大陆的一切联系。

大家知道，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台、澎、金、马四个地区。台湾现说它是疙瘩点的一块地，总共3.6万平方公里，总共2700万人，这么大的一个地，但是它的价值很大。台湾省下面有两个省，台湾省和所谓的福建省。福建省有两个县，一个是金门县，也就是厦门对面的。还有一个叫连江县，实际上就是一个马祖岛，和我们的马尾岛对着。大家看这个岛屿，闪得很开，杜勒斯当时一个基本想法，让它把靠近大陆所有的岛，包括金门、马祖全放弃，全部撤回来，就在台湾本岛，让它和大陆的联系彻底断了，离大陆远一点，这样好逐渐走向独立。我们肯定不乐意的，老蒋也不乐意。蒋介石是民族主义意识很重的一个人，他的中国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蒋介石，包括他儿子蒋经国在的时候，打台独是非常坚决的。后来主张台独的这批人，现在在台湾政坛上露面的这批民进党大佬，几乎都坐过国民党的牢，罪名就有一个，就是搞台独。所以他绝对不会看着这种情况出现的。

但是他又得吃人家美国人的饭，怎么办呢？所以他很为难，这个时候双方演了一个双簧，就是我们从8月23号炮击金门。炮击金门，向美国宣告一件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国共两党还在打内战，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把两岸连在一块，别人不要轻易地介入。到后来，总是炮战也出现一个问题，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守不住了，天天打，我本身又没有供给，都是通过船运的，包括水也是运来的，后来我们就搞了单双号制度，打一天停一天，让你有时间送东西，一直打到了1978年底，隔天就打炮，这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1961年到1965年，断断续续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经济出现了困难，搞了大跃进，搞了人民公社，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蒋介石认为机会来了，这个时候可以反攻大陆了，所以他制定了反攻大陆的若干计划，不停地来骚扰我们，当然他也没有得逞了。但是闹得两岸关系很紧张。这是这个阶段的一个主轴，两岸完全处于武装对立的状态，并且完全隔绝。

 第二个阶段，1979年到1987年，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和平对立和完全隔绝时期。我们的口号叫做“一国两制，统一台湾”。对岸的口号叫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什么说1978年是个分界点，两岸关系出现了变化，我们对台政策出现了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美关系发生了改变。因为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中美开始进行建交谈判，决定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来两个大体量的国家互不来往的这种非正常局面，所以决定要建交。

因为建交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事情，这个时候小平已经复出，开始考虑内政外交的问题，当时小平同志就考虑到国家统一问题应该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台湾问题可以解决了。因为中美关系这个大的障碍拆除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决定对台政策要有一个大的调整。

 

首先是中美建交，发表了《联合公报》。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建交，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同一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文件，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这是我们对台政策发生大的改变、发生战略性调整的一个信号。

这个《告台湾同胞书》，我们从1955年1月1号开始，每年元旦都发，都向对岸发。通过广播，通过漂流瓶，通过气球，都把这个消息传过去。过去主要是两个内容，第一是呼吁国民党过来投降。第二，呼吁台湾人民起来造反。但是1979年这个完全变了，这里面有一句话引起了外部世界高度关注，就是我们在解决台湾的统一问题时，将尊重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尊重现状，尊重台湾对岸的基本意见，这是过去来没有过的。就是我解放了，我统一了，我不改变当地的制度，已经把这个消息宣布出来了，而且宣布从这一天起不打炮了，这是个信号。

然后1月底小平去美国访问，在国会两院的国会山发表演说的时候又明确提出来，从今以后我们不提解放台湾这个口号了，这一特殊政策的调整完整体现在1981年的9月30号，就是1981年国庆前，当时的委员长叶剑英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代表中共中央阐述了9条对台的新政策，这就是我们圈里面人常说的叶九条。台湾问题上大家发现有很多数，什么叶九条、邓六条、江八点、胡四点、胡六点、习四点……第一个就是叶九条——叶剑英九条对台意见。

九条对台意见，集中的内容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承诺我们将以特殊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回来以后，将设立特别行政区；第二，呼吁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统一；第三，统一之前，先实现三通，要累积互信。互信的前提是什么？你得互相了解、互相交流，不能完全隔绝啊。三通是什么？大家都很熟了，通航、通邮、通商。通航——两岸的船、飞机可以往来了；通邮——通邮电；通商——做贸易。

后来到了第二年1月，1982年1月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的时候讲了，去年有个叶九条，那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发布的，但是实际上是我们中央集体的一个决定，代表着中央的一个政策，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开始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概念，一国两制。

然后到了1983年的6月，小平在会见另一拨美国客人的时候，又对台湾问题提出了六点意见。进一步丰富一国两制的内容，我们把它叫做邓六条，这是政策层面的。政策层面很快提升到国家法律层面，82《宪法》。建国后我们几部宪法？四部。54、75、78、82。82《宪法》是我们的现行宪法。我们从1982年宪法开始实施以后，也基本上确定了不轻易改宪法。美国宪法从建国一直到现在就那一部，它通过修订案的方式来让它适应新的形势。我们现在也是这种方式，82《宪法》以后我们希望保持一个稳定性，有新的内容，我们就通过修订的方式来解决。

82《宪法》出台的时候，第31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第31条就一句话：“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之。”就这么一句话，但是这句话至关重要，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法源。后来的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以及未来的台湾《基本法》，都是根据这一条出来的。把执政党的政策化为国家的集体意志给确定下来，也就是说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对台湾实行特殊的政策，一国两制的政策。当然一国两制政策为什么能够出台？也是小平天才的一个构想。

因为小平发现，新时期开始的时候，要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已经和毛泽东那一代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时候情况完全变了。1949年我们看台港澳和1979年看台港澳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举个简单的例子，1949年香港就是个南海小渔村，经济总量和广州市一个市差不多，比广州市还差一点。1959年有点发展了，和上海一个市差不多，比上海差一点。但是它从50年代后期全力搞经济建设，连续搞了30年，年均两位数的增长，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政策恰恰发生变化了，左的指导思想占了上风，我们开始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其乐无穷了，自己内耗了。但是这个时候它是全力搞建设的，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到了1979年，我们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时候，再看台港澳地区完全变了。1979年香港的经济总量是250亿美元，我们内地全部加起来1473亿，不到1500亿。换句话说，仅仅一个小香港1100平方公里，当时还不到600万人的小香港，它创造的经济总量相当于内地的六分之一。那一年香港的人均GDP2500美元，我们多少？我们人均190。

这里我补充一下，一开始讲我们现在国富民强，国家强大，我举了三个方面，经济总量、外贸、外汇储备。但是另外一个，我们过去不愿意提，现在也敢提了，就是民也富了。我们过去敢说经济总量，不敢说人均。温总理在的时候经常说我们当领导人的一定要先会做小学生算术，一定要会做乘除法，就是看中国问题，看中国国情，一定要考虑到有13亿人，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量，经不起这13亿人除，一除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再小的社会问题也经不起13亿一乘，一乘就变成了国际性的大问题。但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人均也敢说了，新中国成立那年我们人均GDP是27美元，美国那一年已经达到了1700，我们和人家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毛泽东讲我们是一穷二白。

 

经过30多年的奋斗，到1979年改革开放，我们多少？190美元。小平的翻两番就是从这儿来的，到世纪末争取翻两番达到800。后来我们到了1997年就达到了800。到了2000年就达到了860。到了2001年我们全国欢欣鼓舞，为什么？我们达到了1000美元。1000美元是个标志性的东西，联合国定贫穷国家的线就是1000美元。比如说联合国会费，一年收25亿，用于联合国的正常运转，包括维和部队的开支。每个国家会费怎么来？就是各成员国摊，根据你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来交的，美国一年交六点多个亿，日本交四点多个亿，我们原来在2001年以前一直交3000万左右。按说我们不应该交这么少？为什么？我们人均低，人均1000美元，那属于贫穷国家，贫穷国家在交会费的时候是可以打折和优惠的。我们原来属于优惠的国家，但之后我们就足额交了，因为现在经济总量上来了。

另外一个看老百姓是不是富的还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多年前我们仅仅是99元，到1978年我们达到了343元，到去年我们达到了27000元。还有一个农民纯收入，1949年的时候我们是44块钱，1978年的达到了143元。到了去年我们也将近9000元。另外就是人民币的存款，是老百姓、城乡居民，不算金融单位的，我们去年是46万亿。新中国成立那年我们全国的人民币的储蓄余额，城乡居民的储蓄余额是8.6亿，人均1块6，去年是46万亿，人均3.8万。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个大，和台港澳比，在新世纪之初的时候差距是非常大的。香港那一年已经是250亿的总量了，我们才不到1500，它的人均已经是2500，我们才190，是它的几十分之一。亚洲四小龙大家都知道，这是创造了经济奇迹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澳门被叫做第五条小龙。香港当时是世界上的八大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空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服务业中心、国际制造业中心等等，已经在世界经济上举足轻重了。1979年香港是世界上第五大贸易体、第五大银行中心、第五大外汇市场、第六大黄金市场、第七大期货市场，那么一个弹丸之地的香港创造了很多经济奇迹的。台湾也一样。

也就是说1979年小平考虑如何解决统一问题的时候，这个台港澳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台港澳了，这是你必须考量的一点，一方面要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收回来的同时，你不能把它的经济活力、经济繁荣给拿掉，这是个两难的矛盾。怎么办？小平讲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把这两难的困局破了，那就是搞一国两制。一方面实现统一，同时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因为这些制度是保证台港澳地区经济繁荣的制度性保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决定以一国两制的方式作为我们新的国家统一战略，新的对台政策，并且向台湾做政治宣传，向对面敲门，我们对台有了新的善意、新的诚意，希望你能够正面回应。另一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非官方的喊话。比如说廖承志同志这个时候出来给蒋经国先生写信，因为小蒋已经接了老蒋的班了，成为台湾当局的执政者。

廖公和蒋经国有同学之谊，给他写信呼吁蒋经国先生能够接受我们一国两制的方案，那封信大家有机会看一看，写得非常棒，纯文言写的，写得情真意切。包括里头有一段用了鲁迅一首诗中的两句，原来大家对鲁迅这首诗都不熟，通过他这个引用，大家都非常熟了，都把它用来形容两岸关系，“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呼吁对岸。后来邓颖超同志也给宋美龄写信，呼吁对岸回来。做了种种的努力。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这种善意、诚意和心意是没有得到对方的体认的，我们敲门人家不给开门。当时的蒋经国先生完全拒绝接受我们的东西，我们提出“一国两制”，他提出“一国良制”。

为什么？他说我也是主张统一的，但是存在一个谁统谁的问题？谁主导统一？谁的制度好谁来统一，因为当时他有很大的经济优势。我讲了，台湾在1978年、1979年的时候，人均GDP2300美元左右，我们当时是190。所以它的经济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认为它制度很好，要统一也可以，用三民主义。现在大家有机会到厦门鼓浪屿那儿参观，那个历史遗迹还在，我们这边叫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对岸有个大牌子，在没有雾的情况下都可以看得到，那个叫“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那儿成为一个景点了。

对于我们的呼吁，蒋经国是完全排斥的，我们提出来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国共的第三次合作、第三次握手。蒋经国先生说得非常明确，切切不可为。我们提出来三通：通航、通邮、通商。他提出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所以“一国两制”这个方案最初是为台湾量身订作的，就是针对台湾的，但是台湾打不开局面，没有办法。这个时候赶上香港问题、澳门问题解决的时机相对成熟了，因为英国人主动提出要和我们谈这个问题。那么当时中央做出大的战略决策，决定把一国两制的突破口先用在条件、时机、形势都相对成熟的港澳问题上，先在港澳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树立一个成功的样板，然后拿这个港澳成功的模式回过头来解决台湾问题。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问题。但是当初这样设计，最初是为了台湾的，只是在台湾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也是没有办法选择了港澳突破口，后来又是港澳回归。这是这个阶段的基本情况，我们一国两制没有得到台湾正面的回应。

 第三个阶段，1987年到1999年，这是两岸关系的大突破、大发展时期。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先生在去世之前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这两个决定既影响到了台湾岛内以后的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影响到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大局。什么决定？一个是搞民主化，就是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因为1949年老蒋一到台湾就宣布台湾要搞戒严，一切的集会、游行全部是非法的，也不允许新政党成立。搞了30年，小蒋这个时候决定开门，开放党禁，可以自由组党，可以自由办报，这个影响到未来台湾的整个政治格局的大变化。

另外一个，开放对大陆的探亲。因为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带走了几百万的军政人员，除了高层是带着家属去的，大量的都是把家留在内地的，老婆、孩子都留在内地的，隔绝了30年，完全音信不通，这批人很多都退休了，都已经垂垂老已了，都到了叶落归根的年纪了，希望回去看看，长期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一直没有开这个门，这个时候决定放了。

这样两岸就开始有了交流。因为最先放的是老兵，退伍五年以上的老兵可以到大陆来探亲，随后退休的公职人员也慢慢开了，包括学术界、体育界慢慢交流都开始有了。隔绝30多年的两岸交流大门打开了。一交流就出现问题了，交流会有很多的衍生问题，而当时这两个政权属于互相不承认的状态，我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它也不承认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互相是不承认的，那就是不和官方打交道的。官方和官方不打交道，可是两岸交流中的民众问题，你总得有人出头来解决吧，怎么办？最初是由红十字会来解决。因为那边最大的就是阶级的问题，两岸交流的人很多，我们知道很多人跑到我们这儿来，其实我们也跑过去了很多人。

老跑就有很多问题了，红十字会就解决不了了。后来大家不鼓励这个，人跑过来我还得收留，但是飞机一般情况下要送回去的，送回去就得打交道，所以红十字会解决不了，可是这个时候官方又不能出面，怎么办？双方就想到一个办法，叫做白手套制度。就是握手不行，我戴个手套行不行？这个手套就是搞一个官方做背景的，但是以民间形式出现的这么一个机构。台湾先成立一个海基会，我们这面也对应地成立了一个海协会，请了国共两个大佬，对岸请的是辜振甫先生，我们这边请的是汪道涵先生，这个大家都很熟了，上海的老书记。请他们来做会长。

成立之后双方就得打交道，二老就得见个面，但是见面之前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这种见面算什么性质的？我们见面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得找公约数，这个公约数在1992年解决了。1992年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很拗口，很别扭的一句话：“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所达成的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台湾常说的九二共识。实际上是没有达成协议，是在双方往来信件中找了大家都认可的一段话，叫做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九二共识，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不管怎么样，这个方面找到了共同点。两岸可以谈了。

这样1993年就实现了第一次的汪辜会，就是汪道涵和辜振甫先生的会面。当时第一次见，我们请他到这儿来，他不来，我们去他又不让去，结果找了一个第三地，在新加坡。第一次汪辜会谈，达成了四点共识，然后两岸的交流出现了非常良好的一个势头，门越开越大，交流越来越频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决定推波助澜，往前一步。

 

这样在1995年1月，江泽民同志发表了八条对台的新意见，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江八点”，核心内容是三点：第一，明确提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基础和条件。把一个中国这个大旗高高地打了起来。两岸要打交道，一个中国原则是底线，这是必须遵循的东西，不能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

第二，呼吁国共两党开始政治谈判。不是事务性的，不是两岸劫机，不是处理逃犯什么的问题，而是关于台湾前途的，关于两岸关系的政治谈判。第三，邀请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的身份到大陆访问，因为我不承认你中华民国，你肯定不能以中华民国的总统身份来。当然，我们也可以接受邀请去台湾访问，先走起来。这就是江八点的核心内容，希望把这种良好的交流势头往前走一步。

但是遗憾的是，就是在这一年，下半年开始，风云突变。为什么？关键是对岸的那个新领导人在两岸关系上有不同的考量，因为蒋经国突然去世了，没有完成好接班的部署。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就自然地接了总统的位置，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主席，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导人。李登辉刚上台的时候，我们还看不出这个人和老蒋、小蒋的政策有什么区别和变化，因为他一上台就非常明确地表明会坚贞不渝地遵循经国先生的遗志，还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1992年还搞了一个大的动作，1992年台湾通过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叫《国家统一纲领》，分近期、中期、远期目标。但是最终还是主张统一的，拥护统一。此外，还搞了一个国家统一委员会来促进这个事情，但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李登辉从骨子里是主张台独的，这种理念在他政治上坐稳以后逐渐地显现出来。

1993年开始有了第一个信号，1993年李登辉搞了一个动作——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活动。什么意思？1971年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宣布蒋介石集团丧失了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唯一合法席位的权利，被赶出去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不在联合国了。这里头有一个问题，我稍微解释一下，李登辉时代两岸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二蒋时代，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时代、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的时代，两岸关系看起来非常地严峻，或者武装对立，或者和平对立，天天有军事危机，天天打炮仗，天天骂，但是对岸双方都不紧张，毛泽东不紧张，蒋介石也不紧张，为什么？性质不严重。什么性质？两口子掐架，夫妻掐架抢什么？抢户口本。户口本上面的户主是谁。

台湾讲了，我1949年虽然败逃到台湾，从大陆撤了，但是国家的正统、国家的法统仍然在台湾，中华民国仍然在台湾得以延续。道理也很简单，1949年你们共产党老宣传我把大陆的黄金、白银都拿走了，这是你们看得到的东西，你们没注意我还带了另外两个东西，哪两个东西？第一，国会议员。孙中山搞民主是分阶段的，叫做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到了内战全面爆发以后，他才决定可以搞民主了，可以实行宪政了，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成立最高权力机构，叫国民大会。国会这些议员是从全国选来的，选了2000多个国民大会的代表，就是国会议员，1949年老蒋逃到台湾的时候，把这些国会议员能带走的全带到台湾了，带了2000多个过去，符合法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所以他到台湾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国民大会，开国大。他认为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些国民代表都是全国代表选出来的，国家的法统还在我这里头。

另外一个，他说你们没有注意我带走的另外一个东西，故宫。台湾也有个故宫博物院。很多的宝贝他都带到台湾了，在台湾也搞了个故宫博物院。所以他认为他虽然败逃到台湾，但是国家正统还在自己那里。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理由，什么理由？根据国际法的一般通则，一个地区实行了有效直接统治的那就是新的合法政权。我们认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取代了中华民国，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民国的历史1949年就结束了。双方在争这个谁代表中国，谁是户主。而且双方，老蒋和小蒋和我们毛时代、邓时代都是传统的观念，叫汉贼不两立。世界上只能有一个中国，国际场合绝对不允许搞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比如说国际机构，如果你在里面，那我绝对不再硬挤了，就如同主席台上要贴签，中国椅子就是一把，我们两个来抢，谁抢到了谁坐。所以在过去的时代，双方对两岸关系并不感到紧张，为什么？就是两口子掐架，能严重到什么程度。

但是从李登辉，尤其是他执政后期开始两岸关系性质变了，因为不打仗了，炮也停了，骂架也很少了，但是双方心里都很紧张。为什么？渐行渐远。两口子是不打架了，要离婚了。他要和你分家单过，不做夫妻了。什么意思？李登辉的想法，主席台上不弄一把椅子，你那把椅子坐了就坐了，上面贴着中国。我在旁边再搬一把椅子，我贴个台湾，我也坐到主席台上去，我不争户口本了，我另起户就完了。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我是中华民国代表。而且国际机构不是你来我往的事了，不是你来我就走，你在我就不去了，而是我们一块都进去，就像东西德、南北朝鲜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席位，搞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从1993年他就开始搞这个东西，当然我们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了。

所以李登辉1993年开始搞，因为联合国规定，只要有7个国家提提案就得审，联合国有一个总务委员会，决定这个提案能不能进入大会讨论，进入大会表决。大家知道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单位，经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大多数都倒向我们了。现在有164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有164个和我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

但是台湾现在还保留25个邦交国，当然都是一些小国了，什么瑙鲁，什么马绍尔群岛、马拉维、普林西比这些，包括冈比亚、斯威士兰这样一些小国。2006年阿扁吹牛，说有一次环球之旅，得到了两个国家举国倾城的热烈欢迎，一个帕劳，一个瑙鲁，他访问了，说人家国家一半人都出来欢迎他。但大家知道，这两个国家加起来3.6万人，全部的武装力量、军队、警察，包括民兵都算上，不到400人，当然是举国出动了。但是它再小也是国家，所以它每年要凑够7个要进联合国。但是肯定进不了，因为我们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肯定要把它驳回。但是从1993年他就开始闹事，每年要重返联合国，要让台湾在联合国有个席位，实际上就是在国际社会搞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搞分裂。

最为严重的是到了1995年，1995的6月他接受美国邀请去美国访问。大家知道1979年是中美关系一个大的转折，1979年建立中美外交关系。建交是有前提的，我们对当时卡特政府明确提出来三个前提性条件，叫做断交撤军废约，你是必须做到的。什么意思？你要和我建交，必须和台湾断交，断绝一切官方往来。第二，你要从台湾撤走所有的驻在台湾的美国军队。第三，你要废除1954年与台湾签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人都答应了。当然，美国人一方面承认这一点，1979年1月1号发布了《中美建交公报》，但很快在3月份，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另外一部法律，叫做《与台湾关系法》，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拿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

《与台湾关系法》是什么内容？我和台湾断绝了官方关系之后，我仍然要保留非官方的必要的联系，而且我还有协防台湾的义务。就是我军队撤出来了，但是一旦中共武装解放台湾，我有责任协助台湾进行防御，防御的主要方式就是给台湾出售武器，军售。也就是说1979年双方是有承诺的，你和它断绝官方往来，那么你的高官不能到台湾访问，台湾的高官也不能到你这儿访问，不能做官方的交流。他一开始执行得很好，但是到1995年，因为这个时候两岸关系已经很热络了，两岸关系很可能出现大的突破，很可能要进入政治谈判的阶段，这对于美国利益是不利的，分裂的中国对美国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当然这都是国家利益的一种考量。

所以美国这个时候看到两岸走得太近了，就邀请李登辉到美国访问。当然他还是做了一些包装的，不是官方访问，是回他的母校康乃尔大学参加毕业典礼，作为杰出校友发表演说。但是不管怎么包装，性质是一样的。这样我们在1995年的6月到第二年的3月，连续搞了四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台湾海峡的左边、右边，就是台湾岛的左右和背后实行导弹发射，搞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你碰到我的底线了。而且决定把原计划在1996年搞的第二次汪辜会谈推迟。我们搞这个军事演习以后，台湾当局是有所收敛的，两岸关系又重新由紧张回到缓和，这样到1998年双方又实现了第二次汪辜会谈，决定把两岸关系再往前走一点，这次是在上海，我们请辜振甫先生到上海来和汪道涵先生见面，而且商定1999年搞第三次汪辜会谈，汪道涵先生回访台湾。

 

但是又发生了变化，1999年李登辉，因为他是1992年当首任总统的，1996年连任，根据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总统四年一届，不能连任超过两届，不能超过八年。所以到2000年他就要卸任了，不能再当了。这个时候他没有包袱了，他要做所谓的政治交代性的东西，他要把他台独的理念完全抛出来，这样在1999年就出现大的问题。1999年5月李登辉先出了一本书，叫《台湾的主张》。把他分裂中国的政治图谋全都表露出来了，他认为中国太大了，应该分而治之，把中国分成七部分，搞七个中国可能好一点。说什么台湾一块，香港一块，澳门一块，西藏一块，蒙古一块，包括东三省一块……这明显是分裂的主张。然后7月份他在会见德国记者访问的时候，明确提出一个政治观点，叫做两国论。两岸关系如何定位，那是国与国，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这就是李登辉臭名昭著的“两国论”。这在国民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把两岸关系界定为两个国家，这是明显的分裂主张。这样两岸关系就又开始陷入到一个死胡同里头，就停下来了，一直到李登辉下台。汪辜会谈更不用说了，第三次也就成了泡影。这就是我们讲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从1999年到2008年。这个时期是两岸关系大逆转时期，台独的大泛滥时期，我们的反独促统时期。因为2002年是台湾的总统大选年，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到了，而2000年的形势非常严峻，除了国民党要继续选，当时连战作为总统候选人，作为李登辉的接班人出来选，再有一个，民进党这一年是志在必得，陈水扁、吕秀莲作为总统、副总统的搭档出来选。这个时候，这一年还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原来属于国民党的宋楚瑜先生，因为和国民党闹翻了，出来以独立身份参选，这三组候选人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当然也还有搅局的，比如那一年李敖先生也出来选。最初的形势，民调是宋楚瑜先生呼声最高。对于宋楚瑜当选我们没有疑义。为什么？他的一个中国的情怀也是很深的，所以他出来两岸关系不会发生逆转。

但是到了2月份，情况发生了变化，李登辉开始全力帮助民进党助选，这是非常反常的一个现象，就是国民党的前主席不支持自己党的人当选，因为他知道连战当选不上了，但是他绝不希望宋楚瑜出来，他开始扶陈水扁。这个东西很可怕，如果阿扁上台的话，民进党是主张台独的政党，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那是写进民进党的章程的。这个形势很严峻了，这样我们决定要遏制一下，这样我们在2000年2月，他们选举是3月份，我们先发布了一个白皮书，叫做《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里面明确提出了三个如果、三个决不，实际上带有最后通牒意味的话了：“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就是这三种情况出现任何一种，或者是合并出现，那么我们只能采取武力方式来解决。另外说的三个决不叫“决不容忍、决不姑息、决不坐视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得逞。”

然后到了3月17日，3月20号投票，3月17号正好“两会”结束，“两会”结束有个惯例，就是我们的总理要出来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在台湾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那段话大家都非常熟了，电视都直播了。“这几天，台湾的选情波谲云诡，急转直下，用尽了权谋手段，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就是有人要让‘台独’势力上台吗？”“现在，台湾人民面临着紧急的历史时刻，何去何从，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

但3月20日的选举还是民进党上台了，阿扁拿到了490万张选票，宋楚瑜拿到了460万张选票，连战先生拿到了230万张选票，民进党上台。国民党这么多年的执政地位丢了，很多人就讲，为什么江泽民的时代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理论符号，为什么在新时期初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两个直接的触动是应该必须提到的，那就是在此之前两个老牌的执政党垮台了，一个苏联党，一个是国民党，国民党是百年老店都下了台。所以我们当时想要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关键是要把自己搞好，有惨痛的教训，有前车之鉴。

所以那年国民党丢了政权，阿扁上台。阿扁上台以后，因为他也慑于我们的高压，不要说那些最后通牒的话都没有起作用，他上台以后马上先给我们讲我不会搞台独，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四不一没有”，马上向我们做了保证。就是我在任上，第一，不会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把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共和国。第三，不会让李登辉的“两国论”进宪法。第四，不会搞统一和独立的全民公投。还有“一没有”，是指“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就是不会把李登辉原来搞的国家统一委员和国统纲领废掉的。让我们安心，别打他，别揍他。但是事实上他采取了另外一条路，曲折迂回的台独之路，就是我们后来批判的，一个是搞事实上的台独，一个是搞法理上的台独，表现就是去中国化，把一切中国的痕迹，一切和大陆的联系逐步断绝。

大家知道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把中国的很多东西都带过去了。所以它所有大的企业、大的公司、大的部门，开头都叫中国或者中华，中国航空公司、中华航空公司、中国粮油公司，和我们这边是完全一样的。到阿扁时代变了，他把它全改成台湾，带有中国的都不沾，包括护照上就用一个英文的中华民国简称，底下注一个大大的台湾。包括宣布闽南话是台湾的国语，包括修改历史教科书，讲本国史就是讲台湾史，把中国历史变成外国史来讲，做了很多步骤，一步一步往前推。

这样一直到2004年的选举年，这次国民党吸取教训了，说上一次输是国民党分裂，连战和宋楚瑜不对付，这次要团结起来，打败民进党，夺回政权，于是就出现了“连宋配”、“国亲合”。

因为宋楚瑜2000年输的时候，拿到了460万张选票，这么高的人气，他觉得不用浪费了，就自己组建了一个政党，叫亲民党。所以2004年选的时候，“国亲合”是国民党和亲民党合作，连战和宋楚瑜搭档选。但是遗憾的是，再一次输了。这次输得很近，49.89%的选票对50.11%，陈水扁和吕秀莲，我们叫水莲配，仅仅比连战、宋楚瑜多2.7万张选票。当然这里头阿扁搞了很多小动作，包括3.19枪击案，搞了个苦肉计，自己给自己肚子上打了两枪的那一幕，但是险胜。这样我们就很警觉了，为什么？因为2008年他卸任，不能再做了，没有再选的包袱了，很可能铤而走险。因为2008年我们要开奥运会，那时候他搞台独，他认为是个很好的时机，那是和平之年，即便搞了你也不敢揍我。

这样两岸关系一下就陷入到僵局了，死结打不开了。我们肯定不能以陈水扁为对手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中央的对台政策做了一个大的战略性调整，决定把两岸关系的主动权逐渐夺回来，不能台湾出了什么事我去救火，很被动。这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胡锦涛时代的对台政策的大调整，叫“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也可以叫软硬兼施，双管齐下。这里面讲三个方面：

首先说硬的更硬，我们主要是通过两个东西宣示，一个是发表了“5.17声明”，就是2004年5月17号，因为台湾选举3月20号选，5月20号就职，在阿扁连任第二次就职的前三天，我们发表了一个声明。那段话研究读起来，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充满火药味的：“现在，有两条道路摆在台湾当权者面前：一条是悬崖勒马，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一条是一意孤行，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最终玩火自焚。何去何从，台湾当权者必须作出选择。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在中国人民面前，没有任何事情比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更为重要、更加神圣。如果台湾当权者铤而走险，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分裂图谋。”这段话非常地强硬。

这段话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次自卫反击战之前《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才能看到。尤其是“不怕鬼、不信邪”这两句话，这是一种警告。

另外就是2005年3月4号，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开会期间会见台湾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时候，谈了四点对台意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胡四点：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动摇；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绝不放弃；第三，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绝不改变；第四，反对台独活动绝不动摇。这是胡四点。

然后10天之后，那年“两会”结束的时候又通过了一部重要的法律，叫做《反分裂国家法》。《反分裂国家法》很简短，1065个字，10条，关键是第八条。第八条把我们2000年出台白皮书那三个如果拿到这儿来了，改了一下词语，变成法了律语言：“‘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用的还是很委婉的描述“非和平方式”，因为担心台湾人民的神经太脆弱了，但是实际上就是武力解决。就是这三种情况，出现任何一种，我们肯定要打台湾。

 

而且这个分量是不一样的，过去都是政策宣示，这次是法律规定，这个对双方都是个约束力。台湾意识到只要它搞台独，我们肯定打它，对于我们来说也一样，不管谁在台上，不管我们这一任领导人愿意不愿意走到武力解决这一步，只要台湾出现这三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合并出现，你都必须打，因为不打你就违法了。这个分量对岸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我把底线、红线都给你了，所以一直到阿扁下台他也没有敢走这一步，这是硬的更硬。

到今天，台湾的民意一直是橄榄型的。主张统一的、主张独立的都是少数，各占20%左右，这是比较坚决的。60%是主张维持现状，但是支持维持现状的很多人是慑于战争的压力，这是个客观现实。所以台湾问题根本上还是人心回归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把这个底线说清楚了，这是必要的一个高压线。另外一方面，我们决定还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还要软的更软。既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就会有一个问题，你必须得给对方台阶下，得让他有个面子。这样我们就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或者叫让步。第一个大的调整，把一个中国原则的科学涵义做了调整，从老三段论到了新三段论。

提到台湾问题肯定要提到一句话：“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基础和条件”，一个中国原则究竟指什么？过去有一个传统的说法，三句话。第一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三，在国际社会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来我们觉得这三句话太硬了，到了新世纪开始逐步调整，先把第二句改了，不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了，我们现在的说法叫做“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意思是我们现在平等。因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就是以我为主了。后来把第三句也改了，我们不说谁代表了，改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个弹性就更大了。现在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就是这三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是第一个让步。

第二个大的调整，我们明确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一切问题都可以谈，只要同意统一，同意一个中国，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交流，都可以谈。以前不具体，十六大报告开始明确提出三个“可以谈”：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问题。就是国共两党从1946年打内战到今天，从法理上还没有结束战争状态，人民解放战争到今天还在继续，两岸交流这么密切，我们还是战争状态，那现在谁抓人都合理合法，一个间谍罪就都可以抓人，所以双方第一步先签一个停战条约，先把敌对状态结束。第二，可以谈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活动空间问题。第三，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问题。就是你回来了算什么？给你几个国家副主席？给你几个副委员长？给你几个政协副主席？那都是可以谈的等等。后来又有了“六个可以谈”，逐步放宽，只要你同意一个中国，一切问题都可以涉及，这是公开的。也就是说只要守住民族大义，我们可以把尺度放得非常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时身段是非常低的。

再有一个是以野促朝。台上的民进党我不打交道，我可以请台下的在野党来，先把交流打起来，逼它执政者做让步。这样2005年我们就有了三大举措，三个在野党，国民党的主席连战、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来大陆访问，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些促动下，两岸关系开始逐渐的有了酝酿。

到了2007年开十七大，胡锦涛把这些新思维给它做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就形成了到今天我们还在延续的一些大的战略决策。其中第一个就是把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确定为和平发展，叫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的主题。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有学者讲，和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一个性质的，就是现在的形势，一步到位解决和台湾的统一问题不现实，你得有一个积淀期，得有一个准备期。就像社会主义不可能一步到位，你要有个初级阶段才能向更高阶段发展一样，两岸关系得有一个准备期，这个准备期就叫和平发展阶段，这是十七大报告里头非常明确提出来的。然后提出“两岸是命运共同体”等等，用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论述做积淀。

这样就有了第五个阶段，2008年到现在，叫做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时期。这是一个良好的势头，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2008年台湾又大选了，这次国民党赢了，小马哥马英九先生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打败了民进党的谢长廷和苏贞昌组合，760万张选票对540万张选票，赢了220万张选票当选。国民党主张统一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所以他上来使得两岸关系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景象，因为他一上台马上派了个特使萧万长先生向我们传话，递来了四句话：“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意思是他是有意愿发展两岸关系的，让两岸关系尽快走出死结和僵局。很快我们的胡总书记也带过去四句话:“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实际上是有个回应，就是认为两岸关系必须向前推了。

这样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下，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两岸关系开始出现了大的回暖，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两会对话全面恢复，海基会、海协会因为李登辉闹事断了，断了9年，在2008年6月恢复。当然这个时候海协会、海基会的头都换了，我们换成了陈云林，那边换成了江丙坤。两会恢复，而且确定了每年定期会晤的机制，就是每年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一次在我们这面，一次在他们那面。

前两次陈云林和江丙坤，我们叫陈江会谈，重点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两岸全面实现了三通的问题。大家知道1987年开门，两岸开始交流以来，三通只实现了两个——通邮、通商，这已经走得很远了。

现在从贸易上来讲，台湾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第七大贸易伙伴、我们的第五大进口市场、第七大出口市场。我们现在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顺差来源地。现在台湾到大陆的人已经超过了8500万人次了，我们到台湾也有1200万人次，尤其是这几年，我们每年有300万过去，他们有300万过来。台湾现在有9万家厂在我们大陆，有600亿的投资，现在两地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14000亿，也就是现在两岸经济的一体化，互相依存度非常高了，贸易早实现了。通邮更不用说了，手机也有了，网络也有了，信件问题不是问题了。

但是通航一直没有。通航在马英九上台之前，2008年以前去台湾非常麻烦，不能直接飞，一定要绕，绕香港或澳门转。因为原来阿扁有一个基本的理论，为什么不能直飞？他说浅显的台湾海峡构不成防御线，没有预警，来不及预警，如果飞机上坐的不是游客，而是人民解放军，那不变成了空降部队武装解放台湾了嘛，所以不能直接飞。小马哥上来以后，直航实现了，现在我们到台湾很方便了，过去得一天，现在两个小时就解决了。

陈江会到2012年，陈云林先生卸任，换成了陈德铭，原来的商务部长，他们那边江丙坤先生卸任，换成了林中森，现在叫陈林会。这里头签订的最重要的协议，两会会谈已经20次了，最重要的协定是2010年的协定，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把两岸的经济交流制度化，后面有一系列配套的东西，现在在逐步地推进。

现在的两岸关系，应该说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的过程，但是这个问题我一直讲，也要辩证地看，大家不能盲目乐观，经济上的一体化，并不一定带来政治上的一体化。这二者之间不是同步的，不是说现在两岸经济走紧密了，就必然会慢慢由经济上的整合变成政治上的统一，这二者之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是同步进行的。这是第一。第二，解决台湾问题还有另外两个最大的障碍，一个是美国的因素，我一直讲小两岸关系的实质上是大两岸关系，中美问题不解决，两岸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再有一个就是人心的问题，所以台湾问题，任重而道远。

小马哥一上台，大家都非常振奋，说反了八年台独，现在终于可以谈统一的问题了，因为小马哥是坚决的“一个中国”的维护者，他在两次竞选的时候，都明确提出在我的任上绝对不会允许有台独的现象发生，这个威胁解除了。但是我马上要讲，你只说了他竞选时的一句话，还有另外一句话：“我在任上的绝对不会出现统一的问题”。因为小马哥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他认为只要大陆没有实现民主化，统一问题是不可能抬到谈判桌上来的。就是两岸的意识形态的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也同样是阻碍台湾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台湾问题大家一定要有个综合的考量。

在台湾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两句话，这是我讲的充满辩证法的两句话，我们对台政策最核心的两句话。第一，我们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马上补上一句话，我们绝不放弃武力的承诺。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还有一句话，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没有时间表，我不说什么时候必须解决，但是马上跟上一句，台湾问题绝不允许无限期地拖下去。

我们一直讲中国梦，第二个百年是中国梦得圆的标志，2050年，我开玩笑讲，如果说中国梦实现了，国家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那这个梦不是一个残缺的吗？所以很多人讲，可能这就是台湾问题解决的一个底线。这是台湾问题。

港澳问题我简要说一下。为什么我花了很大篇幅谈台湾问题，第一，在国家领导人包括我们国家大的战略上，台湾问题肯定是分量最重的，港澳问题放在第二位。另外一个，目前的香港形势，因为正在发展变化中，局势很复杂，有一些东西发展演变，未必能看得很清楚，这个时候的的确确是需要谨言慎行的。所以我原则性地讲一下。

港澳问题的性质和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台湾问题属于内政问题。港澳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外交领域解决的国家统一的问题。港澳问题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了，到今天，的的确确港澳出现了一些现象让我们没办法乐观。我讲过，一国两制是为台湾量身定做的，以台湾作为最初出发点的，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回应，被迫将突破口选择了港澳问题，先实现了港澳回归，原本的设计是希望港澳搞出一个成功的一国两制的模式，作为一种示范来让台湾容易接受。

 

但是香港回归17年了，澳门回归15年了，港澳一国两制的发展并不像我们当初想得那么乐观。实际上这一点，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很早就做了政治预测。有的时候我感慨，政治伟人的的确确就是伟人，他有他的政治预见。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刚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时候，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的时候就明确地讲，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是不是真正成功，是不是具有生命力，有两个考验。第一，在回归前，能不能实现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这是个大考验。也就是我们能不能收回一个完好无损的香港和澳门。但是小平讲还有第二个更大的考验，回来以后能不能保持长久繁荣和稳定，能不能实现长治久安。

小平当时讲第二个考验可能更艰巨，但当时大家都没有这种感觉，也没有把这个话当回事。1997年香港回归得非常顺利，什么问题都没出，包括我们讲黑社会那个时候都配合。所以香港回归的时候治安是历史上最好的，从未有过的好。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顺利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当时一下松了口气，认为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就过去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考验在回归后才真正展开。大家知道，香港、澳门回来以后，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出了很多问题。很多人讲澳门没有问题，澳门回来之后经济搞得多好，回来之前澳门是个烂地方，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上一塌糊涂，负了一堆债进来的，但是回来之后怎么样？回来那一年，经济总量多少？一年GDP500亿，澳门太小了，50万人，30平方公里。回来那年500亿。去年多少？4000亿。人均GDP回来那一年1.4万，去年8.7万，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它的经济增长达到年15%的高速增长。现在澳门政府每年给大家发钱，去年已经发到了每人8000，就是三口之家，一年24000。澳门物价水平又低，你完全不用花钱，因为上学什么的都是免费的，政府每年大量的财政滚存、财政节余。

很多人讲澳门不是搞得很好吗？但是澳门是靠什么？澳门就是个旅游博彩业，就是我们所说的赌。过去为什么搞得不好？它是垄断式经营，大家知道澳门过去只有一个赌王，从第一代卢九，第二代高可宁、傅德用，到现在我们熟悉的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先生。回来以后，因为周边的压力太大，纷纷都开赌。因为过去亚洲只有澳门赌博是合法的，其他地方都是非法的。但是90年代大家一看，博彩业的利润太高，周边纷纷搞，包括香港。香港是不允许的，那香港怎么办？搞赌船。香港法律只能管到本土，那我搞旅游船开到公海上赌，赌完了我再回来。这样对它造成很大的冲击，它决定改，决定搞开放，搞竞争。这样2001年开始，所谓的开放赌权，过去政府只发一个赌牌给赌王，现在一下发六张牌，现在澳门博彩旅游公司、澳门的永利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澳门的银河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新濠博亚股份有限公司、威尼斯人博彩有限公司、金殿超濠博彩有限公司六大赌博集团在经营。由最初的9家赌场到现在的36家赌场；由过去的400张赌桌，现在的6000张赌桌；过去的800台矫直机，现在的13000台矫直机，整个澳门全变成了一个大赌场。

最初的游客，实际上就是赌客了，900万人次，现在已经达到了3000万人次，而且3000万人次中有1700万人次是我们内地的。按照中纪委的通报，在澳门涉赌的，用公款涉赌的，已经通报的处级以上干部超过了4000人。你想想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本地生产总值GDP一年4000亿，博彩占了一多半。

所以我们一直提出澳门博彩业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你不能长期依靠博彩业，博彩业受外界的影响干预太大了，一旦国际上有点风吹草动，你这种单一的、薄弱的经济结构肯定会出大问题的。从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澳门必须走经济多元化的道路，搞博彩业要搞大博彩，走拉斯维加斯的路，而不能搞蒙地卡罗的路，蒙地卡罗就是赌城，但是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它是搞多样化的，现在拉斯维加斯的财政收入60%以上已经来自于非博彩了。我们希望澳门走这条路，但是到今天，多元化不但没有走出来，而且越走越窄。包括我们开玩笑讲，何鸿燊先生的遗产继承问题是关系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前途问题。

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何鸿燊四个老婆，17个孩子，他财产怎么办？庞大的资产帝国，一般情况下肯定是分了，一分了这个博彩王国就不存在了，就变成若干个小的博彩公司。因为赌权开放以后，外来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是强力介入到澳门赌博业的，现在已经快到了三分之一强的比重，30%到40%，现在还在扩大。慢慢的，如果外来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掌握了澳门的博彩业，掌握了澳门的经济命脉，它肯定要在政治上发声的。

现在香港发生的很多事儿，澳门的两个强势总督，过去的何鸿燊，现在的崔世安，还可以压得住，但是慢慢就未必压得住了。美国人一旦取得了在澳门经济的话语权，那必然要在政治上发声的，今天香港出现的一切未必不会在澳门出现。

大家不知道现在香港为什么乱，实际上道理特别简单，不是民主问题，现在所有的参与罢课的中学生、大学生，包括所谓社会人士，占领中环的这批人都宣称是为争取民主而出来表达政治诉求的，但是实际上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对香港管制权的争夺，这是超出一切善良人们的意愿的，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的。

为什么？香港政治上有两个制高点，或者两个最核心的东西，一个叫立法会，一个叫行政长官，这是香港政治结构中最核心的两个东西。英国人在撤退的时候就在做布局，希望英国人撤走以后，香港仍然是一个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社会。我把主权交给中国政府，但是我的控制力、影响力，我的天然联系都要保留，我1997年以后仍然要控制香港。但是英国人撤了以后，没有实力卷土重来，实际上是美国人替代了英国人，继续作为影响香港最重要的外来力量。

控香港控制什么？控制制高点。当然我们希望收回香港以后，中央对它依法所拥有的全面管制权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那么我的抓手是什么？我也要抓这两个抓手，立法会和行政长官。立法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很难完全把它控制起来的，为什么？香港立法会的选举都是由当地人选的，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或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不管哪一种选举方式，都是由当地人选的，选出来的结果，仅仅报我们备案。就是告诉你一声，不影响到这个备案生效，我选出来什么东西你就得接受什么东西。

而立法会现在的选举结构，70名议员，分两种选举方式。一种叫分区直选，就是把香港划为五个选区，合格选民一人一票选，选出35名议员。另外一个，叫间接选举。香港有个特有词叫功能组别，也就是专业界，它把香港大的社会结构分成38个界别，38个界别通过不同的选举方式选出35名间接选出来的议员。那么谁容易得手？按照内地的划分法，我们把香港社会人士分为三大块，一块人叫企业家阶层或者叫大资本家阶层、上层人士。一块叫中产阶级，包括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一块叫草根阶层、弱势群体。这种划分法虽然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大体合理，香港社会人士基本上就是这三大块对政治有意愿的。

 

而这三块我们长期做工作，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一大块我们做得是比较成功的，原来我们非常重视这一块，我们认为香港是个工商业城市，工商界人士是稳定香港的重要力量，他们人口虽然是香港总人数的20%，但是却掌握香港80%的财富，所以过去我们重点做李嘉诚、郭炳湘、李兆基这批大佬的工作，他们都是爱国、爱港的。第二块，中产阶级。这是我们做工作非常不成功的地方。专业界人士，包括知识界，包括香港的大中小学，包括青年学生，我们一直没有把他们争取过来。再有一块，草根阶层。这应该是过去共产党争取依靠的力量，最基层的工人。

还有一个就是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基本法，我们是有利的。为什么？行政长官的确是当地选，不管你是间选还是直选，但选出来是要报中央政府批准的，而这种批准权是实质任命权。换句话说，如果你选出来的人我不满意，我是可以打回去让你重选的，一直到我选出来我满意了为止，我可以不任命。当然我们决不希望是这样的一种结果出现。如果真选出来以后，我们不任命，那会造成重大的限制危机，那香港就彻底乱了。

但是这两个选举，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最后都要走到普选，最后都要走到一人一票选的这个程度，都要走到直接民主。而且我们时间表已经给了，2017年就可以普选行政长官。普选行政长官以后，没有说哪一年，以后就可以普选立法会。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怎么选？因为我们希望推出能够代表中央利益，当然也同时代表香港利益的爱国、爱港的人士来选。反对派肯定希望有一个敢于和中央政府说“不”的一个人出来，双方在争夺这个。那就定规则吧。

中央认为香港怎么选规则在我，你的地方政权，涉及到民主问题，涉及到政治发展问题，中央是有决定权的，所以今年8月31号，我们出台了一个《关于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人大决定》，这个大家都注意到了。2017年怎么选？我把大原则给你说定了，要经过一个提名委员会来选，提名委员会1200人组成，所有的提名必须在提名委员会争取过半数才能成为候选人，就是你必须争取600票才能成为候选人。然后这两个或者三个候选人再交由香港人一人一票再往上选，那这个提名机制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现在这个结果，香港的反对派完全不接受。他们认为这是假普选，这是你内地式的普选，你是操纵的，你在一开始提名阶段你就筛选了，你把一切你不喜欢的人都筛出去了，那么这个选举我不能接受。所以大家看8月31号人大决定一出来，香港的反对派就酝酿着闹事了，一直做准备，到9月28号宣布开始占领中环。占领中环它去年就开始做准备了。香港的所谓占中发起人，两个学者戴耀廷、陈健民和一个牧师朱耀明，他们在去年一月就开始酝酿了，如果这个选举不能符合他们的意志，那么就要采取公民抗命的方式、街头政治的方式，逼中央政府让步。一直酝酿了一年多，到今年开始大爆发。

这一点让西方很多国家很高兴，认为颜色革命在香港发生了，在东欧，在北非，在中东的很多情况，香港政府很有可能瘫痪，它认为这个瘫痪的政府是中共的一个政权，这对于西方国家利益是有利的。所以这件事刚一起来你看美联社、《华盛顿邮报》就冠之于雨伞革命，因为占中那天小雨，每个人拿把伞。另外有人叫黄丝带革命，每个占中人都拿了一条黄丝带。

学生们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而且是争取真民主。但是实际上这场运动的性质变成了对抗特区政府、反对中央政府的一场政治对抗。因为他们的口号很简单，第一，中央收回8月31号的人大决定，重新开始一轮选举的设计。另外，董特首下台，他们认为这个政府已经代表不了我们了。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已经不是在讨论政改了。所以前一段我们的总书记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的时候就明确讲，香港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对于香港基本法的认识问题。也就是回归17年来，香港人，甚至相当多的香港人在这个基本的问题上没有解决，没有适应旧香港已经变成新香港这个大的历史转变，这种心态没有变，或者说得再通白一点，香港主权回归了17年，人心回归并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旷长日久的问题。很多人讲，是不是特区政府硬一点，马上清场就完了？你今天清了，他明天再回来你怎么办？而且清场容易造成直接的冲突，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比较复杂。现在中央的态度非常地明确，第一，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央绝不会做出让步，因为我们检讨了我们在回归这17年，在对港政策上有很多我们认为值得检讨的地方，先不说不够的地方。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没有把一国两制这个观念、这个概念完完整整地灌输给香港人。

过去为了避嫌，不该管的肯定没有管，但是该管的也没有管。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上，说尊重两制说得多了，说坚持一国说得少了。所以很多香港人觉得97回归就是不改天，不换地，就换一面旗，什么都不变。他们没有认识到1997年他们成为了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他们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么你公民享有的一切待遇你肯定有了，但是你还有责任呢。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香港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因为香港的金融体系是非常完整的，金融监管非常健全，但是整个国际资本的冲击，让它也深受其害。在发展过程中，它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内地给予了全力的支持，按照朱老板的话讲，只要特区政府有需要，你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我就给你什么样的支持。SARS的时候，我们这儿药品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第一批药品先给了香港。

包括金融风暴。当时金融风暴是从泰国先引进来的，那个投机资本就像二战初期的德军在欧洲战场一样，所向披靡，到泰国冲垮了泰铢，冲垮了泰国金融市场，然后再到印度尼西亚冲垮了印尼盾，然后到了新加坡冲垮了新加坡元，然后到马来西亚冲垮了令吉，到韩国冲垮的韩元，到台湾冲垮了新台币，最后到香港。那是强迫香港港币要贬值，强迫它的联系汇率制度要放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朱老板说得非常明确，人民币绝不贬值，人民币绝不贬值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保证香港的汇率稳定，保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我们内地庞大的外汇储备是香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最大的靠山。

回归以后，一切的“两制”的优惠香港全享受到了，但是作为“一国”该担起的责任全没有担起来。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三件事。第一，23条立法。基本法有个23条，它规定，你回来以后，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你应该自己立一部法律来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你作为一个地方单位，你以后市民作为公民的一个必尽的责任，我不代你立，信任你，你自己弄部立法。2003年政府启动要立法，遭到强烈的抵抗，最后导致当时的警务署长辞职，然后董特首以健康原因被迫辞职。

 

现在那个政治明星，就是现在占中的黄之锋就是国民教育科当中的反国民教育科的头，一占成名的少年，当时他才15岁。然后就是这场双普选，我们讲双普选没有问题，中央就是主张香港搞民主的，因为英国人在香港没有民主，是我通过了基本法规定了香港民主发展的目标、时间表、路线图，我是诚心诚意在香港搞民主的。但是民主它得有的原则，就是你必须在基本法的轨道上，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必须有利于维护香港的长期稳定，必须坚固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再往前推进，你不能把西方那套搬过来。搬过来一个和天天中央捣乱的特首？那是香港之福？但是这些话全听不进去。

 所以现在的香港社会情况也非常地复杂。港澳台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人心回归的问题恐怕是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重视不够，总觉得政权回来了，这一切都回来了，未必，它不是同步的。因为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整个教育体制都是西式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观念在香港要落实，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我讲港澳台情况，我一直讲这是一个全党、全国都要共同来做的一个问题，要利用一切和港澳台同胞交流的机会，一切和港澳台地区交流的机会灌输我们的观念，这个过程虽然漫长，但是必须得有滴水穿石的功夫，慢慢地累积人气，累积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这种信任感、认同感，真正使他们不光形式上回来，还要人心回来。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今天的课到这里，谢谢。 

责任编辑：张鑫蕊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1201/7906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