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方略

 

经济外交是一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外交不同于一般的国家间经贸关系，它是由政府主导的以追求包括经济利益在内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活动。经济外交的成效取决于一国政府对与自身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际间重大战略性经济关系的总体把握、统筹谋划和实际运用能力，实践中经济主要表现为以经济为手段和以经济为目的外交活动两大类。

当前大国间战略性经济关系已成为引发新时期国际格局演变的“矛盾丛”，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矛盾、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矛盾、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矛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既有规则之间的矛盾以及军事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都体现、渗透和影响其中。这些新变化都给大国开展经济外交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充分有效地推进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可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起到“四两拨千金”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外交的规划性和进取性有所增强，但从未来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看，我国应进一步扩展经济外交的内容，加大经济外交的力度。发展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应对全球大国间格局调整的历史性转变，打破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外部“瓶颈”，维护和延长发展战略机遇期，引导和推动全球优质生产、创新要素和高端生产环节向中国集聚，加快我国从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步伐。

 

一、从战略高度和更长周期认识并处理我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关系

（一）大国间经济关系长期影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并将塑造当代国际关系体系和基本结构

历史上大国关系大多数时间是处于变动之中。从国际政治演进过程来看，成熟或相对定型的大国关系只在19世纪的欧洲多极均势和20世纪的美苏两极“冷战”期间存在过。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以当代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互动融合趋势十分明显。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经济外交在大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显著提高，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和整体利益中的优先选项。

目前，国际关系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全球经济、国际政治和世界科学技术几乎同时进入新周期，这一时期与中国21世纪前20年战略机遇期同步展开。美国为了应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尤其是其所谓的中国快速发展的“挑战”。在军事上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同时，积极推进“一体两翼”战略。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战略，试图在政府采购、劳工和环境标准、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等领域，联手制定贸易新规则，构造一个与己有利的国际贸易新规则，继续主导未来全球贸易。特别是利用TPP，撬开亚洲市场，干扰近年来东亚地区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牵制中国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受国际大环境影响经济增长放缓，各国也都面临结构调整的任务。长期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操控于美、欧等大国手中，大国间围绕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之争将长期持续，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争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与主要大国经济关系构成中国发展总体外部环境的基本格局，直接关系到中国发展的重大和根本利益

西方有学者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比冷战结束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如果说1989年到2008年二十年是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变动的过渡期，2008年金融危机则真正开始了大国关系的深度调整期。正是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几个重要指标。这些标志性指标在如此短时间内集于一身，在历史上大国崛起过程中尚无先例。当前国际利益格局所涉及议题日趋复杂和多元，任何大国实施实力资源的跨领域转化都难免力不从心，美国与其盟国在战略、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利益转化并不顺畅。与过去相比，今天中国与全球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外交关系，影响着全球大国关系演变格局，这给我国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未曾有过的挑战。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发展已形成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之势，我国诸多国家核心利益中，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国家总体利益格局中位置大大前移。最近几年，一些人批评中国是“选择性的利益攸关方”，或“毫不情愿的全球事项安排者”，认为中国根据需要把自己说成是“大象”或“蚂蚁”。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正在从低调的学习者、参与者向适度的管理者、领导者转变。国际社会期待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此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和策略准备。在经济外交上我国如何构筑体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良性竞争和合作共赢格局，推进建立反映新兴大国利益诉求的国际治理新模式，都是关系我国未来发展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

（三）构建可持续的大国经济外交关系是创造中国经济新红利，实现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战略需要

近年来我国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的矛盾现象给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提出新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和世界上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有很多现实利益问题和重大关切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没有被西方大国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很多出口商品被课以高额反倾销税。美、欧、日对华军售禁令依然没有解除，中国在石油、铁矿石、稀土等领域缺乏大国应有的定价权，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频遭安全审查困难重重。

应该看到，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际经济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动力，技术创新面临重大突破的前夜。世界大国间经济竞争更趋激烈，美欧积极推进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形成比我更加低廉的成本优势，中国制造可能处于被夹在中间的尴尬状态。对此，我国必须推进从战略理念到实现机制的全方位改革，要在收获第一波全球化红利的基础上，以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基于内需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红利。借助发展与主要大国间经济外交，推进我国从原有的利用本国低端生产要素向利用国外高端生产要素转变，加快培育一批全球性企业，打造一批全球性品牌，推进一批国际领先的创新成果。尽快使中国成为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为我主的全球创新链体系中的一员，实现中国经济全面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二、新时期中国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关系的战略重点与战略选择

新时期我国推进与主要大国经济关系既应统筹考虑，树立“一盘棋”思想，又应突出特殊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把推进中美经济外交作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主轴关系大国与分轴关系大国相结合，紧紧抓住中美经济外交这一大国关系主轴不放，发挥中俄经济外交的平衡作用，中印经济外交的共进作用，中欧经济外交的助力作用，最大程度抑制日本国内“极右”势力对我发展的对冲效应。这里，就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经济外交关系与战略重点分别进行分析。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一大贸易体，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量现在在世界上位于第一位。2012年的时候，我们和美国相比，我们比美国少150亿美元，2013年我们比美国多了150亿美元，2013年我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了4.16万亿美元，而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206亿美元，那个时候在世界上处于第32位。现在从我们的贸易伙伴来看，我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到非洲访问时说，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当然不只是非洲了，现在我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曾经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也因为周边的关系、日本的右翼势力等因素，中日之间的贸易受到很大影响，我国和韩国的贸易超过了日本，日本和我国的贸易总额下降到第五位。我国现在作为第一大贸易体，这就要求我国在国际经济外交关系上做出许多重大调整。

（一）中国与美国经济外交关系的战略重点

1、中美经济外交关系。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维护全球领导地位和中国快速发展是中美间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可以走出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宿命。中美关系呈现相当复杂性、微妙性和可变性，“非敌非友、斗而不破”是双方关系的一个常态。中国快速发展给美方带来了战略“焦虑”，现实中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应对策略既有“围堵和遏制”，也有“接受”和“适应”，是其“理想”和“现实”间的折衷。美方不想也无法全面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要力图控制中国发展的时间和速度，防止对美国利益带来大的冲击。一方面，美方试图借助集体力量，利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规范”中国；另一方面，依靠经济和科技领域领先优势，在贸易、投资、汇率、知识产权、环保等领域向中国施压，希望“用经济手段赢得与中国的这场竞赛”。

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最强的纽带。建交以来两国在贸易、投资、科技合作等领域有广泛的合作，双方从中获得丰厚收益。美国企业在中国开放市场过程中获利颇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也得益于美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制造业将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转移，势必导致两国经济互补性下降、竞争性上升，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器”作用，加剧两国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矛盾，增加不信任。目前看中美经贸关系也是两国摩擦最多的风险源。前几年美方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有所缓解，但知识产权分歧份量上升。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安全审查、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等一时还无法解决。

中国未来城镇化、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等，将为美国企业提供不可多得的发展机会。这有助于加深中美间经贸联系，维护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双边关系“压舱石”的作用。中美着手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研究启动的中美双边贸易与投资协定（FTA）谈判，将在更深层面和更广领域加深中美经贸联系，缓解政治、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张力。建立中美新型发展大国关系下的互补、互信、互建、共赢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双方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2、对美经济外交战略重点。中国处于“将起未起”，美国看起来“似落未落”，中美两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起落变化的敏感状态之中。地缘政治、经贸往来、安全利益以及两国民族心理，都易于放大两国间相对关系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我对美经济外交方面合作是具有战略性和方向性的选择，寻找共同点，有效管控分歧，推进合作共赢是我国对美经济外交战略重点。

中国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来，美国方面反应渐趋积极。中方提出以亚太地区作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实验体。2013年4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提出美国“太平洋梦”的概念，美国“太平洋梦”中对中国的部分“期待”，在一定条件和前提下与“中国梦”并不矛盾，双方如能在一个平台下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共同梦想并非不可能。“中国梦”寻求国内更加美好的生活，但同时开放地包容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国家从中国快速发展中分享经济福利，“中国梦”不排斥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但要求取得与承担责任相称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中国梦”愿意遵守国际规则和扮演信守承诺的大国形象，但要求在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应的话语权。尽管“中国梦”与“美国梦”存在世界秩序观和价值观的竞争，但共同实现梦想并非不可能。

中美两国同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关系有相当的“韧性”。中国应继续以积极合作的态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时期处理中美关系，应正面应对而不继续回避与美国之间的分歧，要让美国清楚中国发展的国内和国际诉求，以及中国在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上的战略底线，减少美方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虑和过度想象。要努力将中美利益共同点做大，同时使美方明白，中国尊重和支持美国对于现有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但需要美国不过度挤压中国正常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空间。

 

（二）中国与欧盟经济外交关系战略重点

1、中欧经济外交关系。

近年来一些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的困境是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的困境，民众长期享有高福利使得政府改革阻力重重，而民主政治造成真正改革型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中欧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经济体和维护世界和平两大重要力量。回顾近10年中欧关系发展，其间有“烦恼”亦有成效。欧盟至今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限制，以取消对中国武器出口禁令。2013年欧盟曾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欧盟史上最大的贸易调查。

在当代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中欧双方共同利益趋近、良性互动增多、新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近10年来，中欧经济关系实现了从贸易主导向投资—贸易双轮驱动的转变，双方建立了高层经贸对话机制、战略对话机制、人文交流机制三大机制，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倍。2013年中欧贸易额5591亿美元，目前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目前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欧洲在经历危机后正在恢复增长，中欧双方愿意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2013年11月中欧签署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成为未来10年合作的“路线图”，双方就全面加强贸易、金融、投资、高技术、新能源、新型城镇化等领域合作作出规划，合作领域之广前所未有。目前双方就推进中欧投资协定和中贸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德、法、英三国对此态度积极。双方力争到2020年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

欧盟有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自贸区的计划，这与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大构想异曲同工。中东欧地区是欧洲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是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中东欧物流新动脉向西连接西欧、南欧，向东扩展到俄罗斯，并将中国与整个欧洲相连通。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所说，推动以高铁为支柱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使中国进入陆权时代，当海权与陆权并存时，中国可以在其全球战略态势上建立起一个对冲的局面。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已签署《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协议》，涵盖经贸、金融、互联互通、绿色创新等领域30多项合作，中东欧国家对扩大与中国合作积极响应并充满期待。

2、对欧盟经济外交重点。中欧经济合作基础良好。要重点加强与德国的经济合作。德国的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最为健康和良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德关系愈发紧密，中国市场需求是德国快速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动力。德国愿意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而低调处理所谓人权之类议题，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对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应尽力做到求同存异，低调处理相互间分歧，高调推进在特定利益契合点上的合作，尽可能使经济合作不受意识形态左右。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互补性强。在保持与西欧、南欧良好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扩大与中东欧十六国的合作，特别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通信等领域的合作。

（三）中国与日本经济外交关系战略重点

1、中日经济外交关系。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中日两国既是大国关系，又是邻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历史上长期我强日弱，近代以来日强我弱，现在进入两强并立阶段。一直以来，日本的“大政治”和大战略相对稳定，但过于频繁的政权更替和领导人更换，使其在战略实施上难以形成“路径共识”。目前看，日本国内对中国快速发展反应非常强烈。近年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安倍现政府不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人类共同价值，蓄意破坏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对我而言，日本可能是未来10年或更长时期内阻碍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现实外部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对抗的风险和烈度比中美结构性矛盾更具现实挑战性。中日关系如果把握不好，很有可能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中日两国都是东亚大国，作为同处东亚地区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GDP已占到亚洲经济的60%，两国关系直接影响到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未来。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大谈“失去的二十年”，固然有真实的一面，也不能排除“哀兵之策”的成份，日本的科技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目前中日关系走入低谷，要防止目前地区安全困境把东亚这一全球经济增长中心拖入军备竞赛中心。美国因素在中日之间日益明显。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战略上严重受制于美国，日本下一步行动还要从更大的国际格局中观察分析。

2、对日经济外交重点。当前我国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针对中日两国历史恩怨与现实矛盾、外来大国与域内矛盾相互激发助长的问题，我们处理中日问题要基于战略利益而不仅是历史问题来制定决策，要放在国家发展和地缘战略框架下全面思考和妥善应对。

在中美日三个双边关系中，中国应抓住中美关系这一龙头，研究和制订出最佳战略。对于一些在中日双边层面难以解决的问题，积极寻求通过多边渠道解决。就中日来说，一方面要着力推动中日韩FTA，加强与日本的互利合作。另一方面，日本在东北亚地区与俄韩朝存有矛盾和摩擦，公信力不足，可以借此对其保持战略压力。

 

（四）中国与俄罗斯经济外交关系战略重点

1、中俄经济外交关系。中俄关系在大国关系中具有平衡性战略地位。两国都在21世界秩序中寻找新的定位，中俄（苏）之间由冷战初期的蜜月模式成功转化为当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本身就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成功模式。这得益于双方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坚持“四不”方针，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意识形态化”。

中俄两国有漫长的边界，同为转轨国家，处于复兴发展阶段，经济互补性强，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科技实力雄厚，普京政府力主推动远东地区开发，对我对外投资是重要机遇。由于俄罗斯国内处于经济转轨特殊时期，前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给俄带来如其他西方国家那样的经济利益。中俄经济合作落后于两国政治发展，两国经贸发展落后于中美、中日、中欧经贸合作水平。

目前中俄两国关系发展正迈向新阶段，两国战略合作层次更高，合作领域更广，合作程度更紧密。在不断深化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形势下，推进中俄能源合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俄罗斯是能源生产大国，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两国地理毗邻，能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地缘优势。正如西方学者所说的，拥有大量能源的俄罗斯和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相结合，将“可能形成新的东方”。2014年5月21日，双方签署《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历时十年之久的谈判终于划上圆满的句号。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协议总价值达4000亿美元。这一合作完全符合两国发展的战略需要，中俄两国建立全面能源合作关系，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中俄两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民用航空、航天基础技术研究、空间对地观测、卫星导航、深空探测和载人航天等领域都有广阔合作前景。

“中国梦”的提出对中俄关系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俄罗斯各地区特别是远东地区可以从中国的发展直接获益。中亚国家中俄共同的友好邻邦，维护中亚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中俄两国在中亚是互补关系，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并不意味着中俄在中亚地区展开竞争，相反有助于形成包括中俄和中亚国家在内的区域大合作，以此进一步提升中俄两国战略合作水平。

2、对俄经济外交重点。中俄双方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着力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方应加强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沟通，增进俄罗斯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战略理解。近年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俄罗斯的战略重心也相应向亚太“东进”，推进其东部地区开发以促进安全。双方应贯彻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坚持在亚太地区协作不以挑战美国和将美国赶出亚太为目标。中俄加强战略合作，客观上可以制衡美国及其军事同盟的军事冒险行为。

我方应以目前中美俄三国两两之间已有的对话机制为基础，适时推动建立中美俄三方对话机制，减少大国间的误解，增强三国对共同安全利益的认识。特别是防止一些外部势力破坏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企图。中俄应着手协调在TPP问题上的立场，联手抵御其在未来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

（五）中国与印度经济外交关系战略重点

1、中印经济外交关系。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新兴大国。西方国家对印度的身份认同度较高，印度在美制衡中国战略中扮演“被动伙伴”角色，不会心甘情愿地被美利用。目前看，印度不会和美国、日本建立某种正式的联盟关系。中国和印度都希望南亚地区和平安宁，近年印度加强与东亚国家联系的“东向政策”与中国开发西部地区的目标具有互补性。

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经贸规模800亿美元，与两国各自经济实力极不相称。印度的强项是服务业，由于投放不足，其加工工业基础设施薄弱，2012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290亿美元，约占其贸易逆差的15%。目前我国从印度进口以棉花、矿石、金属等原材料为主，对印出口主要是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涡轮机等工业制成品。

2、对印经济外交重点。中印经济领域合作需要新思维、新想法，但目前看双方合作的战略基础有待进一步加强。作为发展中大国，双方应坚持互不威胁、互不遏制，不搞“龙象之争”，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金融规范和贸易规则等领域协调双方立场，实现共同发声，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争取主动尽早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现有和潜在的利益冲突点，把双边矛盾控制在温和范围内。印度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未来中国高速铁路等能否成为合作的重要领域有待双方共同努力。

 

三、新时期做好我国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举措

新时期我国经济外交应坚持“顺大势、借大势、造大势、行大事”的方针，顺新一轮全球化深入发展之势，借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之势，造中国快速发展是全球各国之福之势，行创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利国际环境之大事，全面参与、重点投入、沉着应对、积极作为。

（一）坚持全球化方向寻找大国利益汇合点

中国和平崛起既是中国的命题，更是世界的命题。中国成功实施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战略，成为大国和平崛起的基本经验和道路，中国后三十年或更长时间要让其他大国安心接受中国和平崛起，难度和挑战比以前要大得多。中国成为大国后，中国任何对外回应都会产生体系性影响。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有利环境难以继续存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将对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形成“倒逼”压力。而随着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能力下降，国际社会有可能走向弱领导或分裂性领导。

中国要继续坚持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倡导与坚持“包容共赢”的理念，推进实现和国际社会共同发展，扩大和大国之间的利益汇合点，推进整个国际社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要在全球化条件下，厘清我与对方大国关系的具体形态，研判大国新型关系是否平等，是全领域还是超双边，是敌人、对手、竞争者、伙伴还是盟友的关系，并基于此研究推动双方关系向与我有利方面转化的对策和策略。

（二）加强与大国经济外交的轨道化、机制化建设

与大国关系的轨道化、机制化，可以使双方的分歧得以及时沟通和解决，减少双边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因素。目前我国与主要大国建立多种形式的战略关系或全面伙伴关系，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其中重要内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美商贸、农业、科技等专业联委会的轨道化作用日益显现。当前中美各对话轨道中，中美贸易、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地位、政府采购等双方重大议题美方提出的多，谈判议题过多地反映了美方的利益诉求，工作框架中反映美国在双边关系中支配地位过强。我方应积极在重大议题设置上争得相对平衡的权力，更多地反映中国的关切和诉求。

大国能力不仅体现于应对个别事件，更体现于创造和利用机制的能力。二十国集团（G20）、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东盟10+3、区域经济伙伴关系（RECP）谈判等机制，都涉及我与主要大国间经济合作，在用好这些组织提供的平台基础上，要主动创造大国间合作新机制，在机制创造中争得我话语权和经济利益。

（三）推动经济外交与政治、安全和军事外交相互促进

现实国际关系中大国间关系往往是由不同问题域构成，是合作与竞争、相互依赖与相互斗争的结合体，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问题上拥有绝对话语权。实力资源的跨领域转化反映一个国家外交战略和现实能力，我国当前面临“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一方面说明中美关系的特殊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我国经济外交与政治、安全和军事外交缺乏应有转换。当前中国正面临一个和平崛起大国从未遇到的“崛起困境”。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如何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和政治优势，如何维护和增进利益最大化，如何有效地保持与主要大国健康和谐外交关系都是重大命题。

争夺市场和贸易机会是各国经济外交的焦点。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将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十二五期间”，中国货物进口总量将超过8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量将超过1.25万亿美元，这对美、欧、日等大国走出经济低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市场机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外交工具，我国应通过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国内大市场，适度利用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利益与我国国际政治、安全、军事等方面的转换，争得与我发展有利的国际大环境，推动经济顺利转型升级，实现国家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在内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四）实施大国经济外交与周边外交联动战略

当前由于美国等域外地缘政治力量的深度存在，中国周边的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已不只具有地区层面的意义，已是整个国际体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的外交工作中把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相区分，遵循“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原则。但从现实外交总体形势看，当前我国周边外交已经和大国外交紧密相联。我国需要在整体性大国关系中来协调和处理地区关系，要构建包括大国关系在内的大周边战略。

当前周边外交的重点是以经济外交为突破口，立足亚太精耕细作，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方针和亲、诚、惠、容理念，积极推进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经济伙伴关系，增强周边国家对我向心力，孤立、打压少数国家，缓解我周边地区的安全“压力”。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争取早日达成协议。推进广西作为中国中南西南开发开放的战略支点，拓展和深化中国—东盟各领域合作，加强上合组织合作，以能源合作为基础，推动中国与中亚地区互联互通和更广泛领域合作。

 

（五）发挥与主要大国间首脑外交、峰会外交的特殊作用

目前中国与主要大国间高层交流对于化解分歧、推进合作共赢十分重要，最高领导人间定期或不定期会面，增强了领导人个人间的了解和认可，也为提升大国间双边关系“定调”。目前中国与主要大国间领导人通过年度互访、定期会晤等建立起密切的高层交往机制，推动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要继续发挥中国与大国的首脑外交，通过首脑间面对面沟通和高质量互动，进一步搞清对方的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真正了解对方的核心利益和主要关切，减少外部或突发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干扰，使各方对两国关系有稳定预期和充分的信心。

峰会外交是当今全球经济外交的重要平台。中国和平发展需要中国负责任的国际行动，也需要国际社会对中国权益的应用尊重。要利用APEC、G20等各种峰会场合，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立场，争取和赢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要积极发挥亚信、APEC峰会、夏季达沃斯、博鳌亚洲论坛、全球智库峰会等我主场外交的作用，切实提升中国话语权，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提出中国方案。要组织专业力量，研究提出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体现“和谐世界”理念的高质量议题，以议题作为大国经济外交的博弈手段，提升我大国地位。

（六）构造与中等强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支点地位

国际上一些中等强国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参与国际事务积极性高。随着国际权力分散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些国家在国际治理和地区事务的参与力度和塑造能力正在增强。密切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也成为世界主要大国间经济外交的借力和博弈的手段。美国正在将加强与其所谓“关键国家”合作，作为维持现存世界秩序的战略选择。当前我国应加强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尼、南非、沙特等国的合作，积极发展与这些中等强国的经济联系，并以此作为我处理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关系的重要战略“支点”和第二维度补充，使世界更多国家理解和认同我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互利共赢主张，提升我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的博弈能力。

（七）适当运用负面外交和威慑战略

经济外交有正面外交与负面外交之分，正面外交主要表现为准入贸易、开放通商、馈赠货物等为手段。负面外交就是要逼迫对方进行经济利益得失分析，威慑或胁迫对方不得实行对我有害的政策，停止对我有害的行为。近些年更多时候我国是西方大国“双反”等的目标国，要学会从制裁中实施反制裁，逐步地从被制裁的目标变成制裁的发起国，实现正负双向经济外交策略的有机结合和综合运用。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1001/79098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