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西方话语陷阱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这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的,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了基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然而，当前仍然有一些人迷信西方话语，认为“法治”与“法律至上”、“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紧密联系：法律在全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能是“一切皆有法”、“一切皆依法”；只要实施西方的多党制或者两党制、和普选制等民主，就能有效地实现法治，也只有实施这些民主，才能有效地保证法治，等等。如果简单地以这些西方话语为基准和依据来推导，人们会得出“坚持法治就不能提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不能实现法治”的结论，进而影响对中国法治道路的信心。

但是，如果立足现实来观察，就会发现，西方所大力推广的法治模式，只存在于西方的话语中而不是法治实践中，而且这种与西方民主绑定的法治道路，已经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并不是真正有效的。

上述西方话语其实来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的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它体现了人类对法治理想的积极追求，在对抗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法治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这种法治理论越来越难以有效地解释、指导西方的法治实践。此后西方出现的各种法学流派，如实用主义法学、社会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等，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对自由主义法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当前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单纯的“法律至上”，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活动与行为不可能用法律加以规制和调节，或者不需要用法律加以规制和调节。同时，法治离不开道德以及其他社会规范的引导和规范。因为人是践行法治的主体，践行法治的显著表征在于遵守法律，而人之所以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自身的强制性，还取决于人自身的内在约束，“在众多用来塑造我们生活的道德的文化制度中，法律只是其中的一员”。

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法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独立于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阶级的意志，而这个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论断在当前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在西方国家，从立法、到法院的判决，再到司法人员的遴选以及司法组织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美国学者西格尔和斯皮斯研究美国“最高法院的组成”后指出：“总统提名时需要考虑的意识形态，是总统自己的意识形态、参议院的总体意识形态和最高法院各位大法官意识形态的一个总括”，“总统根据意识形态提名人选，参议院根据意识形态评议人选”。这生动地体现出，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司法独立只是一种假想。

那么，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在西方并没有真正实践，为什么西方国家还要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力图使之成为普世模式呢？原因恐怕在于，这种法治理论描绘了一个法治社会的理想图景，对于很多寻求走法治化道路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同时，它与西方的市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能够进一步改变或塑造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性质及政治制度。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法治输出的实践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这是党的科学理论的必然抉择，更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但同时也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上，逐步实践、发展、完善和提升中国宪法和法律，使之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高度自觉遵守的宪法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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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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