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露宿街头死亡折射救助模式有待改进

 

【事件介绍】

 

南京47岁民工露宿街头死亡

12月21日一早，露宿南京街头的安徽人老崔，被发现肢体冰凉，没了呼吸。这名47岁打工者的离去，在安德门周边的打工、流浪人群中，并没引起太多的关注。大家依旧忙着自己的事，天渐渐黑下来时，他们又来到桥洞里、屋檐下，瑟缩着度过又一夜。这个消息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叹息又无奈。记者探访发现，救助站本可成为无着人员在寒夜中的避风港，但很多人选择拒绝。“我们不想把时间耗在救助站里。”这是民工的心声，也是救助工作面临的尴尬。

他一觉睡下去，再也没醒来

冬至来临，南京室外冷风直吹。头天凌晨，南京的最低温度已达-1℃。清晨6点半左右，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接到报警，说雨花西路121号附近一家眼镜店门口，有一名露宿街头的男子被发现死亡。

记者赶到雨花西路龙翔服饰城外的现场时看到，警车停在一处绿色防雨篷前。雨篷下，正面朝上躺着个人，他盖着薄薄的军绿色被子，脸上盖着浅黄色毛巾。一个不锈钢大碗、一个棕色水杯、一个红色的袋子和一辆小型的手推行李车，应是他所有的“家当”。

“我们赶来后，经勘验，发现人已死亡。”现场一名民警表示，排除他杀可能，具体死因正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警方了解到，死者姓崔，安徽凤阳人，今年47岁，平常有饮酒的习惯。

“我以前经常看到这人，手里拿着个酒瓶在附近晃悠，爱喝酒。”附近报刊亭老板韩先生在这里经营十几年了，他说，头天早上不到6点钟，自己来报刊亭开门，“商场保安、警车都过来了，我才知道有人死了。”

韩先生告诉记者，天黑后，死者老崔和同伴经常在这一带过夜。他们一般是早上6点多起来，然后步行20多分钟，到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找工作。有时不愿意干活，就在服饰城旁玩一天。韩先生推测，应该是同伴一早叫老崔起来，才发现他出事了。

这地方，最多时有十几位民工露宿

21日一早，在事发地附近的一个停车场角落，记者还看到了一个裹着厚被子的人睡在地上。也许是睡意正浓或者其他原因，这人不耐烦地翻了个身，没理睬记者的询问。

其实，不管是盛夏还是寒冬，像死者老崔这样露宿街头的人不在少数。“这两天天冷，人少了一些。天一热，这上面全是人，最多时有十几个。”韩先生指指服饰城的一楼过道说，每天下午四五点，就有民工过来找地方休息

市民王奶奶就住在雨花西路附近，昨天，穿着厚厚羽绒服、戴着帽子的她正好路过事发地。得知这件事，老人叹气道：“天太冷，睡在外面没病也冻出病了。但还是有不少人直接找个有屋檐的地方，就睡下了。”

最令王奶奶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拄着拐杖的人。“我看他天天在这边走来走去，也不打工，晚上就随便睡在地上，我那天就问他：‘这么冷，你不回家么？’他直接说不回家，不知道为什么。”

 

桥洞等地，是民工们避寒的“家”

往年的寒冬，记者都会跟随民政、公安等部门，在夜间展开街头巡查，劝说那些露宿街头的民工们。经过多次巡查，记者了解到，地铁站、桥洞下等地方，是民工和流浪汉们的集中露宿地。

21日中午，在雨花南路的一处高架桥下，附近一名居民指指地面满是尘土的桥洞说，每天晚上这里都有多名民工睡觉。在墙角处，还放着一捆棉被，被子上方的墙壁上，不知被谁涂了几个粉笔字“欢迎你到南京来”。

记者经过探访发现，民工们露宿的地方，到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距离一般都不会太远。比如，从龙翔服饰城到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步行20多分钟，即可到达。“民工去得早，才有可能抢到工作机会，去晚了，就找不到活了。”安德门地铁站附近一家商店的老板说。

救助站的心声：天冷了，到我们这里避避寒吧

记者近日了解到，为避免民工和流浪人员在外挨饿受冻，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加大街头巡逻力度，劝导流浪人员到救助站去，避避寒。

21日，在南京市救助管理站的男宿舍里，记者看到每个房间里都安装有空调，床褥干净整洁，每张床都是“铺两床、盖两床”，24小时供应热水，热饭热菜提供，比如午餐是两荤一素一碗热汤。仓库里，工作人员正在整理保暖物资，箱子内摆着棉衣、棉鞋、帽子等。“这些天，救助小组在全市巡查的时候都随身携带着这些保暖物资。”南京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戴阿根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市已开展拉网式排查，晚上到隐蔽的涵洞、公园等区域去转转，寻找需要帮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将棉被、方便面、热水等物资分发给他们，并尽量劝说他们到救助站内过冬。“外面冷，到救助站避避寒吧！”这是工作人员说过最多的一句话。

数据

2014年以来，南京市救助站共救助了8400多位困难人员，其中12月份就500多人，除了巡查中发现的流浪乞讨人员以外，还有一些走失或被遗弃的人。

救助站的尴尬：主动救助效果不佳，不少人拒绝

“我们对流浪的智障者、精神病人、危重病人、传染病人，先救治、后救助，采取多种途径帮助寻找家人。对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离家出走等原因遇到困难的人员，实行分类救助；对遇到生存困难的进城务工人员，及时劝导到救助站避寒。对不愿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的人员，则及时提供必要的御寒物品和详细的求助方式。”戴阿根说。

戴阿根介绍，接到流浪乞讨困难群众求助电话，或是群众来电报告流浪乞讨人员的线索，他们做到及时响应、有求必应、应救必救，1小时内到达现场实施救助，对公安、城管等职能部门引导、护送和解救的流浪未成年人和流浪乞讨人员及时予以接收。

但尴尬的是，主动救助常常是找不到救助人员或救助人员只要物资不进站。“流浪人员有一部分是职业乞讨者，不愿意接受救助，认为去站里是浪费了他们‘赚钱’的时间。一些是出来找工作的，认为去救助站离市区太远，不好回来。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人对救助站不了解，有抗拒心理，觉得进去就是被‘关’起来。”戴阿根表示。

基于救助必须经本人自愿的原则，救助站也没办法采取强硬的手段，只好增加巡查频率，每天夜里去车站、迈皋桥广场、公园等地方巡查，一旦发现有衣物单薄的流浪人员，便送给他们棉衣棉被、方便面等物品。“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才能真正帮到这些流浪人员，比如帮他们找工作等。”戴阿根说。

 

他们为什么不愿去救助站？

救助站工作人员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老崔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但昨天，记者在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一带走访发现，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并不愿意“买救助站的账”。

小行路一家小店外，一名来自安徽滁州的民工，坐在台阶上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一言不发。他说，自己是个焊工，但已很久没有找到工作了。他不说自己姓什么，但他说来南京十多年，现在感觉想找份满意的工做，越来越难。

和老崔一样，这名滁州民工也经常睡在龙翔服饰城外的一个角落里，“我一早就听说有人冻死了。”他说，有10元一晚的集体宿舍可以去住，但里面环境太差，还不如露宿街头。住在街头这事，他不敢和家里人说，“我就等着再挣点钱，买买年货，回家了。”

对于救助站的“避寒邀请”，他轻笑一声：“谁要去那儿？在外面找工作，找到了一天能挣100多。”和他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泗洪民工陈师傅，半个多月没有活干，让他有些急。天寒地冻，睡在马路上，又让他有点吃不消。可陈师傅还在坚持着，因为40多岁的他有家要养。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天当被，地当床……习惯了！”在南京，陈师傅有个比自己大十多岁的同伴—同样离家来宁打工的安徽人老陈。老陈说，他们也想睡宾馆，可是工作难找，挣不到钱。再者，打工在外，他们不愿把钱浪费在“享受”上，更不愿把时间耗费在救助站里和来往救助站的路上。

民工冻死暴露救助制度缺乏温度

民工兄弟宁可露宿街头，不愿意进入救助站，结果冻死街头，这并非个例。前几年南京就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悲剧。

从表面上看，民工冻死街头，确实如救助站和民工所言，主要是民工不愿意入住救助站，民工兄弟不想把时间耗费在救助站，毕竟来回救助站都需要耽误不少时间，影响民工兄弟赚钱。但是，从深层次角度说，年年独有民工冻死街头，实质上意味着民工用生命的代价暴露了救助制度缺乏温度，存在短板和不足，没能在寒冬之时让民工感受到制度的温暖，才酿成了民工冻死街头悲剧。面对一个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街头冻死的悲剧，作为为民工提供避风港功能的救助站，就不能只是对民工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意入住救助站的选择而一味的叹息、无奈，而必须深刻反思现行的救助制度和自己的工作，必须拷问一起又一起的民工冻死悲剧为何就冻不醒寒冬的救助制度？

不管是什么原因让民工宁可露宿街头也不愿入住救助站，诚然露宿街头的民工兄弟思想观念存在错误。但是，政府都有责任和义务救助和照顾好这些活着而暂时受困的民工兄弟，不能让他们继续重演冻死街头的悲剧，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

救助站应当在血的教训中前进，让寒冷的救助制度醒过来、暖起来，堵住冻死人的救助制度的漏洞。首先，修改不合理的救助政策，让露宿街头的民工、流浪人群能够更长时间的居住在救助站。按照现行政策，露宿街头的民工、流浪人群在救助站的救助时间有限制，一般不超过10天，而且会被遣送回老家，所以很多长期露宿街头的民工、流浪人群不愿意入住救助站，担心被遣返回原籍。其次，救助站的主动救助要更加积极，应当多与露宿街头的民工、流浪人群沟通、交流，向他们介绍救助政策和待遇，打消他们的疑虑和误解，争取露宿街头的民工、流浪人群移步救助站。再者，救助站对于实在是不愿意入住救助站的民工、流浪人群，应当在他们集中露宿的地点附近提供简单、必要的住宿条件，比如提供床铺、被褥等过冬生活必用品，帮助他们过冬，避免冻死悲剧，让社会的底层民众真正感受到政府和制度温暖。最后，救助站应当与劳动保障报部门合作，主动为露宿街头的民工、流浪人群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提供就业求职信息，帮助他们寻找到合适的工作，真正解决他们生存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有经济能力改善居住条件。

 

民工冻死街头，救助为何总是失灵？

年仅47岁的老崔在寒冬里离去，几乎没有引起像他一样每天露宿的打工流浪群体的太多关注，倒是让救助管理站的人“头大”——面对“好意”民工总是选择拒绝。但天寒地冻露宿街头，不出事只能是偶然。

我们暂且不说屡被诟病的救助站内部各种问题，会让求助者望而生畏，甚至是谈“站”色变，导致“宁愿受冻挨饿也不愿意进站求助”。仅仅是救助站位置距离市区较远这个问题，就直接给有求助需求者带来不少“麻烦”。一方面，一些特殊人群“求助无路”，连救助站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主动上门求助？另一方面，因为距离劳务市场太远，民工往返折腾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从而容易错过寻找工作的机会，他们拒绝进站救助也就不难理解。

作为靠财政投入建设和运转、以帮扶和救助为己任的救助管理站，工作和服务能不能积极主动一些？例如，针对还没能找到工作，确需临时救助的农民工实行专项救助，开通“求职专车”，让他们彻底放下顾虑，能够坦然地接受救助站的“避寒邀请”。毕竟，冬天是短暂的。

每年寒冬来临之前，几乎各地都会一再重申“做好城市流浪人员的越冬工作”，筹集足够的保暖物资、食物和药品；每每发生有弱势人员被冻死街头事件，就会组织民政、公安等多方力量，加大巡查力度，开展地毯式排查。殊不知，这些年复一年的措施总是一次又一次失灵，让许多无辜的生命在无奈中逝去。救助为何总是失灵？事前的防范为何总是不能到位，这些问题，拷问着当地有关部门的良心。

【启示与思考】

老崔的遭遇让人顿生痛感，如果他能够知道自己被冻死，恐怕就不会拒绝救助站的善意。然而，这是无法假设的，不确切地风险，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别人的不幸，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几分侥幸让他们觉得挨冻，比起来能够抢到活干，赚到一些血汗钱来说，要幸福许多。

老崔的死更象一面镜子，放大了象他们一样在城市底层谋生过活群体的生存状态，他们没有太多文化，家庭比较贫困，找不到固定工作，有限的零工也是有搭没一搭的，留守在城市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活着。正是因为如此，冬季的寒夜来临，“避风港”与“面包”之间的矛盾显得格外突出。如，一些民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也想睡宾馆，可是工作难找，挣不到钱。再者，打工在外，他们不愿把钱浪费在“享受”上，更不愿把时间耗费在救助站里和来往救助站的路上。

这些话相信都是真话，也都是实情。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必然会有着同样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不免使得救助工作很尴尬。宁挨冻也不要求助，有善意而不领情，似乎救助者很受伤、很无辜。当然，也有理想的解决方案，既然他们不愿意到救助站，那么相关的防寒防冻的关爱可以下沉，比如，发放棉衣棉被，提供热水等，提供御寒的保障。而事实上，相关部门也正是这么做的。

很明显，除了职业乞讨者，其他人拒绝接受救助的原因，都折射出现有救助模式还有待改进的现状。把救助站建到郊区，当然是为了节约成本，可如此一来，却给被救助者增加了太多的麻烦。被救助者也是公民和纳税人，为其提供好一点的条件理所应当。因此，在救助站的设置、建设和救助方式的选择上，应该更科学合理、更务实、更人性化。同时，也要加强宣传，消除被救助者的后顾之忧。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弱势群体）都能感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人性化温暖，无疑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和和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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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106/79539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