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赶考”永未结束

《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著

今年是郭沫若力作《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发表70周年。在这篇旷世雄文中，郭沫若认真“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在当时有力地发挥了“借古讽今”、“以史鉴今”的作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

《甲申》的发表引发了中国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激烈论战，其深刻的“影响最广泛最巨大”

16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这一年，既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的胜利之年，又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迅速走向败亡之年。在事隔300年后的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撰写的长篇史论文章《甲申》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4天，引起了国共两党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引发了中国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激烈论战，其深刻的“影响最广泛最巨大”。

●《甲申》一发表，国民党立刻感受到了其锋芒所指，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

《甲申》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现实：让人不难从封建王朝专制统治联想到蒋家的独裁；从明末中原的天灾人祸，联想到1942年的中原大旱；从腐败丛生的明末吏治，联想到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官场……文章实际是在警告国民党顽固派，若不改弦易辙，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国民党立刻感受到了其锋芒所指，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3月24日，为蒋介石执笔撰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在《中央日报》上发表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抨击《甲申》是“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4月13日，《中央日报》发表《论责任心》的社论，责难郭沫若是“对国家和政治没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责难《甲申》“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4月21日、26日、28日，《中央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攻击《甲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指名道姓要“共同纠正这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中国共产党人独具慧眼，意识到《甲申》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甲申》在发表后不久就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对《甲申》采取了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态度。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深谋远虑，独具慧眼，意识到它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当毛泽东从《新华日报》上看到《甲申》后，立即决定把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作为全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反面教材，后来他甚至还说过《甲申》“要永远读下去”。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甲申》，不仅在于其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符合毛泽东的看法，更在于文中对李自成失败原因的深刻揭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在《甲申》发表20天后的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演讲报告。他在历数我党历史上因骄傲而吃了大亏的教训的同时，明确宣布把《甲申》作为全党的学习材料，作为整风运动的正式文件，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全文转载了《甲申》，并在编者按语中称其“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科学地解说了历史”。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出版了《甲申》单行本。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向全党、全军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甲申》。通知发出之后，各解放区纷纷开始翻印《甲申》。

《甲申》的当代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面对370年前发生的历史，无论对哪一个政党，或者哪一位政治英杰来说，都是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的前车之鉴。

●用民主新路构建政治生态，确保政治清明

中国的历史，是一个王朝不断兴衰更替的历史。《甲申》开篇就指出：“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1644年，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一个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和一个存在了42天的大顺王朝，相继灭亡。这其中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深思回味。明朝政府因完全丧失民心，一下子土崩瓦解了，真可说是“其亡也忽焉”。当时的李自成、大顺军，很快地深受京城百姓的由衷爱戴，真可说是“其兴也勃焉”；然而好景不长，造成“将相不和”，“君臣离心”，最后“呈现出了‘解体’的形势”，“其亡也忽焉”。虽然“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但“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甲申》以此作为结语，真可谓引而未发，欲言又止，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反思空间。

这就启示我们，无论是大明王朝，还是大顺王朝，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如何能够打破兴亡周期率？毛泽东在“窑洞对”中给出了最佳的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90多年来，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民主这条新路上，步伐越走越坚实，道路越走越宽广。

●用赶考行动构建政治生态，确保政府清廉

1949年3月，在进驻北平前夕，为使身边的工作人员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把他们召集起来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合格，希望会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视察时再次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当前，我们党面临着“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抓紧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真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政府清正廉洁。

●用整风精神构建政治生态，确保干部清正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甲申》中，“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这个“假使”和发问，以及对封建政治改朝换代周期所表现出的政治变质、政治信任弱化、政治安全系数走低等政治怪相，对于天才的郭沫若先生来说，还是清楚地觉察到了：“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这触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艰巨性乃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思考。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某些相似之处，极有可能“重犯胜利时骄傲自满的错误”。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又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启示我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切实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善做善成，确保干部清正。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婧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1209/79158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