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企业家及其精神成长的思考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活跃了一大批企业家。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次。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就这么一个话题，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以供大家参考。

一、企业的地位和企业家的作用

（一）企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财富的创造主要是由企业组织来实现的。过去也有企业，但是比较零星。像我国农耕社会，主要就是家庭组织来维持社会财富的创造。工业革命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现代经济是一座摩天大厦，那么，企业就是构筑这座大厦的钢筋和混凝土。2013年《财富杂志》显示，世界企业500强的营业总额达到30.3万亿美元，相当于头号经济强国美国GDP总量的两倍，约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GDP总量的42%。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据统计，目前世界科技研发投资的80%、技术创新的71%都是由世界500强企业所创造和拥有的。

美国称霸世界，主要靠的是两支队伍：一支队伍是国防、军工、军队；另外一支队伍就是巨无霸的跨国公司。亚洲四小龙崛起之际，美国是非常着急的。当时亚洲四小龙分成两拨，一拨是中国香港与新加坡。这两条龙没有能力发展大型的、多元的跨国公司；另外一拨是韩国与中国台湾，它们有能力做那种巨无霸式的跨国公司。可惜，台湾上了美国人的当，没有像韩国那样发展出“三星”这样的企业。三星企业的营业额大概占韩国GDP的20%以上，是号称“从手指到宇航”都做的一个企业。由此，三星成为了韩国和平时期的另一支军队，成为支撑韩国国际政治地位的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可以说，培育大型跨国公司成为了现代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必由之路。

 

在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中，美国上榜公司有132家，我国有95家。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我国跟美国还是有些差距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往上赶。从1995年到2013年的18年间，我国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数量由3家变成95家，占世界500强总收入从0.4%到17%。这些数字反映了我国经济在全球地位当中的提升，也反映出我们国家企业发展的状况，就是说，虽然上榜企业不少，但是真正规模巨大的企业还是少。

（二）企业家是带领企业变革发展的灵魂式人物。理查德•康替龙在1775年出版的《商业的性质概论》中提到：企业家自己的收入（利润）由于存在谷物供求变化、价格波动等不可预测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康替龙依此推断说，把农产品运到城市的商人、农产品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等这些在交换和流动中起着中介作用的人，收入同样是不确定的，因而都属于企业家阶级。康替龙将“企业家”这个词语引入到经济学中，认为企业家是一个“风险承担者”。此后，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理论家提出很多新的观点。比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从经济范畴上对资本和企业做了界定；美国人马歇尔从市场资源配置的理论对企业家做了描述；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首次提出企业家创新精神。他认为，企业家主要是要靠创新精神。

企业里面的核心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人格的化身。从实践来看，企业家就是带领企业，推动经济发展的灵魂式人物。看看今天的世界，每个成功企业的背后都蕴含着厚重的现代企业家精神，每个知名品牌的前面都行走着一个或几个卓越的企业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比尔·盖茨，就没有微软公司；没有杰克·韦尔奇，就没有今天全球普遍的产融结合；没有任正非，就没有今天的华为；没有柳传志也难有联想。没有这些人就没有这些企业，企业家有时候很疯狂，他把自己的生命、激情熔入企业的发展。

这里有很多例子。IBM原来是做硬件，做设备的。IBM公司总裁路易斯·郭士纳通过九年时间再造IBM，提出大象也能跳舞，把IBM变成一个服务型的公司，由此，使IBM实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实际上，有些很简单、科技含量不高的企业也面临这种变化，比如说耐克鞋，它做到最后只管做设计与销售渠道，整个鞋业的制造流水线一个都没有。再比如波音公司，连一个螺钉都不做，大部分东西都是我们中国在做。它就管设计、销售，但是，服务系统在它手里，它有很强大的服务系统，24小时有人值班。只要愿意，飞机在空中出现问题，它随时可以知道，并可以及时通知就近的服务设施。

（三）企业家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开拓者。我国的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都对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国的四大发明，以及其他很多产品、技术，包括茶叶、瓷器等，都是靠一些重要的商班（企业家）带头，足迹才遍布世界。

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分工不断地细化，科学技术也不断发展，商业文化日渐盛行，现代企业家群体不断涌现。诸如：罗斯·查尔德、摩根奠定了现代金融发展的模式；诺贝尔、杜邦推动了现代的化工行业发展；爱迪生创造了电器行业的奇迹；福特发明了汽车生产流水线，成为现代制造的一个标准模式；以及比尔·盖茨、乔布斯引领的信息革命。可以看到，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发展阶段都会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

（四）企业家是中华民族复兴发展的中流砥柱。“洋务运动”时期，我国有一批现代企业出现，最早的是军工，是官办的。即便是官办的，也涌现出了一些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当时我国企业家的成长一直被绑架在士大夫精神之下，企业家精神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精神进入到社会主流精神层面。于是，当时我国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一名“红顶商人”。当然，这些人也促进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诸如：胡雪岩、盛宣怀、荣宗敬、荣德生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基本谈不上什么企业家。1984年，我在一个万人大厂的国有大型企业里面当了车间领导。那个时候的工厂还没有现代企业的状态，一个企业的领导还谈不上是企业家，也就是一个管理者，根本不用考虑订单、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一大批企业家涌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市场经济推进的历史过程就是企业家前赴后继的过程。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有一批下海潮。涌现了以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来，出了诸如马云、雷军、马化腾、李彦宏等新一代的企业家，他们既有很前卫的创新意识，也有很扎实的企业家理论功底，还有令人深感敬佩的经营艺术和创新精神。一大批这样的企业家的成长必然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重大贡献。

 

二、制约我国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因素

企业家是影响企业成长的核心因素，其中企业家精神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我国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受到传统文化和制度缺陷的双重约制。

（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其一，轻商的文化传统。“商人”这个词是怎么起源的呢？有个说法是，商代灭亡以后，那些商朝的遗老遗少没有饭吃了，于是就干起了一个最不起眼的活，那就是经商，干这些活的人们自然地就被称为了“商人”。虽然这种说法有待商榷，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自古就有轻商的文化传统。

其二，我国传统官场文化是赢者通吃的文化；而商业文化体现的是合作、互利、共享，就像我们的“加减乘除和差积商”中的“商”。企业家创造了价值是要被人家除的，诸如被出钱的股东来除，还要被客户、被社会共同分享，就是说是要交税的，所以说，商业是一种分享的事业。在我国儒家文化熏陶盛行的官文化中，我国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其三，西方现代商业兴起之际，就是皇室跟商人一起搭伙去海外掠夺、扩张，其中骑士道精神起了关键的作用。而我国一直处于农耕封闭的文化中，国人始终难以迈出在自己国内的圈子中分蛋糕的狭隘。在这样的状况下，只有靠政府出面，做公正的代言人。由此，商人、企业家就无法脱颖而出了，企业家精神也就无从谈起。

（二）政府和市场之争的制度缺陷。企业和企业家的目的是追求价值。那么，什么是价值？有人说，价值是创造的，是劳动创造了价值；有人说，价值是被发现的，价值的存在如同原始森林自然成长的大树一样，你发现了就是你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提出了劳动产品应该是劳动的物化或对象化。一堆泥土，对象化形成一个瓷杯子，这是创造价值。马克思还提出了生活对象化，而且他认为，劳动对象化只是生活对象化的一部分而已。这个生活对象化是到今天为止，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的。

生活对象化创造的是广义价值，不仅仅是物质价值。事实上，财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非物质的，是虚拟价值。因此，财富就绝对不是被创造和被发现的，而是在一种或者几种要素基础上容纳着其他要素的信息介质，实现了容介态，是要素进化成新的价值而确定的。如果财富只有实物的话，搞计划分配还是可行的。换言之，计划经济在理论上能够成立的重要假设就是所有财富都是物质，都能量化，因而都可以分配。一旦出现很多财富是非物质的，而且很多财富的生成过程是在人与人的活动过程中被确定下来的，那么，通过计划来分配就没有办法了。在财富价值主要体现为物化的时代，价值要素被政府规范管理，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物化的财富表现为稀缺，倘若政府不对这些稀缺财富进行合理配置，那么，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中央集权的统一领导也就无从维持了。比如，在古时候，交通不便，那时的盐很是稀缺，而盐又是人们的生活必须品，因此就要专卖，后来有了铁的专卖，诸如此类有很多。

在我国，政府和市场之争不是现在才有，而是延续了2000多年，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政府所用的手段更多，也更有力。这样一种模式，使得政府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的管制，却使得市场经济的生长环境一直较为恶劣，根植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家精神也不能够得到弘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解决政府和市场之争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尤其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社会上显现出更多的非物质财富。2013年我国服务产业占GDP的比重达46%，比美国差一点，美国服务产业占GDP的比重达75%。现在我国推进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其目的就是要为推动服务产业发展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其实，很多服务产业就是虚拟价值，就是满足人们的虚拟需求。人们不可能将这种虚拟需求像搬物质似地搬来搬去地分配，只能靠市场去调剂形成。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要通过看不见的手，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而不是靠政府直接批项目。有些东西越来越难批了，比如涉及人们心理需求、爱好的东西就很难批。要靠政府去批，不可能如此迅速而广泛地出现今天的饮食产业。放开市场去做，大家喜好的各种口味、各种形式的食品就出现了。所以，政府要尽快地从与市场争夺要素资源的角色转化为与市场共同确定财富的合作者。

三、我国企业家精神成长的要素分析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经济首创精神，即不断创新的精神。马歇尔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心理特征，包括“果断、机智、谨慎和坚定”，“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以及“对优越性具有强烈的愿望”。归结起来看，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应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一是进取精神；二是创新精神；三是契约精神；四是诚信精神；五是敬业精神；六是奉献精神；七是民族精神。那么，在我国，有哪些构建企业家精神成长的要素条件呢？

（一）容介态传统文化是诞生企业家精神的沃土。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社会的形态正是在不断地容介态中，获得提升、进化和发展的。所谓容介态，是指外源信息参与并引起事物变异、进化和本质跃迁的状态与过程。假如我们有两个信息粒子，一个信息进来以后，并不是两个信息简单加在一起，使其体积增大，而是这个信息进来以后，两个信息变成了一个信息，使它的信息能增大了。这方面，我在《前沿科学》杂志，发表了三篇文章，即：《自然容介态》、《生命容介态》、《思维容介态》。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文明，之后被基督教文化取代了，我们用的公历就是从“耶稣诞生”开始计算的。基督教始于耶稣，后来由于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基督教随之分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再后来，西方经历了宗教改革，从天主教中发展出基督新教。这个时候的基督新教就实现了容介态进化，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出现了文艺复兴。

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基本上被宗教彻底笼罩着。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化突破了教会的禁锢，重新承接了古希腊、古罗马优秀的文化因子，继承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科学精神和哲学思想，突破了人性的束缚，使西方文化焕然一新。使得西方文化实现了科学和宗教的容介态。正是这样一种容介态，使得西方后来出现了牛顿、培根、笛卡尔、欧拉特斯拉、法拉第、爱因斯坦等一大批科学巨匠和实验家，催生了整个现代科技文明和工业文明，从而主导了世界发展的潮流。由此，摒弃了罗马教会中商人永远得不到翻身的理念。进而，从一家一户的手工作坊开始出现了工厂主、银行家和商人，这就形成了西方第一批企业家，他们的精神特质构成了西方企业家精神的雏形。在这一过程中，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催生了市场调节力量取代官僚机构做出决定的历史；市场经济的法则替代了贵族骑士的剑术，曾经的骑士精神转型为了现代企业家精神。日本也是一个非常善于容介态的民族。它从我国文化中，挑出适合它的因素融入到它的机体。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完成了跟欧洲一样的历史性革命，从武士道精神转化为现代企业家精神。

 

我国传统文化也是多元文化容介态进化的结果。其中有很多重要人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有五个人。一是伏羲氏，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传说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先天八卦，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周文王姬昌，“文王拘而演《周易》”。他创立了后天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创作了《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从此，“易”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三是老子，著有《道德经》五千言，后被发展成为道家的思想。四是孔子，创立了儒家思想。儒术自西汉开始就被历朝历代所“独尊”，并随着隋代以来科举制度的施行成为了济世安邦之学。五是古龟兹国的高僧鸠摩罗什。南北朝时期的前秦、后凉、后秦这些国家为了得到他这样的人才，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是一位伟大的译经家，带领弟子将佛教梵文经书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翻译为汉语，把印度的大乘佛教带到了中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我们讲中华文明的基础至少应是儒释道、兵法墨、医农杂等九大家，其中“释”主要指充满辩证法的大乘佛教文化，而不是小乘佛教。

中华文化也是多元文化长期汇聚而成的。从上古时期的伏羲氏，到周文王姬昌，到老子、孔子、诸子百家，再到东晋的鸠摩罗什，到宋代的程朱理学，还有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心学”，医、农、杂等科学技术领域的扁鹊、华佗、李时珍、许行、毕昇、蔡伦、李冰、祖冲之……，直到近、现代出现的诸多民族精英、华夏巨子等，是这样一个“容介态”进化的过程。

（二）我国的传统文化存在着经商以及构建企业家精神的因子。对经商，孔子也是赞同的。他的高徒子贡能够赚钱，他就很支持。孟子认为，从政首先应该从产权界定开始。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这篇文章很短，搞经济学的同志值得去琢磨一下。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了相当于西方的经济假设，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还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经济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富含商业文化因子以外，很多思想还对当代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包括《周易》、《孙子兵法》等。我曾到沈阳一家军工困难企业当过厂长。到了那里，我推荐了三本书：《道德经》、《黄石公三略》、《孙子兵法》，就是希望用黄石公的思想来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用《孙子兵法》应对瞬息变幻的市场；用《道德经》指导员工的创新精神。

（三）商帮文化构成了我国企业家精神成长的脉络。近百年来，我国的商帮很多，大概有十几派。诸如：令世人瞩目的晋商、徽商，具有永嘉学派底蕴的浙商，以及深受妈祖文化影响的闽商，他们都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归结起来看，我国的商帮主要有两个大的派别，即是北方的晋商与南方的徽商。这两个商帮都是以儒家为根基的，而且这两个商帮都没有摆脱士大夫情结，由此，在经商过程中就难免出现我们现在所说的官商勾结现象。

现在很多电视剧都在描述晋商的故事，有一则故事，我觉得值得一说。1930年，蒋冯阎大战的时候，有一批山西票号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在蒋冯阎大战中，阎锡山打败了，阎锡山随即又一次发行“晋钞”，20元晋钞换一元新钞，山西票号损失巨大。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票号的掌柜毅然选择了宁可自己倾家荡产也坚持让储户用一元晋钞兑换一元新钞的做法。对此，很多商人的子弟想不通。他们得到的教诲是这样的：咱们破产回去还有几亩薄地，可如果按照20块晋钞换一元新钞的话，那这些储户就死定了，我们不能造这个孽呀。可以说，晋商在用自己的行为洗刷着中国人“无商不奸”的旧观念。徽商也是很有名的，胡雪岩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在经商的时候用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他要求自己的店铺“戒欺”。

 

闽商文化既植根于儒家文化，同时又受妈祖文化的影响。妈祖崇拜在福建比较普遍，后来扩展到台湾、广东一部分，浙江有一部分，沿海一带很是盛行。由此造就了闽商的精神，即是：善观识变，顺势而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爽义气，念祖爱乡，回馈乡里。李嘉诚是典型的闽商。新加坡李光耀政府那套廉洁治理也是源于闽商的文化基础。就是说，按照商业规律去做事，不要利用政界官场资源谋取自己不应该得到的利益。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一言以蔽之，中国商帮的辉煌与发展，就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精神，向“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现代企业家精神转型的现实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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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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