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与中国未来蓝图的勾略

 

【作者简介】王良学，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8 

王良学(1954- )，男，山西稷山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全国政协办公厅巡视员，研究员。 

　【内容提要】人们大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其实，改革开放的思想与实践几乎伴随了毛泽东一生。革命是改革的特殊形态，开放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表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立党理论基础的政党，革命性和开放性是其主要特征和先进性的根本依据与不竭动力。1921年至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革命战争为中心独立解放的30年，也是不断改革创新的30年。建国后，面对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万事都得以改革来开道。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和建设的重大思想。1949年至1978年，以政治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的30年，为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关 键 词】毛泽东/改革开放/未来蓝图 

30多年来，凡谈论中国改革开放，几乎都把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而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胡德平先生则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是偶然”，说“‘文革’的结束决定了改革的开始”，“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改革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文革’前的17年”。①建设强大的人民共和国，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更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者唯此为大的宏愿。2007年11月3日，新华网发表《毛泽东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卓越贡献》，②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倦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上承我们党从建党以来就具有的光荣传统，又下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新实践”。《人民论坛》2008年第18期，发表李慎明的文章：《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的探索和贡献》，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的指导思想，是要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与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9年与后30年完全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是不可取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以及八大后的先行探索，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9月9日，燕赵都市网发表王亚楠的文章，认为“毛主席是改革开放的先驱”，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2011年，《科学社会主义》发表张乾元的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探索与历史性贡献》，③认为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解放之先河；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认识，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还有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研究”(10BKS006)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90年风雨兼程历史的全方位考察，以史实为依据对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对改革开放和中国未来蓝图的勾略作了全面的论述，认为改革开放的思想与实践几乎伴随了毛泽东一生，为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新的历程奠定了基础。

一、以革命战争为中心打天下的30年也是不断改革创新的30年 

革命是改革的特殊形态，开放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表现。1921—1949年近30年的岁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革命战争为中心打天下的30年，也是不断改革创新的30年。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走“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本身既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又是对马列主义的改造。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改革创新有二：一是“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古田会议”，确立“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等根本原则，并做出决议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要“对党员做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④二是在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等等。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重大改革创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是把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并具体规定在政府人员的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以争取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中等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支持。⑤二是针对各抗日根据地困难日益严重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陕甘边区采纳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于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压缩军队和政府人员的数量，提高质量，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巩固了根据地。⑥三是进行边区的经济改革，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四是在指挥打仗，抓经济改革的同时，提出并领导了根据地的政治思想建设及文化改革，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反对为地主资产阶级和汉奸服务的文艺；提倡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主张文艺工作者要正确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力地推动了文艺改革，涌现出一大批好的音乐、戏剧、小说和诗歌，使根据地的文艺欣欣向荣。

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后三年恢复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⑦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三亿农民分得了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由于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和努力生产，从而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建国初平叛、剿匪与政权建设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建国了，面对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局面，没有改革创新的精神就迈不开步 

新中国一诞生，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困顿局面，万事都得从头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上，每前进一步都是以改革来开道的。面对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毛泽东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⑧

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实际出发有步骤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通过和平赎买、五反运动、收购统销、公私合营等办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地、自愿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渐进式质变而完成的。这些作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见过，在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没有经验，在古今中外都称得上是社会改革方面的伟大创举和经典之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新、发展、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使新中国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顺利地实现了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适时地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新中国跨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探索时期，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早期实践与理论探索。也就是说，“三大改造”及“三大改造的完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样，是具有同样深远意义和影响的两件大事。

1959年，在西藏地区开始进行民主改革，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参加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奴隶主，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彻底消灭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之后，还要不要继续前进呢?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都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和建设的重大理论建树。它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

毛泽东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与问题。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⑩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是为了推翻旧制度、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为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了。这为社会主义时期不断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1958年，当“共产风”在许多地方猛刮的时候，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11)时过近30年，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又重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以及后来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都是实行一长制。毛泽东认为：“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12)因而他提出，要使中国的公有企业管理具有中国特点，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1960年3月11日，毛泽东对鞍山市委关于鞍钢企业管理经验作了批示，把这个经验称之为“鞍钢宪法”，以与苏联实行一长制的“马钢宪法”相区别。鞍钢宪法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政治挂帅，发动群众大搞合理化建议，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

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他认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3)因此，要大力提倡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引导知识分子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毛泽东很重视运用实际例子开展对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1951年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支持两位青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1957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毛泽东认为：改革就是适应事物发展规律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运动。它将普遍存在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全过程，永远也不会停止，即使“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14)

 

　　三、新中国从一诞生就重视开放门户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开放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两厢情愿”的事，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们要开放，敌人要封锁，就开放不成。比如上海，“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15)

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就说：“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既是开放思想的通俗解说，又明确表达了“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坚决态度。

在美国实行“对华贸易制裁”，蒋介石的海军封锁大陆港口，禁止向中国输出各种战略物资(仅1949年到1955年就先后有16个国家的200多艘商船遭到蒋介石海军的拦截)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只能是面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决定与中国建交。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赴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苏联贷款帮助中国建设的协议。后来，苏联又援建中国156个大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毛泽东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16)“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17)

“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总结建国后几年的实践经验和苏东1956年前后发生变化的教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8)并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突出地强调了要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也是毛泽东思想一贯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优秀品质的又一体现。

毛泽东主张区别对待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国家，他说：“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同时也要巩固和发展同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团结。“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20)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1)

毛泽东以伟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主张无私地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仅1971—1973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金额就达近90亿元人民币。对朝鲜、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中国都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援助。这些援助，促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关系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1971年10月，在主要由亚、非、拉友好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在建国初期，中国同苏联和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23个国家建交；1956年到1965年，又与亚、非、拉国家以及法国和南斯拉夫等24个国家建交；1966年至1976年，又与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64个国家建交。从新中国建立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11个，这无疑是打破封锁、扩大开放的丰硕成果。

毛泽东重视全面发展对外贸易关系，早在1958年他就提出了发展经济“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22)的指导思想。2008年以后，面对国际经济危机困局，中国一再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以投资、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为扩大内需、内涵式发展的模式，从而验证了毛泽东先见的英明。

毛泽东说：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23)“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24)对外贸易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25)在毛泽东对外贸易理论和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外贸工作逐步冲破了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到1973年底，中国同15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在25个国家举办了贸易展览会，与世界550个港口开展了贸易往来，并参加了国际博览会。在对外贸易中，我们十分重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填补国内空白，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从1950年到1976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口总额中生产资料的进口占80％多。1972年前后，经毛泽东批准，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引进26套成套设备，其中包括大轧机、大化肥、石油化工、大电站以及汽轮机、燃气轮机和电讯、综合采煤机组等项目设备，总计43亿美元。从1970年到1975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由45.9亿美元增加到1475亿美元，五年间增加32倍。

 

　　四、建国后以政治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的30年，为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至1978年，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政治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的30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准备与起步期，它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加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钢铁产量为15.8万吨，煤炭0.32亿吨，粮食1.132亿吨，棉花44.4万担，石油12万吨，生产技术方面也很落后。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6)建国后，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的30年，不是只讲政治，不要或不重视发展生产和经济律设，而是以政治建设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建设，并取得了伟大成就。“1949年至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从466亿元增长到3624.1亿元，增长6.77倍”，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27)从1952年到1976年的25年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中国的工业产值以平均每年11.2％的高速度增长，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是4.6％；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8％；“文革”10年间，工业生产仍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速是8.5％。(28)在这个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1952年到1976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3178万吨，煤炭从6600万吨增长到61800万吨，水泥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木材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度增长到2500亿度，原油从12万吨增长到10400万吨，化肥从3.9万吨增长到869.3万吨；中国已经能成批地生产喷气式飞机、拖拉机、火车机车和远洋海船；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1976年氢弹试验成功；中国还成功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成为继美、苏之后独立自主地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并不断完善，农业“八字宪法”(29)等生产经验得以总结和推广，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0477万吨，增长1.69倍；棉花产量从1952年的130.4万担增加到1978年的216.7万担，年均增长1.97％。马克·塞尔顿说：“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用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50％的人口手中。”(30)

1952年，工业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到1975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2％，农业则只占28％，产业结构大为改善。正是在毛泽东时代，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这些经济建设成果的取得，还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和情况：其一，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后，基本上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和借贷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进行建设的，并且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其二，当时的经济发展尽管一度有“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但时间很短，并且，在国家的统计指标中是没有泡沫和虚假现象的，更没有后来几十年改革开放中与GDP增长百分之八九相伴而生的百分之三、四十的银行不良资产，以及大量的资源浪费、豆腐渣工程、腐败成本等。

在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和对贫困人员的生活保障方面，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评价毛泽东时代：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也要强；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得到了贯彻：禁止童工，还在农村实施了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工人享有工作保障以及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促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平均65岁。(31)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奋发图强，和世界人民一道为消灭压迫和剥削而斗争，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艰苦奋斗和改革开放，走向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向高科技进军，跨入世界航天与核大国行列，阶段性地实现了“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的壮志，在世界上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台湾学者李敖认为，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不足30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向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地上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后，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在毛泽东时代奠定的。毛泽东及其战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五、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理论与策略基础 

20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雪百年耻辱，相继实现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和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所提出和制定的一项重大国策。这一设计，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家统一原则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科学结晶。它无可争辩地显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创造力。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针对台湾问题的稳定与解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也好，部分也好，集体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同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国朋友时，进一步阐述了我党对台的方针政策：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说好了可以签个协议公布。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的记载，针对炮击金门等有关问题，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会见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等。毛泽东告诉他们：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如果美援断绝，“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台湾人“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32)

1963年，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可由蒋介石当局决定；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赤字约8亿美元)；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之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破坏对方之团结。(33)

再向前追溯，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的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思想，建国初宣布的“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新中国成立公告，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协定，与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20世纪末实施的“一国两制”基本政治制度等联系起来，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或是在政治建设、和平建国时期，以及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上，中国共产党都坚持不懈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问题，并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家学说，把它运用于处理政党和国际事务关系的重大社会实践，开拓了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并使之长期并存的新路子。它既为我们顺利实现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铺平了道路，又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同时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六、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勾画 

革命和现代化并不是对立的，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但现代化需要革命来为它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毛泽东比任何一位领导者都更急切地希望能把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大、做强。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的目的还是在于生产。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号召。

197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是年过七十的老人。毛泽东在驾驭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继续前行中，更多地把目光移向辽阔的远方。1970年7月，以安德烈·贝当古为团长的法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7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安德烈·贝当古一行时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34)这是毛泽东关于超级大国和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理论的萌芽，也是毛泽东要只争朝夕，加快和加强中国与国际对话，特别是与超级大国对话的思考。

当时，毛泽东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在做两件事：一是选择“榜样”，二是选择时机。毛泽东选择的“榜样”，就是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的谈话，就集中表达了他不仅要开启与美国的对话，而且还加紧布局，利用美苏矛盾，开辟中国对外交往和开放的新局面。在斯诺谈到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时，毛泽东借题发挥说：“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实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做自我批评。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35)在这一段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中国要开放大门，欢迎包括尼克松这样的垄断资本家的代表在内的美国右派来华；二是与美国比，中国的生产水平有差距，他期盼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但社会制度比美国强。两个意思，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的发展，尤其是要向美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发展经济。

在谈话中，毛泽东分析了尼克松为了使美军早日从越战中脱身，并要寻求自己的连任，必来中国的情势，进一步表达了对尼克松来华以及与美交往的欢迎态度和具体意见：“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当斯诺谈到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认为“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时，毛泽东幽默地说：“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斯诺问，如果他见到尼克松，是否可以把毛泽东的话告诉尼克松。毛泽东说：“你只说”，尼克松“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当斯诺问到中美两国会不会建交时，毛泽东确切地回答：“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36)

毛泽东通过与斯诺的谈话，以积极的态度回应了尼克松的做法，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几个月后(1971年3月19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一离开北京，毛泽东就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映逐条地对他讲，并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

中国代表队庄则栋等遵照周恩来再三提出要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的要求，和《人民日报》报道的毛泽东对斯诺“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谈话精神，与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等友好交往，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美国队的拉福德·哈里森，主动登门求见中国代表团，并提出了惊人的要求：你们在世乒赛后邀请了我们北边的加拿大访问中国，也邀请了我们南面的哥伦比亚，能不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啊?

据原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容、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报告与消息传回国内，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联合提出“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报周恩来。同年4月4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注“拟同意”后呈报毛泽东。4月6日，毛泽东圈阅了报告。当天，毛泽东得知庄则栋与科恩交往的消息后，夸奖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是日深夜，毛泽东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并嘱“赶快办。来不及了!”因为世乒赛赛程已完，闭幕在即。老人家对于开放国门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发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5项具体措施。正如毛泽东在1970年12月和斯诺谈话时所预料的那样，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访华。小球弹开了中美彼此紧闭了20多年的国门，震动了地球，中美关系终于走向了正常化的道路。已是暮年的毛泽东通过“乒乓外交”，了结了一个心愿，为中国敞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拓了对外开放的新道路。

二战后的日本，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苏的经济大国。在推动实现与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毛泽东着力推动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反对苏修的斗争，有利于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我国解放台湾的斗争，有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37)与美国相比，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对中国有欠账。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高瞻远瞩，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在当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既同日本当局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更积极地做争取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和日本人民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由政界有识之士、友好人士带动，形成了民间友好的洪流，并最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同年9月29日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声明》宣告：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双方决定：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政府间的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选准“榜样”，抓住时机，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毛泽东又根据国内的情况，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对以政治建设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库存”进行再次的盘点和清理。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提出关于释放战犯的建议，并具体指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现在“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对于释放方案中每人发放十五元补贴的做法，毛泽东认为：“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并要求：“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38)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75年3月17日向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提请审定，3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对毛泽东这一举措，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解读：昔日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些与我们明火执仗的对手，已经放下武器25年，都被改造成为共和国的公民了，在中国还有什么不能和没有成为公民的对手吗?一个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可以成为过去，一个早就盼望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应当可以开始了。

至此，毛泽东在建国以后近30年里，排除了可能颠覆红色江山、改变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的各种隐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确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和方向，扫清了发展经济、发展文化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奠定了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清理了长期革命战争遗留的旧账，打开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大门。

没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的几代人在两个3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坚持不懈的卓绝奋斗，便没有中国的今天。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几代人在两个3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丰功伟绩，全面正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并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遗产，将会使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飞得更高、更远。

　　注释： 

①胡德平：《改革需要大思想大智慧》，《学习时报》，2011年3月7日。 

②《毛泽东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卓越贡献》，http：// www.sina.com.cn，2007年11月3日。 

③张乾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探索与历史性贡献》，《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 

④余伯流：《“七大”纷争与古田会议》，《军事历史》，2010年第1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8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1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11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74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7、440页。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8—31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5、1507页。 

(1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01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6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7—268页。 

(2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02、285—287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73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41页。 

(23)《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1961年，第190—191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41页。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06页。 

(27)张全景：《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是长期任务》，《红旗文稿》，2010年第3期；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2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29)毛泽东总结提出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是：水、肥、土、种、密、保、管、工。 

(30)余飘：《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31)余飘：《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44—245页。 

(32)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80—881页。 

(33)郑兴和：《从“和平解放”到“一国两制”》，《省对台工作》，1999年第4期。 

(34)李东航：《“一国两制”构想的由来和实践》，《解放军报》，2008年10月22日。 

(3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6—167页。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7—173页。 

(37)徐中远：《毛泽东生前每天必读〈参考资料〉》，《中直党建》，2011年第9期。 

(3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21页。

责任编辑：周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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